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與答
從後共產主義世界發出的問題
日本戰後含有各種意義，似乎也成爲「就算物質豐足了，也未必能帶來精神上的豐足」的一個例證。「今後我們要追求什麼？要往那裡去？」現在的日本看來好像又重新站回那樣的出發點似的。我想在這裡所謂理想主義這東西，可能再度發揮巨大的力量。
在現在這樣壓倒性的資本主義世界，有不少人，在脫離數值、形式和固定觀念的地方，努力找出不成形的個人性價值。那當然是理所當然的慾求，小說家把這種「不成形的東西」轉換成故事的形式，提示給人們當成自己的工作。在這「轉換」的新鮮和有效性中，正是小說的價值所在。幾千年來我們在全世界都進行著那樣的作業。
什麼是典型的日本的小說，老實說我也不太清楚。這三部作品都是非常個人性地寫出來的小說，因此我只能從個人的觀點來看這些作品。無法和其他什麼做比較，而且我自己並不認爲這些作品是特別充滿憂鬱或諦觀的小說。以我來說，只是把非常自然的人的感情，非常自然地描寫出來而已。因此被這樣問到也很困惑。
在後共產主義時代，許多捷克作家們依然在「新東西」和「舊東西」之間繼續掙扎。對您來說共產主義有什麼特別意義嗎？例如關於六八年的「布拉格的春天」您有什麼樣的想法？我們能從日本戰後經驗中學到什麼事情嗎？
《海邊的卡夫卡》（比以前）分出更多頁數在關於日本的事象上，例如「生靈」之類的。這是意味著您想要回歸自己的路線嗎？
《海邊的卡夫卡》中神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對這點請您稍微詳細說明一下您的意見。和*圖*書
在您的小說中有時很metaphorical（比喻性），有時又很metaphysical（形而上）。這在像我們這種在這麼物質主義而無神性環境中長大的人是極新鮮的。
我本來就不太喜歡社會組織這東西。從國家體制、學校、公司，到作家的社團，我都不習慣團體這東西。在這層意義上，到外國，以一個異鄉人（stranger）生活的方式，對我來說在精神上也許比較輕鬆。不會被規則和規範所束縛，可以自由寫小說。
我想宗教大體上也在發揮同樣的機能。宗教家也在向人們提示他們自己的故事性系統，人們從其中找到精神的安定。只是，宗教和小說比起來，對人們要求更強的規範和投入。而且當那宗教帶有個人崇拜色彩時，有時也會產生危險動向。盡量阻止那樣不自然動向的發生，可能也是小說被賦予的職責之一，在與奧姆真理教的信徒談過之後，我開始這樣想。小說基本上所追求的，是讓人們的靈魂，往安全的（至少是不危險的）地方，自然地軟著陸（soft landing）。
（《捷克人民日報》（Lidové Noviny））
所謂神話這東西，說起來是世界性活的共通語言。當然每個國家和文化不同，神話的細節部分會相異，但根本上有很多類似的共通要和-圖-書素。換句話說各個地域的神話之間，有很多可以互換的部分。我想對人類存在來說確實存在著潛在性共有印象般的東西。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世界正加速全球化，但我認爲，隨著最新技術的發達，像這種最古老的「共通語言」，今後將會以資訊庫越發擁有更大的意義。對小說世界來說，那樣的「共通語言」應該也擁有很大的價值。
《海邊的卡夫卡》中有提到伊底帕斯王的傳說。您爲什麼會提起這古老的文學主題呢？
我想除此之外或許不妨讀兩部長篇小說。那麼對我想寫的世界的全體像會了解得比較清晰完整。成爲我故事世界一個原型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一九八五年）和對我來說成爲很大轉變點的最長小說《發條鳥年代記》（一九九四、九五）。
（《權利報》（Právo））
如果是偵探小說，有必要解明最後犯人是誰。從前的故事最後必須說「可喜可賀」。如果是小故事最後也要有結局。就像抽獎最後必須發表中獎號碼。賽馬的名次具有重大意義。但我寫的小說，幸虧並不像那樣需要最後明白的結論。沒有必要的東西就不必勉強寫出來。我不喜歡明白的結尾。因爲在日常生活中大多的局面，幾乎都不存在那樣的東西。
小說這東西非常難斷定價值。對小說家來說意義最重大的獎賞，怎麼說都是有好讀者的存在，除此之外的東西，大體上都只不過是權宜的「形式」而已。只要有讀者，就不需要有獎之類的東西。如果小說本身有力量，那力量能獲得讀者的話，就不m.hetubook.com.com必接受任何人的認可。我很高興接受這個獎，是因爲這是冠以法蘭茲．卡夫卡我所敬愛的作家名字的獎。
例如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我也覺得是充滿憂鬱和諦觀的小說。不過讓福樓拜來說的話，他可能會說「不，那只是把非常自然的人的感情，非常自然地描寫出來而已。」什麼是自然的這件事，可能因人而異。
我想日本作家提到伊底帕斯的傳說並不是特別不自然的事，而且提到日本的古典也不是特別不自然的事。爲什麼那會被當成問題，我眞不明白。以我來說，只是把腦子裡浮現的事象就那樣一一照寫出來而已。這就和我喜歡邊喝法國白葡萄酒邊吃壽司，如果要問我爲什麼我也無法適當回答一樣。我只是個人覺得「這樣的組合也不錯」而已。如果被正面問起我也會窮於回答。
《海邊的卡夫卡》中星野青年和桑德斯上校討論關於他是誰，是什麼樣的東西。在那討論中也含有靈魂（spirit）和神和佛。聽說您和奧姆真理教的信徒也談過。您對宗教和靈性（spirituality）採取什麼樣的立場？
我喜歡寫文章，寫文章也從來不覺得痛苦。只是除此之外的事，老實說相當不擅長。採訪、演講或朗讀，如果可能都不想做。電視和收音機也從來沒上過。不過覺得太過於自我封閉似乎也不健全，因此有時刻意出現在人前。只是不管做什麼都好，就是不願意犧牲寫文章的時間。小說家說起來本來所有的個人行爲和原則都應該放進小說中去，在現實中實現那些，我認爲畢竟是次要的事。
您的小說大多是「open end」開放式結局的。您會交給讀者去解決的理由在哪裡？和-圖-書
到目前爲止《挪威的森林》、《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和《海邊的卡夫卡》翻譯成捷克語。您認爲這對介紹您的作品是否得要領？您有沒有希望我們讀您哪些特別的作品？
一九六八年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樣，對我們的世代來說是擁有極重要意義的一年。當時我們大學生在日本正進行政治鬥爭。而在捷克當然有「布拉格的春天」。全世界年輕人都在對「體制」高聲喊No——那對象無論是資本主義體制，或共產主義體制。但這些理想主義，都被壓倒性的權力所踐踏消滅了。由於經歷過那樣強烈的理想主義和嚴厲的挫折，我覺得我們的世代似乎鍛鍊出其他世代所沒有的堅強。而且我們從那些體驗中，超越了既成的文學結構，創造出過去所沒有的新的故事結構。
只是我畢竟是以日本語寫日本人出現的小說的日本作家。我想在這層意義上，我必須對日本這個社會負起基本責任。既想盡量做一個獨立的個人，卻無法脫離國家和文化，這種二重性，我想是許多作家到現在爲止都痛切體驗過的事，這對我來說也不例外。
您是一個不需要媒體宣傳的作家，在本地大家也知道。在這樣的意義上有人稱您爲「日本的昆德拉」。不過其他大多作家都當重視出現在媒體這件事，認為文學也是一種事業。您爲什麼不採取那樣的態度？
到目前爲止您的作品被翻譯成捷克語的三部小說，感覺好像充滿諦觀和憂鬱。這可以說是典型的「日本的」要素嗎？
您爲了領卡夫卡文學獎而光臨布拉格。對您來說得這個獎擁有什麼樣的意義呢？https://m.hetubook.com.com
我想有些情況，即使身在本國也可能繼續做一個異鄉人。
在這百年左右之間，很多傑出的作品都是經由亡命者，或因爲某種原因離開祖國的人手中寫出來的。像喬伊斯、山繆．貝克特、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等都是。這種狀況在捷克文學上特別顯著。您也長久離開祖國，在和日本文壇無關的地方工作。您認爲像這樣到異國去這件事——或不參與本國的主流——在現代文學上是否成爲必要作業？或那在什麼意義上是有效的嗎？
所謂小說家，是以寫文章爲工作的。把一切事物都有效化爲文章，提供給讀者，是小說家被要求的作業。可是爲什麼小說家必須去做除了寫作之外的工作呢？這是我反過來想問的事，如果想出現在電視上我可以去當電視演員。如果想唱歌可以當歌手。想參政可以當政治家。我是因爲想寫文章所以當作家的。只不過這樣而已。
捷克＝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在一篇隨筆中這樣寫「作家應該潛藏在自己所寫的東西中。」他不喜歡出現在人前。他也說「作家應該留在自己作品的影子裡。」您贊同這樣的意見嗎？
這是我2006年獲得「卡夫卡國際文學獎」時，接受捷克的《捷克人民日報》（Lidové Noviny）和《權利報》《Právo》這兩家報紙所作的通訊採訪。兩種整理成一篇。我記得採訪是以英語進行的。兩者的問題都相當有趣。捷克的作家們似乎也苦於，在後共產主義世界的文學中，要如何確立自己的特色而費心。在那之後我的作品也有幾本被翻譯成捷克語，現在（2010年）據說出版了七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