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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頭誰不希望自己所著書暢銷？除了罵人之外，高舉着民主與自由的旗幟也可以旦夕成名。前些日子有一位美籍日人名福山的就在一種雜誌裡著文稱資本主義已打敗共產主義，這也就是自由與民主戰勝了強權與獨裁。他的結論倒不是天下太平，大家都可享清閒之福，而稱之為：「歷史之終點」，亦即今後英雄無用武之地，只有對著無聊厭煩的局面打哈欠。這文章問世，福山和他的雜誌同享盛名。

按其實尉凡一生失去自己掌握的事情很多。即使和綠眼睛結婚也非本人原意。只因著抗戰軍興，他被逼著廢學從軍。當日的想法抗戰只要四年就可以結束，並且只要中國人肯拚命，日本人被軍閥逼著參戰，沒有不敗的道理。還有一個英國人叫做H.G. Wells就寫了一本書，預言日本人一到湘鄂區的山地之間，中國立即會轉敗為勝。所以那時候不少的中國人只承望日軍早到湖北，連尉凡也在內。直到他從軍又從軍官學校畢業下部隊之後，才知道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讓咱們悄悄的說吧，要不是美軍救駕，幾乎作了瓦上霜）。自此也一波生一浪，尉凡也隨著抗戰勝利而保送出國深造，又隨著因內戰而軍隊被打垮再悄然在外國做小工，即以後娶番婦，年近半百才有了一個寶貝孩子，全出自原有計畫之外，更與預定的進度不符。

至此他揉著自己的眼珠三兩次，才算放了心。

尉凡：「與這法案切實有關的貿易部分是紡織品和玩具，這佔中國向美的輸出不過百分之二十五。要是索性不要最惠國的待遇會怎麼樣？」

尉凡多年就傾慕綠眼睛的女人。他以為和一個綠眼睛的女人接近，就可以產生好多羅曼蒂克的情緒。後來總算運氣好，他居然和一個綠眼睛的女人結婚！可是不久他的太太就買了一副隱形眼鏡。戴上隱形眼鏡之後，她的眼珠已是藍色，而非綠色。並且她不贊成他以羅曼蒂克的眼光觀察事物。

來客搖搖頭。他說：「總是牽涉廣泛，不會一下子垮台，只是這裡發生一點問題，那邊發生一部分問題，歸根遲早之間避免不了壞結果。」啜了一口咖啡，他又繼續下去：「現在大陸好幾省的生產事業都已和香港連成一片，都已經整體化了。並且要自由，要民主，也先要有經濟的展開，是不是？」尉凡想像著既無香港整體化也必與台灣的經濟相關聯，所以要加強台灣的安全也還是要促進大陸的經濟改革，其步驟是推廣其對外貿易，不是阻塞其對外貿易。

話說回頭，他們主客間的談話仍在繼續下去。

他正向國會山莊遊說，希望延長中國在美的最惠國待遇。他也是香港派來的商界代表團成員之一。

尉凡也有一個朋友叫做夏志清的，在哥倫比和*圖*書亞大學當教授已好幾十年了，到最近才退休，他又有一套理論，他認為內容全不重要，凡是罵人的書總是行銷。尉凡仔細一想，這觀察卻也有道理。他起先以為自己的書寫得好，所以暢銷。殊不知在很多情形下，只是讀者把他們自己對書中人物憎恨的情緒看進書內去了。比方說他寫十六世紀的書，完全以技術的角度著眼。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組織及風尙一經固定，則與當局的道德無關。如果制度行不通，雖是執政人有賢愚不肖，最後也都是同樣的一籌莫展。可是從多方面的反應看來，這要義並未完全傳達了過去，倒是有了不少的讀者仍在罵萬曆皇帝為無道昏君，也有人認為海瑞是壞人，值得咒罵。倒有一位相當有名望的教授對作者說：「你提到皇帝一舉一動，實在是聽命於人，而不是憑己意下命令，倒是我以前沒有想得到的！」尉凡固然感謝這位老前輩能體會他的著意，可是為著書之行銷起見，反而期望這位先生不要張揚其獨具隻眼。至於這種態度對讀者是Jeffersonian或是un-Jeffersonian，已經不在意內了。

可是尉凡既是自己志願入美籍也曾宣過誓，就不能指教學生各行所是。他就解釋「自由」和「個人主義」並非兩位一體，美國所提倡的自由，著重宗教上的意義，所謂「我的良心只有神知」已在開國之前就由與正規英格蘭教堂作對的傳教士廣播於新大陸，即是開國時，也強調自由，也帶著現實的經濟意義，卻仍是對英國的高壓政策而言。譬如說那時候英國人只許美洲殖民地的人製生鐵，卻不許設鋼廠煉鋼，所有鋼產必由英國輸出。即是比較精緻的製成品也不能由北美洲上的一個殖民地，也即是今日美國之一州，輸出於另一州發賣。他和美國學生說著的時候，很多學生以前都沒有聽說到這一套。按其實當日曾有一位經濟學理論家名Adam Smith的就曾寫下一本書題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多年前在中國已有譯本稱為《原富》，對這些事情有了詳細的記載。並且這書也在一七七六年出版，正是美國宣佈獨立的一年。要是西方人連這些都沒有弄清楚，一到中國即將美洲對大西洋彼岸行動的方針，錯移在一個整塊土地人煙稠密的國度裡鼓吹，把自由說成了一個不顧歷史背景全無組織結構的品質，就不免張冠李戴了。大凡很多美國人在亞洲國家裡的錯誤，不外先由於將時間與地點混淆之所致。

一天早上他醒來時突然想起：他自己可能戴上了有色眼鏡和_圖_書。他的夫人也戴上了有色眼鏡，不然她的眼珠如何會由綠而藍？「親愛的」，他就問她，「妳戴上了隱形眼鏡不是將所有的景物都看成藍色？」

根據美國憲法，眾院和參院也仍有否定總統之否決，再度通過這法案的權力使之務在必行，但是必須兩院的票數都在三分之二或以上。看來眾議院達到這三分之二的人數綽有裕如，但是參院原通過法案時贊成者五十五票，反對者四十四票，看來無法糾集到六十六對三十三之多數。所以現今縱是尙未依程序全般做出，已可算作總統的勝利，於是執政黨領袖招待各界，報告結果。料不到這時候仍有出席招待會的人士在會場發生爭執。爭執者也非旁人，也仍是中國留學生。一派說他們支持總統，另一派說他們始終沒有同意讓中國為最惠國而不附帶條件。

尉凡用不著去看，他已經知道收回主權的事無望了。

可是總統的一道文書發出，立刻引起國會山莊之爭議。眾議院和參議院起先都認為北京作事暴戾，理應撤銷最惠國的待遇以示懲罰。尉凡一想這可糟了，他早想另買一隻道地土產的竹籮筐，可能因這段糾紛吹了。同時中國大陸的同胞，辛辛苦苦的編蔑為生，也想趁此賺出一點外匯，藉此提高國民生活程度，也因著主義這般主義那樣，Smith的自由和Hegel的自由所產生之糾紛無從實現了。

因此他也採取了一種不同的人生哲學，究其實也是自然其說的解釋。幾年之前他問了自己的一個學生：「這件事原本由妳自己選擇，妳預先決定了出生在美國，時在二十世紀，並且為女性？」這女孩子倒也伶俐，她一下子就領悟了尉凡的意思。「凡教授」，她就嫣然一笑的說：「我連出生與不出生之間都無權決定。也不知道如何之間我就出生了！」

他前幾年去波士頓看到一家商店發售中國出產的竹籮筐，所用的竹片倒也細緻，手摸著也不會被竹纖維戮傷。他就花了十五塊美金買了一個，大約不到兩呎的圓徑。初時他也沒有打算作何用途，只因為這是道地中國土產。恰巧他又去哈佛燕京圖書館，朋友幫他借了幾十部書，他即隨手將所借書裝在竹筐之內帶回家中，不料這竹筐竟發生了特別的用途！他當時正在寫一本關於中國十六世紀後期的專書，既涉及宗教法律，也牽連到各種儀節和社會形貌。只是所有的資料分散在各處，有時候寫一段也要翻閱到五六種書籍的記載，要是把書都放在桌上則彼此重疊，而且古裝書與洋裝書紛至沓來，總之就是要找某一專書時一般無線索之可循，也容易在匆促之間把已經尋索過的一堆書堆放在尙未尋索的幾本書上。因之翻來覆去更無條理。有了竹籃筐諸書高m.hetubook.com.com低左右不等的擺在裡面，又置放於椅旁，從上向下俯視下去一覽無餘，也可以採所要的書隻眼看出，信手拈來，如是省事不少。並且可以保持著桌几的簡明淨潔，所以尉凡這一本書的成功，得力於祖國土產竹筐之力不少。

「怎麼會呢？」她卻回答：「接觸眼鏡只使瞳孔以外的彩膜改變顔色，瞳孔上的部分仍是透明的。」

尉凡自讀歷史以來，尤其自閱讀鴉片戰爭的史實以來沒有這樣的經驗。這是因時代展開自由已容納了新的內涵，只因為他自己守舊不能領略？還是只因兩方隔閡，仍是同一自由的觀念卻被濫用而待指正？抑或是中國人不懂得美國人注重選民反應耍政治工具？這是entirely Jeffersonian？還是thoroughly un-Jeffersonian？

及至今年情況愈複雜了，美國現任總統名叫George Bush的主張給中國「最惠國」的待遇。尉凡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就聽說鴉片戰爭戰敗，中國被迫承認英國為最惠國。此後中國對任何外強讓步，這同一讓步的條件立時自動的加予英國。後來這最惠國的待遇也被其他國家獲得，終構成在中國割分「勢力範圍圈」的根據。現在在美國的最惠國，當然沒有這些特權，只限於對外貿易的入口稅。有如某些貨品，最惠國的國家只付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的關稅，非最惠國的關稅卻可以高至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現在和美國交易來往的九十幾個國家，只有古巴等三個國家不是最惠國其餘都屬最惠國。這樣看來最惠國所受之「惠」也並不十分之「最」，只是非最惠國卻實際上被歧視了。

原來福山的根據來自德國哲學家G.W.F. Hegel。提到德國的哲學家尉凡就害怕。本來「自由」一辭語在英文裡面或稱freedom或稱liberty，看場合而定，已經使他頭腦昏眩了。而在德國哲學家的手下，自由成了die Freiheit，不僅屬陰性，內中的r要在喉頭裡打轉，而且這名詞包涵著無限超過世俗的意義更令人只是高深莫測。Hegel認為人類歷史出自自由之意志。如果無自由，也就無歷史，這樣也說得對。要是奴隸不造反，如何能製造歷史？可是Hegel眼中的人類歷史不創自旁的地方，倒創自咱家中國。首先只有中國皇帝能自由，可是這是一個人的自由。以後傳到希臘羅馬，才有些人自由，有些人不自由。迄至第三階段自由被日耳曼民族掌握，才是全體之自由。於是世界歷史至歐洲而及於「絕對之終點」。同時Hegel的自由有羣眾之意志作支撑，也和倫理不可區分，這已和刻下西方的個人主義有了一日和*圖*書千里的距離。尉凡也聽人說及如果Hegel先生在世，他一定會認為中國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搭地舖弄得一團尿臭為一「不自由」，派兵驅逐他們反是「自由」，他也不知道這說法對或不對。況且Hegel所敍中國皇帝行動自由的說法已和他自己所著書不相銜接，如果此說加在秦始皇贏政的頭上倒有些契合，要是擺在萬曆皇帝朱翊鈞的份上則已是名實不副了。可是現在既已有人搬出Hegel作威權，他也不敢啓齒。因為他也知道西洋還有一位哲學家J.J. Rousseau，他對自由的解釋更為硬性，他認為一個人自己不知道享受自由，旁人也可以「強迫」他自由。

今春他又有朋自遠方來，此人也非同小可，乃是一家跨國控股公司的總經理，下轄十個分公司，也各有一部在美國和台灣，他的總司令部卻在香港。尉凡和他父母也算是世交，已有了好幾十年的歷史。於是他和他藍眼睛的夫人不亦樂乎茶飯招待之後的問及他來美之目的。

可是書稿寄付出版社之後不久，他的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一天走進他的房間，就說「爹爹，你這隻竹籮筐空著沒有用，倒不如給我借去盛髒衣服。」尉凡還想辯說，已經來不及，竹筐已給兒子扛走了，本來兒子唸高中的時候就玩足球，又演話劇，有時還要借媽媽的汽車去會女朋友，髒衣物在房內亂丟亂甩已經受過爹爹的指摘。這時候要借爹爹的空器皿作一番整頓，尉凡也沒有充裕的理由阻止。只是他也一直沒有機會再補充那有用的竹籮筐，因之近日他的參考書也仍一團一堆地囤集在桌上，有時他也仍在做研究工作的當頭，將已經捜索過一堆書擱置在幾本未經尋索的書上，因之要尋覓之線索，仍是百覓而不得。

然而將本人憎愛的事物以一個籠統的編號概括之，也不只在北京的中國人如此。尉凡也記著他在密西根大學做研究生的時候，有一位教美國憲法史的教授本人對Thomas Jefferson極端崇拜。在他看來凡是任何法案在他眼下合乎時宜有進步性格，或者只要行得通，不妨全稱之為Jeffersonian，否則即是un-Jeffersonian，後來他的一班同學都抓住這要點，也都模仿教授的口語。例如在前一堂曠課的人，因有同學將所發油印教材留下一份給她或他，也不稱謝，只稱讚對方之義舉為「very Jeffersonian」。如果準備抗議或者對某種事體有意批判就說：「This is un-Jeffersonian」。

不少西方的人士沒有想到他們對民主和自由的招牌也是如此看待。

好容易兒子高中唸完，大學也唸完，也找到了工作遷出戶外，和-圖-書尉凡正在打算將失去掌握的竹筐收回自用，可是也是動作遲緩。一天早上他的藍眼睛太太也是原來的綠眼睛太太對他說：「我在清哲夫的房間，他的衣橱裡有一個中國式的竹籮筐。你說巧不巧。我們起居室裡那盆樹正缺乏如是這般的一個器皿盛裝著。擺在地毯上也和背景調和。你去看一看！」

他送過客人去，過不久George Bush邀請了華裔人士要他們支持他的政策，對中國延長最惠國的條件一年，不附加條件。如果美利堅合眾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另提出要求，也可以分別交涉而不糾纏到商業法律條款之內。可是國會山莊對華貿易的法案也仍如預定的通過。兩院都在同意延長最惠國的原則上附帶了很多條件，也都有提倡民權卻侵礙中國主權的嫌疑。總統也預先聲明，他將否決兩院的折衷法案。

他也恐怕自己一心想買副關稅低的竹篾籮筐，才產生了一種自私的念頭。可是他不能懷疑美國總統和一個獲有經濟博士學位主持資本上十億的公司之董事經理因不識好歹不顧民權，支持馬列主義，縱使今日馬列主義也有了不同之內涵。同時他的太太也是土生的美國人，她對他自己的看法並無異議。

這些參議員也看清楚了，人民要民權，國家也要主權，人民的民權還在爭辯之間，國家的主權即無可爭執了。

尉凡就說總統的意志既是如此之堅強，看來最惠國的身分總是會批准的。來客則說：「希望附帶的條件不要太苛刻。」尉凡知道他所說的意思。國會的另一提案是有條件的批准，例如保障人權，將歷年來因政治糾紛拘捕的人犯向外間交代等等。本來保障人權也是好事，但是將處置刑事的權力由外國的立法機關作主寫成法案強制執行，又當作兩國間貿易條件之一，是任何有自尊心的國家極不能接受的。即是在參議院小組委員會辯論的時候已經有兩位參議員不耐煩的說出。「要就承認她為最惠國，或是不承認？何苦來這囉哩吧嗦的一套！」

這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自此之後尉凡也將他自己對十六世紀明朝作綜合敍述的書發送到中國大陸上出版。這一來倒非同小可，他在北京社會科學院的朋友，就寫信告訴他，這本書倒也確被很多讀者欣賞。可是這些欣賞的人不說敍事的綿密客觀，卻先用意識型態說出「這方是真的馬列主義。」原來當地的習慣，凡是他們以為真實的情事，概以：「馬列主義」稱之。果是如此尉凡應當引以為慰。只是他也害怕，他怕美國聯邦偵探局真以為他在宣揚馬列主義，而且連中國的共產黨人都以為他尉凡筆下作物確是馬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