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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政策推不動，光緒自感壓力很大，整日在宮中大發雷霆，手下大臣和太監惶惶不可終日。朝廷老臣們不敢怪罪光緒皇帝，便遷怒於那些變法的維新黨人。變法後不久，曾有一個外國人這樣描述光緒：「大清國皇帝陛下的容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實際年齡衰老得多。他額部凹陷，臉色發黃。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傷的、疲憊的和帶有孩子氣的笑容。當他咧開雙唇時，嘴裡露出的是參差不齊的長長的黃牙齒，兩側臉頰上都出現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並非缺乏同情心，不過更多表現出的是麻木不仁。從他的容貌上，我們看不到一點生趣。事實上，光緒皇帝給我的印象是：克制、冷漠、無趣、缺乏精力、疲憊不堪，整個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樣子……好像生活對他來說已成為一種負擔，這樣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

初三夕日，君（譚嗣同，下同）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

在經濟方面，袁世凱提出的振興主張為：（一）學習西方現代經濟，鑄銀錢、設銀行、造紙幣。（二）繁興商業，設立商會。（三）廣集商股、舉借外債修築鐵路，實行官督商辦。注重發展鐵路沿線的商務和礦務。（四）開發礦藏，鼓勵商辦，保護礦主。（五）鼓勵、扶助開設工廠。資力不足者，國家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給予貸款，以資扶持。（六）發展郵政。（七）以海關管理方法清理釐卡。

不過這一段時間袁世凱的積極表現，還真引起了賦閒賢良寺的李鴻章的不快。有一天，袁世凱來到李鴻章的住所看望，閒聊之際，袁世凱安慰李鴻章，如果告老還鄉頤養天年，不也很好？敏感的李鴻章不高興了，在他看來，袁世凱分明是想替翁同龢當說客，勸李鴻章出讓清廷最高級別的文華殿大學士的位置。沒等袁世凱說完，李鴻章氣不打一處來，大聲呵斥道：

袁世凱，爾不知耶？這真是小人！他巴結翁叔平，來為他作說客，說得天花亂墜，要我乞休開缺，為叔平作成一個協辦大學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師的「挺經」，正用得著，我是要傳他衣缽的。我決計與他挺著，看他們如何擺佈？我當面訓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數十年，何事不曾經驗，乃受彼等捉弄耶？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持密詔來，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起程出京……籌劃求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來，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乃囑譚復生（譚嗣同）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洩。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

譚云：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祿，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請旨辦理！

有關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時的表現，焦點就是袁世凱在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十九日這一天，到底有沒有向慈禧或者榮祿告發，以致直接引發了二十一日早晨慈禧的重新歸政。當日袁世凱直接告密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沒有確切資料表明這一天袁世凱見到了慈禧。剛剛擢升為二品候補侍郎的袁世凱即使見到慈禧，也不敢妄自說此大事。慈禧的召見，也只會是例行公事。除了覲見，袁世凱也沒有資格、沒有可能再見到慈禧太后，即使袁世凱來京後謁見過的后黨權臣剛毅、王文韶等，也不可能「引見」他覲見慈禧太后。唯一能讓袁世凱見到慈禧的，只有奕劻。不過當時袁世凱跟奕劻交情並不深，他們的交好，也是後來的事。所以，奕劻當時也不可能帶袁世凱去見慈禧。總而言之，慈禧和榮祿很可能是通過其他的渠道，對於光緒和維新黨人「圍園殺后」的計劃瞭解得一清二楚，不一定非得通過袁世凱的告密。不過九月十九日那一天，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回了天津。從時間上來說，徐世昌倒是有可能向榮祿密報，再通過榮祿電報告知慈禧。當然，這只是推測和臆度。徐世昌的日記中，也沒提見到榮祿的事。假如袁世凱通過徐世昌告密的話，慈禧在收到榮祿的急電後，決不會等到兩天後的二十一日才動手。在此緊急情況下，按照慈禧的風格，應該會當機立斷。

袁曰：曠代之聖主也。

有人曾評價說：就袁世凱的這兩件條陳而言，可以看出，袁世凱無論是對國際局勢的分析，還是改革方案的設立，都比當時的京官顯得有遠見卓識，變法的道理也講得頭頭是道，極具說服力。相比較當時的m.hetubook.com.com一些建言，可以說，幾乎沒有人能達到這樣的水平，甚至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在內。曾有人將袁世凱當時的主張和康有為的改革主張作了比較，分析說：袁世凱改革側重於地方，而康有為一直幻想從中央開始，從可能性上來說，康有為的主張很難付諸實施。從對朝廷老臣勳舊的態度來看，袁世凱主張懷柔對待，妥善安排，不激化矛盾；而康有為對此卻非常魯莽，「殺二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相比較而言，以實行政治的方法來說，康有為就顯得幼稚得多，容易使改革產生對立面。從動機上看，袁世凱的新政措施，明顯地站在國家的立場上，沒有個人謀私利的色彩；而康有為的主張，很多都含有個人目的，比如在一些機構的設置上等，個人的目的性非常明確。

予見其氣焰凶狠，類似瘋狂，然伊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來歷，如明拒變臉，恐激生他變，所損必多，只好設詞推宕。

很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裕祿來天津上任。袁世凱交出關防大印，重新回到小站。小站的周圍，也就是天津蘆台一帶，佈滿了新調來的董福祥的甘軍和宋慶的毅軍。派軍牽制袁世凱的同時，慈禧又以取消原定天津閱兵的理由，給袁世凱部送來了獎賞新建陸軍的白銀四千兩，以示體恤。袁世凱不失時機遞交一個奏摺，表明了自己的效忠。緊接著，袁世凱又向慈禧上了另一道奏摺，對洋人武裝力量隨意進京一事，作了提醒，並提出應對的辦法。不久，慈禧連續幾次召見了袁世凱，袁世凱也向慈禧作了軍事上的建言。袁世凱畢竟是個能臣，對於軍事尤其在行，他的有條不紊、思路敏捷以及對中外軍事力量的洞察，給慈禧留下了深刻印象。袁世凱的危機初步解除了。一八九九年朝廷的考核當中，朝廷發出上諭，對於袁世凱訓練新建陸軍的三年，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袁世凱上書翁同龢，後來有人認為，那是因為袁世凱看到李鴻章受冷落了，自己失去了靠山，所以急切地想尋找一個新主子，便以上書的方式去接近翁同龢。這樣的評價，怎麼都有點太聰明的意味。中國的史書評價，在很大程度上，都有這樣的聰明之處，聰明得就像一本本兵書，隨處都埋藏著殺機和陷阱。對作為朝廷命官，同時又跟甲午戰爭的爆發有著很大干係的袁世凱來說，在清國遭受日本重創的情況下，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想法和立場，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起來，那是最自然不過的了。至於上書翁同龢，那也是讓皇帝閱示的唯一路徑。至於個人的恩怨和派系，在國家大事面前，也可以暫時放在一邊。因此，袁世凱通過翁同龢對光緒的上書，完全沒有必要考慮得過於細緻。只不過這兩次上書讓袁世凱感到失望的是，他的意見並沒有引起軍機大臣、帝師翁同龢的重視。也許，對於一直在傳統框架裡思索的翁同龢來說，袁世凱的意見顯得過於生猛，也很難付諸實施。

予（袁自稱）聞之魂飛於天外，因詰之：圍頤和園欲何為？

以袁世凱一向處事的冷靜風格，在沒有看到上諭之時，肯定是不會動手的。袁世凱當然知道，在這場帝后衝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動，則帝黨就必然束手就擒，全軍覆沒；如貿然加入帝黨，興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光緒，有可能自己的腦袋也不保。袁世凱自述道，當時他強調了兩點：一是殺榮祿容易，但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舉事不易，因為營中槍彈均為榮祿控制，必須先設法預貯彈藥，然後方能依策行事。天津為各國聚集之地，如果忽然殺了總督，會引起動亂；並且，在自己的新軍周圍，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淮、泗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城內也有旗兵數萬人，自己的軍隊只有六七千人，怎麼能辦成此事？對於袁世凱提出的第一條，譚嗣同回答說：二十日早晨袁世凱請訓時，光緒帝自然會親自下達命令。而對袁世凱所說的第二條，譚只好表示同意，並且，認為袁世凱是「奇男子」。

時間到了九月的時候，北京的政局變得更加微妙了。光緒已方寸大亂，他的行為看起來有點匪夷所思，從一系列前後矛盾的行為來看，似乎誰都不知道這個年輕的皇帝到底要做些什麼——他變得一意孤行聽不得別人的意見，經常暴跳如雷，甚至一個人悄悄地哭泣……在變法最關鍵的時刻，光緒突然下旨，讓康有為離開京城；緊接著，在小站的袁世凱也接到榮祿的通知，說光緒皇帝命他來京與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見面。聽到這個消息，袁世凱費神思考了很久，袁世凱不知道光緒讓他一道見伊藤博文的真正意圖。外界都在傳聞光緒擬聘伊藤博文為清國維新顧問；同時擬邀擔任顧問的，還有美國人李提摩太。這樣的說法讓袁世凱感到震驚，畢竟，伊藤曾是清國的仇人https://m.hetubook.com.com。如果這樣安排，不知道慈禧會有什麼感受，想必，自尊心極強的老佛爺是不會同意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朝廷對於袁世凱的處理，可謂是頗費一番工夫——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榮祿赴京的第五天，上諭公佈，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事務，榮祿還讓天津知府李蔭梧等人送來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關防大印。此時，光緒皇帝已被囚於瀛台，維新黨大多被捕入獄，北京的政局已為保守派控制。三天後，也就是「戊戌六君子」被殺的那一天，慈禧太后任命榮祿為軍機大臣，仍節制北洋各軍；任命裕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朝廷的這一舉動顯然是針對袁世凱來的，表明還是信不過袁世凱，當初讓袁世凱代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只不過是為了安撫袁世凱，讓他服下一粒「定心丸」。

在天津小站期間，除了專心練兵之外，精力充沛的袁世凱還對國家大事進行了冷靜思考。袁世凱本來就不是一介武夫，相反，無論是在見識上，還是辦事能力上，在那個時代中，他一直是出類拔萃的。跟當時的很多中國人一樣，對於甲午戰爭的失敗以及日本的崛起，袁世凱進行了深刻反思。當多數人的思想還停留在傳統的框架，一心只想走洋務運動的捷徑時，袁世凱已對於西方的政治制度另眼相看了。袁世凱琢磨的是如何借鑒西方的政治制度，達到變法圖治，從而改變清國腐朽墮落的狀況。這個時候，李鴻章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在朝廷內外招致了冷遇，甚至招致一片聲討。朝野主持朝政的，是當初的「主戰派」翁同龢。這個時候，相對賦閒的袁世凱選擇了挾策以進、上書言事這一舊式文人普遍採用的干政形式和進身之路，闡述他對於時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因為當時的袁世凱的官職是直隸按察使，在這個級別中，沒有直接上書皇帝的權力，袁世凱只好通過主持朝政的翁同龢，給光緒皇帝連上了兩個帖子，主張新政，倡議變法。

二十一日一早，慈禧宣佈重新訓政，下令捉拿「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的康有為、康廣仁兄弟。二十四日，朝廷宣佈將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革職治罪。二十六日，上諭派御前大臣會同軍機大臣、刑部、都察院審訊此案。譚嗣同本可以逃走，但是他覺得自己是新政先鋒，新政失敗，自己有殉難的義務。至於另一個維新派楊深秀，在舉朝戰慄之時，他本可閉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詰問光緒被黜的緣故，抗疏慈禧歸政。二十八日，軍機大臣傳諭刑部，將譚嗣同、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六人一起綁赴菜市口正法。被殺的六人，史稱「戊戌六君子」。

與此同時，維新黨人也清楚感受到危機的來臨，在這種情況下，只能選擇孤注一擲——十八日深夜，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的住處法華寺，拿出光緒皇帝「密諭」的草稿，要求袁世凱舉兵，先殺直隸總督榮祿，然後帶兵圍攻頤和園，清除后黨。顯然，維新黨人已把袁世凱當做最後的救命稻草了。維新黨人如此冒失行事，也是錯認了袁世凱，袁世凱主張變法，但他一直是個緩進的改革派，並不主張激進。譚嗣同以這樣的方式來見袁世凱，顯然是鋌而走險了。這當中的原因極可能是維新黨人聽到慈禧恢復「垂簾聽政」的消息後，與光緒之間有過密議並取得了一致意見，認為唯一可以挽救時局、扭轉乾坤的辦法，就是說動袁世凱興兵勤王。這個計劃，維新黨人之一的畢永年後來在《詭謀直紀》中，曾有過涉及。在維新黨人看來，袁世凱如能效忠皇上，則時局或許能夠改變。也許正是出於這樣的想法，維新黨人決定讓譚嗣同去力勸袁世凱。譚嗣同見袁世凱的情景，一直流傳著兩種版本，一是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追記，另一個，就是袁世凱在被貶的那一年所撰寫的《戊戌紀略》。康有為對於這一天的記載，是這樣的：

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意即太后把光緒騙至榮祿兵營宣告廢黜），君知之乎？

有關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時的表現，焦點就是袁世凱在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十九日這一天，到底有沒有向慈禧或者榮祿告發，以致直接引發了二十一日早晨慈禧的重新歸政。

接下來的形勢很快就驗證了袁世凱的擔心。由於變法令過於繁雜，難以付諸實施，同時，地方督撫對於政令既缺乏瞭解，也缺乏支持，所以，各省督撫除湖南巡撫陳寶箴外，都對變法詔令持觀望態度，或者乾脆置之不理。詔書下發一個月後，頗有名望的兩江總督劉坤一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頗能代表地方大員們的心理：時事之變幻，議論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亂，不知其然，無暇究其所以然……地方大員都對變法困惑，更何況平民百姓了。於是，變法https://www.hetubook.com.com很快就陷入困頓。新政慢慢不了了之，有的甚至還扭曲變形。

譚云：不除此老朽（慈禧），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

對於譚嗣同與袁世凱的密談，梁啟超的描述顯得現場感更強，也更為生動：

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之後，竭死力以補救。……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殺榮祿如殺一狗耳！

讓慈禧覺察到袁世凱有過人能力的，是袁世凱處理山東日照的一起排外事件。一八九九年四月，德國工程師三人在山東日照被當地民眾毆傷，德國以此為藉口，侵佔沂州、日照等地，沿途燒殺搶掠。朝廷命袁世凱率所部，由天津開赴德州一帶實行保護。在德州那一段時間，袁世凱接連給朝廷上了好幾個奏摺，論證了中國的病因以及根治辦法，再次引證了甲午中日戰爭數十萬中國軍隊一潰千里的慘痛教訓，提議在東北各省增練五萬新軍，加上原有北洋武衛軍五萬人，就可以達到十萬人，以這樣的軍事實力，國家防衛力量會有一個明顯的改觀。袁世凱還提議，讓自己參考模仿各國軍事，詳擬兵法、操法、軍規、器械等方面的章程，請旨頒發各省軍營，一體遵照執行。慈禧當然同意了袁世凱的這一請求，對於慈禧來說，她這一輩子的心結，就是練兵了。現在，出現了袁世凱這樣的現代軍事人才，慈禧當然很高興。袁世凱很快擬定了有關軍事要略，上報朝廷下發；還撰寫了《訓練操法詳晰圖說》計十二冊，另附陣圖等，呈送朝廷。主要內容包括：戰法、戰規、行軍、攻守、駐紮等，步兵、炮兵、騎兵、工程兵的操法、陣法、戰法，並插繪了許多簡明圖解，附錄了各種章程、條規、餉章、格式等。後來，朝廷正式出版了這部軍事著作，下發全國作為訓練新軍的軍事教科書。

慰廷，爾乃來為翁叔平作說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協辦，我開了缺，以次推升，騰出一個協辦，他即可安然頂補。你告訴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開缺，他得了協辦，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補我的缺，萬萬不能！武侯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兩句話我還配說。我一息尚存，決不無故告退，決不奏請開缺。臣子對君上，寧有何種計較？何為合與不合？此等巧語，休在我前賣弄，我不受爾愚也。

光緒召見袁世凱的同時，康有為離開了生活數年的南海會館，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凱登上去天津的火車。下午三點左右，袁世凱到達天津。當時報載，袁世凱回津後的歡迎場面十分熱鬧，很多文武官員都去車站迎接。這個熱鬧非凡的場面並不能說明什麼，當時官員出行都有類似的迎來送往。到達天津之後，袁世凱見到了榮祿，有可能向榮祿述說了一番「內情」。榮祿以讓袁世凱代理直隸總督為名，不讓他回小站，這樣的行為，可以看做是對袁世凱的懷疑，也可以看做是對他的保護。下午五點左右，榮祿帶著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的關防大印，乘專車起程入京。同一天下午，光緒接見了伊藤博文，在會客廳屏風的那邊，慈禧細細地聆聽雙方的談話。

袁世凱這一番話可以說確切表明了態度。在骨子裡，袁世凱是看不上康有為等自命不凡的書生的，也覺察到年輕的光緒皇帝在性格、經驗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點，所以力勸光緒穩妥行事。可以判斷，袁世凱這一番話的確是肺腑之言，也是真實看法。

在光緒接見袁世凱的同時，形勢突變——這當中極可能是慈禧覺察到什麼，畢竟，袁世凱的手中，有一支極有戰鬥力的新軍——九月十八日一早，榮祿即下令：一是調直隸提督聶士成的武毅軍一萬七千人進駐天津陳家溝，切斷袁世凱新軍入京之路，以防袁世凱有變；二是調集甘肅提督董福祥部一萬二千人，進駐宛平、長辛店一帶，其中一部直入北京，以加強慈禧住地頤和園的拱衛；三是致電總理衙門及袁世凱，謊稱軍情，說英俄開戰，英艦多艘游弋大沽口，要袁世凱立即返回天津聽候調遣；四是授意御史楊崇伊等到慶王奕劻府，呈遞奏請太后訓政摺，以便到時給朝臣們一個說法。部署完成之後，不僅北京衛戍軍總數超過了四萬八千人，而且，從山海關至北京沿途駐軍也達到十三萬人，總兵力是袁世凱的新軍的二十倍。

從這兩個條陳中，可以看出，袁世凱對於當時的形勢和變法的必要性有著很深入的思考，也提出了頗有建設性的解決辦法。《條陳》指出：當時的中國，處在被列強包圍並不斷蠶食的危難境地，振興的唯一道路，就是傚法西方，實行變法。袁世凱批評了反對變革的「用夷變夏」之說，指出西方國家的富國強兵之道，已被實踐證明卓有成效。在這種情況下，清國必須借用各國新法，擇善而從。相比和*圖*書較而言，清國從三代以來，一直沿用的是舊制，很難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因時制宜，應是大勢所趨。袁世凱認為，國門既然打開，想閉關自守已不可能，不如以一種主動的姿勢去變法，去改革。袁世凱認為，中國落後於西方國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後，應該傚法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成功之道，迎頭趕上。

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過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贊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勇猛之士，但閱歷太淺，辦事不能縝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諫。

詔書發佈當天，光緒特意去了一趟頤和園，為的是告訴慈禧。光緒還給慈禧帶去了幾份關於變法的奏摺，其中就有康有為介紹世界強國變法的宏論。光緒皇帝在慈禧的榻前匯報，慈禧斜倚在榻上瞇著眼睛聽，感嘆這些奏摺說得很透徹，可以一試。光緒見慈禧高興，就建言把這幾本摺子的內容印刷一下，大臣小吏們人手一冊。慈禧點點頭：就這麼辦吧。

老爺子發脾氣，袁世凱自然臉上掛不住，只好諾諾告辭。李鴻章仍不解氣，對親信幕僚們又發了一通牢騷：

到了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八歲的光緒皇帝正式詔告天下，宣佈變法。從這一天起，至當年的九月二十日（八月五日）止，光緒帝發佈了一系列改革詔令，史稱戊戌變法，因前後只有一百零三天，故又稱百日維新。

一直堅持學習英語、堅持自主獨立的光緒的此番變法，更像是他跟慈禧在為某一件事賭氣。很明顯，年輕的光緒皇帝缺乏政治經驗，變法內容之多，涉及之廣，是前所未有的；這麼多新政同時出台，不僅社會始料不及，似乎連他自己，也因如此之多的新政引起的動盪，感到不堪重負。各個環節對於新政的反應很快傳到慈禧太后的耳中，慈禧大約突然意識到如此新政過於草率，也過於匆忙了，對於變法表示極為不放心。就在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之後的第三天，慈禧太后下旨：一是免去翁同龢的軍機大臣、內閣大臣職務，讓其「開缺回籍」，翁氏被黜，讓光緒失去了一個首席謀臣、一個中間橋樑和一個翼護維新黨人的家長；二是命榮祿代理直隸總督；三是命授新職的二品以上大臣到她面前謝恩。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凱的這兩個條陳，都是著眼於實際提出的一些有力措施，並沒有提到時人動輒倡言的「以夷制夷」等小聰明的方式；或者幻想通過《萬國公法》來限制列強的擴張等。在袁世凱看來，甲午戰敗後的中國，同列強已無平等可言，無公法可據，談不上真正的睦鄰和可靠外援，只有正視現實，依靠自己，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上，才有真正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否則很容易在別國的利益爭奪和妥協中被犧牲。

九月十四日，袁世凱與伊藤博文同時抵達北京。九月十六日，光緒皇帝於頤和園毓蘭堂召見了袁世凱。光緒先是詢問了袁世凱一些軍事情況，接著話鋒一轉，問道：「苟付汝以統領軍隊之任，能矢忠於朕否？」袁世凱的答覆是肯定的，但心裡不由忐忑，畢竟，這樣的詢問太不正常。當天，上諭下，袁世凱以外官三品臬司，超升京卿二品候補侍郎，專辦練兵事務，並隨時具奏應辦事宜。這樣，袁世凱便從一個中級地方官，升為一個正二品的中央大吏。九月十七日，光緒皇帝又一次召見袁世凱，光緒帝對袁世凱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這個時候，無論是誰都能看出光緒的用意了，他這是在爭取力量，拉攏袁世凱，讓他直接聽命於自己。

袁曰：固有所聞。

袁世凱又是怎樣說及這一段密談的呢？袁世凱《戊戌紀略》中，是這樣寫的：

到了這個時候，袁世凱在戊戌變法中所受到的懷疑和冷落，算是徹底煙消雲散了。這個冷靜而精明的中原漢子，又一次憑著自己的機智和冷靜涉險過關。在危險和災難面前的屢屢逃脫，讓袁世凱徒增了很多勇氣，也平添了更多信心。

予謂：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予謂：皇太后聽政三十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義為訓誡，如令以作亂，必不可行。

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君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慈禧住處）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

（初三日晚）正在內室秉燭擬疏稿，忽聞外室有人聲，閽人持名片來，稱有譚軍機大人有要公來見，不候傳請，已下車至客堂。急索片視，用譚嗣同也。

袁世凱的這兩個條陳，包羅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方面的heｔｕbooｋ•ｃｏm.ｃom改革設想，可以看出，袁世凱對於中國的變革狀況，是有很深入思考的，它涵蓋了袁世凱的早期思想。中心思想是向西方學習，在此大前提下，對清廷的用人、理財、經濟、軍事、外交實行全面改革。這本萬言書裡的思想，既有實際措施，也有解決辦法。在具體措施上，袁世凱提出了一些想法：（一）設立館院。設想它是一種既像學校又像議事組織一類的機構，聘請一些精通各種學問的西洋人、旅外華人，聽取或採擇他們的學問和主張。（二）改革八股考試，講求實學，新開特科，廣取深通洋務之士。（三）開辦學堂，培養理財、建造諸方面的新式人才。（四）注重外交，慎選駐外使節。「必須能勝其任，素知彼國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慎擇幹員，辦理邊疆各地交涉事宜。（五）裁汰冗員，精簡吏治。

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惟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康、梁的說法，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袁世凱當時表態得非常果敢，表示堅決站在光緒一邊，口口聲聲「殺榮祿如殺一隻狗一樣」。不過袁世凱提出殺榮祿必須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皇上必須到自己的營中來親自下令。

余知其為新貴近臣，突如夜訪，或有應商事件，停筆出迎。……

史界以往盛行的袁世凱告密引發政變之說，是根據袁世凱在事後為后黨重用而飛黃騰達的歷史現象的推斷。其說法有兩種：一是榮祿二十日接到袁世凱的告密後連夜報京，慈禧即於二十一日晨發動政變；二是袁在十八日夜送走譚嗣同後，十九日即告密。這兩說都沒有確鑿的證據。二十日夜報，被史實證明時間來不及，榮祿不可能當晚趕到北京見到慈禧。如果袁世凱十九日告密，慈禧也決不會拖到兩天後動手收回政權。

光緒皇帝的變革令涉及政治、經濟、文教、軍事等各個方面，其中光經濟體制變革令就有七十多件，鼓勵民間對農工商業的投資，大力發展鐵路和礦業，發展銀行，減免稅收，變革財政制度等，設立農工商總局、礦務鐵路總局、郵政總局，興辦商會、農會，鼓勵私人創辦新式工業，獎勵發明創造，創辦國家銀行，編制預算。文教變革令八十多件，明令變革過去按照書本選拔人才的方法，廢除八股文，以後的考試要考三場：一為歷史政治，二為時務策略，三才是四書五經。同時創辦京師大學堂，改各省書院為學校，選學西學，派遣留學等。政治變革令最多，達九十多件，包括精簡機構，裁減官員，立即撤銷通政司、光祿司、太僕寺、大理寺等。在變革令中，還大力倡導鼓勵「官民論政」。在軍事方面：裁汰綠營，改革武科考試制度，編制陸軍，增辦兵工廠和武備學堂。

袁世凱隨後寫道：一段寒暄過後，譚嗣同先說了一通他與康有為曾怎樣向皇上力薦袁世凱，但都因榮祿阻礙，使得袁世凱的晉陞緩慢。之後，譚嗣同話鋒一轉，出示了在袁世凱看來非常可疑的光緒手諭：讓袁世凱在榮祿前宣讀皇上的命令後，誅殺榮祿，然後，「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營，大事可定」。

這一段話見於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吳永是曾國藩的孫女婿，很長時間裡一直跟隨李鴻章的鞍前馬後。這一本書，寫於袁世凱死後。從內容看，這樣的言語，倒像是李鴻章親口吐出的。李鴻章一直富有草根氣息，言談舉止，有時頗有點官痞的味道。對於權謀與世俗，李合肥從不陌生，數十年的官場經歷，早已練就一身的金鐘罩與鐵布衫功夫。當時的李鴻章失勢於官場，心情上也壞極了，發一下脾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李鴻章對於袁世凱的看法都是一時的氣話，此後的李鴻章並沒有因為這一件事，改變對袁世凱的看法。在李鴻章眼中，袁世凱還是自己線上的人，仍是精明能幹、辦事老辣、不可多得的人才。

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所聞也。

九月二十日這一天的情況記載得比較清楚：早晨，光緒在宮中第三次召見袁世凱。袁世凱後來在《戊戌紀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見，袁世凱並沒有得到譚嗣同所稱的密諭，光緒帝也絕口不提兵變的事情。這當中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光緒對於譚嗣同勸袁世凱勤王一事不知情；二是光緒在權衡了自己的實力後，放棄了反抗。袁世凱利用了這次請訓機會，大膽向光緒帝進言道：

從康有為的文中可以看出，在那天晚上，袁世凱當場回絕了譚嗣同，表態說圍攻午門不太現實，只有等光緒去小站閱兵時，才有可能以上命殺榮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