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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為甚麼他們都去一九八師，而不到我這裏來？

這年頭軍隊之經理雖未明言，已採取一種包辦制。軍需署和兵站能有力供應的盡力供給，不能供應的或發代金或者就整個的抛置不提。當時人說，當一個師長一年就平白也要掙上萬把塊錢，當一個團長至少也有二千塊到三千塊的收入，可能確係事實。即是各部隊的軍需處長大都是部隊長的親戚稱當。我也曾聽到人說：「凡是當過軍需處長五年以上的，都可以全部抓來一律槍斃，當中沒有半個死得冤枉。」可是當日就覺得說這樣話的人半似嫉妒，半為羨慕，全沒有顧及經理人的責任。

有了那天的經驗，以後軍中同事說及行軍之困苦，有如隊伍分散，營養不良的新兵又無適當的補蓋倒死過半，連排長能顧前不能顧後，天黑時扛機關槍的兵員還不對數，心急如焚等等，雖說他們經行的道路沒有我們跋涉一段的艱難，我也可以閉目想見其實情。即是田海男和我的故事也已由他寫成文章，刊載於書刊，由他父親大戲劇家田漢加筆介紹，田伯伯還以推己及人之心，想及自己的孩子倒臥路旁（當日海男只十七歲），千里之外無從救助，而此日此時，中國人之為父母者又不知多少千多少萬，也處在同樣情形之下，只是子女的音問渺茫，不敢從壞處著想罷了。

以後想來，這驢子可能尙未成年，平當只在村裏近距離擔載輕物。趕驢的人好像祖孫二人。他們家裏還有甚麼人，我們無法猜及，多年之後，這問題尙在我憶臆之中。只是很顯明的，他們不應當被徵派而被強迫拖來。本來運鹽的李排長也可以打發他們回去。不巧適值三個軍官候補生要到師部報到，因此這祖孫二人和他們四肢像牙籤的牲口，也只好勉為其難和著我們一同為抗戰服務了。

「分一匹驢子給你們？天老爺，那他如何會肯？」

我們下級軍官雖然吃盡苦頭，胸中仍帶著一種希望：看來我們在滇南山上，日本人在山下，此戰區戰鬥一展開，我們很有衝出國界，作遠征軍之可能。至少「首先在國外作戰」，必為一種光榮。在我們報到之前，師長自己就帶著一連兵越界到越南的一小鎮猛康巡視過一遍。我報到後不久，也說服了我的營長，營裏應當有人明瞭敵前地形，於是經過他的允許，我也通過在新店的前哨去過猛康一次。

「他一聽説是我的當時就説『腐化』！我本來想報告他這是我替父親造的一座壽廬。上次他召見我的時候我就準備當面報告。可是他委員長一直没有提起這件事，我也只好算了。」

因為木馱鞍和鋪在驢背上的氈席貼近我們蜷曲著張鋪蓋睡覺的地方，老頭子怕驚醒我們，就索性放棄不要了。

所以我想兵大爺不顧前後，抛棄裝具，天熱時撕軍毯為綁腿，只是理之當然。這時候不能看到他們晚上骨悚著，兩個人三個人捲在一張毯子下，赤脚伸在外面為不可憫。也不能因為如沈特務長之所說，因為他們都是「沒有良心」，就可以罵之「活該」。

我們經行的路線靠原有的鐵道線不遠。在一所山上，我們發現一個大石窟，裏面有獸糞和熄滅了的火把之餘燼，從痕跡上判斷，其必為走私之馱運隊夜行曉伏的休歇場所，看樣子總有好幾十匹騾馬不久之前在此停頓。因之也不能相信駐防之友軍毫不知情。更可以想像和他們比肩作戰之令人寒心了。

「真是混帳王八蛋，該死的傢伙！」

我們只想到這奸詐的老頭子和小孩子欺騙我們，讓我們在叢山之中失去了交通工具，上下不得。沒有顧及我們強拖著他們倚之為生的牲口，不管死活，一行就是八、九十里。當時我怒氣衝天，就伸手將那木馱鞍拿來使盡全力的甩到山底下去。一九八六年底我在台北舉行的漢學會議和一九八七年九月在哈爾濱舉行的明史會議都曾提及當日從軍的經驗，半似乞丐也半像土匪，仍和這段經驗有關。

為甚麼照顧幾十個士兵竟有這麼多訴苦之處？第一，我們下級軍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個士兵眼睛發炎，第二天會有十個發炎。還怕他們偷農夫的玉蜀黍、煮食他們的狗。在當日的情形，實際上之考慮超過道德上之動機。因為士兵一有機會，必貪吃得生病。在滇南氣溫晝夜劇變、瘧蚊遍處飛的情況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而且我們也害怕士兵會攜械潜逃。和我們駐地不遠山上的土匪，就出價收買我們的步騎鎗和機關鎗，機關鎗每挺七千元，等於我們一個士兵四十年的薪餉。很多部隊長即在夜晚將全部軍械用鏈條鎖在鎗架上。

我們向師長直接報告，當然影響到指揮系統，至少使師部的軍需處副官處和參謀處都大感不快，更用不著說攪亂各團營連的組織，這樣的情形難道他不知道？為甚麼他讓我們在師裏造成這樣一種特殊情形？

我在這時候已對我們的師長有相當的佩服。我想，我帶著三十六個兵，已感到難於應付，夜晚也睡不著覺，則他帶著四、五千這樣的兵，擔任橫寬五十里縱長百餘里地帶的國防，既要支持像我們一樣在軍官學校剛畢業初出茅廬的小夥子，又要顧及軍需處、副官處和參謀處的各種反應，仍然安枕而臥，談笑風生。同樣的情形下，我對最高統帥，只更有佩服。我想他以這樣的幾百個師去和日本一百多萬大軍作戰，對方有海陸空軍的優勢力量不說，而且很多將士抱著「祈戰死」的決心，今日想來仍有餘悸。況且自學歷史之後，更體會到中國在財政税收上不圖長進，對內不設防，只靠社會價值（social value）組織簡單均一的農村，一般平民缺乏教育，至少都有幾百年的歷史，因之對當日很多人不顧歷史背景，也在國難當頭的期間不赴公家之急，而只在事後一味批判，動輒謾罵負責人，不會同情傾慕。

闕：哈，你們眼光這麼淺！一九八師怎麼可以和我們這裏比？我們就缺員，也還要比他們多幾千人。好了，我也不要你們當附員，我馬上來一個人事調整，你們每個人都當排長。好了吧？

胡：報告師長，一到一九八師，馬上可以補實當排長。半年九個月，還可升中尉，代理連長。一到你這裏，只能補上一個附員，一年還輪不上一個實缺。

可是迎頭就遇到他的一盆冷水。

我們在河口換上雲南老百姓的藍布襖，憑外交部專員公署發給的商民出境證，只有當天有效，可以出入國境。國界即是紅河，水流湍急，和-圖-書以舢板划渡，只有越南人檢查通行證。可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看到敵人！在老街的市場上就看到一大堆。我又在大街小巷上統統巡行一周，以便回頭和朱世吉印證憑記憶力補畫地圖。也通過小橋往西部住宅區經行一遍，看到日本軍隊駐紮的地方。當日最深的印象乃是日軍全無向我方作戰及戒備的模樣。紅河南岸也全無軍用船隻和作渡口的準備。在住宅區一條小巷裏，我還看到一個日本兵穿著有纏腿帶的褲子，卻未紮綁腿，足登日本式的拖鞋哼吟著而來，好像平日家居一樣。我的好奇心重，遇著日本人就瞪著眼睛瞧，對方也全未對我注意，我聽到在河口內行給我的警告：對於日本人倒用不著十分提防。但是當地有越南便衣偵探，不可在他們面前露馬脚。我也在街頭看到一排越南兵，由一個騎馬的法國軍官率領。可見得日軍雖佔領了整個越南，對於各地的治安仍責成當地的部隊負責。

我們在軍官學校裏唸過兵法之所謂「視士卒如嬰孩，則可以與之赴深谿。」然則這也只是當中之一面。同一的兵法也再說著：「語頻頻者，失眾也。」也就是不能三言兩語約束部下，而要再三苦口婆心囉哩巴嗦的規勸他們，即已表示帶兵的業已失去駕馭部下之能力。中國不識字的士兵通常被認為簡單純潔。其實簡單則有之，純潔則保不住。我曾有看來極為笨拙的士兵，在夜晚輪值衛兵時與村婦偷情。他們也都保持著所謂「原始式的英雄崇拜（primitive hero worship）」。如果排長能制壓頂頑強的班長和副班長，他們就絕對服從排長。如果班長膽敢和排長口角，甚至膽敢毆打排長（這樣的事不多，但是我營裏即有一起），則後者的信譽一落千丈，也無法做人了。此時軍紀之不能保持，也仍與供應有關。我們的中士班長和下士副班長，大抵都是抗戰以前所募兵，當日曾經過一番挑選，自此也有了戰鬥經驗。譬如我排裏即有一個下士副班長，人人都知道他在江西陽新，「兩顆手榴彈救了全連的命」，「即連長也要對他客氣幾分」。如果作起戰來，只有這樣的兵員才能算數。以前籠絡他們的辦法，還有升官加薪。可是迄至一九四一年少尉月薪才四十二元，下士二十元，還要扣除副食；而在街上吃一碗麵，即是法幣三元，所以利誘的力量不充分，而且也不便威脅。如果他們在兵眾之前「沒有面子」，則會「開小差」。此非攜械潜逃（那會抓著槍斃），而係投奔另團另師，只要離開本連耳目，可以另外開名支餉，雖說上峰不斷的嚴禁收留這樣的逃兵，各部隊都在缺員期間，一紙命令抵不過各部隊長自利之立場也。

在下午的行程中，我們仍是各盡其力，企圖趕上馱馬隊，可是各人只能根據自己的體力作主，不到半小時就已在各人之間產生了距離。李承露身材高大，總是捷足先登，田海男居中，由我殿後。時值雨季，有時一陣傾盆大雨劈頭劈腦的淋來，有時只也細雨霏霏，而當中又可能有五分鐘到十分鐘的太陽露面。總之就是上半身潮濕，脚底下泥濘路滑。約至下四點半時分我還怕自己過度的落伍，黑夜來臨無法支應。不料突然在前面的山坡上一株大樹旁，發現田海男已倒臥路上，臉色蒼白。他已經被疲勞困窘了。

如此我們與士兵間的距離，階級的成份不計，實際上也就是沒有共通的語言。我們無從把組織、紀律、士氣、責任感和與國運盛衰的關係之諸般抽象觀念灌輸到兵大爺的頭腦裏去。至此也恍悟師長之讚揚行伍軍官，也不過是給他們面子，只求說得斬釘截鐵，而我們把他一場訓話當作他的全般旨意，怪不得反要受他的責備了。

這情形也需要相當的解釋；十四師的前身為教導第三師，並非等閒。即在一九四一年，現在的十四師還在某些方面表現著當日情調。譬如說德國式的鋼盔，捷克製造的輕機關槍，已在國軍裏算是出類拔萃了。而且有些特殊之裝具，例如德國式的番布塊，可以披在肩上為雨衣，也可以各塊集結起來，上面都有紐扣與扣眼，連綴之則為營帳。軍毯與蚊帳也曾一度準備齊全，至少痕跡俱在。可是在滇南時很多裝備物品，連防毒面具在內，都好像荒貨攤上的雜貨，沒有兩件一模一樣。其原因確如沈特務長所說，當初全師普遍的現代化，符合在長江下游有輪船火車作交通工具的景況。後來一脫離鐵道線，千里徒步行軍，又無適當的休養和醫藥衛生的設備，各人首先第一的顧慮，乃是本身的生命安全，次之則是槍械彈藥。其他的物品已在多少情形之下無從認帳了，亂丟甩的情形也所在有之。現在之所存，已不及當初之什一。

我能夠在軍校畢業後分發到十四師，也出於一個離奇之緣份。當日左派名流田漢，曾在長沙主持《抗戰日報》，我在入軍校前曾在報社裏服務幾月。他的兒子田海男（現名田申，在大陸）和我同入中央軍校十六期一總隊。我們將近畢業的時候，由「田伯伯」介紹與前五十四軍軍長陳烈，原來準備到軍部報到。當時五十四軍尙駐廣西柳州。可是在一九四〇年的冬天，全軍開拔，由廣西南寧經由田東百色入雲南富寧。其原因乃是歐洲的戰事急轉直下，巴黎已被德軍佔領，日本也乘機進駐越南，他們有北攻昆明的模樣。一時前往雲南的有國軍第九集團軍的九個師。五十四軍的十四師、五十師和一九八師，全屬第九集團軍的戰鬥序列。只是這時候陳烈將軍在行軍時，拔牙無清血藥，以敗血症死在滇桂邊境。當時距我們畢業和分發到部隊的期間尙有幾個星期。我曾看到田伯伯給海男家信裏提及十四師師長闕將軍乃是國軍中「一員猛將」，於是慫恿海男寫信給他父親再央請闕師長將我們四人〔我和海男外，尙有李承露（現在台北）和朱世吉（內戰時死在東北）〕指名調派到他師裏服務。只是以後看來，這樣的安排全不需要。當我們還在營鑽之日，軍校教育處長黃維將軍（現也在大陸）已奉命接掌五十四軍，他全面鼓勵即將畢業的學生到他軍中服務，以後我們分發到十四師的同學就有十多人。

可是雖如此，我們的生活也實在的在極度的苦悶之中。如我所在之連，連長包克文（三年之前病逝於台北）在我報到之日帶著連裏的「大排長」（中尉）和連裏堪用的士兵到貴州ｈｔｔps://ｗwｗ•hｅtuｂooｋ.coｍ•ｃom去押解新兵，一去幾個月。另一個少尉排長田辛農（現在台北）則被調往師部突擊隊訓練有特殊技能之士兵。起先只有我和沈雲霄二人管帶連裏餘下的士兵，後來即連沈特務長也被差派到軍部服務，於是全連只有我一個人，所有管理、訓練、衛生諸事都在我頭上。闕漢騫師長也曾一日來到我們駐紮的一個農戶裏。當他發現我一個人帶著三十六個兵，只是當場大笑。我想他一定知道我們志願赴越南蒐集情報，也是百般煩悶之中找新鮮的事做，也與他麾下的士氣有關，才儘量鼓勵。

闕師長告訴我們，假使我們有任何建議，都可以當面直接的報告他，我們雖下部隊，任何時候來到師部所在的平壩，他的衛士都會讓我們隨時進見師長。後來我自己就根據他當時的諾言，兩次使用這特許的權利。我們所駐在的雲南馬關縣，已在北回歸線之南。只是一到雨季，晚上奇寒。我們看到士兵在夜裏凍得抖著不能成眠，不免惻隱心動。關於這情形也有不同的解釋。譬如說我連裏的特務長沈雲霄就主張不應該對士兵同情。「兵大爺，」他說，「都是沒有良心的傢伙！你就把你的臠心挖出來氽湯給他們吃，他們也不會感謝你。他們為甚麼冒得鋪蓋？行軍的時候天氣熱他們把軍毯撕做綁腿，這時候又埋怨冒得〔湖南話（沒有）〕鋪蓋，活該！」

於是擺在眼前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是將行李展開，折摺肩扛擺在自己身上。我們雖然在軍校受過全副武裝行軍的訓練，只是看到滇南山地，不能自信仍然可以在此間同樣的施展如此之伎倆。另外的辦法則是將所有行李一併抛棄，徒手而行。可是弄到自身孑無一物，也令人踟蹰，首先就不能想像今夜如何得以成眠。

我的理由是戰局一經展開，現在各軍師的責任性防線不一定能保持（當日我們中央軍保有一個共通的想頭：雲南地方部隊的樣子雖好看，作戰時靠不住）。十四師首當兵團的分界線上，應當對右翼的敵情和地形有確當的認識。如果師長允許，我可以集結十六期一總隊的同學向前方和右翼有系統的作一度軍官斥候。至少我們可以把老街至猛康一段的兵要地誌紀錄下來。即使來日作戰各同學分佈於各團營，也可以在軍前作嚮導。經過一段慷慨陳辭之後，我還在靜候師長的反應，想必他還要推說詢問參謀處長或情報課長，不料他立即叫勤務兵拿筆墨紙張來，當場令軍需處發給黃排長五百元，作為巡視前方的路費，並且給我們十天的時間完成我們自己請膺的任務。

「我不行了，」他意態闌珊的說著，又加著說：「你們走吧，不要顧我。」

我知道在這時候失去了信心、放棄了掙扎的能力，只有凶多吉少，於是強要他站起來。

十四師在馬關縣時，時值八月，士兵尙只有草黃色夏季制服一套。應有的背心襯褲，全無著落。我們只能在雨季趁著有半天太陽露面的時候，帶著士兵到附近河邊沐浴，即時裸體仍將軍裝洗滌，在樹枝上晾過半乾，又隨即混籠穿上，以代換洗衣服。及至九月，師長才奉到軍政部發下的一筆代金，算是應有另一套夏季制服之採辦費。這筆款項發來就不夠用（如果充足就會發實物而不會用代金了）。並且後方既輸送困難，前方一片山地，也無採購處。還是闕師長有心計，他命令一個軍需化裝為商人，在國境交界處將法幣換為越幣庇亞斯特，即在越南購得一批白布，回頭用本地的染料，蘸染為黃綠色，在村莊裏裁製為軍裝，也顧不得服制之規定，一律單領無袖短褲，有似運動員之服裝，不過在此我們的士兵至少可以有衣服換洗了。

「這該死的老頭子！」

其實兩者之利害，也只有半斤與八兩的區別，首先企圖在黔桂公路和滇黔公路上要揩油坐不付費的汽車（hitch hike）也是難於上青天。當時我們三人就要拆散伙伴，按機會而行，在半途上再圖相聚。後來一到貴陽與昆明之間的南盤江，公路上唯一的吊橋在我們來臨前三日被日本飛機炸毀。以我們全部後方的能力，無法搶修此橋。臨時的辦法，乃是開下坡的道路，讓兩岸的汽車卡車一直駛到河床低處，在該處搭平底船之浮橋（pontoon bridge）暫渡。可是也仍怕敵機轟炸和偵察，所以每晚黃昏之後搭浮橋，員工辛苦忙碌好幾個鐘頭，到夜晚橋成，兩岸的汽車徐徐下坡，每次輪流對開三十輛或五十輛，一夜罄其量也不過對開每方二百輛，而天已黎明，煤氣燈熄滅，浮橋拆散，成橋之船隻也撑划到上下游樹蔭下疏散，而這時兩岸山坡上集結的軍用民用車輛各千餘，要待上好幾天才有過渡的機會。

闕師長身材魁梧，因為他是湖南人，符合所謂「南人北相」的條件。他也注重部下之身材與體格。當日很使我們惶恐的則是他在極力推獎行伍出身的軍官。在我們報到之前他曾對部隊訓話，強調行伍出身的軍官在部隊中的重要，甚至提出要是軍官學校出身的部屬不服氣，可以立即提出辭職，他承認當即送路費三百元，據說後來真有一位軍官照師長所說去「請長假」，倒給闕師長申斥一頓。

殊不知立體的地形與水平線上的窺視，其中有了很大的區別。起先我們下山又上山，還不過揭開了一日行程之序幕，及至半上午的時分，已到達了當中一座分水線上的山頂，下面低處，似有一道河流，也可能是一線溪水。上面有一座白色橋樑，只不過半截火柴模樣，也可能是一座獨木橋。再走下去，聽到該處有一種沖刷著的聲音，也不過是潺潺溪水的派頭。只是越向下走，其低處愈深，我們好像走向一個無底洞。大概下午一點半鐘時分，到達最低處。原來當初看來好像火柴的橋樑，竟是一座花崗石砌成的大石橋。起先聽來似為悅耳的聲音，此刻是怒潮澎湃，聲如洪鐘，無乃一派狂濤被河床上大石塊阻擋所激發。假使我們是閒情逸致的旅行遊客，大可以在此欣賞景色，拍攝紀念照片，可是想到至此還不及全日行程之半，而下半天行程尙要上坡，至此不免心慌。

我們前方的部隊間時要派兵到平壩師部運食米，兵士們看到倉庫裏新軍毯堆積滿庫，他們也真的沒有良心，罵師長闕漢騫為「闕漢https://www.hetubook.com.com奸」。我去見師長時，即使大膽，也不敢把軍士給他的稱呼提在嘴上，只不過說起過去事是過去事，現在只有瞻顧目前，否則保存著新軍毯，師長已不能維繫軍心了。

「怎麼說我愛惜軍毯？」師長當場質問我。可是他也隨即大笑。「哈，我不過因為下兩個月還有批新兵要來，才控制一些軍毯給他們。」說到這裏他又沈吟了一分鐘，接著又說：「好了，算了，我也不留了，你回去，我馬上要他們把這批軍毯發下來。」果然不出兩天，各部隊都在造名册，點檢現在裝備，準備領發新軍毯。

還有一天，我看到一個軍官帶著一個趕驢人和三匹驢子北行。看樣子所載運也是走私物品。他的藍綠色斜紋布制服表現著他屬於第一集團軍。只因為山上路側，我迴避在一個小山尖上。當時大意，還沒有想到對方對我的觀感。這時候我穿的是中央軍的草黃色制服，又將雙手扠在腰上，大有一個佔據著制高點，橫截來路的姿態。朱世吉還在我後面，從下面山路向上看來，也不知人數多寡，總之就是狹道相逢。直到這時候來路的軍官打開腰上鈕扣準備掏手槍，朱世吉才很機警的將雙手左右揮張表示無武裝，不帶敵意，並且藉著問路而表示無意查詢他馱載之貨品。他問著，「同志，請問到芷村向那方向走？」

以上是我們親耳聽到他說起的。後來到處傳遍，很多人都知道蔣委員長不喜歡部屬造琉璃瓦的房子，也知道闕漢騫曾造這樣一棟。我想將這事傳佈遐邇的莫非闕漢騫將軍本人。大概他逢人就說，也不待旁人提起，好像以攻為守，非如此不能洗刷腐化的名譽。

其實老街無特殊之跡象，反之我方的河口，倒是間諜、走私商人和冒險家活躍的好地方，我們只逗留了兩天，已得到了相當豐富的資料。走私的出口貨以桐油、水銀與礦砂等軍用物資為大宗；進口則為香煙及鴉片。如是佔體積而不為常用之物資，不能沒有龐大的資本主持，其交易也必有兩方駐軍之參與和默契。河口又有公開的賭博場所。我們既化裝為商人，也在老街買了些洋燭香煙回來在河口出售。晚上也參與骰子戲。我的運氣好，賭大小也贏，賭單雙也贏，偏偏朱世吉不爭氣。我一贏時他就輸，我轉讓他多少他就輸多少。到頭將做小販的利潤也輸光。好在這樣回頭向師長報告的時候用不著提起這一層，既無利潤，也避免了良心上的譴責。

從師的光榮歷史，師長又談到本人的一段遭遇。闕將軍事親至孝，他曾答應給他的父親造一所「壽廬」，不幸他老人家突然去世，這一願望沒有在生前實現，他只好在他老人家身後按原訂的計劃完成。這壽廬也沒有甚麼特別之處，只是建在南嶽，屋頂上用琉璃瓦蓋成。恰巧蔣委員長在南嶽開會看到這棟建築，當場就問這是誰的。闕師長說：

我們看到這驢子的時候，也不知心頭是何滋味，是驚喜，是失望，還是詫異？第一，這驢子的背脊，還不及我們腰部之高。第二，當我們把行李擺在驢背上的時候，它能否力馱載其重量不說，起先它的四隻脚就好像不能平衡，一直要掙扎兩三步才能站得平穩，它沒當場倒下去也是萬幸了。第三，這匹驢子不由其他農夫看顧，趕驢的不止一人，而是一個老頭子和一個小孩子，他們也不照顧其他的牲口。

闕代軍長在緬甸的一段短時間，我和他沒有隸屬關係，更可以凡事必說，雖然以我們階級之懸殊，也無記掛。有一天不知如何說到男女關係的題目上去了。他就說：「聽我講，這時候要對方半推半就，那才真有意思。要是她凡事依從，脫褲子還來不及，那就興味索然了。」沒有另外一個長官會講到如是之直切，也可見得即是涉及私生活他全無意掩飾。

闕漢騫將軍確是在某些方面能做我們不能做的事。有一次他和我們閒談，他就說起，「很多人以為我很好玩。我剛來平壩時候，這裏地方先生也是這樣想。後來他們一位先生的兒子盜買我的機關鎗，給我捉到鎗斃。這一來，他們才曉得我不是那樣好玩了。」我們一打聽確有其事。在我們報到之前真有當地士紳的家屬偷買機關槍，經師部審明將買賣兩方一併槍決。據我猜想，他當時不得不如此，哀牢山上實際是一個化外之區。要是他一寬縱，任何事項都可能發生。他也深怕自己不拘形跡平易近人，有些部下誤會以為可以在他面前違犯軍紀。所以他逢人就說，好像他真能殺人不眨眼，藉此向遠近各方發出警告，我不相信這是他的本性。

我接著以老大哥的態度對付他：「你不要胡說八道，趕快站起來！」可是我也沒有忘記自己胸中的恐懼。直到他真的掙扎的站起來，我才知道我們開始行路的三個人，至此也還是三個人。同時也暗中欽佩趕驢子的老頭子有先見之明，寧可損失馱鞍與氈布。要非半夜逃走，他的三尺毛驢，很可能被我們拖死在這大山坡上。我和田海男也不知如何竟又能蹣跚著繼續爬山，大概後來張口喝下了一些雨水，體力又慢慢的恢復了，我們找到宿營地時，已是伸手不見五指。只有村莊裏的一椿燈竿在高處襯著天空，給我們帶上無上的安慰。果然這就是早晨領路人所手指著的村莊。

話歸當日，也算李排長恩鴻量大，他讓我們把行李分攤加放在三匹運鹽的驢背上。要不是如此處置，我們狼狽的情形，尙不可想像。如果我們還妄想自扛行李爬山，則只要半天時分，就可以領悟其為妄想而用不著再存此念頭了。

經過這樣的折磨，我們生平第一次嘗到絕糧的經驗。一時飢腸轆轆，聞到人家在公路旁邊所煮飯不勝其香。一到昆明，乃由海男用他父親的名義向人求緣化募，才解決了吃飯問題。起先在地圖上一個倒寫U字，我們竟走了兩個多月，而我們行路難的經驗，方正在開始。

我也始終沒有機會親見闕漢騫將軍乃一員「猛將」的實際情形。可是從多方觀察，我相信他從裏到外、從上至下都具備做猛將的性格。那年年底，剛在珍珠港戰事不久後，日軍三犯湘北，我父親在長沙鄉下病危，我經師長親自批准短假回家料理。後來又因父親去世，改請長假（亦即是脫離十四師），也蒙師長批准，並且他親筆寫「葬父遷母，孝道無愧」作鼓勵。兩年後我在駐印軍當上尉參謀。十四師和五十師也由雲南經空運至印緬邊境，改隸駐印軍的戰鬥序列。闕師長以代理軍長的身和-圖-書分隨來。我衷心希望軍中有此猛將。駐印軍每月有呈最高統帥的月報，由副總指揮鄭洞國將軍（最近在北京逝世）簽名不經過總指揮（史迪威），是國軍野戰軍與重慶的機密聯繫，我是最基層的執筆人，就趁此機會，在報告裏提出應升闕將軍為軍長。在國軍的政治體系裏鄭屬「何老總」（何應欽將軍）、闕屬「陳老總」（陳誠將軍）的體系，可是雖如此，那月報也真如我擬稿的發出，後來因為史迪威要將十四師和五十師分割，隸屬新六軍和新一軍，此事未果，闕將軍也匆促回國，他對我們的提議全不知情。只是我們司令部裏有「黃仁宇以上尉參謀的資格保軍長」的傳說。然則事既不成，我們也無從以創造「科員政治」的奇蹟自居了。

剛一上道，我們五個人和一匹駒驢就開始落伍，這老頭子也不斷的嘆氣。起先我們還從山底看到馱運隊在山腹的樹林裏或穩或顯，後來整個行程之中就只有我們這一小隊，單獨在後蠕蠕而行。有時行程進入一段溪流之中，整個道路就不見了。各人只好涉足於河床之內步行好幾百尺，也不知在甚麼地方可以重新接上對岸的道路。我們幾次三番尋找之餘，才發覺灌木叢中帶有鹽花的痕跡，必是馱運隊經行之處。如是支吾到天黑，才在一個山頂上找到了馱馬隊的宿營地，乃是一所廟宇。吃過飯後我們埋頭就睡，到第二天早上醒來，才發覺趕驢的老頭子和小孩子已在半夜時分帶著他們的驢子逃走了。

那人很輕蔑而又粗獷的回答：「不曉得！」

原來所有的驢子，全係在村莊裏徵發而來，也經過當地保長甲長的指派，必要時還是由我們同志老大哥派遣槍兵到場威逼，好容易聚到二十八匹，剛好應付所要運送的鹽巴和食米。他們官兵的行李，則只有每人一張毛毯或一張油布，已鋪蓋在待運鹽巴之上，當作防雨之用。被徵的農戶，也派上六、七個人和這馱馬隊同行，以照顧自己及鄰舍的驢子，還負責回途的各歸原主。我們也不知道他們費了多少時日，才組成如是的一個隊。這時候要他們抽讓一匹驢子給我們用，不待明言，也自知不近情理、不合分寸了。

要不是我自己也曾沾上了一段在雲南煙瘴區徒步來往的經驗，我還不會相信以抗戰後期國軍物資之匱乏，士兵竟可以將裝備抛棄。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我和李承露、田海男到柳州師部留守處報到的時候，聽說十四師又已繼續向西挺進，從富寧接近文山與馬關之間。從地圖上一看，新駐地已和滇越鐵道線近接。我們既錯過了參與後續部隊由廣西向滇南行軍的機緣，不如搭汽車由柳州經金城江北行至貴陽，更折向西經昆明而乘滇越鐵路南下尋找師部。其情形有如在一個菱形四邊形上，不走底邊直線，而以一個U字倒置之方式走上端的三邊，以避免蠻荒山地步行之苦。

真的我們全部貪汚無能？我自己在國軍裏只官至少校。可是一九四五年冬在第三方面軍司令部任上尉參謀，曾和少校參謀莫吟秋（今已失去聯絡不知出處）同督率日軍第六十一師團步兵兩個聯隊和工兵聯隊修復滬杭公路。當時日軍份屬戰俘，名義上由我們司令部高級將領命令之下分派勤務，而實際那次自始至終從營房至野外，一個多月內，與他們接觸的，只有我們二人。有了實地的經驗，才知道只要一紙命令，指揮區處日軍毫無難處，他們一切全部循規蹈矩，惟恐不符合我們旨意。倒是要驚動我們自己的各部門，麻煩就多了。軍事機關的接洽，到處責任分歧，總是科長不在，處長不在，「最好請貴參謀明天再來」。即是一個駕駛兵，也自份為技術人員，首先即無階級服從之觀念，倒要參講理由，翌年我又被保送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該校每一學期各學員之成績，評定為全班三分之一上，三分之一中和三分之一下三等。我雖不才，在國軍裏保升少校還幾次遭駁斥，和美國資深學員競爭，還用他們的軍語和習慣作根據，卻能始終保持三分之一上的紀錄。我們的聯絡教官伍德克（Major Roger D.Wolcott）經常和我們說起：「要是在中國行，在外國一定行。」伍少校在中國居留多年，他所說表面上看來是稱讚中國人才，實際上則在指出中國社會未上軌道，多時即有能力無從發揮也。

這樣一來，我們很難斷定我們的師長是誠懇或不誠懇了。一方面他豈不是愚弄行伍出身目不識丁的部下？可是另一方面他豈不又是坦白承認自己說的話只是應付當前的局面，不能嚴格算數，並且以前期軍校畢業生的身分給我們後來者若干指點，而這些話尙是他腑肺之言？

闕漢騫將軍在大陸時曾任國軍第十四師師長和五十四軍軍長。一九四一年間我曾在他麾下當少尉排長幾個月。最後的一次看見他，已是一九四五年，去抗戰勝利只數日。我不熟悉他去東北及以後在台灣的情景。

以後還靠在國外讀歷史才領悟到人世間的事情，確有「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之情節。不能全用「貪汚腐化」四字籠括也。

我和兩個同學去見師長的時候他就自己提起：「咳，行伍！他們能做到甚麼地方上去？陞了一個排長，也是三生有幸了。再不然搞上了一個上尉連長，也是至矣盡矣？他們能夠還要更高的想頭？你們要同他們計較？我部下還有營長團長，將來給誰當？」

從昆明向南的鐵道只通到碧色寨。南到國界線還有徒步三日至五日之行程，所有路基、橋樑、山洞都因防備敵軍入侵全部破壞，我們找到了村莊裏一家空著的樓房，就展開自己的油布棉被在樓板上搭地鋪，也沒有適當的衙門和問訊處可以打聽消息。到第二天上午總算運氣好，在街上遇到好幾位軍官軍士，他們的袖章帶橘紅色，上有「還我河山」四字，於是我們才知道十四師的「同志」已近在咫尺。往前打聽，才知道師部現駐平壩，尙有三日之行程。這些同志乃是奉師部命令，接運軍中所需之食鹽。這鹽由滇西南之井水煎成，以兩尺半的直徑、八至九寸的厚度塑成像輪胎樣的鹽巴，下用草繩托束，擺在騾馬的木製鞍馱之上，每馱兩個，左右均衡的對稱。我們和帶隊的中尉排長接洽，希望和他們一同去師部，沿途也吃他們所煮米飯，由我們照數付費這一切都無問題。只是我們三人都有一包隨身行李，內盛棉被和鞋襪及換洗衣服，另需一匹驢子馱載，也需要「老大哥」中尉排長的周濟，只和圖書是還不知如何啓齒，只先向當中的一個軍士探詢可否。

等他走過去不在我們聲音能及的距離，朱世吉開始對我表示抱怨，責備我的不謹愼，還說甚麼假使我們被走私客射殺山崗上，還不知道死為何來。後來我們給師長的報告即強調如果入越作戰不要看輕越南軍；在滇境作戰右翼右軍不可靠。

這時候河口與老街都已劃在第一集團軍的防區與前線之內，總司令為盧漢，乃是龍雲的舊部。十月時分，哀牢山上的陣雨已沒有夏季的頻仍，我趁著全師軍官在平壩集合聽師長訓話解散之後再私自前往向師長建議。

派往五十四軍的同學雖多，大多數都願往一九八師，而不願去十四師。原來十四師是國軍教導第三師的後身，在南京時代全用德國裝備，也算是國軍之精銳，一九八師乃是湖南常德縣保安隊提升改編而成，不僅歷史短而且聲望低。至於何以同學願就彼而不顧此，有下面一段對話解釋。胡金華（現在台北）和歐陽賢（現在台南）向來以敢言稱，他們向師部報到時被師長召見的談話有如下敍：

當我們在早上準備開始一日行程之際，我們的領路人就指著對面的一座山頂，說是當晚宿營地。這怎麼可能？我們私下忖量。從水平的視界看去，那鄰村好像就在目前。要是窮目力之所及，似乎村中的竹籬雞犬都可以瞭然可指。似乎一日之行程不應當如是之短促。

即是所謂「行伍」，也是人事上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平日一般的觀念，總以為行伍出身的軍官有實戰的經驗，我們軍官學校出身的幹部只有外面好看，實際上的領導能力，尙在未知之數。其實這尙不過當中軒輊之一面。另一方面，這兩個集團代表社會上的兩個階層。行伍出身的與士兵接近，帶著「粗線條」的風格，我們跟隨著他們吃狗肉不算，還要能說粗話，在意氣爭執時膽敢拚命，對待部下和老百姓時不會心軟。沈雲霄所說「兵大爺全沒有良心」，也是基於這種要求，而沈特務長也是行伍出身。

事後想來，當日國軍之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情形。本來動員三百萬至五百萬的兵力和強敵不斷的作八年苦戰，為中國歷史向來之所無，而且軍隊係社會既成因素所拼合出來的一種產物。嚴格說來，我們的社會即罄其力也無從支持幾百個師之現代化的軍隊。而以抗戰的後期被驅入內地時為尤然，所以當日的統御經理無不勉強拼湊，至於倚有中央軍與地方軍的區別，則更是社會未經融合的現象。

如是我們知道我們的師長是一個能令部屬慷慨陳辭的將領，這還不算，凡是有分發到師裏的軍官必蒙師長召見。闕師長首先就談本師的光榮戰績。總之，十四師自抗戰以來還沒有打過一次敗仗。第一次淞滬之役，當然是前仆後繼，寸土不丟，至於後來全面後撤，也是奉統帥部命令而行，並非本師過失。第二次江西陽新之役，十四師堅持到和敵人拚刺刀，也終於把敵人打退。第三次粤北翁源之役，其情形可在辯論之中，看樣子敵人原來不打算深入。只是第十四師剛一展開，敵軍就全面退卻，這一來更增加了本師威望，迄至我們在師部報到的時候，師裏的官兵還是堅持日本人聽說迎頭的乃十四師，才立即倉皇的後撤。闕師長對這一點沒有特別的發揮，只是就此仍保持本師的常勝紀錄罷了。所沒有明言的則是師長當日曾以團營長身分參與這些戰役。

於是我以斥候長自居，並且憑藉著「斥候長本人務必行走於最危險的方面」之原則，讓我自己和朱世吉向河口老街進出，而讓其他的同學分作三組，約定都要走出國界，在附近村莊裏偵察一頓。

正在徬徨不知所措之際，給我們潑冷水的軍士突然來臨，他告訴我們李排長已替我們找到了一匹驢子，他要我們趕快到村前茶館去，他們的馱隊快要出發了。

不少在台灣的朋友，想必知道闕將軍乃是當代書法大家之一。他在軍中長期的嗜好乃是習草書，我曾在報紙上看到他曾在台北舉行個人書法展覽。不幸他給我的親筆信，都已在戰時遺失。還有一件令人惆悵的事則是年前我去普林斯東大學美術博物館參觀時，看到一本古代名帖，上面註明原藏有人為闕漢騫。中國軍人在這一段時間不能表現得更好，總算是時代使然。闕漢騫造琉璃瓦的壽廬被指摘，以作藝術家所收藏的珍品也仍流落海外，那麼我們也只好以杜甫所作詩句「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和李白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弔念將軍，並以之為我們這一代為他麾下袍澤的未死者，今日或留滯大陸、或流亡海外的一種自我解釋和自我慰藉了。

他那時候極想觀察駐印軍在緬甸的部隊情形和戰法，如果他以高級將領的名分參觀，必會興師動眾，也怕各部隊長認為有政治作用。乃由他和我私下商量，全不驚動各方，由我私下安排，派下指揮車一輛陪他花了一個上午，通過前線各營連的位置，也停下來和下級幹部與士兵閒談（也在敵人炮兵射程之內），駐印軍雖然在這時候一路打勝仗，部隊間也仍不能完全抛卻某些壞習慣，例如誇張敵情，貪報戰功，暗中傾軋等等，也不知道如何闕將軍全部洞悉。有一天他就和我說：「每個人都說以國體為重，可是看到美國人就扯媚眼！」此中不較修辭，也是闕漢騫之本色。

可是猛康地方小，也沒有日軍盤踞，當地的里長雖不操華語，也識漢字，可以紙筆交談，法幣也能在鎮內通行。我穿國軍制服前來，並沒有人阻擋，總之既無冒險性，刺|激的因素也不高。只有河口與老街對峙，老街則有日本軍駐守，又在鐵道線上，才是我們憧憬嚮往的地方。

當我們向十四師報到的時候，一切已到最低潮。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使戰事擴大而為太平洋戰事還是幾個月以後的事。這時候師長的設心處計，就以保全士氣為前提。師部進駐於平壩之日，裝備與補給既已如我所描寫，即人員也有極大的損耗。概略言之，無一營連保存原編制之三分之二；一般不及原額半數，還有些部隊低於原額一半遠甚。師部也不時接到補充兵，可是軍政部說是撥補三千，到師部不及五百。而且到抗戰後期，所徵的兵質量也愈低下，不僅體格孱弱，而且狀似白癡，不堪教練。師部的辦法即是抽調各營連可堪訓練的士兵，組織「突擊隊」，集中訓練，其他的則歸各部隊看管，也談不上訓練，只希望來日作戰時在山上表現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