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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還有一句話，「盡信書不如無書」。中國人在二十世紀不僅推翻了超過兩千年的專制皇權，停止了科舉取士的制度和與之共存亡的傳統教育方式，也在社會組織、婚姻關係、宗教思想、對人態度甚至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了顯著的改變。如果這種社會革命沒有更換我們所用的語言，至少它也增訂了我們常用的辭彙。可是傳統古籍仍是以舊時代的眼光寫成，連《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鑑》在內。這教我們如何是好？將所有古籍全部放棄？或是待全部歷史重新編訂功成之前，叫一般人暫時不讀歷史？

我們不敢贊成這樣削足就履的辦法（在過去朝代國家內曾如是通行，即「文化大革命」也步其後塵），可是不得不提醒讀史人，務必放寬胸襟，增廣視野。讀史的人也要和創造歷史的人物一樣，認清自己在時代內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輕人既已崇慕自由，則更要孕育各個人對公眾事務判別之能力，而讀史是增進這種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徑。

《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鑑》諸書仍為今日治史者的原始資料，即教科書和新著作不能脫離這些原htｔｐs://ｍ.hｅｔｕbook•coｍ.cｏｍ始資料之窠臼。諸書既已標準化，又在後期經過各朝代審訂，當然不如理想。其中最大的通病，是其以道德的立場講解歷史。我們今日檢討傳統中國之成敗，亟要知道各時期土地政策、軍備情形、社會狀態等。道德不僅是一種抽象籠統的觀念，也是一種無可妥協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則涇渭分明，好人與壞人蓋棺論定，故事就此結束，如此最容易阻塞技術上之檢討。好在各書以道德饒舌的地方既明顯又重複，讀者只要稍具用心，不難一眼看出。

中國的現代史也可以概略的看做傳統中國與外界接觸和衝突，又經過大規模的調整後更生再造的一種紀錄。因此對中國青年講，又不能不對外界的歷史有最低度的了解。因為牽涉過廣，又面臨著今日之特殊情形，我建議先以十七世紀的英國作出發點。這建議包括著重點主義之立場，也藉之了解兩種文化匯合之源遠流長。英國在十七世紀人口才由四百萬增加到六百萬，但是經過三世紀的流血動亂，才將一個農業基礎堅固的國hetubook.com.com家，改造而為一個以商業法制管理的國家。迄至世紀之末，全國已如一個城市國家，全可以用金融操縱，銀行業與保險業也開始露面。這不僅可以用資比較，還可以從這原始型態（prototype）裡看出各國需要現代化的這個問題之由來。

綜合以上所述，這「長寬深遠」的設計，無非針對著目前地覆天翻的局面，其用意也仍是注重「時間上之匯集」（timing），亦即不離孟子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著眼。又因為最後需要讀者作主而自存信心，所以又必加上一個「盡信書不如無書」的附帶條件。

對中文已有相當根柢的年輕人講，我主張在研究現代史之前，先對「傳統中國」的這一段有基本的認識。中國歷史的特色，即是長期的以文化上的力量和社會價值作行政的工具，數量重於質量，紀律重於法律。雖說經過一百多年來的長期革命，這些因素已在逐漸消磨，可是卻並未全部被摒斥於我們的生活圈外。縱使過激之人士，企圖將它們整個剔除（有如魯迅，他稱之為「吃人的禮教」，而且要讓「和*圖*書孩子們」再不被其污染），至少也要知道它們的內容和活動的範圍，才能掌握著我們身歷其境的長期革命之背景和沿革。

在政治哲學方面，我也主張從根本的方面著手。今日之讀史者縱未翻閱過柏拉圖之原書，或未參加過基督教堂的禮拜，也應當獲悉他們思想體系之輪廓和「原罪」的意義。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家如馬基維立（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為古典派經濟學家之先驅，也透過後者而影響馬克思。如果讀者全不明悉這思想線索之由來，則很可能對今日之西方生誤解。以上的作家從自存（self-preservation）解釋到人性為惡，最容易引起中國讀者的反感。可是這已經無數的學者解釋：現實的承認人性為惡，並非提倡人類應當為惡。如果我們呼籲今後不用暴力，這還講得通，要是歷史家否定過去暴力之存在，又不承認其在歷史上之作為，就不合實際，其所寫歷史也與實情不合了。

中國在二十世紀有很多地方適應於孟子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說法。首先對日抗戰動員了三百萬至五百萬的兵力，與強敵作生死戰八年，戰線連亙五千里，已是洪荒之未有。而接著毛澤東的土地革命其範圍之大程度之深也超過隋唐之均田。今日重創法制性的聯繫，以便從過去農業式的管制方式進展到以商業為準則的管制方式（稱之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尙不過是當中的枝節問題）也勢必工程浩大，牽扯極多。不少寫歷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通常不能甩脫個人的觀感，而且感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尋常人的眼光去議論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後面有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

原始資料之過於龐博，可能使初學者望而生畏？我的辦法是將每一主要朝代的興起和*圖*書、最後的覆亡，和當中重要的轉變，分作三五個大題目，而用原始資料充實之。因為我注重從技術角度檢討歷史，所以曾花了相當的時間披閱《二十四史》的〈食貨志〉。此中食為食物，推廣之則為農業。貨為貨幣，推廣之則為商業。只是《二十四史》裡有〈食貨志〉共十二篇，而且繁簡不一。如《宋史》之一篇，則共十四章，本身就像一部專書。《遼史》的〈食貨志〉只寥寥數頁。而且因為古今眼光之不同，我們很難在一章一節內找到有價值的資料下結論。所以只能利用它作開路的引導，而向其他方面推廣蒐索，再以各文之互相引證前後連貫作覆審的根據。例如我在《遼史》〈食貨志〉裡看到《禁朔州路馬羊入宋》。後來細看張擇端所畫的《清明上河圖》則當日之開封，連大車都用黃牛與水牛併拉，也可見得其禁令之徹底。回頭再讀拉體摩（Owen Lattimore）的專書，更相信馬匹因耕作地區之差異在中國地緣政治（geopolitics）中極重要。我自己讀〈食貨志〉的一種心得則是整個傳統中國的歷史自先秦至明清，可以連貫的用財政稅收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