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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和現代民主政治原則有著重要的連貫，尤其是官員負有責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及言論自由（不論在實務施行上的差異有多大）這幾點。這些原則是西方所重視並且以民主政體表現之社會形式的基石，而比方在中東獨裁君主統治下的阿拉伯國家，這些原則就不存在。

在這樣的制度中，即使打著「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這樣的思想旗號，「政府」或「政黨」仍很容易被視為有限制性或不受歡迎的權威。極端重視私生活，加上公民被除權，無可避免導向政府規範和個人自由或個人異議主張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需要時時磋商，也是現代民主和_圖_書政體最明顯的特點。

然而，現代和古代民主體制的差異也同等重要，而且顯現了更為難解的問題。任何時代的民主政體都面臨的棘手問題之一，是「人民要什麼」的問題。民主應該是要實現人民的意志。但要確知人民的意志是什麼，以及應該如何實現，是極其困難的事。

為這個現代民主制度辯護的眾多論點之中，有一個是柏拉圖的主張：選民缺乏表決複雜議題所需的專業知識或經驗。選民的決策力確實有無知、受私利左右和善變這樣的威脅，而且我們也不免會質疑群眾有看清自身最佳長遠利益與實現方式的能力。然而，現代選民和-圖-書究竟希望政客具備什麼樣的特質或專業，並不清楚，即使在經濟、軍事、司法和社會這些非常重要的政策領域上，也是如此。選民應該如何評估或討論政客的特質和專業，也不清楚。「人民」和「公僕/人民代表」之間的制度性隔閡似乎無從跨越。

在當前深入思考我們所謂的「民主」是什麼意思，以及對民主體制又什麼期待，尤其必要。現代民主制度宣稱為自身始祖的古希臘民主政體，與現代政府組織及現代意識型態的承諾，構成鮮明對比。我們若是要做審慎的自我分析，就必須深入思考民主的意涵。

古代雅典人將全民議會通過的政令銘刻在和圖書石柱上，讓政令公開又持久。他們的政令總是這麼起頭：「雅典人民認為這是好事……」在直接民主制中，銘文起碼記錄了主政的全民議會——齊聚一堂的人民——共同討論之後，所得的多數票結果。不過，這樣的紀錄並未顯示，這項決定反映了社群中的特定團體贏得對該團體有利的投票結果；或是全民以心懷整體社群的高尚情操，決定了有益於整體社群的事；還是這個決定其實是要貫徹其他人民真正想要卻未明言的事項。或是，投票結果涵蓋了以上所有（和更多）的動機。光是要知道一個人真正的意願，就已經是十分困難的事了。要假定我們能輕易判定「個和*圖*書人的集合」要什麼，往好的方面說，是理想化的幻想；往壞的方面說，是服務私利的辭令。

在直接民主制中，一個議題可以付諸表決，並記錄下結果。在代議民主制中，除了少數特殊提案交由公民投票，無法逾越的體制障礙阻礙人得知人民的意志。要記錄下「人民認為是好事」的事，是辦不到的事。人民代表的選舉是要選出決策者，但他們並不聽命於選民。在大多數的時候，人民代表也代表政黨，而政黨會要求人民代表效忠。政黨的整體政策也經由人民投票並施行，但政策可能在未經選民決定的情況下改變，也毋須擔負責任（唯一的危險是他們會因此在日後的選舉失利）。ｍ•hｅｔubｏoｋ.ｃom•ｃｏｍ政府可以採取非常不受人民歡迎的決定，違反人民顯然的意願。

「民主政治」一詞，在今日往往被人當成西方世界贊同的象徵，隨口引用。可是，要想了解民主政治這種概念和政府形式的發展軌跡，不談民主政治的歷史和理論——「如果……會是什麼情況」問題——是不可能的事。雅典民主政體不但是歷史和政治語言的根源，也是一個特殊而具揭示性的模式。不談希臘的典範及其對塑造現代世界之歷代革命的巨大影響，就無法合理地討論民主政治歷史這個概念。雅典至今仍是明鏡，可供我們清楚檢視和剖析當前的政治理想和制度。要深入思考民主體制，我們需要蘇格拉底和柏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