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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基本的藝術風貌是什麼？欣欣子序開頭就指出；「寄意於時俗」。這就是說，《金瓶梅》是一部通過描寫「時俗」來寄託作者思想感情的書。它不同於《三國》描寫古代的帝王將相、興廢爭戰，也有別於《水滸》刻畫超人的英雄豪傑、刀光劍影，更大異於《西遊》虛設奇幻的牛鬼蛇神、上天入地，而是用細緻的筆觸，描繪了生活中誰都能遇到的平平常常的人、普普通通的境、瑣瑣屑屑的事。它顯得俗：人俗、境俗、事俗、語也俗。

這是從聯繫之普遍的角度上來指出作者「見怨之深」。與此相補充的是，張竹坡還有個「加一倍寫法」的理論：

不僅如此，他還認為《金瓶梅》實際上由「一家」而寫及了「天下國家」。其七十回總評曰：

這種結合不是生硬湊合，而是不露痕跡。《金瓶梅》在這方面是頗見功力的，這裏且舉兩個細小的例子來說明問題。一是第二回，寫縣官派武松送金銀到東京去，原天都外臣序本《水滸傳》只是這樣寫：「卻說本縣知縣自到任以來，卻得二年半多了。撰得好些金銀，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戚ｗｗw•ｈｅｔuｂooｋ•ｃｏｍ.ｃｏm處收貯，恐到京師轉除他處時要使用，卻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這裏至多揭露了這個縣尊於「二年半」時間已「撰得好些金銀」而已。而《金瓶梅》於此略加點綴，就將「恐到京師」句改成「三年任滿朝覲，打點上司」，後又對武松說：「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勔，見做殿前太尉之職，要送一擔禮物捎封書去問好……」原來如此！他要巴結的乃是殿前太尉朱勔！做官就要在朝廷裏有靠山，要時時不忘孝敬上司！顯然，它比《水滸》的暴露更深了一層，而這個改動又是那麼自然，無跡可求。其二，如第六十七回寫蔡京的管家翟爹派來的人向西門慶討回書時，順便加了一段對話：「（西門慶）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裏下書，擔閣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若去掉這段對話也完全可以，但加上去卻合情合理，且正暴露了「私門之廣，不獨一提刑也」（崇禎本評語）。這兩例都是順手拈來，毫不費力，但https://www.hetubook.com.com卻自然、巧妙地暴露了從下至上（前例）與從上至下（後例）的相互勾結，充分顯示了作者的藝術才能。

然而，寫《金瓶梅》時俗並不是僅寫一家之俗，還要「寄意」，要暴露社會的黑暗，譴責人性的醜惡，特別是要把矛頭指向最高統治集團，這就使得作者並不把眼睛死盯在一處，而是注意左顧右盼，由小及大，在廣泛聯繫中來寫俗。對此，張竹坡已經看出。他在《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指出：

總之，《金瓶梅》是一部俗書。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它最俗，寫的人物最平凡，寫的家庭最普通，寫的事物最瑣屑，然而它意在暴露，指斥時事，敢於寫曹雪芹所不敢寫的「訕謗君相」、「傷時罵世」，比起《紅樓夢》、《儒林外史》這類也寫世俗的小說來，它更注意寫國家朝政，興廢爭戰。它立足於「俗」，心中有「時」，故能從「俗」字出發，由此及彼，由小到大，縱橫交錯，上下相聯，成為一部名副其實的寫「時俗」的小說，使真實性與暴露性同臻妙境。

寫俗人，乃是寫世和*圖*書情的中心。因為世俗社會中活動的中心就是這些俗人。《金瓶梅》描摹的主角，是一個「市井暴發戶」。圍繞著他周圍的一妻五妾，乃至一大批幫閒篾片、娼妓優伶、家僮婢女、僧道尼番、醫巫星卜、三姑六婆，都是市井之俗人、小人。小說將這些「下等社會」的人物予以集中描寫並使之成為主要角色，反映了作者對於人的認識有所提高。然而，僅寫俗人還不足以充分地寫世情，關鍵還要同時敘俗事，畫俗境。《水滸》中的英雄不是大多也是俗人嗎？然而他們演的常常是殺人越貨、攻城奪地等非同凡俗的活劇，因而不能不使人感到與一般的人生還有一段距離。《金瓶梅》發展了《水滸》中寫家庭瑣事、日用起居的一面，使人物的主要活動就在家庭之中、市井之間，著重描寫一些「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寫瑣瑣屑屑的柴米油鹽之事（劉廷璣《在園雜誌》），好像作者「采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謝肇淛《金瓶梅跋》）似的，使整部小說浸透著「俗」的色彩，具有一種強烈的現實感。

在《金瓶梅》中，由小及大www.hetubook.com.com、上下聯繫起來描寫的事例很多，最令人難忘的是苗青一案。謀財害命的苗青闖入西門慶的圈子裏來，是走了姘婦王六兒的門路，而王六兒處又經鄰居樂三嫂的通融，她們都是市井間最普通的小人物。西門慶得了銀子，買通同僚夏提刑，放苗青回揚州。至此，事情似可中止，但作者不甘甘休，使之逐步升級，從山東按察院，一直到蔡太師，再經萬歲爺，致使罪犯終於逍遙法外，贓官受升遷，清官被貶謫，其朝廷之黑暗，皇上之昏庸，暴露無遺。張竹坡曾由此而發感慨說：「見西門慶之惡，純是太師之惡也。夫太師之下，何止千萬西門，而一西門之惡已如此，其一太師之惡為何如也！」（第四十八回批語）其實，西門之惡，豈止太師之惡，實是皇帝之惡也。《金瓶梅》的暴露就是能這樣小中見大，大小結合，增強了暴露的廣度和深度。

這實際上也指出了《金瓶梅》由小及大，直指朝廷的暴露特點。

然而，正是這種俗能給人以一種身臨其境，親睹親聞之感，使中國的小說藝術更面向現實，面向人生，從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