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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教授是美國研究現代中國的開山老祖。我在密西根做研究生的時候就已早聞大名。他的一部名著《美聯邦與中國》也給我大開眼界，讀此書才知道美國政壇新聞界與學術界對中國有一段共識之由來。況且我作博士論文的指導者余英時和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也都是費先生門前桃李，於是我也和很多其他學中國歷史的一樣，自分只是「三等僧眾」，以能與大師直接接觸為幸。

他的自傳《到中國去》（Chinabound）出現於一九八二年，雖然內中也有很多有興趣的段落，只是也表現他為優秀主義者（elitist），即是他交往的中共人物，也限於風采翩翩受過高等教育的脚色（大凡治學的人都有優秀主義的趨向，連我自己在內。但是以這種態度對付現今中國廣大的羣眾運動則非常的不協調），也暴露了他對蔣介石的憤怒出於感情作用。書中也有對某些人不必要的奚落〔如亞索甫（Alsop）李約瑟（Needham）和一位台灣的官員（未具姓名），書中提出他在哈佛費公給他不及格〕。

我的工作大要是將業已收集妥當的資料籌備整理翻寫為英文。即使有時候須往哈佛燕京圖書館翻閱補充資料，這樣的出處不多。一般的工作可以在柯立芝大廈內閉戶造車。原來我的計劃是將所寫書包括整個明朝，上自洪武永樂下迄天啓崇禎，注意由盛而衰的原因，也注重稅收中晚期以銀代實物的影響，可是費公嚴格的指出，那樣牽涉過多，內容必氾濫無邊際。他一向的宗旨，學生的論文不管題材為何，所概括的時間不過二十年，這樣才能緊湊扎實。後來我一再辯論明朝的資料與十九世紀不同，才折衷將預定的書刊所概括的期間限在十六世紀。費正清先生又說：「你專注於十六世紀，並不是其他的時代一字不提，同時你把十六世紀寫得好，則應當答覆的問題必已找到適當的答案。」後來看出這些指點都說得對。

自此之後我於九月中，十月中，十一月中和十二月聖誕前夕都去過麻省劍橋，每次交稿卷一章，一九七一年正月之後，紐普茲已開學，我的最後兩章書稿用掛號寄去。我的允諾每次到哈佛居留兩星期的條件並沒有完全做到。只有第一次住了十天，以後我看到無人對我來去存意，也就將時間縮短以節省旅費，增加工作的時間。這多次的來去也沒有驚動費公，只有十一月中的一次他留言他的秘書，叫我參加他當晚家中茶會，那種集會純係社交聯誼性質，我難得如此輕鬆的機會，所以當場彼此都沒有提及文稿一事。我最後將稿寄去時，則知他已去南美洲。

一九七〇年的夏天，我因友兼師余英時教授的推薦，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於六月全家遷居於麻省劍橋，自此有機會與所長費正清教授接近。

可是東亞研究所的安排如此，因是也不知道是他使我的寫作徒增障礙，還是我使他的生活由簡單變為複雜。我聽到他在接過我的電話後嘆氣，也無從斷定我給他的麻煩是否超過他給我的煩惱。我曾向費公建議明代財政史不屬於經濟史，因為當日的財政稅收不按現代經濟的原則。言外之意，若是要找另外一個評論者，也要從漢學裏有根底的人中另覓高明。這樣的建議，又等於由一個外來的人干預哈佛大學的行政，也使費正清所長無從接受。而最重要的，我的文稿也確實表現我的弱點，跨地過廣固然是資料使然，但是我的陳敍缺乏嚴謹的組織也是事實，讀來總是不順口，要是我沒有這些弱點，還可以指望費公和圖書的袒護了。

我寫的第一章可算一帆風順。其對象是明代官衙組織及各單位與財政稅收的關係。關於明代官衙組織，早有先進學者賀凱教授Charles O. Hucker滲澹經營作成專書。寫歷史總是「後人騎在前人肩上」。他的一生著作我只要仔細拜讀，半年也可得其梗概，因之引用起來，不覺即已事半而功倍，何況吏戶禮工刑兵六部，府州縣三級地方制本來就有它的層次和程序，所以縱使他們每個機關都預聞財政與稅收，敍述起來仍不會雜亂無章。我給費公看的稿本經他褒獎，「你寫得好，既正確又明瞭」。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作歷史的重點在「分析」而不在「描寫」。這一點卻伏下了我與他的關係日後發生隔膜之一大主因。（見他一九七〇年七月八日來信，注意字下橫線）。

這事我沒有通知費公。我只想待到明年一月，則全稿交出整一年，到時哈佛仍無消息，我才可以名正言順的請求將原稿收回。可是也料不到我和英國方面的接觸仍未妥定的當頭，一九七一年十月（比我預定的一年早三個月）我突然又接到費公的一封短柬。他信上說他一直事忙，不知道我文稿的下落。至此我只好硬著頭皮寫信給他，說我已在另覓出版社，只是沒有提及劍橋大學出版社和崔瑞德，我誠懇的告訴他，我和他的評論人立場相去過遠無法合作，「如果這樣拖下去可以拖上很多年，只有使彼此不快。」我又繼續說及我雖和另一出版社接洽也並無定局。如果文稿被拒絕，可見得他的評論人對，我無話說。可是真有機會在外出版，「則我的書如像一朶野菊花般的開得旺盛，既不在您的庭院之中，您也應為之驕傲，因為您是最初的澆水人。」這封信寄出後我如釋重負。本來在《哈佛東亞叢書》出版是一種特殊的待遇，不是訪問學者的義務。研究所所長費正清教授給我私人善意的照顧，則是另一回事。即算我負費公，也還是如此光明磊落提出的好，當時總以為這事已就此收束。

近多年來費正清教授失去了他在研究中國實質上的領導地位，雖然他的文字仍見於重要刊物，他自己也間常出現於電視，可是他的言辭已失去了當年的斬釘截鐵、鋒芒畢露的色彩（比如他曾說「國家」一字不見於傳統中國之字彙。又說國民政府戴上了「雙焦點眼鏡」既復古也維新）。一九七六年我有一份稿件請他支持，他答應看後卻一直沒有回音。可是三年後他知道我在紐普茲被排擠失去職位，曾不待我的央請，令他以前一位高足，現任中西部一間大學法學院院長的給我電話，不待面試願意授我職位，只是我也有原因辭而未就。

此後不僅《十六世紀明代之財政與稅收》根據這方針寫出，而且我認為傳統中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一觀念也因此而產生。以後寫出的《萬曆十五年》更是整體的引用上述方案。驟然看來這是與費公治學的方法背道而馳。他重分析，我重敍述。可是在我執筆作書之前，腦內也必經過一重分析的階段，不然我無從發現以上諸般原則，如果我寫的歷史能算有創造性的話，這也仍是因為他不肯隨便通過我未成熟的作品，因此被激勵而產生。

在美國學術界講我有如「非科班出身」。因為弱冠期間剛入大學，隨即投筆從戎，以後在部隊裏待下十餘年，體驗過捫蚤吃狗肉各段經歷，也曾裝腔學做粗線條的硬漢子。自是再回頭念書，也免不了在很多地方支吾將就，而尤以外文為甚。我雖然也曾上過美國的參謀大學，可是始終沒有將英文有系wｗｗ.ｈeｔｕｂｏｏｋ•com•cｏｍ統的培植得妥當。總是道途聽說，滿以為無師自通，實際上很多地方馬虎鬆懈。而在哈佛的幾個月間也真得到大師費先生一再的指正。中國之方志英文為gazetteer。如果我在稿本上錯拼十次，費公也用紅筆給我糾正十次。毫不輕鬆放過。「物資」則為material。如果提到時只是一種籠統的觀念，有如泛稱原料則為單數。如果涉及各種建築材料，有如磚瓦油漆則為複數。如果我稿本上有任何差錯，費公尙在糾正之後，仔細說明原委。這時候他手下的研究生博士候選人和像我這樣的外來訪問學者已不下一二十人。他自己還在修訂《美聯邦與中國》之第三版，有時候尙應各界邀請撰寫書評，在電視前發表談話，而仍然有此耐心，也真令人感佩。

《十六世紀明代之財政與稅收》在英國也受了一段折磨。即臨到最後排印期間也因為阿拉伯人的原油罷市，英國能源短少，全國工作減半而停頓。最後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書時已是一九七四年年底，去我原稿完成已近四年，我立即寄了一部給費公，表示對他的「尊敬、景慕與感激」（respect，admiration，and gratitude），也收到他一封熱情洋溢的回信。

一九七〇年乃是美國學潮起伏之際。五月初，俄亥俄州之肯特大學即因學生反對越南戰爭遊行示威和彈壓的州衛兵衝突，釀成流血慘劇。可是麻省劍橋卻反是風平浪靜。哈佛的各部門呈現特殊現象者為職業介紹所及僱聘處。大概每年一到夏間，此間教職員學生和眷屬多往他處遊歷或研究，外來的學生和家眷等又蒞臨進香膜拜，出進之間，各種工作、尤其是臨時性質的書算等職位，必有一番更動和交代。此外哈佛廣場某晚有青年男女十餘人，頭髮剃得奇形怪狀，身穿褐色、黃色袈裟，也不知代表何教何宗，只是手執小鈴「鍁，鍁，鍁」的向人化募，而旁觀看熱鬧的多，化緣的少。此外則雖是遊人如織毫無其他特殊形象。

七月中我交第二章稿時，情況已不如以前的完滿了。首先他給我的評語（手寫）即是牽涉過多，缺乏組織，我自己再讀原稿，也確實如此。我再花了兩個禮拜的工夫，一度改稿，也加入了一套數字，再附一段短緘，對我自己注重描寫的立場有了帶防禦性的辯護。費公給我的答覆更使我讀來竦然。「我已經用盡了所能〔給你的〕勸告了」，他給我如是坦白的寫著。最後他說今後這稿本讓一個第三者閱讀，因為他是經濟史專家。

費正清先生給我兩點最大的啓示，都出於他的著作中，一是他接收著他自己的恩師蔣廷黻的判斷，認為不少的中國人對西洋情事非常清楚，對中國內地實況卻反而茫然莫識。另一則是中國有她本身的特徵，即現代化亦會保持她的特色。從這兩點啓示，我可以對中國前途保持樂觀的看法。不少的人沒有領悟得到，中國很多情事好像由上端人物片面決定，其實則領導人物無不遷就下端。自我從軍時在內地的情形，只眼看來即是缺乏有效的方法控制下端。刻下中國逐漸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情形可望好轉。還有些人不僅對中國期望過速，而且盼望改革的後果也是極端的西化。這不僅不可能，也不需要，即日本經過美軍佔領，戰後改造全受美國指令，到頭日本並沒有成為美國之翻版。所以今日中國縱有千百種不如人意之事，只要步驟上是朝安定康樂的大方向走，我們應當鼓勵協助其完成。這種樂觀的看法，已不復見於費正清最近之書刊。

例如以明www.hetubook.com.com朝治理財富的立場上講，我們首一要務乃是樹立這種離奇古怪的制度之本身邏輯，中國因為防洪救災以及對付北方遊牧民族諸般需要，在現代科技尙未展開之前，即已創造了一種中央集權的體制，此時罵它無益。我們務必想像此時統許尙弄不清楚，一項文書動輒就碁時一月才到京師，主政者如何能貫徹這中央集權的宗旨。其答案則是大致以保持現局為前提。對外隔絕，以避免其衝擊的力量。不主張各地區的競爭，注重數量，不注重質量。以落後的單位為標準，不以最前進的部門為標準，因此才能保持內部的均一雷同。推而廣之，以儀禮代替行政，用紀律代替法律，只要外間的形貌過得去，用不著考究實質上的功用。所以同一財政上的名辭，可以在不同的地區代表不同的事物，財政單位也可以有收縮性或擴張性。此中好壞不說，總之這些原則综合起來也成系統。又因為以上諸般原則，並沒有由前人明白道出，寫歷史的人最好先找到一件具體之情形（case history），從確實已經發生的情形，推論而為抽象之原則。

為甚麼我回紐普茲之後突然禿筆生花，寫下來的各章也有體系，以前的結構問題都不存在，以致出版後獲得一致的好評？這決不是此地山水鍾秀。原來我在八月間的一天，危機的成份尙未解除之際，心內焦急如坐針毯，只好放棄一切寫作在街中信步走去。穿過波林士頓街的宿舍區之後即轉入紀念馳道（Memorial Drive）循著查理河東行，更因為內心的逼迫，只是越走越快，未顧得街上情景，也忘記了路之遠近。及至陳家餐館（Joyce Chen）已是汗流浹背。在餐館裏既喝熱茶又灌冰水，更因著室內冷氣一身清涼，也不知靈感如何產生，只是此時此刻之後，對於寫中國歷史已經啓發了新的南針。大概這問題在腦內鬱積已久，又感到逼迫，才有了今後的決心。

此項寫作的方針既定，一九七〇年的秋季和冬季，我夜以繼日將以前業已搜集的資料整理翻寫成書，平均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每周七日，除了來去劍橋之外毫無間斷。紐普茲的朋友以為我仍在哈佛，所以我們也無人打擾。我每天穿睡衣浴袍，至晚則和衣而睡。午飯和晚餐即由內子將刀叉盤碟接遞到手，餐桌即成了我的書案。髮長也不剪，應看牙醫也延期。每天早上我害怕我的打字機驚擾鄰居，好像只轉瞬間，下午的斜陽已在庭院。公寓內外的小孩子業已放學，他們的嬉笑使我知道當天工作的時間業已用去大半。這期間缺乏哈佛經濟專家的批評，使我能專心一志的工作，更是逗留在紐普茲的好處。我和內子說及將來成書後，費正清先生可能尙有議論，可是這是以後的事。如果我們爭論不決，到頭一事無成，反而辜負他的好意更多。在這期間我也仍給友兼師余英時知道我著書的進度。

此外我更有一段切身的困難。我們租住奧浦蘭路Upland Road的房屋只及於暑假的三個月，九月將屆，房東回府。我在其他各處尋覓的房舍，因值哈佛開學的正常季節，所索租金非我的生活費內可能從容支付，並且合同統為全學年無一例外。我在東亞研究所的臨時位置，只及於夏季和秋季學期。預定明春我仍須回紐普茲授課。在紐普茲所租公寓房間也不便放棄，倘放棄則明春尋覓棲身之地也更為不易，況且內中的家具也無法安置。八月下旬的一個中午，我又去見費公。這次我沒有去他的辦公室，只待候他中午去餐廳進餐時在走廊上攔截他。即是今日我回憶和-圖-書至此仍然感到當時的尶尬。我申請研究費已經表示寫書發表胸有成竹，不意到劍橋後不能兌現，既生枝節，又有支吾爭論，現在工作尙無頭緒，更要請他對生活問題通融照顧，不免忸怩。

費正清在麥卡錫整肅左派人物期間受威脅，而即在經理哈佛東亞研究所的時候也要顧及各方面的傾軋。學人雖屬自治團體，可是裏面的爭吵不休，中外一樣。費公也親自告訴我他的處境艱難，所以凡事都恐口說無憑，有書為證，確有必要的顧慮，至此我也更體念到我提出回家工作的要求時，他遲疑了一會之由來。以後我再回想到當時情節，仍免不了愧疚交併。

《財政與稅收》全部文稿交出後，我寫信給費公，如果哈佛東亞研究所對文稿有何問題，我可以在接到通知之後二十四小時內來劍橋當面答覆。可是至此並無隻字回音。春假之後，一九七一年的上學期又飛快的過去，夏季來臨又無消息，於是我將複本寄英國劍橋大學的崔瑞德教授（D.C. Twitchett）問他是否可以詢問在劍橋出版之可能。崔本人是《唐代財政史》的作者，我曾和他在學術研究會上認識。他的回信，立刻可以使我歡欣鼓舞。他善意的恭維我說，他自己在這文稿裏「學習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項。他的結論說「雖說我不能替劍橋大學出版社發言，可是我想你把引用書目和注釋整個寄來，他們會高興接受的。」

我給費公最後的一段短柬自稱為「不聽指示的學徒」（Your Wayward Disciple）。我也自認我負費公。可是即算我是不及格的三等僧眾，我仍要說我受大師費正清先生誨益非止一端。

寫中國歷史，尤其對付傳統中國，不應當先帶批評態度，因為那樣也有一種要求歷史「應當如是發生」的成見，我們務必先窮究歷史「何以」如是發生。循著這原則，現代社會科學分科的辦法只能在寫出歷史之輪廓構畫已成之後引用，不能在以前引用。因為這些分科辦法已是歐美社會業已現代化之後的產物。假使我們倚靠它們作出發點，仍脫離不了歷史「應當如是」衍進的窠臼！

又真料不到此信去後，再接到他的一封信。費公說他對我的文稿仍舊感到興趣。他已和我的評論人商量，如我接洽的出版社無著落的話，哈佛至少可以抽出稿中一部出版，或者題為《明代財政論文集》（Essays on Ming Fiscal Administration）。這當中也有一段解說：當我還在哈佛與評論人爭執時，他說我的文稿只是「未完成的論文」（incomplete essay）。我就反駁任何歷史著作都可以視作未完成的論文，即是吉朋的《羅馬之衰亡》亦復如是。其實《十六世紀明代之財政與稅收》成稿時已二十四萬字，附有二十六個數目字表，和一千三百七十段注釋，每段注釋都提到兩三項文件，當中有一段提到十七項出處。除了田賦鹽稅兵餉等重要收支外，也包括了捐監與泰山進香的收入、鑄錢的情形和淮河裏製造糧船的實況等，其好處則在其詳盡。我無意任之分割碎裂。可是費正清的來信，顯示著以他學術上的聲望地位不說，只因著哈佛的經理斡旋於兩個意氣用事的人之間，極盡其容忍，令人心折。

三天之後，我的申請得到他的批示。他信上說，這事向無先例，可是只要我的工作因此安排而有效率，他就想不出有何原因不予同意。因為頒發研究費的目的只在促成我的工作，使我能早日成書。

我問他是否可以讓我將家眷送回紐普茲，以後我的研究工作一半在和圖書家中做，每兩星期後來東亞研究所住留兩星期，以便引用圖書館並且和他接觸。他的淡藍色眼睛對我看著約半分鐘，可見得這問題也仍須考慮。可是他一經思量就很快的答覆：「這有道理（It makes sense），你寫一封信給我，將你的建議放在紙上。」

一九七〇年八月，我陷於生活裏一段危機之中。紐普茲學校聽說我得到研究費，「不久即有專書在哈佛大學出版」，已提議給我升級為正教授，而這時候東亞研究所給我的一萬元花費將半，九個月的時間也耗用了三分之一，而擬定所著書尙無頭緒。哈佛的專家尙且建議我放棄籠括明代財政稅收的想法，專注重於官僚組織之作風。他的著眼不是完全無理，但是他忽視了我已捜集的材料和準備的工作（例如全明朝八十九個戶部尙書的傳記）以及門面的工程浩大。

原來哈佛東亞研究所是一個跨越各院系的組織，所引用的研究費用，也按各部門分配，即是像我們訪問學者所作研究之成果，也代表各不同院系教職員的功業。這樣一來，問題可麻煩了。給我看稿的經濟專家暑期周遊國內外，八月初回劍橋，他給我第一段評語即是：「作此等書務必先根據人口統計和耕地面積的確實數字。黃的文稿無一項可供讀者抱有信心的因素」我知道此人自己的著作一向以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為依歸。我曾到他的辦公室裏和他對談。他不能對我給傳統中國的看法存信心，我也不相信他所掌握的計量經濟學之萬能，竟可以代替古代中國的歷史。我和他說及不僅今日我們無法確知明代的耕地面積，即是明朝皇帝和戶部尙書也不知道其確數，否則即不會有張居正丈量所發生的問題。我又對他說：「你這樣不是要我做歷史家，倒是責成我做財政改革者（fiscal reformer）了。」這當中有一個歷史不是說明為何如此的發生，倒先要主觀的咬定「應當」如是的發生之存意。至此他也笑了。

我那時的工作，著眼於明代財政。我既已用「明代之漕運」作博士論文，也參加過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主持的《明代名人傳》之研究工作，又曾在教書之餘將一百三十三册的《明實錄》瀏覽一遍，更曾往芝加哥大學和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翻閱明代方志。積下來的資料，也算盈筐滿篋。至此想寫一本專書。雖然只有九個月的時間，猜想只要努力加工，應仍能及時交卷。在哈佛的另一好處則是成書時例收入《哈佛東亞研究叢書》，此乃美國漢學出版品之精萃。華裔教授中之聞名人物如何炳棣及劉子健都為執筆人。所以我雖非長春藤大學之科班出身，也指望所著書殺青，登上龍門身價陡增，不難在紐普茲學校加薪升級。

也真料不到費先生真能謙恭下士。一九七〇年的夏天，天氣奇熱，研究所所在的柯立芝大厦的磚牆正當西曬，當日尙無冷氣設備。一天下午，我獨自在一間研究室裏解衣寬帶赤足。突然有人敲門，倉卒開門，迎面竟是費公（和他接近的研究生都如是稱他，一班學生則將他兩個名字顛倒，呼之為King John）。我還沒有去拜訪他，他倒先自我介紹：「I'm John Fairbank。」同時他又帶來門下一位博士候選人居蜜女士。居小姐研究明代社會史。費公就和我說：「你對明史既有心得，不妨給她指點。」所以我未行弟子禮，倒已先被作幕上嘉賓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