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從教義上說，義和團運動是破綻百出的，亂哄哄的像是儒釋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國戲劇的「大雜燴」，他們將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雜糅了民間信仰、通俗小說和街頭戲劇中的因素，製造了諸多的生靈和保護者：他們相信玉皇，相信土地菩薩，相信關公，相信二十八宿……中國歷史上一切民間傳說，在義和團這裡，都有著淋漓盡致的發揮。義和團還將神學、迷信以及宗教混在一起，相信法術，相信鬼神附體，相信刀槍不入，相信自己能夠飛翔，子彈無法穿透……因為有神通，洋人的洋槍洋炮又算什麼呢？那些從不懂得現代化，不懂得科學精神，也不懂得現代戰爭的農民，就這樣模糊了戲劇和生活的區別——在此情景下的中國北方農村，就像一個戲劇大舞台一樣，人們都爭先恐後地登台表演。

袁世凱在八國聯軍進軍北京前後的表現，以及在新政中所起到的先鋒作用，不僅贏得了慈禧太后的好評，也贏得了西方列強的好感。在西方列強看來，袁世凱是一個具有進步思想的中國官僚，他用他的行動表明對於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沒有敵意。而且，在西方人看來，袁世凱也是比較好溝通的一個人，是一位現實主義者，既清楚中國國際地位的弱點，又知道中國政府財政的拮据及其他真實狀況。總之，袁世凱應該是一個很自知的人，而絕大多數的中國官員，則是自我封閉與狂妄自大。於是，西方列強也有意無意地向清廷表示，袁世凱才是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最佳人選。正因為慈禧的賞識，以及西方列強的推崇，袁世凱順理成章地當上了直隸總督。

袁世凱畢竟見多識廣，他既有在朝鮮跟西方人打交道的經驗，對於西方的瞭解始終處於前沿狀態；同時，也富有草根經驗——自小的耳濡目染，使袁世凱對那些「怪力亂神」的把戲並不陌生。袁世凱當然知道這樣的群眾運動一旦興起，結局將不可控制。一九〇〇年一月，袁世凱上了一個奏摺，表達了自己對於義和團的看法，中心意思有兩層，一是認為義和團盲目排外，給社會造成極大破壞，也給國家帶來了重大損失。奏摺列舉了山東各地發生教案的情況以及相關損失數據。二是認為義和團係烏合之眾，毫無戰鬥力，絕不可用來對付洋人，如果控制不好，反被洋人作為侵略藉口，大局將不堪設想。在奏摺中，袁世凱陳述了已經採取或將採取的措施，分為治本和治標兩種：治本就是調和民教，頒示約章，整頓吏治，讓人們清楚，教民雖入了西教，但仍是中國百姓，要守中國之法；同時照會洋教士，謹守教規，不准違背約章，橫生枝節……至於治標，就是以武力和勸導結合，取締義和團，恢復地方秩序。

上聯仍說早年即深受李氏之栽培，再用郭子儀推薦李光弼的故事自喻。雖然輓聯與祭文一樣多半是諛墓之詞，但從中仍可以看出袁世凱對李鴻章的追慕和尊敬。無論從派系上，還是革新變法的實際舉動上來說，袁世凱都可以算是李鴻章的正宗繼承者。李鴻章逝世之後，袁世凱追隨著李鴻章的腳印，登堂入室正式進入清廷的權力中心。這一年，袁世凱只有四十三歲。

上聯是用郭子儀、李光弼並肩平定安史之亂，中興唐朝的典故，比喻李鴻章是清朝「同光中興」的柱石。下聯用的是漢初名相曹參繼承蕭何開創的局面的典故，以「蕭規曹隨」來比喻自己是李鴻章的追隨者。

袁世凱之所以順理成章地接替李鴻章，除了在此之前他的能幹以及感情投資深得慈禧信任之外，還在於他在清末新政中所扮演的「先鋒」角色——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中國軍隊的再一次潰不成軍，自己如喪家犬般的逃亡，使得年過花甲的慈禧感到從未有過的恥辱。由於決策錯誤，西逃的慈禧既遭受了巨大的壓力，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慈禧不得不於西逃途中的宣化雞鳴驛，公佈了《罪己詔》：承認自己「負罪實甚」，表示要「滌慮洗心」，重新變法圖強。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一日，也就是慈禧生日的當天，在西安，痛定思痛的慈禧下詔，承諾對清廷政治進行全面改革。兩個月後，仍是在西安，慈禧又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頒發改弦更法詔，表示「母子一心」實行變法，要求各省督撫，各抒己見，在兩個月之內提出改革方案，以備朝廷和*圖*書參考實行新政。慈禧的改弦更張，讓大臣們捉摸不定，不少人都持觀望態度。慈禧急了，下詔成立新政督辦政務處，將各要臣全部納入，這當中有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霖，地方大員劉坤一、張之洞等，規定督辦政務處總攬一切新政事宜，並且對各地方政府的新政實行督察。

清廷孤注一擲宣戰之時，那些朝中元老及地方大員們，知道這一場戰爭的失敗不可避免。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聯合在一起，力求「東南互保」，以宣戰的詔書為「矯詔」、「假上諭」為托詞，拒絕執行慈禧對外宣戰的詔令。此時身在山東的袁世凱，雖然在看法和立場上與李鴻章等一致，但不敢直接與朝廷相悖，只是把山東境內的外國人送至煙台避亂，使山東免遭列強蹂躪。八國聯軍進犯北京後，慈禧急命袁世凱帶隊或派得力將領赴京增援，袁世凱接到上諭後左右為難，不派兵，開罪於慈禧，後果不堪設想；派兵的話，明顯是以卵擊石。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無奈何只好原地踏步，擺出出兵的架勢，對戰事的格局持觀望態度。戰爭期間，華北交通、電訊中斷，袁世凱主動承擔了通訊中轉的職責，東南各省督撫、駐外各使節的奏摺、函電等，都是先發至濟南，然後由袁世凱發電代奏；朝廷的上諭、電令也是經袁世凱，轉發至各地督撫、各駐外使節。紛亂的事務之中，袁世凱處變不驚指揮若定。除此之外，袁世凱還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補救工作，比如說密電榮祿，建言設法妥善保護各國使館，不讓各使館受更大的損失；在萬不得已之時，要派遣軍隊護送各國公使安全離京，避免給國家帶來更大的損失。

經過清國全權談判代表李鴻章的全力抗爭，清國和八國聯軍最後簽訂了《辛丑條約》，僅賠款一項，就有四．五億兩，「人均一兩，以示警告」，加上四厘利息和三十九年付清，達到了九．八億兩，再加上各省教案的單項賠款，總數超過十億兩，相當於清政府十二年的財政收入。

因為有著這樣的文化傳統和大眾心理，當社會上的精英階層對於社會的走向顯得蒼白無力的時候，這種暴力和「怪力亂神」相結合的東西便會在社會的底層自然而然地顯靈了。它們或以單純的暴力方式表現，或以怪力亂神的方式顯形，或者兩者糅雜在一起，難分彼此。在暴力和怪力亂神中，人們找到了安慰，不滿情緒得到了宣洩，然後墜入一種自欺欺人的境地中。這樣的變形，從根本上說，既是缺乏科學和理性的結果，同時也是群眾運動所無法控制的結果。

在外事矛盾與糾紛中，袁世凱也不算一味地傾向洋人。一九〇〇年一月至三月，高密縣數百民眾聚集，武力抗拒德國人建設的膠濟鐵路從境內通過。德國人調集海軍陸戰隊三百多人進駐，揚言要以武力護路。雙方各不相讓，戰事眼看一觸即發。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火速調集大批軍隊進入現場維持秩序。經過調查，袁世凱認為當地的民眾雖然愚昧無知，但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德國人對於徵用田地賠償不夠。於是，袁世凱親自擬定了有關條件，與德國人進行談判。由於袁世凱據理力爭，德方作了讓步。在此基礎上，袁世凱還對德國人築路用地、路礦公司設局、雇工、火車運載貨物、徵收釐稅等事項，作了明文規定，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當地群眾的利益和國家主權，袁世凱在山東的威望也因此大增。

有一個故事，似乎能說明袁世凱處理義和團事務的不動聲色——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後，一些義和團的首領尚不清楚袁世凱的態度，他們相約去拜訪袁世凱，希望袁世凱像前任巡撫毓賢一樣，對義和拳積極支持。坐定之後，義和團首領們照例吹噓自己法力無邊，刀槍不入。袁世凱不動聲色地聆聽著，不時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到了吃飯時間，袁世凱盛邀首領們一道進餐。餐桌上，首領再次吹噓自己的法術。袁世凱提議讓義和團當場演示法力。盛情之下，那些義和團首領也不好意思拒絕。於是袁世凱讓那些說大話的義和團首領站成一列，又叫來軍中最好的神槍手——結果可想m.hetubook.com.com而知，那些吹牛的義和團首領哪裡擋得住槍子的穿透力呢！這種不動聲色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是典型的袁世凱風格。很快，在全省範圍內，袁世凱命令廣貼告示，宣佈義和團為非法組織，嚴禁設壇習拳，「倘再目無法紀，恃眾抗官，大軍一臨，玉石俱碎」。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辛丑條約》談判特命全權大臣李鴻章在悲憤交集中去世，朝廷發佈上諭，命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四十三歲的袁世凱幾乎是毫無爭議地接替了李鴻章的位置。此次袁世凱的陞遷，現在很多資料都說是因李鴻章在臨死之前推薦了袁世凱，傳言最廣的，是李鴻章舉薦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認真查詢起來，這句話並沒有明確出處。李鴻章去世之時，正是中俄談判最關鍵的時期，只有他的副手、《辛丑條約》談判助手、直隸布政使周馥在病榻前。後來周馥回憶這一段歷史時說：李鴻章去世時，自己由於極度悲傷，已不能親自擬稿向朝廷報告，而是由其他人代筆的。也就是說，李鴻章去世的消息，是由周馥口述，別人記下後，報告給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不存在引用李鴻章話語一事。實際上李鴻章一病不起時，慈禧已對李氏的病情有預感，對接任之人也有考慮。聽到李鴻章去世的消息時，慈禧太后正在西安回京的路途上，周馥的電稟很簡單：「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於本日午刻出缺。所有總署關防，敬謹封存。特電稟。」電文隻字未提李鴻章對袁世凱的保薦。慈禧太后在接到電報的當天下午，即明發上諭：袁世凱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到任前由周馥護理。袁世凱的陞遷，與其說是李鴻章推薦，不如說是水到渠成的結果。

時間到了一九〇〇年六月，義和團各股勢力開始向北京和天津進發。他們頭纏紅、黑、黃等各色頭巾，綁著紅色裹腳，手腕上繫著白色咒符，服裝五顏六色。北京的城門被莫名其妙地打開，十多萬義和團民湧進了城中。他們滿街逡巡，搜捕和殺戮「老毛子」、「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一直到「十毛子」——老毛子、大毛子是遍體黃毛的洋人，殺無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若不退教，殺無赦；三毛子以下的，則是用洋貨、行洋禮，崇洋讓洋之人……義和團證實一個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十分簡單——嫌疑犯被押到街上，跪在義和團的祭壇前，然後點燃一張寫著上呈給義和團保護神的話語的紙條，根據紙灰的上升還是下落，來判斷這個人是否有罪該殺。義和團揚言要拿獲「一龍二虎」來祭天，以償背祖叛國之罪——「龍」便是主張變法的光緒，「二虎」則是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甚至有一度，幾十個義和拳民在兩位親王的帶領下，到皇宮想殺死光緒，最後被慈禧阻止……矛盾就這樣被激化了，戰爭也變得不可避免。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率領英、德、俄、法、美、日、義、奧八國聯軍，攻下大沽炮台。這個時候，由於李鴻章遠在廣東，朝中無人與外國公使接觸斡旋，朝廷數次徵調李鴻章北上處理事務，李鴻章拒不應詔。慈禧太后方寸大亂，不知道如何面對。這期間，德國公使克林德在乘轎前往總理衙門途中，被八旗軍官恩海槍殺。在京的義和團又組織起來，圍攻各國使館。局面失去了控制，慈禧太后像一頭孤獨的母狼一樣，不顧一切地下詔對十一國宣戰。

百日維新的經歷，對於袁世凱來說，就如同一場驚險無比的走鋼絲一樣，儘管走得心驚膽戰，但還是憑藉著過人的冷靜和狡猾平安著落。這樣的艱險，直到很多年後，袁世凱想起來還心有餘悸。也算是上天對於他的垂憐吧——或許，還想留給袁世凱一點時間，讓他繼續完成一些事業，畢竟，對於雄心勃勃的袁世凱來說，一切都是開了個頭。

袁世凱的這四點看法，對山東當時面臨的外交難題，可以說既有針對性也有可操作性。到了年底，慈禧乾脆將山東巡撫毓賢調往京城，讓袁世凱代理山東巡撫一職。

劉體智的《異辭錄》一書中，有一則李鴻章https://m.hetubook.com.com無意舉薦袁世凱自代的記述頗值得玩味。劉體智是淮軍名將劉秉璋的兒子，深曉李鴻章幕中機密，其民國初年的政治態度接近倒袁。劉說：李鴻章暮年染病之初，有人勸他保薦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繼任人選。李鴻章說：繼任有人在，我不想保舉了。李鴻章說的就是袁世凱。在李鴻章看來，袁世凱深得朝廷信任，是接替自己的不二人選，幹嗎要多此一舉呢？李鴻章知道，無論是才幹還是性格，袁世凱是最像他的一個。李鴻章也明白，自己未竟的事業，肯定會在袁世凱手中完成。

天津李鴻章祠堂建成後，袁世凱又撰聯：

袁世凱也深曉自己與曾國藩、李鴻章的沿脈關係——無論李鴻章有無舉袁自代的薦摺，袁世凱都不否認。並且，在很多場合下，袁世凱還坦然不諱地承認自己是李氏衣缽的繼承人。李鴻章去世後，袁世凱的輓聯就這樣寫道：

當然，由於袁世凱在山東對義和團的大肆圍剿，也引起了清廷一些人的不滿。為了殺雞儆猴，朝廷一幫人找了一個理由，將同時在山東做官的袁世凱的胞兄袁世敦革職回籍。壓力之下，袁世凱仍冒著風險，上了一封《遵旨籌議官練私團事不可行據實覆陳摺》，再次闡述自己對義和團的認識，提醒朝廷不要受騙上當。袁世凱聲稱：經過調查，義和團實際上就是離卦教中所稱的義和門，與當年抗清的白蓮教同出一源。只有拳會之名，並無拳會之實。嘉慶年間，已奉旨嚴禁。這些拳民不只仇恨洋教，還聚眾鬧事，掠害平民，騷擾地方，危害很大。義和團也沒有什麼本領，屢戰屢敗，怎麼可能用來抵禦西方強大的軍事力量呢？袁世凱強調，自古以來，絕無利用旁門左道邪教來抵禦外敵的，也沒有把這些搶劫拒捕之人當做良民的。因此，朝廷企圖倚重義和團，實屬不可行。

義和團的興起，是一種複雜的產物。這樣的複雜體牽涉到社會背景、民間情緒、經濟困窘以及文化傳統等方面，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又顯得沒有約束和控制。當這種情緒以一種暴力和非理性方式轟轟烈烈表現出來的時候，實際上已誤入歧途。在此之前的太平天國運動也可以說是這種現象的典型表現，之後北方捻軍的興起同樣可以這樣認為。這種帶有原始宗教意味的群眾運動，既有史詩般的雄壯，也跟迷信與殘酷糾纏在一起。它的興起，根源於人類存在的本質——人們困惑於貧窮，疲於衝突，畏於神秘，懼於死亡，這些客觀存在，加上自身理解力的不足，自然而然產生了諸多非理性的認識。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否承認，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除了理性的文化成分之外，暴力和「怪力亂神」也佔有相當的成分。中國歷史上無數循環往復的暴力，證明了這一點。也因此，完全可以認為，自明朝之後，實際上對於中國廣大的百姓來說，《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的影響與四書五經一樣深遠，它們根深蒂固地影響普通百姓的心理狀態，也影響著民族的性格和行為。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義和團事件了。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歷史進入二十世紀的時候，隨著西方勢力的不斷滲透，困頓與恥辱一直如鉛雲一樣，壓抑在中國人心上，一股強大的民族主義浪潮開始滋生湧動——自道光時代開始，歷經咸豐、同治，一直到光緒，落後的農業大國在與西方的角力中，一直敗得體無完膚，臉面全無。當洋務派的自強措施沒能頂得住列強的擴張和侵略，維新派的變法陰差陽錯走向失敗之時，人們開始用一種非正常的手段從絕望中尋找希望。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之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西方傳教士以越來越普遍的形式深入到中國農村，在中國內地的地方事務中擁有相當的特權，不受中國法律約束；在實際利益方面，教會為了擴大勢力和影響，不擇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乘機紛紛入教，為非作歹，興風作浪，激起底層廣大民眾的憤怒。中國人多年來積鬱於胸的民族情緒被點燃，民間的力量走到了前台。文化衝突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一股帶有仇恨的強大力量終於迸發了。

清廷上上下下對於義和團的判斷缺失，明顯地是缺乏常識所造成的。當歐洲在十九世紀工業化的背景下，思維已在理性和-圖-書和科學的軌道上行駛的時候，在東方古國，義和團民以及清國統治層的思維還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紀，無論是那些大權在握的官宦們，還是沒權無勢的百姓，既缺乏基礎的科學常識，也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能力。他們既愚蠢，又天真；既充滿幻想，也缺乏想像力；既老謀深算，又自作聰明。正是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上至慈禧太后皇室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全都相信了這種怪力亂神，相信那些帶有神功的義和拳民是「天兵天將」下凡，相信他們可以刀槍不入，相信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打敗洋人。以當時清廷自作聰明的想法，先縱容民間義和團力量打擊洋人，給洋人施壓，然後，再跟洋人談條件。在官方的縱容之下，這股自發的農民運動變得有恃無恐，很快就形成了大爆炸的趨勢。在河北等北方地區，凡是有教堂的地方，都很快成為一片火海。

接下來的事情稍有中國近代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了：儘管義和團士氣高漲，駐守在津京地區的清軍也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在全副武裝的聯軍面前，只得節節敗退；八國聯軍很快逼近京城，十多萬義和拳民不知所蹤。八月十四日，也就是慈禧宣戰不到兩個月，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第二天凌晨，慈禧穿著藍布大褂，梳著巴巴頭，像一個農村老太一樣，攜著光緒皇帝扮成難民模樣，混在人群之中，由德勝門北逃。逃亡的第一天，慈禧等在一個叫做貫市的小村鎮歇下腳，這個村鎮距京城僅七十里。村鎮裡的百姓誰也沒認出大車裡的人是皇室成員，也不相信那個披頭散髮看似農家老太的人就是慈禧。大太監李蓮英捧著碎銀子到處求購食物，只要是能吃的，不論生熟，一收而盡。太后和皇上吃完了，剩下的食物，才賞給手下的。就這樣，慈禧一行，如喪家犬一樣一路逃到了太原。

義和團的發源，應該是從一八九七年開始的。在山東曹州，也就是當年「水泊梁山」的所在地，由於當地百姓與教民的衝突，引發了暴動。一批自稱為義和拳的百姓，殺死兩名德國神甫，砸毀了教堂。駐青島的德國軍隊以此為由，佔領了膠州灣。自此之後，在山東境內的義和拳運動，一下子呈星火燎原之勢。當時的山東按察使毓賢在捕殺了早期義和拳最有名的大師兄朱紅燈和本明和尚後，因為兵力不足，無奈之下採取了安撫和招安政策，將義和拳改名為義和團，成為官方正式認可的「民團」組織。一八九九年秋天毓賢升任巡撫之後，山東各地的義和團運動愈發不可收，蔓延到四十多個州縣，各地燒殺教堂的事屢屢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慈禧擔憂山東政局進一步混亂，以防範德軍的理由，令袁世凱帶領軍隊進駐山東。袁世凱帶兵進駐山東之後，面對如火如荼的義和團運動，保持冷靜和克制。袁世凱向朝廷建言，以四點對策保持山東的穩定：一是慎選守令。袁世凱認為山東教案迭出，究其原由，是地方官未能公正辦事，有的敵視洋人，有的害怕洋人。如果發生教案，要保持冷靜的態度，一方面抓足證據，把情況調查清楚；另一方面，據理駁斥，按照有關條例，請上司照會有關國家的領事、公使，並轉照總理衙門進行外交配合。如果各州縣能做到辦案公正、不偏不倚，人心就會得到安撫。二是講求約章。袁世凱認為內地官吏，多半不熟悉各種條約，遇事無所依據，給辦事和外交帶來諸多不便。袁世凱請求總理衙門選派明晰練達的官員，將各國條約公法及有關文件，多加刊印，分發給各州縣地方官員及候補人員，加強對他們的培養，讓他們盡快熟悉業務法規。三是分駐巡兵。袁世凱認為，德兵由海上登陸時，一遇到中國方面的攔阻，即起糾紛。應選擇一些素質較高的士兵，分駐在膠州各縣及膠濟鐵路經過處，往來巡查，並在一些關鍵的地點，駐紮精兵以應援，這樣，德國人見我軍巡兵周密，重兵扼紮，既不能藉口遣兵，也不好任意尋釁。四是派員駐膠州。袁世凱認為，應與德方交涉，派兵駐紮在膠州地區，遇事既可以會商，又能隨時刺探德兵的意向動靜。

袁世凱在八國聯軍進軍北京前後的表現，以及在新政中所起到的先鋒作用，不僅贏得了慈禧太后的好評，也贏得了西方列強的好感。在西方列強看來，袁世凱是一個具有進步思想的中國官僚，他用他的行動表明對於西方ｈttｐs://m.heｔｕｂｏｏk•coｍ•ｃoｍ的制度和做法沒有敵意。

一個人，無論他承認不承認，他總是長長鏈條中的一環。對於曾國藩、李鴻章以及袁世凱來說，這樣的比喻更為貼切。他們一步一步地走來，前仆後繼，就像是鏈條中的一環又一環。從總體上來說，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連接得那樣緊密，就如同一個人生活了一百五十年一樣。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之後不久，機敏的袁世凱很快摸清了慈禧太后的動向。當慈禧九月十日到達太原時，袁世凱特意派人給慈禧送來了二十五萬兩白銀。這一筆巨款對於大難之中的慈禧來說，無疑雪中送炭。慈禧想到了袁世凱之前的諸多建言，心中如打翻了五味陳醋一樣。此後，袁世凱又陸續給落難的慈禧送來了很多錢物。袁世凱的這一番情感投資，無疑已打動了慈禧。

一個人，就是這樣生活在時代中，也生活在歷史的延續之中。

由於袁世凱堅持不放棄對義和團的強有力打擊，到了一九〇〇年，山東境內已無義和團的蹤跡。義和團越境到了直隸境內北京、天津、保定的三角帶地區，得到了迅猛發展。尤其是在河北境內，義和團的活動達到了高潮。直隸總督裕祿原本與袁世凱約好，對義和團南北夾擊，但此時朝廷對於義和團的縱容態度，讓他不再敢輕舉妄動。於是，義和拳設壇焚香，毀鐵路、折電線、燒教堂、殺洋人的活動愈演愈烈。這時候，對於義和團到底採取什麼辦法，清廷還是拿不出主意，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然，義和團的口號轉變也是清國統治者看法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由最初與清廷的不共戴天，變成擁護清廷驅除洋人了。在這種前提下，那些憎恨洋人的清朝王公貴族，甚至慈禧，都覺得這股民間力量可以利用。在朝廷優柔寡斷下不了決心的時候，事態變得越來越嚴重，北方的廣大地區越發處於無政府狀況中了。

由於慈禧太后的新政頒佈在辛丑年的紛亂之中，時局不明，頒佈的地點又是偏於一隅的西安，所以，慈禧太后的這一系列改革聲音並沒有引起人們的警覺和重視。只有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覺察到這當中的變化，接到詔書的第四天，袁世凱即上書《遵旨敬抒管見上備甄擇摺》，提出了慎號令、教官吏、崇實學、增實科、開民智、重遊歷、定使例、辨名實、裕度支、修武備十條革新方案，內容涉及政治、吏治、教育、外交、財政、軍事六大方面，全面啟動山東省的各項新政。當然，作為袁世凱本人來說，這樣做並不完全是投慈禧所好，作為一個開明的地方官，袁世凱早就想對境內的一些事務進行改革了，現在，朝廷有明確的旨意，正可以因勢利導。很快，山東的各項新政都走到了全國的前列，尤其是山東境內的教育改革，動靜很大——一九〇一年九月，清政府命將各省所有的書院，在省城的改設為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的改為中學堂，並多設蒙養成學堂。號令頒佈一個月後，袁世凱即在山東省城濟南，創立了中國第一所省立大學，並制定了中國第一份地方教育法規——山東學堂章程。章程大體涵蓋了西方教育思想和教學內容。袁世凱還高薪聘任了美國人赫士擔當總教習。袁世凱的這一番舉動自然得到朝廷的賞識，清廷發佈上諭，命各省仿照袁世凱所定山東學堂章程，立即舉辦學校，不得延誤，袁世凱因此也成了中國教育改革的先鋒人物。

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時，也遭遇到諸多「教案事件」。因為吸取了各方面的經驗和教訓，袁世凱的處理顯得幹練多了——有一次，山東平陰縣教堂英國牧師在由泰安府回平陰縣的途中，突然失蹤。消息傳至袁世凱這裡，袁世凱一方面急報總理衙門，照會英國駐華使節，表示會盡快妥善處理好此案；一方面調集有關人員，懸賞通緝案犯。很快，案犯被抓獲，這是一樁搶劫行兇案。袁世凱很快在濟南公開審理此案，並特意邀請英國駐上海總領事旁聽。由於證據確鑿，審理公開，判決公正，英方沒有表示不同意見，也沒有提出過分的要求。轟動一時的肥城教案，就這樣順利終結，結案之快，賠償之少，都是歷次教案中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