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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運氣好。英國人總是好運氣。」他摘下一張彩票，向我遞過來。我才發現，他突然會講英語了。「哎，就一張小小的彩票。」

一個女孩子出來了。

同性戀的摸了一下蝴蝶領結。「你們當然知道可愛的亨利……有時說的話。」

左邊第五個。沒錯。

「什麼時候死的？」

「沒，沒完。去看看他的墳墓。很漂亮的墳墓。」

她知道我在哪裡。她走到人行道的邊緣上，抬起頭來看我的窗口，小小的個子，彷彿沒有什麼變化但又有所變化。燈光照在她的棕色手臂上，但是她的臉在陰影裡。黑連衣裙、黑鞋子、左手提著一隻小小的黑色夜用手提包，像妓|女常出現的情形一樣，她從陰影裡走出來；也像羅伯特．福克斯。她沒有表情，只是抬起頭來看我。持續時間很短，十五秒鐘就結束了。計程車突然倒退到她面前。有人打開車門，她迅速鑽進車去。計程車猛然開動，速度很快，一下子就到街道盡頭處，汽車輪胎發出尖利的吱吱叫聲。

我知道辛格勞大道在哪裡：從雅典通向派里厄斯的一條寬闊的林蔭大道。我直接走出去，跳上一輛計程車。我們繞過奧林匹克宙斯廟的三根圓柱，直奔派里厄斯。一分鐘後，計程車在一幢房子外面停了下來，房子坐落在一座規模不小的花園後部。斑駁的琺瑯質數字顯示出一八四號。

「歐夫先生。」旅館服務台夜間接待員用不甚標準的發音叫我的名字。「有你的電話。」

典型的症狀是在講話中使用的人稱，一概都是「某人」——某人的觀點、某人的朋友、某人的僕人、某人喜愛的作家、某人在希臘的旅行，直至可怕的英國資產階級復仇之神等。「某人」就像被煤煙熏黑的一個存疑符號，整個晚上都占著主導地位。

他的臉頓時明朗起來，彷彿已經明白了一切。「啊，我知道了，你要找的是康奇斯先生？」

「她已經死了。」

「妳是誰？」

這個三樓房間的窗口外有一條小街。

我放下話筒，躺回到床上去，盯著天花板看。過了很長時間，我才鼓起勇氣下樓去喝酒。

「一個月前在倫敦死的，我以為每個人都知道了。她服用過量的——」

沒有一個人說出自己要說的話，自己的心裡話。沒有一個人的行為是寬容的、熱情的、自然的。最後氣氛變得很令人討厭。我能看出主人和他的妻子真的熱愛希臘，但是話噎在喉嚨裡就是說不出來。批評家對利維斯發表了一番頗有見地的評論，後來又對他破口大罵，把自己的一番高論給毀壞了。我們全都一樣，我幾乎什麼話也沒說，但這並不能說明我就清白些或者更少受制於人。故國、女王、中學、牛津大學和康橋大學、標準口音、像我們這樣的人，一個個道貌岸然，圍繞桌子站立，像秘密警察，隨時準備對任何明智的歐洲人道主義表現加以鎮壓。https://m.hetubook.com.com

一塊水晶跌得粉碎。

第二天早上，我到英國文化協會去。我對過來招呼我的人說，我出於「個人原因」辭職了，但是在不違背對馬弗羅密查利斯的非正式承諾的前提下向他暗示，文化委員會並沒有為如此荒僻的小島輸送人才的責任，他聽了馬上得出錯誤的結論。

我冒著中午的炎熱返回旅館。接待人員把鑰匙給了我，同時交給我一封信，信封上面只寫了我的名字，還標明「緊急」字樣。我撕開信封，裡面有一張紙，寫著一個號碼和一個街名：辛格勞大道一八四號。

「這種新潮流正在形成。想挑撥我們去和美國佬對著衝。」他敏捷地合上卷宗。「就這樣吧。非常感謝，爾夫先生。我們所談的大有裨益，只是這樣的結局實在令人遺憾。但是不必擔心。你所說的一切，我們會牢牢記在心裡的。」

「簡直令人無法容忍。」

「我說老弟啊，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他驚愕地遞給我一支香菸。

在我窗戶底下的正對面有一盞街燈，安裝在商店拱廊入口處的牆壁上。因為角度不對，我看不到拱廊的後面。

計程車發動起來。

「哪裡來的？」他攤開雙手，表示不知道。

「噢，是爾夫先生嗎？」是男人的聲音，我聽不出是誰。對方是個希臘人，說話的音調很好聽。

「對。」

我們心不在焉地談論島上的與世隔絕，談論愛琴海，談到該教育大使館，讓他們明白文化委員會不是他們的另一個附屬機構，真是活見鬼。最後我隨便問他有沒有聽說過一個叫康奇斯的人，他沒聽說過。「他是誰？」

「喂。」

「有人讀過亨利．格林的新作嗎？」大使館秘書問道。和*圖*書

一切都被背叛了。

「請你看看窗外好嗎？」

我說：「我並沒有追逐男學生，不是這個原因。」

我說的名字他不知道，我拼給他聽。接著，他要我的姓名，然後他說：「請等一分鐘。」

他這樣反覆說了十遍，我環顧周圍的面孔，希望看到有人表示與他同感，有人朝他大喊，那是書本裡發生的事情，不是私生活中的瑣事。但是他們全都一樣，每個人的思想都披上了同樣神秘的盔甲，像古蜥蜴的翎頜，像冰柱的緣飾。我整個晚上所聽到的唯有破碎冰針的叮噹聲，人們膽小怕事，欲言又止，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一個男孩子，是個信差。」

「是的。」

我坐進計程車。他趕緊跑過去取他那一杆彩券，並在風中揮舞起來。

我突然叫司機開車。他掉過車頭往前開，但是開出大約五十碼後，我叫他把車停在一家咖啡館外面。我招呼一個服務員出來。我問他，後面那幢房子他知道是誰的嗎？

我透過墨鏡望著他，說出一個字。「康奇斯？」

走向門口的時候，他一定是為我感到更加遺憾了，於是邀請我當天晚上和他一起吃飯。

那天晚上的晚餐實在太糟糕了，典型的英國宴客方式，吃的東西很少。沒去之前，我曾經考慮過要給他們講點布朗尼的情況，我認為那是一張被施了魔法的餐桌。但是談話剛開始五分鐘，我這念頭便蕩然無存了。我們總共八個人，五個是文化委員會的，還有一個大使館秘書、一個小個子中年同性戀者、一個批評家是來發表宏論的。席間有大量文學閒談。同性戀的眼巴巴地盼著大家多講出一些作家的名字來。

「這是誰的房子？」

「完了嗎？」我問道。

「難道妳不知道嗎？」

花園已經破敗不堪，窗戶都釘死了，有個賣彩券的坐在附近一棵胡椒樹下的一張椅子上，他問我要什麼，我不理睬他。我走到前門去，又繞到後面，房子只剩下一個框架，多年以前顯然發生過一場大火，平展的屋頂已經塌下來了。我看看後面的一個花園，其荒蕪無人照料的情形和前面的花園不相上下。後門洞開，在掉下來的橡木和燒焦的牆壁上，可以發現有流浪者或瓦拉幾吉普賽人曾在這裡住過的跡象。舊壁爐上有不久前燒過火的痕跡。我等了一分鐘，但是感覺到在這裡找不到什麼東西。顯然，我受騙走錯路了。

我問那一位給我提供幫助的官員，康奇斯是不是還活著。他把剛才從中取出那份報告的檔案又翻了一遍，除了弗拉瑟斯的地址之外，找不出任何別的東西。他從未hetubook.com.com聽說過康奇斯這個人，他到這個部門來工作的時間不長。

靜默片刻。我明白了。幾個小時以來我一直在培育著一個狂熱的渺茫希望。我低頭望著地上的綠色舊地毯。

我訪問了第三個單位，這一次訪問的是法國大使館。接待我的小姐終於想辦法把文化參贊從他的辦公室請到樓下來。我說明了自己的身分，告訴他我急需查閱這位傑出的法國心理學家有關論藝術是有組織的幻想的資料……我說的內容似乎把他逗樂了，但是我一提及巴黎大學，馬上就惹出麻煩來了，他斬釘截鐵地說，一定是搞錯了：巴黎大學根本沒有醫學系。然而，他還是把我領到大使館圖書室的參考書架前。許多事情很快得到了確定。康奇斯從未在巴黎大學擔任過任何職務，而且也沒有在法國的其他大學任過職，他不是法國的註冊醫師，他從未用法文發表過任何文章。圖盧茲大學有一個教授，名叫莫里斯．亨利．德．康切斯．維尤衛，他寫過有關藤本植物病害研究的系列學術論文，但是我不認為此人就是我要找的康奇斯。我原先以為自己至少是為英法之間的相互理解盡了一分力量：因為我未曾以任何方式破壞高盧人認為多數英國人既無知又瘋狂的信念。但現在我終於擺脫了這種感覺。

我在大不列顛旅館辦好住宿手續之後，問他們最近有沒有兩個英國孿生姊妹在旅館裡住過，金色頭髮，二十歲出頭……接待員說肯定沒有。我本來也認為她們不會到這裡來住，因此也就不再繼續問下去。

「我是。你是誰？」

回到門口，我問老頭知不知道已故的莫里斯．康奇斯有什麼親人。他又為我在他的本子裡查找，但一無所獲。他知道是誰奉上這些花的嗎？不知道，很多人都到墓地上來獻花。微風把一綹綹頭髮吹到他布滿皺紋的前額上。他老了，也累了。

「這封信是誰送來的？」

離開英國文化協會之後，我去了內務部。我藉口正在寫一本旅遊的書，找到了保存戰爭罪行檔案的部門。不到十五分鐘，我就找出了真正的安東所寫的一份報告的英文文本。我坐下來仔細看，除了少數枝微末節之外，所有內容都跟康奇斯講的完全一致。

啪噠聲。

「文化委員會的這些人實在太討厭了，」他說，「但是也難怪，生存手段嘛。」他沒有走進我的房間。他說他要漫步去雅典衛城，但是實際上他卻走向紮佩翁公園，那裡有大群鄉下孩子，他們掙扎在饑餓線上，到雅典來出賣自己單薄的體力換碗飯吃。

我到達雅典的大不列顛旅館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去機場。和-圖-書電話被接通到我要的櫃檯，接電話的是一個男人。

但是我剛一開始穿越文化委員會外面的克洛納基廣場，便懷疑自己為什麼要接受他的邀請。那個地方令人窒息的英國氣氛從來不會使我感到是在外國，但是使我感到震驚的是我發現自己正在努力適應那裡的環境，爭取他們的認可。他們在審判過程中說了些什麼？他追求的是知道自己將被迫反叛的處境。我拒絕成為強迫性重複行為的受害者，但是如果我拒絕這樣做，我就必須有勇氣否定自己好交際的過去，否定自己的全部背景。我不僅必須準備好清理垃圾箱而不去教書，而且必須作好準備，即使是清理垃圾箱，也不再與英國中產階級一起生活和工作。

啪噠聲。靜默。我對著話筒急促地呼喚，可是毫無結果。對方把電話掛了。我從床上抓了一件晨衣，關了燈，跑到窗口。

我朝著等候在外的黃色計程車走過去。微風吹過，乾燥的土地上塵土飛揚打轉，給原來已經灰黃的夾竹桃樹葉又蒙上一層灰。辛格勞大道上車水馬龍，大門旁一棵棕櫚樹的葉子沙沙作響。賣彩券的正在跟我的司機說話。我出來時，他轉過身。「找人嗎？」

在兩棵柏樹中間，在一棵表示悼念的植物下，有一塊簡樸的彭特利克大理石墓碑，碑上的十字架下寫著這樣的碑文：

我尖刻地對他一笑，用英語說：「你是從哪裡來的？國家劇院？」可是他搖頭，似乎不懂我的意思。

我到一個酒吧去，坐下來喝了一大杯白蘭地。整個人感到很沮喪，無法面對不得不回英國去的現實。我過的是流亡生活，永遠的流亡，不管我是否住在那裡。流亡的事實我可以忍受，但是流亡的孤寂我無法忍受。

我和批評家一起返回旅館，一路上痛苦慌亂地回憶起弗拉瑟斯充滿希望的孤寂，回憶起我所遭受的損失。

對面停著一輛黃色計程車，車後部朝我這邊，在坡地上微微傾斜。這是正常現象，旅館叫來的計程車總是停在那裡等。有一個穿白襯衫的男人從街道對面迅速走去，經過計程車。他剛好在我窗口底下穿過馬路，看不出他有什麼奇異的地方。無人的街道、街燈、關閉的商店、黑暗的辦公室，一輛計程車。那人消失之後，才出現了一點動靜。

「只是我在島上遇到的一個人，似乎總是與英國人過不去。」

天很藍。一架飛機在低沉的轟鳴聲中降落在雅典的另一邊的機場上。又有其他來訪者抵達了，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

他說知道，是一個叫拉利的寡婦的，她住在科孚島。

「知道什麼？」

他沒刮過臉，穿一件灰色舊西裝，一件髒兮兮的白襯衫，沒有領帶，手裡拿著一串琥珀念珠。他舉起雙手，和-圖-書表示不知道。

他死了四年了。

「他很有錢。」他望著司機，彷彿即使我不能理解的話，他也能理解。「他被安葬在聖喬治，一塊很好的墓地。」在他那典型的希臘游手好閒者的微笑中，在他告訴你這些不必要的資訊時的神態中，有一種十全十美的東西，讓你不能不相信他是表裡一致的。

文化委員會的人都是外國人，街上見到的不知名的希臘人倒成了熟悉的同胞。

墓碑腳下有一個綠色小盆，插著一枝白色馬蹄蓮和一枝紅玫瑰，底下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白花做襯托。我跪下來把它們取出來。花莖是切割不久的，很可能是當天早上才割下來的。盆裡的水清澈新鮮。我明白了，他又在用他的方法告訴我：他知道我猜了些什麼；搞偵探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最多也就是找到一個假墳墓，再鬧一次笑話。想到這裡，我不禁冷笑，但笑容很快就消失了。

他幾乎讓我真的等了一分鐘，但是最後我終於聽到了一個女人的聲音，帶有希臘腔的美國口音，像是上一次我和艾莉森在那裡見面時那個値班女孩的聲音。

「死了？」

「妳住在這裡嗎？」

「是她的一個朋友。」

我的聲音一定是出奇地平靜。

「喂？」

當天下午四點鐘，天氣稍微涼爽些了，我乘公共汽車前往墓地。墓地位於雅典郊外數哩處，在艾加利奧斯山一面長滿樹木的山坡上。當我問墓園門口的老頭時，滿以為他一定會一臉茫然，沒想到他還挺認真地走進他的小屋，翻閱一本很大的登記冊，然後告訴我繼續沿著幹道往上走，左邊第五個。我走過一排排愛奧尼亞式小型聖堂、圓柱形胸像和別致的墓碑，又走過一片林地，那裡的風景雖然不甚好看，但是綠色的樹蔭還是挺可愛的。

「我覺得寫得很好。」

他甩開雙手。「他死了。」

我回到旅館房間時大約十二點半。雅典夏天的夜晚依舊悶熱難當。我剛脫|光衣服，打開蓮蓬頭，床頭的電話鈴就響了。我光著身子去接電話，想著可能是批評家打來的，他在紮佩翁公園大概並不盡興，想找個目標來談談那些沒完沒了的作家名字。

我回頭透過後車窗往後看。賣彩票的正朝著相反方向快速走去，走得非常快，我看著他拐進一條小巷不見了。

我把花又放回盆裡去。有一根細小的襯托小枝彎了下來，我把它折下來一嗅，甜滋滋的，蜜一樣的香味。既然有一枝玫瑰和一枝馬蹄蓮，也許是有特定含義的。我把它插在鈕孔裡，不再想它了。

「這個，我不知道。沒有人的。」

「四、五年了。」他伸出四個指頭，清了清嗓子說，「完蛋了。」我把目光投向他背後靠著椅子支起來的長杆，上面掛滿了彩券，隨風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