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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時間，整個戰局陷入了膠著狀態。旌旗蔽日，屍橫遍野。在戰爭面前，時間彷彿停滯，生命就像泡沫一樣脆弱而短暫。在東流大營，前方的消息像走馬燈似的傳來，曾國藩心急如焚，食不下嚥，整夜都無法合眼。曾國藩的皮膚病也因為內心的火急火燎，瘙癢得更厲害了。可以說，曾國藩每時每刻都面臨精神崩潰的危險。這一場徒死的對抗完全是力拼消耗，在安慶，守城的太平軍漸至彈盡糧絕；在城外，攻城的湘軍也開始面臨飢餓，他們供給的糧路同樣被外圍的太平軍切斷。時間一如既往地漫長陰晦，食物儲備變得越來越少了，到軍士手中的食物如同垃圾，能調動大家情緒的酒也沒有了。白天在陣地周圍遮天蔽日的，是如陰霾一樣的烏鴉，牠們瘖啞地鳴叫，如同鬼魂一樣在陣地上遊蕩。更讓人覺得討厭的，是戰壕裡出現了成群成群的老鼠，像集體發了瘋似的，向所剩無幾的食物發動攻擊；夜晚之時，牠們甚至把在溝壕裡睡得像死豬一樣的湘軍軍士的耳朵或者鼻子咬掉。湘軍軍士們不僅僅要跟太平軍打仗，還要跟這些「強盜」作戰，把牠們趕到角落裡，目的不僅僅是消滅牠們，而且為了將其當作美食享用……陣地上所有能吃的東西都吃掉了，然後，吃捆綁帳篷的牛皮帶，吃一切有綠色的植物……

佈置戰術之餘，曾國藩安詳地在大營之中開始了自己的菜農生涯。每天下午，他都要一身短打，扛著鋤頭進入自己的菜園，鋤草、鬆土、澆肥。在給老家的兒子曾紀澤的信中，曾國藩對這一段時間的生活感到怡然自得：

一八六一年，曾國藩滿五十歲，從一八五四年出山作戰開始，屈指一數，與太平軍的戰爭已經到了第七年。這麼多年的戎馬生涯，曾國藩發現，自己改變得太多了。有時候，曾國藩照鏡子，就像看見陌生人一樣。這個人已不是一個器宇軒昂的讀書人了，他開始變得衰老，變得臃腫，變得皮膚鬆弛，牙齒鬆動，行動遲緩。這些，只是外部的變化。在內部，有一些東西已然冷若冰霜，變得更加冷酷和堅韌了。當然，有一種驚人的洞察力出現了——曾國藩往往一瞥之中，就能斷定事情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這是一種驚人的能力，也是一種特別的智慧。曾國藩已變成這樣一個人——他可以擁有足夠的耐心和堅韌，去等待別人的失誤，等待別人力衰勢竭，而一旦對手稍稍有點走神，或者一時控制不住，露出一些破綻，曾國藩便會像潛伏的眼鏡蛇一樣，一躍而起，死死地咬住對方的死穴。

當曾國藩如一個經驗豐富的老農，津津有味地摸索種菜之經驗和方法的時候，那段時間，在安慶附近數十公里的範圍內，聚集了成千上萬的湘軍，他們正按照曾國藩的部署，張開了口袋陣，等著陳玉成帶領太平軍鑽進來。對於曾國藩的圍城打援之計，太平天國同樣制定了針對性的措施：安排李秀成從長江南面、陳玉成從長江北邊同時進軍，夾攻武昌。武昌是湘軍的大後方，也是湖北巡撫胡林翼的老巢，湖廣總督所在地，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如果太平軍圍攻武昌，必定會讓曾國藩分兵，這樣，安慶之圍也就迎刃而解了。

有一個小插曲，足以說明曾國藩的做人準則——曾國藩接到上諭後，幕僚提醒說，在任命過程中，新上任的軍機大臣肅順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因為肅順的舉薦，咸豐才下決心讓曾國藩擔當兩江總督的。建議曾國藩給肅順寫一封感謝信，這樣對曾國藩以後的陞遷也有好處。曾國藩考慮一番後，沒有寫這封信，他覺得自己擔任兩江總督是朝廷的任命，不是哪一個人的原因，如果硬要歸功某一個人的話，就把是非搞顛倒了。曾國藩只是給皇上上了一個摺子，以謝龍恩。等到咸豐去世，慈禧聯合慈安以及咸豐的兩個弟弟發動宮廷政變，殺掉肅順之後，在肅順家找到一個密封的大箱子，裡面裝的都是全國各地的命官給肅順的效忠信，幾乎所有人的都有，唯獨沒有曾國藩的。這一下，也讓慈禧對曾國藩有了一個很好的認識，確認曾國藩是忠於朝廷的大臣，也敢用曾國藩了。一次陰差陽錯的經歷，足以說明曾國藩的處事原則和處事方法。

弔唁之後，曾國藩會同胡林翼等湘軍高級將領在宿松召開了一次會議。這是一次具有非凡意義的會議。曾國藩和眾將領在分析了軍事形勢之後，堅信戰爭的最終勝利一定屬於湘軍。而且，綠營一敗，朝廷肯定會重用漢臣，形勢將會有根本性的轉機。在此之前，湘軍在長江中游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後，雖然受到朝廷的重用，但湘軍畢竟是「體制外的軍隊」，始終沒有納入最可依賴的圈子。曾國藩知道朝廷的真實想法，那就是：讓湘軍在長江中游與太平軍鏖戰拼消耗，而讓綠營在金陵地區集結，這樣，硬仗由湘軍來打，勝利果實則由綠營來摘取。但朝廷沒有料到的是，民兵部隊湘軍越打越強，逐漸佔了優勢；正規軍綠營卻屢戰屢敗，不堪一擊。江南、江北大營連續被攻破，特別是這一次江南大營慘敗，朝廷肯定會調整有關政策——半月以後，湘軍大營收到消息，對於江南大營被破事件，咸豐非常憤怒，下旨將逃到上海的何桂清革職逮問；軍機大臣彭蘊章革職。聽到這樣的消息，曾國藩稍感愉快一些，何桂清一直跟曾國藩不和，彭蘊章更是一個嫉賢妒能的小人。這些人不在台上，對曾國藩當然是好事。

進軍皖南，是朝廷的旨意，剛剛就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自然不好違背。因為江南大營潰敗，金陵附近清軍勢力不再，朝廷想讓曾國藩領軍東援，繼續給金陵施壓。曾國藩也知道孤軍深入的危險，移師祁門，在很大程度上，曾國藩只想做一個姿勢給朝廷看。此次屯兵祁門，也是跟胡林翼商量過的。之所以把大營選擇在祁門，主要出於多重考慮，一是湘軍的錢糧供給大都來自江西，駐軍祁門，可以保證江西的安全，確保餉源的供給；二是根據事態發展的情況，可以隨時從皖南東進浙江，攻克杭州、湖州，在南部，對金陵形成包圍；三是可以兼顧安慶那邊的戰局，如果時機不成熟，就掉頭回安慶城下。在曾國藩心目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迅速進駐浙江，殺到金陵城下，而是步步為營，把長江沿岸的各個城市，逐一收復，穩紮穩打，然後由西向東推進，直逼金陵城下。在曾國藩看來，安慶的位置太重要了，它就像是太平天國長江沿岸的一個橋頭堡，如果這個橋頭堡佔領了，大勢就會逆轉，勝利的天平也就會傾斜。曾國藩率領人馬到達祁門之後，太平天國立即有了激烈反應，調集了李世賢部和李秀成部，全力堵截湘軍的進攻路線。這樣，一直以來富庶寧靜的皖南，不可避免地成為雙方廝殺的戰場。那段時間裡，大大小小發生在皖南的戰役，竟達百餘次之多。由此可見戰爭的頻繁和慘烈。

每一次寫信，曾國藩總是不厭其煩，細緻無比。讀曾國藩的信函，可以感覺到的是，無論什麼時候，曾國藩的氣脈都非常順暢，彷彿這些信函不是寫自劍拔弩張的軍中大帳，而是置身於恬靜安寧的鄉野古舍。當然，在家書中，曾國藩也流露出他的迷茫和痛苦，告知家人一些棘手的事情，比如他身患癬瘡所遭遇的折磨——這種皮膚病自曾國藩三十歲時感染後，一直沒能見好，曾國藩整天感到瘙癢，尤其是到了夜晚，更是奇癢難耐，無法入睡。曾國藩每到一地，就遍尋名醫，但幾乎所有中醫對這種奇怪的皮膚病都束手無策。在信中，曾國藩經常向他的親人們敘述自己患病的痛苦和無奈，排遣鬱悶，也尋找慰藉。曾國藩就是這樣心無旁騖地寫著家信。家信對於曾國藩來說，就像是每天必需的修身功課，讓曾國藩在肅殺冰冷的戰爭歲月裡，感受到來自老家的溫暖，也讓他冶煉安詳凝重的靜氣。

陳玉成不愧為太平軍的急先鋒。很快，陳玉成帶領數萬大軍進駐安慶桐城附近，虛晃一槍後，轉道皖西，連下英山、蘄水，攻佔黃州，逼近武漢。陳玉成的西進，是曾國藩和胡林翼最為忌憚的，此刻湖北境內兵力空虛，幾乎不堪一擊。沒有想到的是，陳玉成在黃州駐紮時，恰巧英國長江水師提督何伯巡視到了武漢江邊，見陳玉成大兵屯集，便讓參贊巴夏禮告誡陳玉成，如果陳玉成進攻武漢的話，英國商業利益將會受損，他們不會袖手旁觀。這等於警告陳玉成不能進攻武漢。在這種情況下，陳玉成只好放棄對武漢的進攻，轉向進攻鄂北的襄樊一帶。這樣的軍事調動根本不足以吸引曾國藩西援。曾國藩和胡林翼得悉後大鬆了一口氣，重新佈置人馬進攻安慶。一直到幾個月後，陳玉成才掉轉人馬，回到安慶集賢關附近，開始在外圍直接進攻圍城的曾國荃部。

危機之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侵犯天津、北京，擊敗僧格林沁的軍隊。咸豐只好帶著皇妃、皇太子及親信大臣肅順、載垣、端華等逃往熱河承德避暑山莊。十萬火急中，咸豐降旨，要曾國藩速派鮑超率精兵數千拱衛京師。接到詔書，曾國藩和胡林翼一下子慌了神，此時此刻的曾國藩正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正指望鮑超軍從江西趕往皖南救援，如果鮑超軍此時轉赴京城，皖南的戰局將徹底崩潰。如果不派部隊進京，曾國藩又會背上一個「抗旨」罪名，同樣也承擔不起。情急之下，曾國藩趕忙召集幕僚商議，李鴻章的一個建議解了燃眉之急，那就是採取「拖」的方式——派人送信給朝廷，堂皇地建議：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去，是否由曾國藩和胡林翼二人中酌派一人進京，這一招，明顯的是給朝廷出難題，因為朝廷最忌諱手握重兵的「節度使」進京。這樣，朝廷當然不同意，還會下詔來調人。這樣，信在路上一來一往，就會佔用很長時間——也就達到了爭取時間、調集人馬的作用。這一招果然有效——不久，京城的事態得到了有效緩解，曾國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與八國聯軍已議和，鮑超軍不用北上。

雖然皖南的形勢得到了緩解，危機並沒有解除。不久，太平軍又先後兵分兩路進軍祁門，這一次，是太平天國主將陳玉成親自率領人馬。形勢變得異常緊急：在北面，太平軍攻到了僅離祁門二十里的地方；在南面，太平軍李世賢部攻克景德鎮，皖南鎮總兵陳大富戰死；在東面，李秀成部也從浙江境內掉轉方向，再次向徽州發起攻擊。曾國藩又一次陷入了包圍之中。一八六一年四月，曾國藩由祁門赴休寧，調集徽州境內的各軍進攻徽州府，以期打開通往浙江之路，徽州府的太平軍乘夜出城偷襲，湘軍大敗潰散，太平軍乘勝追擊，將曾國藩圍困在休寧。高度危機之時，曾國藩只好坐在大帳之中，再次給兒子紀澤、紀鴻寫信。從這封信中，我們看不到慌亂，卻能感受到事態的危急；還可以管窺曾國藩的真實思想——很明顯，這已算是一封遺書了：

每到一個地方，曾國藩往往都會親自撰寫楹聯。在楹聯中，往往能看出那一段時間曾國藩在想些什麼，努力避免什麼。祁門洪家大屋的楹聯顯示，到祁門時，曾國藩的心情不錯。

遺書送出之後，曾國藩還與剛剛趕來為自己出謀劃策的老友歐陽兆熊開玩笑：「死在一堆如何？」歐陽兆熊大笑著應允了。也算是曾國藩命不該絕，第二天，由南面包抄而來的太平軍李世賢部在江西樂平與左宗棠大戰後潰敗，無奈何只好撤兵浙江。徽州府的太平軍聽到這個消息後，信心頓失，也將人馬北移，撤出了徽州。危機再次解除，曾國藩的心重新落回胸腔。此次絕處逢生，明顯地暴露了太平軍的命門，那就是，太平軍的各路人馬全是各自為戰，缺乏配合和協作，關鍵時候，往往難以形成合力。這是典型的遊寇習氣。對於這樣的對手，曾國藩的信心更足了。在此之後，湘軍進行了大規模反撲，陸續收回徽州府所在地歙縣以及黟縣等地。一個大膽的計劃在曾國藩胸中變得成熟，那就是利用圍攻安慶的機會，大量殲滅太平軍的有生力量，先從英王陳玉成下手。曾國藩開始將目光死死地盯在長江沿岸，精心設計一個巨大的陷阱，誘騙對手不顧一切地往裡跳。

現在，曾國藩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場戰爭中去了。這個一直不好色、不賭博、不酗酒、不喜歡揮霍、不愛戶外運動，只喜歡讀書和下棋的傳統書生，將自己的全部心力都用於軍事的籌劃和搏擊之中。戰爭就是智力和暴力的對壘，曾國藩就像一頭重新出山的狼一樣，一方面變得更加兇猛，另外一方面變得更加陰險狡猾。他瘋狂地撕咬著別人，同時進行的，還有自己與自己的戰爭。

一八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曾國藩渡江後進入了安慶。昔日的太平天國英王府被修繕了一番，恭候他的到來。進入這座文化古城，曾國藩感慨萬千，這座昔日人氣十足的市民城市，在經歷了這場浩劫之後，一如陰曹地府似的陰森，大街小巷的每一個人都戾形鶴立。在湘軍攻下這座城市之時，這裡已經開始吃人肉了，人肉價五十文一兩，割新死者肉也要四十文一兩。城破之時，太平軍的鍋裡，皆煮人手足，有的碗中還有人的手指。聽著這樣的消息，曾國藩臉色都變了。

一八六〇年七月三日，滂沱大雨中，曾國藩按照朝廷的旨意，從宿松開往皖南。二十八日，到達徽州祁門縣。祁門是安徽最南部的一個縣，跟江西景德鎮交界，是南京和南昌之間的必經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也是湘軍和太平軍的重要糧道。曾國藩把自己的大營設在縣城敦仁里弄堂的洪家大院裡，這座大屋建於清代中期，原為一洪姓大茶商的私宅，坐北朝南，由承恩堂、養心齋、承澤堂、思補齋四部分組成，房房相連，屋屋相通，是駐紮軍隊的理想之地。曾國藩在洪家大屋巡視了一番後，決定將行轅設置在後花廳之中。然後吩咐筆墨伺候，親自撰寫了一副對聯，讓人貼在柱子上：

一八六〇年六月李秀成攻克蘇州，形勢對於清廷變得越來越不利，朝廷不得不打曾國藩和湘軍這張牌了——一個好消息傳來——六月八日，朝廷著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令統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復東南。八月上旬，朝廷實授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並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均歸節制；又將楊岳斌、彭玉麟統率的湘軍水師撥歸曾國藩節制調遣。

接到上諭的那一刻，曾國藩長吁一口氣，終於感到揚眉吐氣了。曾國藩得到的，不僅僅只是官位，更重要的，還是承認。從一開始組建湘軍起，曾國藩就一直在不信任甚至打壓中度過。或許朝廷清楚地知道，曾國藩之所以挺身而出，只是為了維護漢民族數千年的文化道統，對於滿族的朝廷，並不是油然於心。曾國藩感到欣慰的是，朝廷此番決定，對湘軍各方的情形有利，尤其是那些抗戰的兄弟們，會因此有些名分，對於今後的前程，也會有利一些。身處兩江總督的位置，曾國藩擔心的一點是，太平軍在蘇南一帶勢頭正旺，力量倍增，此時讓他督辦江南軍務，壓力是可想而知的。在家信當中，曾國藩流露出自己的情緒：擔當此重任，深感害怕，最擔心的是跟前任一樣，遭受失敗，讓自己的家人蒙羞。這樣的事，真不知是禍還是福，只有自己辛勤地做事吧，以報效朝廷。

應該說，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不僅僅是曾國藩個人的轉折點，也是戰爭的一個轉折點，甚至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關鍵點。正是滿族君主政體和漢族上層分子中的領袖人物融為一體所造就的強大保守聯盟，才使得這個腐朽的王朝苟延到二十世紀。同時傳來的好消息是：朝廷同意了曾國藩的請求，在全國推廣釐金制度。這一件事，讓曾國藩非常高興。這樣，湘軍的軍事供給就有了很大的保障，最起碼，會比以前的狀況改善很多。晚清的釐金制度，是一八五三年幫辦江北大營的刑部侍郎雷以諴創議的，其辦法是，在鹽、土藥、洋藥以及百貨中徵收百分之一的釐金，用於地方庫銀，這一部分，主要作為地方政府承擔的軍餉。一八五六年，曾國藩曾與湖南巡撫駱秉章達成協議：湖南的大部分釐金被指定作湘軍經費之用。曾國藩重新出山之後，曾經力爭為整個江西的釐金另外開闢一個不受省布政使控制的特別官署，這樣，便繞開正式的財政機構，將這一部分錢財直接用於湘軍的供給上。但這個渠道一直通行不暢。現在，朝廷正式同意了這一項措施，這意味著從此之後，湘軍軍費有了重要保證。曾國藩如釋重負，自己這麼多年牽扯精力最多的，就是湘軍的供給。

一八六一年五月五日，曾國藩留張運蘭守祁門，將湘軍大本營從祁門轉移到長江邊的東流。如果說曾國藩將大本營設在祁門是由於首鼠兩端拿不定主意的話，那麼，搬遷到安慶城對岸的東流，則表明鐵心圖謀安慶之役了。到了東流後不久，夏天到來了，白天的長江邊上像個火爐一樣，熱浪灼人；但一到夜晚，習習江風中，又變得https://www.hetubook.com.com異常涼爽。置身長江邊上，每到夜色降臨，曾國藩就把自己關在大帳裡，踱著步，像一頭將要出擊的孤狼一樣，周密地思索戰爭的步驟。對於安慶戰役，曾國藩總體上是這樣考慮的：一是一定要攻下安慶，拿下金陵的橋頭堡；二是圍城打援，先圍而不攻，一方面減少損失，另外一方面重點打擊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的援兵。在曾國藩看來，二十來歲的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雖然打仗勇猛，但在謀略上遠遠不夠。曾國藩想把陳玉成部隊先拿下，給在三河之戰中斃命的李續賓和曾國華報仇。

一八六〇年五月五日，李秀成、陳玉成的十萬兵馬突然出現在清軍江南大營前，只有數萬人的江南大營潰不成軍，太平軍一上午就殲滅清軍一萬餘人。江南大營統帥和春、張國梁等敗逃江蘇丹陽。李秀成緊追不捨，指揮太平軍全力攻克丹陽，擊斃江南大營幫辦張國梁。兩江總督何桂清逃往上海；和春繼續敗逃到蘇州城郊之後，又驚又怕，自縊身亡。李秀成一直追到上海城下。六月二日，李秀成又會合李世賢軍攻佔蘇州，清江蘇巡撫徐有壬戰死。這一次太平軍大獲全勝，不僅順利地解除了金陵之圍，而且使東南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清軍經營了很多年的局面一下子逆轉。

太平軍攻打江南大營之時，曾國藩的湘軍大營正駐紮在安徽宿松縣，全力準備安慶戰役。所部萬餘，分佈在潛山、太湖、宿松一帶；李續宜近一萬人，也駐紮在桐城西南，掩護包圍安慶的曾國荃部。小小的皖西，一下子聚集了這麼多兵馬，到處都是黑壓壓的一片，人喧馬嘶，雞犬不寧。江南大營被攻破的消息傳來之時，曾國藩正和部下們在宿松羅家祠堂悼念戰死的浙江巡撫羅遵殿。羅遵殿是安徽宿松人，也是胡林翼的好友，前一年，他先從湖北藩司的位置上調任福建巡撫，數月後，又調任浙江巡撫。沒想到此番調動，竟遭此噩運。羅遵殿的靈堂一派肅殺氣象，高高懸掛的輓聯由曾國藩親筆題寫：「孤軍斷外援，差同許遠城中事；萬馬迎忠骨，新自岳王墳畔來。」現在，江南大營二次被破的消息，無疑雪上加霜，在曾國藩看來，這樣的錯誤完全不應該犯下，綠營是朝廷的正規軍，無論是裝備還是籌餉上，都遠遠超過湘軍，更何況朝廷對於綠營一直很重視，要錢給錢，要人給人。這樣的失敗，明顯是因為指揮失誤、官兵怕死造成的。江南大營一破，太平軍必定會重新集結人馬，將主攻目標對準南京上游。這意味著湘軍的壓力會繼續增大，湘軍弟兄們會因此加倍犧牲。

在祁門的那段時間，曾國藩主要是部署防務，查視營壘，巡視嶺防，督戰徽城。白天繁忙的軍務停歇下來之後，每天晚上，曾國藩就要一個人在堂前凝神屏息端坐一會，這樣，就可以讓白天的喧囂和煩躁如塵埃般慢慢落下，內心的漣漪也如微風掠過後的湖面一樣，重新歸於平靜。曾國藩喜歡在這樣的靜謐中，汲取神秘的力量。然後，曾國藩會繼續抖擻精神，處理大量的來往公文。有時候，在公文處理的閒暇，曾國藩會認認真真地寫一些私人信件，這些信件就像候鳥一樣，順著蛛網般的驛道飛向四面八方，當它們飛回來的時候，又帶來了各地的消息。寫信，是曾國藩多年養成的習慣了，既是曾國藩的安慰，也是他情緒的通風口。當曾國藩提筆寫信的時候，他就不再是一個大臣，不是一個殺人機器，一個暴徒；他只是一個父親，一個兄長，一個朋友。曾國藩寫信對象最多的，就是幾個兄弟，還有兒子曾紀澤和曾紀鴻。在曾國藩看來，自己的幾個兄弟，國潢生性疏闊，國荃豪爽任俠，至於曾國華和曾貞幹（國葆），曾國藩一直擔心他們「氣太清」，氣太清，就容易單薄，所以每次曾國藩都要囑咐他們多讀書，只有深厚的思想和紮實的學問，才能彌補氣質的輕薄。當然，曾氏兄弟在通信當中，有很多家長里短的私事。在曾國藩看來，家事與國事，同樣重要，疏忽不得。咸豐九年底，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安排他回老家全權主持兄弟之間的分家。曾國荃回了老家荷葉塘一趟，把兄長的意思向大家轉達了。這次分家，幾個兄弟互相謙讓，姿態都非常高。在宿松駐紮的曾國藩收到了妻子從老家來的信，告知他分家的情況：

曾國藩還寫過一首《憶弟詩》送給曾國荃，這詩曾在湘軍中廣為流傳：

實際上從一八六〇年秋天開始，湘軍就已經將安慶城團團圍住。圍城的主力，正是曾國荃的「吉」字營。「吉」字營在安慶城的北、東、西三面挖了很多長壕深溝，又堆築幾個高高的土城，築成牢固的防禦工事，切斷了城內太平軍與外界的聯繫。安慶的守軍共有兩萬餘人，都是陳玉成的部下。自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西征攻下安慶後，考慮到安慶地理位置的重要，太平軍一直派重兵守護。到了一八六〇年，太平軍已駐守八年之久。駐守期間，太平軍將城牆築高了五尺，又添築子城一道，子城南自鎮海門西起，先西北後東北繞一大圈後，止於北城牆。除此之外，太平軍還另建了一座「耳」城，全力保衛安慶。這樣，城內的太平軍與城外的湘軍形成了對峙局面，雙方都構築了鐵桶般的防守陣勢。

到了m.hetubook.com.com一八五九年之後，湘軍與太平軍進入了全面交鋒階段。一八五九年冬，江南大營的清軍對金陵的包圍趨緊，進攻猛烈，金陵險象環生。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像一個救火隊員一樣，風馳電掣地從浦口趕回金陵。這個燒炭工出身、身經百戰的將領向洪秀全建議集中兵力全力殲滅江南大營，以消除金陵的心腹之患。商議的結果，是照搬了當年「圍魏救趙」的方式——李秀成先虛張聲勢全力進攻杭州，浙江巡撫羅遵殿文人出身，不擅佈兵，下令兵士死守。各路救援的清軍畏葸避戰，進展緩慢，到達杭州附近後，見太平軍勢大，謊稱道路不通，遠遁躲避。李秀成一舉攻下了杭州，浙江巡撫羅遵殿戰死。聽聞杭州被攻佔，咸豐憂憤至極，下詔催促江南大營的和春、張國梁派兵去救。在這種情況下，江南大營慌了神，連忙調集主力趕赴浙江。李秀成知曉江南大營兵馬調動的消息後，立即從杭州殺了一個「回馬槍」，與陳玉成聯手，兵分五路，直撲金陵城下。具體安排是：陳玉成自全椒南下渡江，經江寧鎮殺向板橋；李秀成從溧陽、句容直殺向淳化鎮、紫金山；李世賢自常州、金坊殺向金陵北門；楊輔清自高淳殺往秣陵關、雨花台；劉官芳自溧陽趨往高橋門。

有時候，曾國藩照鏡子，就像看見陌生人一樣。這個人已不是一個器宇軒昂的讀書人了，他開始變得衰老，變得臃腫，變得皮膚鬆弛，牙齒鬆動，行動遲緩。這些，只是外部的變化。在內部，有一些東西已然冷若冰霜，變得更加冷酷和堅韌了。

在長江以南，李秀成由浙江進入江西中部之後，迂迴輾轉，沿贛江北上，攻下吉安、瑞州。湘軍九江守將吳坤修急忙派人向曾國藩告急，請求火速派兵救援。這時候曾國藩手中的機動部隊只有鮑超一軍。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讓鮑超軍駐紮在九江與安慶之間的地方，伺機而動。關鍵時刻，李秀成優柔寡斷的老毛病又犯了。曾國藩看透了李秀成的心思，料定他肯定會投鼠忌器，不敢進攻九江。素來小心謹慎的曾國藩一反常態，大膽地將鮑超軍調至安慶城下增援。安慶的戰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陳玉成見鮑超援軍將至，料定自己獨力難解重圍，只好留下劉倉琳等精銳一萬二千人分守安慶城外的集賢關、菱湖等營壘，自己帶五千人去接應來援被阻的洪仁玕、林紹璋、黃文金、楊輔清等部。陳玉成的離去，更給湘軍可乘之機。曾國藩下令各部全力圍殲劉倉琳，同時分割陳玉成等人的救援。陳玉成在與洪仁玕等會師後，無法突破湘軍多隆阿的掛車河防線。這樣，劉倉琳部太平軍主力一萬二千人全部被殲。這一結果，使得安慶攻防戰基本定局。陳玉成率各路援軍因為無法突破掛車河，只好繞道湖北境內馳援安慶。太平軍大隊人馬從西部長途跋涉，好不容易到達安慶城下時，早已人困馬乏，成了強弩之末。雖然陳玉成帶領太平軍全力發動進攻，想解安慶之圍，但湘軍兵強馬壯，又早有準備，陳玉成幾次進攻均告失利，手下大將程學啟部還投降了湘軍。這是一次全面交鋒的戰鬥，湘軍在太平軍的內外夾擊下，兩邊行動，一部分全力攻取安慶，另一部分全力抵禦陳玉成在外圍的救援。

一八六一年八月底，湘軍由城外馬山直抵北城門城牆根的地道終於挖通了，湘軍用炸藥將城牆下的地道塞得滿滿的。一八六一年九月五日，曾國荃下令點火，隨著炸藥「轟」的一聲巨響，安慶北城牆被炸出一個豁口，太平軍叛將程學啟部率先吶喊著攻了進去。安慶的太平天國守軍自葉芸來以下一萬六千多人已餓得奄奄一息，失去了抵抗力，眼睜睜地看著湘軍的大刀向自己頭上砍來。此刻的陳玉成站在不遠處的山頭上，親眼目睹了安慶城的失陷，長嘯哀號，淚如雨下。然後，命令部隊掉轉方向，撤回廬州。在東流的曾國藩第一時間接到了戰報，欣喜若狂。安慶戰役是一個轉折點，在搶佔了這個戰略高地之後，曾國藩清晰地知道，勝利已唾手可得了。

兄弟幾個中，曾國藩最偏愛的，就是九弟曾國荃了，花費心血也最多。曾國藩最擔心國荃的急躁脾氣，幾乎每次給曾國荃寫信，都要告誡他不要冒進，要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對於大他十三歲的家兄，曾國荃當然非常尊敬，曾國荃統領「吉」字營時，曾在軍營中手書一聯，掛於帳中：

戰爭一如既往地慘烈。這樣的慘烈，在更多的時候，對人心也是越來越大的考驗。曾和*圖*書國藩致書曾國荃說：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人為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曾國藩已放棄了原來的帶兵理想。現在，他只想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不惜代價，也不惜妥協。戰局轉入中盤之後，像羅澤南和李續賓那樣的儒將兼「道德完人」已陸續喪生，營一級的將領中，讀書人已越來越少了，曾國藩不得不開始放棄他一開始只起用讀書人為將的初衷，開始大規模地啟用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猛將。他太需要勝利了，至於軍紀以及戰爭過程中的屠殺和掠奪，曾國藩已顧不得了。新提拔上來的大部分將領只能勉強認識幾個字，但他們打仗勇敢不怕死，能攻城拔寨。曾國藩起用鮑超和朱洪章就是一個信號——鮑超曾是湖南黑社會組織「哥老會」的頭目，他大字不識，只會寫自己的名字，但他打起仗來剽悍無比；朱洪章也是如此，幾乎沒讀什麼書，行伍出身，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一個危機躲過去了，另一個危險接踵而至。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部由羊棧嶺進山，攻克黟縣，距祁門湘軍大營僅有六十里。此時此刻，祁門已是一座空城，除了大營內的一些親兵之外，其他湘軍全距祁門很遠，曾國藩想調集部隊回援已不可能。曾國藩長嘆一聲，準備原地等死。那天晚上，曾國藩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緒，將親兵全打發到內室之外，一個人在燈下安靜地寫自己的遺囑，讓人連夜送往湖南老家。天亮之時，一個好消息傳來，湘軍鮑超部和張運蘭部晝夜行軍，趕到祁門附近，全力抵擋李秀成部的進攻。由於李秀成不知道曾國藩的大本營在祁門，沒有全力進軍祁門，部隊退出了羊棧嶺，繞道進了浙江。

徽州的戰鬥差一點讓曾國藩身敗名裂。這個時候，曾國藩的主力部隊一部分在安慶城下，一部分在江西境內，戰線拉得過長。一萬多人進入徽州後，一下子掉入太平軍的包圍圈中——當時，在皖南的東北面，由太平軍李秀成據守；在南面，則是太平軍李世賢部；在西北，太平軍英王陳玉成的大軍一直在長江沿岸，總兵力在五萬左右。置身這樣的局面，無疑岌岌可危。湘軍在徽州的崇山峻嶺中一再受阻，通向浙江的道路無法打開。這當中，最嚴酷的戰爭是徽州府的失陷。一八六〇年十月，太平軍兩路夾擊，一路從北到南，從寧國方向殺向祁門；另一路則由南至北，從景德鎮方向殺來。從寧國方向殺來的太平軍連續攻克旌德、績溪，兵臨徽州府城下。曾國藩下令徽州府的將領李元度堅守不出，李元度違背命令，輕易出城，結果被打得大敗。徽州府失守，李元度無臉見曾國藩，南下逃走。曾國藩勃然大怒，要將李元度軍法治罪，李鴻章等一幫幕僚苦苦相勸。為此，曾國藩還跟李鴻章翻了臉，致使李鴻章後來出走南昌。

戰爭就是這樣殘酷無比。曾國藩的所見所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他視線沒有到達的廣袤地區，平民百姓更是無比悲慘：千百萬人流離失所；一些隨身攜帶財寶的富人同他們為數不多的僕人在大路上被趁火打劫後勒死；一些斷垣殘壁在冒煙，瓦礫下壓著無法確認的一家老小；一些被抓走的弱女子，或受蹂躪，或因為寒冷或遭遺棄而死去，有的無奈之下生下施暴者的孽種；不捨田地和家畜而被殺害的百姓的骸骨在大雨之中泛白，與死去的牲畜的骸骨混雜在一起……對這一切司空見慣之後，人們又開始修葺和重建，麻木又變得熱情。人生和世界，就是這樣週而復始，生生不息。

從一八六一年五月開始，曾國藩將他的全部精力用在安慶戰役上。他的三角眼鷹隼一樣死死地盯住安慶，沒有什麼能讓他轉移注意力。戰爭進行到中盤之時，這個一開始不會打仗的人，對於軍事的駕馭和調度已明顯熟稔了，甚至有了幾分諸葛孔明的神韻，對於戰局的控制和調度，已變得遊刃有餘。這時候，湘軍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戰略方針，那就是，對待太平天國這樣的對手，不能輕易打浪仗，要集中優勢兵力，給對手以致命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