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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國軍做下級軍官的時候，在內地從一個縣的東端行軍到一個縣的西端，可以看不見一條公路、一輛脚踏車、一具民用電話、一個籃球場、一張報紙，或是一個醫療所。而觸眼的盡是「王氏宗祠」、「李氏家祠」，以及「松柏惟貞」的節婦牌坊，此外還有傳統好官墓前歌功頌德的「神道碑」，再不然則是「學人及第」和「文魁」榮譽牌匾。後來學歷史，才領會到傳統政治的結構，不憑經濟與法治的力量，而大部分靠「尊卑、男女、長幼」的組織體系。眼睛看不到的，則是編排保甲的潛在勢力以及鄉紳農民自己彼此間放債收租，及於遠親近鄰等等微細末節。所以這些人文因素不是太抽象，就是太瑣碎，都無法改造為新社會的基礎，也無法取締禁革。而且自一九〇五年停止科舉考試以來，上層與下層完全脫節。這時候也難怪軍閥割據。因為過渡期間只有私人軍事力量才能填補此中缺陷。而這種私人軍事力量卻很難在一兩個省區之外有效。以上也是北伐完成，蔣介石登場的概況。

在抗戰以前，蔣之人身政治已經給他造成了一種無從替代的局面，所以在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可算作他的死對頭，仍主張不加損害仍讓他主持全國的大局，有如張學良將軍《懺悔錄》所云。

蔣介石在這時候苦心孤詣所構成的則是一個新的高層機構（superstructure）。他唯一的本錢即是所謂黃埔嫡系。一般人之心目中，總以為前期黃埔畢業生，在蔣家天下成為天之驕子，在人員與給養的分配以及戰鬥任務的分派和升官發財的門徑都比旁人佔先（而有些情形之下也確如此），可是外界人士還不知悉的則是很多黃埔嫡系的高級將領尙是怨聲載道，因為他們的校長，責勉他們為革命軍人，常常給他們以人所不堪的遣派和責備。其嫡系的怨望既如此，其他雜牌的情形可想而知。

寫到這裡，我不能不強調中國八年抗戰之血淚辛酸，是人類史裡少有的事，至今中共也仍在紀念館裡一體宣揚，內中也有蔣介石的照片，此種表現也不全是「統戰」，而是由於中國革命業已成功。

經過這段會見之後，蔣才向羅斯福要求撤換史迪威。

今日時過境遷，我們可以簡概的說出，一九三七年中國之對日抗戰不僅物質條件欠缺，而且組織的能力也不夠。縣以下既是無數村落間的小單位，除了幾個通商口岸之外，縣以上應有的現代機構一般也都不存在。民間既如是，軍隊與官衙的行動與運轉必受其影響。所以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派黃郛和何應欽與日本交涉，總是提倡忍辱負重。戰事一開，他又將一切謹愼，擲諸化外，而以士氣人心代替組織與效率。其不惜犧牲，有如將原來儲備下士官的教導總隊一體投入戰場，事前向他們訓話，囑他們個個必死（而教導總隊的死事也極慘烈）。此時他可能過度受日本教育之影響，也可能估計錯誤，但是他的目的，將一個局部的戰爭（日本人的著眼）拖成一個全面的抗戰，使無人可以規避，並且終拖成一個國際戰事的目的卻已達到，中國也賴此得到最後勝利。凡此都不是軍事教科書之所敍及。

張學良將軍的《懺悔錄》最近重印，給我們一種機會檢閱西安事變前的情形。東北軍與共軍作戰，一個師長陣亡，另一個師長拒降死，張即感到咎在己身，從此也可以看出統帥權的基礎仍是私人關係和私人情感，李杜準備回東北號召抗日舊部，也由張自己決策贊成，自己出錢資助，這種以私為公的辦法，也可以轉變之為以公為私，因為權力與義務在這種情形之下總是可以對流。同樣的情形，我們也可以看出雖有他之請求，蔣先生不讓他主持侍從室的邏輯。張和東北軍之關係既如此明顯，則一朝被任命為侍從室主任，參與中樞人事任命機密，就可能使一部份人彈冠相慶，而多數人意態怏怏，甚至頓生疑懼。因為蔣所對付的除了東北軍之外，尙有西北軍、桂系、粤系、雲南、四川、福建、湖南的部隊，以及他自己的黃埔嫡系。這種情形不是任何人的過失，而是社會環境使然。

率直的說來，中國在一九三〇年間或一九五〇年間，去明朝的社會形態仍未遠。國軍雖在若干條件下具有現代形貌，實際仍是社hetubook.com.com會上的一種游體（Foreign body）。在這種條件之下，軍隊的統御、經理不能不受舊式社會環境的限制。

提到蔣介石，一般中外作家尙有通常忽略之一點：他是一個宗教觀念極濃厚的人。

蔣介石為甚麼不採取這種步驟？一個與之相似的問題則是：為甚麼蔣介石不改革農村，爭取群眾？

書中沒有直接講明羅斯福緘內的內容，但是從《文件》前後的文句看來不外責備蔣介石戰鬥指導無方，應當對華南戰事失利負責。

奧國的軍隊在德國人的眼裡看來沒有生氣，一如抗戰四年後的國軍在美國人的眼裡一樣。這種說法，只極端簡化著表面上的一種粗淺現象，而完全忽視後面的背景。奧匈帝國以一個跨地過廣的專制皇權雖掙扎已臨末日，而中國則是從一個已經崩潰的舊帝國之灰燼中企圖建立新秩序。我相信很多中外人士都沒法想像到，動員一個三百萬人以上的武裝部隊，希望在一個統一的軍令之下和一個優勢的強敵作持久戰，為中國幾千年歷史所沒有的經驗，而在七七抗戰創始。這時民間之組織可支援這種大事業的機構也十九落空，因之其前後動員的程序已經不是人力可以完全掌握，很多情形之下要經過群眾運動在歷史中找到出路，例如前述國軍之編成，首自軍閥割據。這當然不如理想，可是即使今日任何人縱有機會重新創造歷史，也無法提出一個替代的方案超越這種程序，無中生有的造出一個三百萬人的部隊。既然如此，則國軍統帥權之掌握使用，不能不為當日過渡期間的社會條件所左右，所以縱非尊卑男女長幼也仍是人身政治。

這樣的文字能被普遍的接受，則是經過幾十年的混亂，中國的改革已上軌道，臺灣已漸採取商業體制，也大致用數目字管理。大陸雖步後塵，可是經過一番挫折後也已適時的改變方向。在這時候我們檢討張學良和孫立人事件，最先即要承認這兩事件都是大歷史轉動中的一種環節，有中國的長期革命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後面作背景，總之就發生於人類歷史經驗領域中的一個極不正常的時代。

這件事情與本文主題的關係則是孫立人將軍之無端被捲入中美政治的漩渦，不開始於一九四九年。抗戰期間他就已經被視為過度親美，也和史迪威太接近。前述《史迪威文件》出版於一九四八年，書中有孫將軍與史迪威的合影，照片旁的註釋說史認為孫是中國將領中最能幹者。這時候孫立人還只任陸軍訓練司令，駐節於鳳山。一九七一年塗克門女士（Barbara W. Tuchman）在所著《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一書中更稱，一九四五年史迪威希望率領美軍自太平洋向中國登陸，當時麥里爾少將（Major General Frank Merrill）告訴他，孫立人曾以中國軍官的名義發動上書羅斯福，要求讓史迪威重返中國（載此書Bantam Books 紙面版六五九頁）。《在華經驗》出版時，孫將軍已失去自由，真與不真，他已無法申辯。不過書內所敍事在羅斯福逝世之前，既有這段傳說，則孫將軍之被捲入漩渦，已早有歲月。

兩天之後他寫信給史迪威夫人，又有一段小詩：

假使我在海外幾十年研究歷史還有一點用處的話，則從大處看去以上情形已屬不可逆轉（Irreversible），雖說短小的挫折仍是可能。這也就是說在不鬆懈警覺性的前提之下我們應當相信中國跨世紀的改革業已成功。過去我們覺得中國現代史裡的一團汚糟，今日看來，則有其長期合理性。張學良將軍和孫立人將軍雖半生冤屈，到底能看到這種局面，今日恢復名譽，仍未為非福。

抗戰期間中美關係之惡劣化，以史迪威事件為轉捩點。一九四四年以前，美國有些人士對國民黨和蔣委員長的不滿，還只零星吐露，及至蔣要求撤換史迪威，損害了美國人的自尊心，從此美國官方與hetubook.com.com民間對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的看法，一落千丈。一九四九年的建議與方案，雖說是針對中國內戰急轉直下的情勢著眼，卻不能說與以上的感情作用無關。

蔣介石最被職業軍人指責的，一為抗戰初期將國軍精銳犧牲於淞滬地區，在戰略上無所收穫；一為他喜歡遙制部隊，有時候直接指揮，下及師與團的配備。很多將領對他隨從參謀皮宗敢少將的聲音應當非常熟悉，在重慶時皮常以長途電話傳達蔣委員長的命令至各部隊之陣地的部署。這兩點也最為史迪威將軍所指摘，第一次緬甸戰役，蔣派他為總指揮，又直接指揮杜聿明和羅卓英。一九四四年的湘桂戰役，也是蔣直接指揮的。

如果我們純粹的站在軍事科學的立場，只能乾脆的說史迪威對，蔣介石不對。可是現在我既提及大歷史，也就是從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看歷史，則只能先擺開一個古老的帝國，五百年缺乏改革，一朝傾覆，要從斷瓦碎楹間找材料重建規模的艱苦場面。這時候我們還要責備當事人行事是否符合科學原則未免太苛。即考究他對人命與物力之投入是否考慮周詳，也應當不離開上述大歷史的一種場面。這也就是說軍事無法脫離政治。

史說他在湖南「甩掉了三十萬人」，而他自己需要一萬補充兵去取代緬甸戰場之死傷，雖力竭聲嘶還達不到目的，這是他最不能忍耐的地方。（史迪威很少提到中國官吏之腐化，公開提及國民政府之貪汚者為國務院官員及與蔣委員長相處甚得之魏德邁。）（又以上史的指摘見《史迪威文件》頁三三二）

張學良和孫立人兩事件相隔近二十年，這兩個事件發展的情形不同，卻也有相似的地方。從紐約《世界日報》看到王震邦先生所寫〈孫立人如何被捲入美遠東政治漩渦〉一文，知道麥克阿瑟和美國國務院曾有人建議以孫將軍保衛臺灣甚至將臺灣交聯合國託管的方案。這些建議與方案產生於一九四九年，而孫將軍及郭廷亮的事件則發生於一九五五年，前後相去六年，可見「政治漩渦」的力量牽涉相當久遠，其實這些情事歷史上的背景，尙不只於這短暫的六年。

我翻譯這一段日記之後，也必須有一種交代：以上的文辭都是史將軍個人私下發洩情緒之作，引用粗獷幽默與挑戰性的字眼，也是美國人從小參加運動競技時的一種習慣。他之所謂痛楚，也不是沒有根據，我在以下文字中還要提及。可是縱有種種的情節，我們看到他所謂對蔣介石的懷恨，在未撤職之前已到了這種程度，也可以想見他已失去作客卿，甚至作盟軍戰友的角色了。

蔣介石很可能有軍事天才的優越感，他也很可能自具創造奇蹟的信心，這些情形要待替他作傳記的人仔細分析解剖。我從研究大歷史的立場卻要指出他之干預部下份內之事，半屬當日環境之產物。國軍一個最大的缺陷，不僅是素質低，而且是素質不齊。對很多將領講，抗戰是人生的一大冒險，功名固可以成於旦夕，禍害也可以生於俄頃。後面的預備隊可能突然失踪，側翼的友軍可能不在指定的時間地點出現，部隊的建制不同，補給也有參差，部隊長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響到戰時的協同，一到軍法審判，軍法官只在邏輯上替責任問題銷案，很少顧及內在的公平。這很多問題統帥都不能一一解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又如何掌握統帥權？於是蔣介石只能強調人身政治。他除了組織各種幹部訓練班，經常自己出面之外，又始終不放棄中央軍校及各分校校長的職位。團長級以上的人員之任命，也經過他親自召見圈定。這種「親庶政」的作風是他個人的性格？還是由於環境使然，讓他愈做愈深？這也待參考文件不斷的出現，由專家考證。我在這裡可以確切斷言的正是他的越級指揮，也還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長，只有經過他的耳提面命，對方才覺得責無旁貸，很多超過常理以外的任務，能否確實執行不說，首先也只有委員長手諭或面諭才能指派得過去。他之令第十軍方先覺死守衡陽，以後方被俘，然後逃回，仍得到蔣的袒護支持，即是此作風的表現。

孫立人將軍重獲自由之後所作公開談話，把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〇年間的情形敍述得更清楚，一個在美和-圖-書國V.M.I.（維吉尼亞軍校）畢業的軍官學生，回國之後沒有一個國家的機構去安插他，竟麻煩他自己四面八方的去找事，起先在方鼎英、閻錫山下面奔走之後好容易找到日後主持中國正統的黨中央，也仍不是正規部隊，而是這樣與那樣的雜牌。總算孫將軍人緣好，八一三負傷之後有黃杰將軍接濟他。（「只要我有飯吃，孫立人也有飯吃。」）又有宋子安先生接他到香港療傷，怪不得孫將軍至今還惦念使他沾過光的人士，同時他更感到團體單位的重要，甚至責備清華校友不能互相照顧，以致受人欺負。可是他自己又一本忠忱，仍鼓勵子女上清華而不入台大。

三十年之前提出此種問題還講得通。今日有人再提出此種問題，則可以謂之為冥昧無知。最簡單的說來，中國土地問題與財政稅收問題自明太祖以來未曾經過全面檢討徹底翻修，已五百多年於茲。上面所說第三帝國本來就應該改組，癥結在此。今人如果再提出以上問題，倒不如說：「為甚麼蔣介石不做毛澤東？」我們也可以說縱是蔣願做此事，則中國還要另外尋覓一個蔣介石，去對付當前的大敵獲得國際的支援。讀者務必看清中共的土地改革，大半靠中原鼎沸乾坤顛倒的情形之下執行之。同時毛澤東利用國民黨之高層機構使他的工作和外界完全隔絕。中共迄至一九四九年也不組織自己的高層機構，所有軍隊的戰鬥序列全靠無線電聯絡，除了油印報紙之外，連城市文化也不要，只如此尙要鼓動村民造反，將遠親近鄰放債收租的人打死|逼死，犧牲了三百萬到五百萬人命〔根據法國武官紀業馬將軍（Brig. Gen. Jacques Guillermaz）等估計〕，才算進入了農村，完成了所謂改革。所以即使沒有思想上的衝突，從技術上講，製造一種高層機構與翻轉低層機構已只能各立陣營，分道揚鑣。這種情形也可以引起我們想到中國內戰無可避免。（中共去年發表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說明抗戰期間，中國軍民死傷二千一百萬以上，內中共軍「戰指員」傷亡六十萬，「敵後解放區」人民群眾傷亡六百萬，其他則未分析，詳《年表》頁一七八。）

從以上各種跡象看來，他對張學良和孫立人兩案的處理，旨在保存這統帥權及其邏輯上之完整，因為「兵諫」一事最為他之體系所忌懼。蔣介石也許有缺點，但是小器量，意存報復卻始終不是他的性格。這一點歷史上已留下多則例證，有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又有如他戰後之對待日本。倘非如此，他縱掌握黃埔嫡系，軍法威權，和特務政治也難能做中國之領導人達半個世紀之久。即是他和史迪威鬧翻之後，他仍邀請史茶會道別，並且解釋他們兩人之無法和衷共濟，並非個人恩怨，也見於《史迪威文件》。他提議贈史青天白日勳章則被史拒絕，其後他命名雷多公路為史迪威公路，則史引以為榮。

這篇文章裡因為敍述之所至，寫了一些對前中國駐印軍總指揮約瑟夫史迪威上將不利的文句，只是以上的字語，早已刊刻成書，發行十萬，至今還在圖書館裡，也無可隱飾。我也仍能記起史將軍看到雷多的中國公墓，管事人不用心，每個墓碑上都寫著「無名英雄之墓」，因此震怒，指令將死者姓名部隊番號查出。他看不起中國官僚制度的作風，卻不是看不起中國人。他沒有對外宣揚，卻在日記裡悄悄寫出中國民族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因為即使是一個窮困不堪的農民仍能抬頭樂觀。即使為史迪威事件抱不平的白修德，當日一氣，曾寫下很多對先總統蔣中正先生不利的文字，後來也曾對News Week的記者講，他低度估計了蔣的困難。筆者曾於一九七九年寫了一封信給他，說他敍述中國只注重高層機構，沒有看穿下層組織，並且要他看過即可以「歸檔於字紙簍裡」，也就是將信擲棄。不料一年半之後仍接到他的一封回信，可見得有了歷史的縱深，我們即對親身切眼的事情可能有與前不同的看法。本文將一切歸結於大歷史。

臺灣在陳誠將軍領導之下，實行「耕者有其田」之法案，其目的並非完全是經濟平等，一方面也強迫地主棄農就商，因之剩餘之資金能投資於新興工ｍ•ｈｅｔｕbｏoｋ.cｏｍ•ｃｏm業，農村人口也能進入於城市，又配合美援，因此低層機構間已打開了一個可以互相交換的局面。我也在臺北《中國時報》寫出，中國過去因為私人財產權未曾確定，公眾事業缺乏民間產業在後面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以致上層機構裡的數目加不起來，其組織也無從合理化，十九世紀之「自強」因之只能虎頭蛇尾。我們翻閱歷史，可以發覺十一世紀北宋時王安石之變法，希望將財政片面商業化，也是在類似的情形下，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而失敗。中共在大陸的設施初看無一是處。可是卻已造成下層機構一個較簡潔的粗坯胎，目前他們已經看清本身的弱點，於是證券市場之設立，破產法之被提及，所得稅之徵收，保險事業之抬頭，尤以地產之使用權可以價讓，都是確定私人財產權的步驟。今後社會多種因素既可以自由交換，則所有權（ownership）和僱傭（Employment）應能構成一個大羅網，現代社會的重樓叠架於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軍隊與政府就靠這種機構維持。所謂法治，其精神也不外在數目字上管理。今日大陸雖仍稱共產，實在有「金蟬脫殼」之姿態。

過去約二十年我有一個機會，將中國兩千年的歷史，拿出來重新考慮。現在看來，這朝代歷史之中，秦漢可稱「第一帝國」，隋唐宋可稱「第二帝國」，明清可稱「第三帝國」。其分析的節目，有專文專書在各處發表，所根據的重點則是財政措施，顯而易見的則是第二帝國的財政稅收有擴張性，第三帝國帶收縮性，當中百年不到的元朝，只形成一個過渡階段。明朝之創始到清朝之覆亡一共五百四十三年，這社會的組織至此照中國傳統已經需要改組。原因是法制過於簡陋，稅收過於短少，人口增加過度，土地所有的紀錄不符現狀。從以前的事例看來，更換朝代，必有一番劇烈的波動，而在大帝國更換朝代時波動所影響的幅度更大。

一般美國人不明晰的，是當時中國國軍幹部，在中美爭執時，多順著民族意識，崇奉自己的主帥，不滿意喧賓奪主的客卿，只是無法公開發表他們的主張。一九四四年，我們在軍中已經聽說蔣委員長在桂林柳州軍事失利之後，已經受到美國的壓力，答應將統帥權交讓給史迪威，但是不滿足，還要通過羅斯福去凌|辱蔣。史將軍去世之後，他的日記緘簡，經過前《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的整理以《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為名發表，至少已證實，其中一些的情節，譬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史迪威將羅斯福的一封信當面交給蔣介石，事後他在日記寫出：

這時候一個理想的解決方式則是低層機構（infrastructure）已先有一番改革，於是人員與物資的徵集公平合理，補充既裕如，則一切都可以標準化，各部隊都能造成一個可以互相交換（interchangeable）的局面，因之也無須注重東北軍與西北軍的區別，黃埔與非黃埔的區別，甚至西點與維吉尼亞的區別。

我也是中央軍校（十六期一總隊）畢業，也算是留美學生（陸軍參謀大學一九四七年級）所以敢於說知道此中情節。歷史之展開，其發展之程序多時出我們意料之外。我們不能覺得應當如是，即將這應該的程序寫成歷史，而只能實事求是。而且今日局勢大白，我們更應當放寬歷史的視界，才能如林肯在美國內戰結束時所云：「對所有人表示慈愛，不對任何人懷抱怨毒。」孫案還有很多地方待調查解決，這文字雖以歷史家的立場寫出，孫將軍仍是筆者的「老長官」。在孫案以不同角度牽入的江雲錦和陳良燻，也是我年輕時的朋友。名義上被判死刑的郭廷亮雖無一面之緣，其年歲環境和筆者也相去不遠。只要命運的安排稍有出入，我也可能和此中任何人更換位置，彼此接受對方的經歷。況且幾年來為孫案奔走的潘德輝和舒適存將軍也與我迭予照注，海天相隔，我只希望他們都被認為在大時代動亂中曾衷心對國事有真切的貢獻，而且歷史的展開也確是如此，只有今日我們將眼光看寬，才能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雖有側面、正面、積極、消極的區別，其總和-圖-書結果則匯集於一個廣大的群眾運動之中，解決了中國幾百年的一個大問題。

前述《時代雜誌》的白修德在他的所著書《雷霆後之中國》（Thunder out of China，1946）提到國軍的一章，劈頭就說出第一次歐戰時，德國參謀本部派往奧匈帝國的聯絡官，看到奧國軍隊的情形，立即向國內報告：「我們與殭屍結盟」。有了這樣的開場白，作者即說出第二次大戰時，美國以中國軍隊為同盟軍，其情形類似。

筆者於中國駐印軍在緬甸作戰時，曾以前線觀察員的身分（每日以鄭副總指揮洞國的名義向重慶和昆明提出報告）隨孫將軍的司令部進出戰場，前後一年半，不僅曾親自看到孫將軍指揮作戰的情形，也和他的幕僚及下級幹部相當熟悉。早就知道孫將軍一生以岳武穆的「盡忠報國」自勉，又能與士卒共甘苦，豪俠好士，不蓄私財。他瞭解美國人的脾氣，能夠以直接的辦法對付他們，又有不媚外求榮的性格。《史迪威文件》裡尚有他和史爭辯的記載。史之參謀長柏德諾（Brigadier-General Haydon L. Boatner）盛氣凌人，動輒欺負中國將領，只有孫立人才能使之稍有檢束。可是出類拔萃的孫將軍卻不是中國軍官學畢業的，而是一個美國留學生，就不免在講派系的國軍裡面受排擠。他的效率與聲望愈高，愈被嫉妒。因之他的美國背景反成為一個事業上的障礙。我在《萬曆十五年》書中寫出在明朝萬曆年間張居正和戚繼光沒有造反的證據，卻有造反的能力，終被清算。孫立人的被軟禁幾十年，也出於這種官僚政治之邏輯。

九月十九日：待了很久很久之後F.D.R.（羅斯福總統）最後慷慨直言，直言多得很，每一句裡包含著一個爆竹。「趕緊認真，否則即是——」如此一個發熱的爆竹。我將這包胡椒粉交給「花生米」（史給蔣介石的綽號，可是有時候史的情緒轉好，也在曰記中稱委員長），微嘆之後坐了下來。這叉魚鎗命中著這小壞蛋的神經中樞，將他打過透穿，這是徹底的命中。但是除了面色變綠，和失去語言的能力之外，他不眨一眼。他只對我説：「我知道了。」如是無言的坐著，輕輕的搖晃著一隻脚。（文件頁三三三）

所以他們兩位將軍提出的問題，不能專就道德的立場解釋。我們只能說傳統的辦法以道德代替法律已不適用於二十世紀的社會。在這前提之下，我提議以研究歷史的立場，將以上情事重新考慮，作一種新的解釋。這種解釋，可能與當事人的觀感完全不同，而且需要將中國歷史提高到一個不同的境界。

並且從世界局勢看來，近五百年來所有現代國家也都經過一段改組，或正待作類似的改組。這種改組的宗旨究竟是資本主義的性質抑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已不復成為爭論的要點。現在從學理以及事實上發展的趨勢看來，乃是趨向亞當．斯密所說從一個農業社會管制的方式進入商業社會管制的方式。考諸先進國家的成例，這種改革，必定經歷各種險阻艱辛，苦難重重，而且費日持久。因為其超過個人人身經驗，當事人雖被迫參與其程序，不一定能看清其性質。我也將這種理論，前後作為論文，以中英文在紐約、臺北、香港、上海、北京各處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