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從一開始，袁世凱政府的建立，從構成上來說，就具有某些先天性的缺陷——就如同在鬆軟的沙漠之上，想建立一座摩天大廈一樣。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一個自由、民主的現代社會制度能否建立，關鍵有四個條件：一是政治制度的設計比較合理，使得各項矛盾能在體系內得到解決。二是民間社會比較強大，並有比較發達的大眾傳媒，能監督和牽制政府，形成「第三種權力」，一方面使政府官員不敢為所欲為，同時也可以監督在野的政治家通過政治論爭和法治的途徑實現自己的訴求。三是通過各種途徑「開官智」，讓執政的官員和在野的政治家都不敢和不願離開法治的軌道。第四個，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民智的水平。從某種程度上說，民智的水平，決定了民主制度是否能夠實現，以及民主發展的水平。

在這種對峙之中，袁世凱當然不肯退縮，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王芝祥，將未經過唐署名的委任狀交給王芝祥，派王芝祥赴南京遣散軍隊。同時，又給了王芝祥一筆不小的經費。王芝祥接受了命令，很快去南京上任了。王芝祥這一走，讓唐紹儀顏面頓失，威信掃地。《臨時約法》的副署制度是內閣特權，也是責任內閣的主要標誌，副署制度遭到破壞，關係到內閣的職權和信譽，也關係到民國法制。唐紹儀氣憤難平，不辭而別去了天津稱病不出。袁世凱看這下事鬧大了，只好派段祺瑞、梁士詒趕至天津，好言勸慰唐紹儀復出。唐紹儀堅持要求辭職。袁世凱無奈，只好同意唐紹儀辭去總理一職，聘請他出任高級政治顧問，並在其辭職書上頗動感情地寫道：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不久，曾有一位西方的外交官如此描繪當時的袁世凱：

從袁世凱臨時政府的組成結構來看，這個政府本來就是幾派政治勢力，也即革命黨、立憲派以及北洋軍事強人妥協的產物。從執政官員的素質來看，那些身居高位號稱開明的官員，大都沒有受過系統的現代教育，只是通過逐步積累經驗而提高的。這類人對現代社會的認識很不全面，知識基礎仍舊是中國傳統文化。即使是當中的佼佼者袁世凱，也是落第秀才出身，雖然思想比較開化清明，但無論對軍事還是現代政治、經濟，都是一知半解零敲碎打，缺乏整體上的認識，因而在關鍵時刻，總是缺乏明晰的判斷力。並且，對於袁世凱等人來說，即使擁有新思想，在實現新思想的路徑上，也是通過舊手段來達到目的的。在革命黨一方，總體上也跳不出武力解決問題的造反邏輯，不懂得現代政治就是法治和選票政治。各種政治力量都沒有形成對民主規則的敬畏和信仰，沒有學會以妥協、折中的方式處理彼此之間的意見分歧，只把民主看成是工具，希望民主只為己所用。這樣的先天不足，使得這個政府，以及同時存在的參政兩院，在面對現代社會運行機制以及民主、法治時，缺乏應有的認識。這也決定了在袁世凱與革命黨人之間，自覺不自覺地，要運用一些非正常和極端手段。雙方之間，是很難真正合作的。

《組織法》公佈之後，就是大選了。這種全國大規模的選舉，對於中國來說，算是開天闢地頭一回。情形之混亂與嘈雜，可想而知。各種派別和政黨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全國各大小黨派，一下子就發展到數百家。這些黨派和個人，都把參眾議員當做是從政當官的絕佳機會，他們拉大旗，佔山頭，盡一切之能事，希望得到一個參眾議員的位置，一步登天。亂世即舞台，各方勢力粉墨登場，他們從不明白怎樣的程序和規矩，也懶得去遵守民主選舉的規則。一個個就像去趕廟會一樣，爭先恐後地去上演這場民主政治的遊戲。從全國各地傳過來的亂七八糟的信息，紛紛聚集在袁世凱那裡，面對這從未遇到過的情況，袁世凱也顯得束手無策，也不知下一步究竟要做些什麼。各黨派的拙劣表現，不僅引起了軍界、知識界的不滿，也引起了社會輿論的批評。

袁世凱的這一篇談話，看起來光明磊落，言之鑿鑿，大公無私，擲地有聲。通電發出後，在社會上引起了一片讚歎，也得到了共和黨和進步黨的聲援。一些人紛紛在報刊上發表談話和文章，指責國民黨的內閣成員不以國家利益為重，搞小集團，耽誤國家大事。

該總理於共和宣佈以前，南京奔馳，為民國效勞甚至。及就任總理，經營擘畫，錯節盤根，困苦艱難，非可言喻。民國草創，正賴長才，豈容聽其退休，失慈臂助。特以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不得不諒其苦衷……免國務總理本官，任為高級政治顧問。仍望趁此寬閒，勉自調護，以養痾之餘暇，備政治之諮詢，將來倚重正多，當有以副國民之望。

三月十三日，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國務總理，全權組織中華民國政府。由唐紹儀擔任總理，看起來，似乎是最合適不過了。這個自小留學美國和-圖-書的廣東人，很長時間一直在朝鮮擔任袁世凱的副手，主持外交和財政。袁世凱在清廷不斷陞遷，唐紹儀也水漲船高。在袁世凱看來，唐紹儀具有現代政治家所具有的國際知識和經驗，辦事幹練，對自己也忠心耿耿。很快，唐紹儀懷揣已擬定好的內閣名單抵達南京，與同盟會領導人商議內閣人選。政治就是討價還價的過程，雙方的談判焦點集中在陸軍總長、財政總長人選上，在這兩個職務上，雙方有很大分歧：南方提名黃興為陸軍總長，北方則主張由段祺瑞擔當。與此同時，南方提出，唐紹儀必須加入同盟會，以同盟會會員的身份組織內閣。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唐紹儀同意加入同盟會，並且許諾南方派人物王芝祥擔任直隸都督一職，以換取段祺瑞擔當陸軍總長一職。

一個新誕生的共和國的起步就是這樣舉步維艱。當所有矛盾歸根結底聚集在了袁世凱面前時，袁世凱也感到束手無策。雖然這個河南人從不畏懼複雜多變的環境，也習慣於在紛紜複雜的局面中挺身而出，但中華民國成立之後的如此局面，不僅對於袁世凱，甚至對於這個古老的帝國，都是聞無所聞的。袁世凱所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作為一個國家元首，在眾多紛亂的勢力面前，該如何決定自己的位置，是在山嶽之中的激進派中間，還是同山谷裡的溫和派在一起？或者，是躲在眾人的後面，傾向於回頭看的保守派？這一些，都是讓袁世凱頭痛無比的事情。不僅僅是國事，在這一年的春天，袁世凱的家庭也呈現出了混亂——本來，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開始安排家眷們從河南洹上遷居北京。雖然局勢不太明朗，但能從河南回到京城，畢竟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沒想到的是，長子袁克定在送次子袁克文等乘火車赴京後，騎馬返村途中，馬莫名其妙受驚狂奔，袁克定從馬上摔落，傷勢嚴重人事不省。送到當地醫院後，一診斷，不僅腿骨斷裂，而且大腦受損嚴重。消息傳到北京後，袁世凱非常震驚。一直對命運忐忑不安的袁世凱，唯恐這是個不好的先兆。袁克定是袁世凱的嫡妻于氏所生，時年三十四歲，曾任清廷農工商部右丞，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後，讓他暫時回河南料理家務。幾個兒子當中，袁世凱最看重袁克定，袁克定辦事幹練而穩重，不像次子袁克文，放蕩不羈，是一個頹廢的享樂主義者，讓袁世凱傷透了腦筋。袁世凱一直把袁家的希望寄託在袁克定身上，甚至有把袁克定作為接班人的考慮。袁克定受重傷，讓袁世凱寢食不安。袁世凱一方面給相熟的外國醫生聯繫，詢問相關病情的處理辦法；同時，袁世凱接二連三地給在洹水村老家的五弟袁世輔等人寫信，詢問袁克定的病情。在信中，袁世凱直言不諱地說，只有袁克定，才能支撐門戶。袁世凱交代說，對於這種摔傷，不能完全相信中醫，只用一些草根樹皮進行治療，一定要請西醫進行診治，還得送醫院會診治療才行。讓他們迅速把袁克定送到天津等地治療。袁世凱很詳細地吩咐道，在路途中，一定要緩慢行走，另外要安排醫生一路進行照料。在袁世凱的親自關注下，袁克定由一行人專程護送到天津，治好了病，但一條腿再也無法復原，成了一個瘸子。

王芝祥就職直隸，是唐紹儀在南京組建內閣時，與革命黨人談判時承諾的。革命黨人的意圖是想通過唐紹儀，將王芝祥安插在鄰近京城的地方。唐紹儀回到北京後，兌現諾言，電令直隸以省議會的名義，召王芝祥北上就職。而直隸警察廳長楊以德等人，向中央政府發出抗議電，以直隸五路軍人的名義，反對王芝祥出任直隸都督。這些人的主張，暗合袁世凱的心理，袁世凱以總統的名義，一方面斥責軍人干預政治，另外一方面又強調各地都督統轄文武責任重大，任免之權理宜操自中央。於是，袁世凱任命直督愛將馮國璋任直隸總督，改派王芝祥為南方軍隊宣撫使。任命書發佈時，要求唐紹儀共同簽字。唐紹儀不同意袁世凱的做法，堅決不簽字。唐紹儀強調王芝祥任直隸總督，是自己定下的，應該執行。袁世凱則以直隸那麼多人反對，勢必會引起矛盾來反駁。最後，雙方都強調《臨時約法》賦予自己的權力——袁世凱說，你發佈任命書我不蓋印；唐紹儀則聲稱，你蓋印，我不簽字。

民國成立之後的袁世凱就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不得安寧。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煩心，當然，他最為擔心的，是不知道古老的帝國是否適應民主共和這個舶來品？這個西方的政體制度究竟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什麼，袁世凱實在是沒有底。雖然袁世凱一直雄心勃勃，表現得從不畏懼，但這個時候，面對著不可捉摸的一切，他感到自己就像身陷一片泥潭一樣，一切都在不知不覺地下陷，泥潭正在慢慢地吞噬他。袁世凱的信心在一點點動搖，畢竟，自己所走的，是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道路。太難了，太難了https://www.hetubook.com.com，所有的一切，都太難了！

袁世凱政府才啟動，革命黨人針對袁世凱所制定的《臨時約法》就起到作用了。《臨時約法》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袁世凱的權力，但由於限制太嚴，很多時候幾乎是人為地製造袁世凱與唐紹儀之間的矛盾，也使國民政府的運轉出現了很大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內閣制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適時地緩和轉型時期湧現出的複雜矛盾——可以用內閣的更替緩解矛盾，以及總統的壓力。但袁世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以天下為己任，富有使命感的舊式權臣，從一開始，無論是《臨時約法》，還是內閣國會，都是他在那一場交易中被迫和無奈接受的附屬品，對於這些外國制度和觀念，袁世凱是極為模糊淡薄的。袁世凱所熟悉的，仍舊是長期以來舊的專制政體下形成的長官意志和集權操作。因此，當袁世凱接手民國新政權之後，他肯定會和舊時代的君主一樣，相信只有自己，而不是國會和內閣，才能帶領這個國家走上繁榮昌盛的道路。這樣的心態，使得袁世凱當然不允許權力游離於自己之外。從一開始，由他的理解力和習慣所賦予的行動造成他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他的挺身而出，將自己直接地暴露在公眾面前，從而使自己成為公眾的一個靶子，也使這種政體沒有了障礙物。

民國之初民主政治所呈現的一切，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轟動。在那樣不習慣於民主和議會制度的社會各階層的人看來，所謂的共和制就是不斷地開會扯皮，吵鬧甚至打架。諸如此類的消息接二連三地傳出之後，人們開始以斜眼的方式看待這一切，對這個現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怪胎」，表達不滿和不屑。自古以來就信奉和習慣於皇權的中國民眾們，對於這種新引進的政治制度，更多地表現出擔心和質疑。政府組閣陷入停頓的同時，日俄第三次《密約》以及英國在西藏的所作所為由全國報章披露之後，舉國上下群情憤怒，尤其是北方的軍警界對於議員們不顧國家大局、自行其是的做法氣急敗壞，通電全國，散發傳單，號召廢除這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制度。一些社會名流，如原同盟會的章太炎、張紹曾、孫毓筠等人，也感於時局的危迫，聯名致電副總統黎元洪，建議倡議袁世凱簡化程序，便宜行事，不要太拘泥於《約法》，以待危亡。章太炎抨擊說：「借款不成，東使西行，處分支那，已在商議，往返四月，勢即瓜分。原其藉口，在中國政府之無能力；政府之無能力，在參議院之築室道旁，議在錐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紛爭。始以黨見忌人，終以攻人利己。……名曰議院，實為奸府。……宜請大總統以便宜行事，毋容拘牽《約法》，以待危亡。」章太炎等人的這一看法，實際上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對於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屑態度。

……他身材矮胖，但臉部表情豐富，舉止敏捷，粗脖子，圓腦袋，看起來精力充沛。他的兩隻眼睛長得優雅而明亮，敏感而靈活，經常帶著機警的神情。他銳利地盯著來訪的客人，但並不顯露敵意，而老是那樣充滿著強烈的興趣。他的眼睛顯示他多麼敏捷地領悟（或者通常是料到）談話的趨向，雖然，他總是聚精會神地聽著，似乎對每一個細節都能作出判斷……他一點也不像冒險家，也絲毫沒有赳赳武夫的樣子。他現在看起來只是一個行政長官，而不是一個軍事將領了。

從文中可以看出，袁世凱似乎對唐紹儀的退出，無限眷念，表之切切。當然，對於政治家來說，這樣的批文是否是其內心的真實想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唯一所能做的，就是聲嘶力竭地呼籲了，袁世凱再一次呼籲大家放下黨派之爭，精誠團結，以國家利益為重了。袁世凱說：「我國政黨，方在萌芽，其發起之領袖，亦皆一時之人傑，抱高尚之理想，本無絲毫利己之心，政見容有參差，心地皆類純潔。惟徒黨既盛，統系或歧，兩黨相持，言論無不激烈，深恐遷流所及，因個人之利害，忘國事之艱難。方今民國初興，尚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無論何種政黨，均宜蠲除成見，專趨於國利民福之一途。若乃懷挾陰私，激成意氣，習非勝是，飛短流長，藐法令若弁髦，以國家為孤注，將使滅亡之禍，於共和時代而發生，揆諸經營締造之初心，其將何以自解？」因此，袁世凱呼籲：「凡我國民，務念鬩牆禦侮之忠言，懷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攜，忍此小嫌，同扶大局。」

陸徵祥順利地當選為總理，袁世凱總算是暫時鬆了口氣。與此同時，新一屆國會議員的選舉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一直被各種事務弄得焦頭爛額且不諳現代政治的袁世凱，對於議員的選舉沒有太放在心上。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疏忽之中造就的國會局和*圖*書面，在此之後給自己帶來的麻煩，一點也不比《臨時約法》小。

接著，袁世凱提議在新內閣中，由外交總長陸徵祥出任第二任總理。陸徵祥一八七一年出生在上海一個基督徒家庭中，精通外文，曾擔任過清廷駐俄國和荷蘭的參贊和公使，辛亥革命後曾發動外交使節聯銜通電，要求清帝退位。從派別上來說，陸徵祥既不算同盟會的人，也不算袁世凱的死黨。因此，袁世凱推舉陸徵祥當總理，估計參議院會更容易接受一些。事情果然如袁世凱所料，雖然陸徵祥遭到了同盟會議員的反對，但由於共和黨及進步黨等大多數議員還是能夠接受他，陸獲得參議院通過。當日，袁世凱任命陸徵祥為中華民國政府第二屆總理。

袁世凱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和態度正式進入角色。精力旺盛的他每天睡得越來越遲，起床也越來越早。但即使是這樣，袁世凱也覺得時間根本不夠用，自己就像一個永不停息的陀螺一樣，被無形的鞭子抽打得一直在旋轉。新成立的國民政府，面對的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嚴重失衡，社會矛盾極其尖銳，尤其表現在政治上，政黨林立，國會內部混亂和各地的獨立傾向日益加劇。北京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統一了政權，對於南方為國民黨人以及其他勢力所控制的省份鞭長莫及。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政府」，卻要忙「大政府」都忙不過來的事情，是何其艱難。原先緩解社會矛盾的，是倫理道德以及村規民約的體系，而現在，綱常崩潰，君王不再，所有的矛盾都轉移到各級政府面前。而各級政府是如此孱弱，他們根本就沒有智力和能力去處理每天發生的事情。於是，那些地方政府處理不了的大小事件就層層疊加到袁世凱的案頭。迫在眉睫的仍是財政，中央和地方僅有的一點財源，在各方勢力的虎視眈眈之下混而不分，名義上為中央集權，實際上一切財源皆為各省截留。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間，中央政府支出平均每月需要二千四百萬元，而收入僅一千萬元。巨大的黑洞，幾乎全賴外債填充。這樣的局面，怎麼不讓袁世凱煩心呢！

這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以天下為己任，富有使命感的舊式權臣，從一開始，無論是《臨時約法》，還是內閣國會，都是他在那一場交易中被迫和無奈接受的附屬品，對於這些外國制度和觀念，袁世凱是極為模糊淡薄的。

國民政府剛剛成立，就發生了總統與總理衝突導致總理稱病辭職事件，可想而知所引起的軒然大|波了。唐紹儀辭職之後，袁世凱考慮再三，他先是想讓宋教仁出任總理，但宋教仁不為所動，一心想著組成政黨內閣。同盟會很快作出決議，要求全體盟員退出內閣；張耀曾、李肇甫等人代表同盟會面見袁世凱，提出不參加混合內閣，建議組織一黨內閣或者無黨派內閣。袁世凱不同意。於是，宋教仁辭去了農林總長職務，蔡元培也辭去了教育總長的職務，至於另一個總長陳其美，因為一直未來北京就職，也談不上辭職了，代替他執行職務的次長也辭職。宋教仁辭職後，移居在京郊農林實驗場，全身心致力於把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在此期間，袁世凱派人給宋送去五十萬元。宋教仁寫了一封感謝信，拒絕了袁世凱的好意。

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國家秩序被破壞，騷動不斷；財政陷入困境，稅收異常困難，國家和民族已陷入崩潰的邊緣。國民政府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擁有充足的經費以保證運轉。一九一二年初，首當其衝的，就是國民政府得遣散南京附近的數萬官兵，光這一項，最低限度的遣散費，就得二百五十萬兩銀子。面對捉襟見肘的局面，唐紹儀無奈何之下，準備向外國銀行借錢。他先在參議院發表演說，尋找各方面的支持，闡述國家財政困難，需要舉借外債，需要一筆二億一千五百萬兩的款項，才能滿足年度各項事業的開支。然後，唐紹儀正式向英、法、德、日、義、俄、美六國銀行提出了借款要求。六國的條件很苛刻，並且，以唐紹儀曾經與比利時銀行借錢用途不明為理由，提出要對借款進行嚴格監控，還表示，不願跟唐紹儀打交道。唐紹儀一氣之下，準備拒絕借款。但不借款又該怎麼度過呢？這時候，袁世凱插手了——袁世凱見唐紹儀出面不便，便讓財長熊希齡直接跟六國銀行商洽。不明事理的同盟會員們，見唐紹儀被摒出大借款之外，紛紛通電，打著維護國家主權的旗號，強烈反對借款，並對熊希齡口誅筆伐。而熊希齡所在的另一大黨共和黨，見本黨部長無端遭到攻擊，轉而遷怒唐紹儀，也對唐紹儀進行攻擊。一時間，雙方通過報章、遊行等手段，吵成一片。六國銀行代表見中國政府為借款一事，弄得如此大動靜，也不想趟這個渾水，立即宣佈貸款談判無限期推遲。借款不成又遭攻擊，個性倔強的唐紹儀向袁世凱提出辭職。袁世凱好言相慰，唐紹儀暫時收回了辭呈。

在接下來的參議院表決中，唐紹儀提出的十m.hetubook.com.com人內閣名單，通過了九人。他們是：外交總長陸徵祥，內務總長趙秉鈞，財政總長熊希齡，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司法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農林總長宋教仁，工商總長陳其美。在這些人當中，段祺瑞、劉冠雄、趙秉鈞為袁系人物；陸徵祥、熊希齡分屬無黨派和立憲派人士；蔡元培、宋教仁、王寵惠、陳其美是同盟會人物。三月三十日，唐紹儀由黃興、蔡元培介紹，填寫盟書，簽名畫押，宣誓忠於同盟會綱領，保證執行同盟會決議，從而成為同盟會員的內閣總理。同一天，袁世凱按照程序委任各部總長，並任命黃興為參謀總長。這樣，以唐紹儀為總理的內閣正式成立。從結構上說，這一屆內閣中，同盟會員佔半數以上，但外交、內政、陸海軍、財政和交通等實權人物，都由袁世凱的人擔當；同盟會員擔當的，只是司法、教育、農林、工商各相對權力輕微的部門。由此可見袁世凱的用心良苦。

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在本約法施行後，限十個月之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因為急於做正式大總統，自然對這事緊鑼密鼓。很快，《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公佈：國會分為上下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參議員，二十二行省，每省各十名；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設選舉會，分別選出二十七名、十名、三名；另由中央學會選出八名；各地華僑選出六名。各省參議員由該省的省參議員，依法做選舉人。另外，還有專法規定選舉方式。按法定名額，參議員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國制度，六年一任，兩年一選，以保持其新陳代謝。至於眾議員的名額，按照各地區人口多少來決定。每八十萬人員選眾議員一人，但每省至少得有眾議員十人，人口不足八百萬的小省份須有十人。唯蒙古、西藏、青海三地參、眾議員人數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隸人口最多，有眾議員四十六人。任期三年為一屆，三年一選。選舉分初選和復選。按法定名額，全國共有眾議員五百九十六人。這樣，加上參議員人數，共八百四十一人。

一九一二年北京的春天，氣候一直是乍暖還寒，從二月起，天氣就變得忽冷忽熱。熱的時候，市民們都可以穿薄布衫出門了，天氣也特別晴朗，胡同裡拐角上的老槐樹都透出青枝了；可熱了三五天後，寒潮說來就來；然後，就是近一個月的淫雨，整天淅淅瀝瀝下個不停。

這時候，袁世凱親自出面做工作了。他將參議院各黨派中最有影響的參議員接到總統府，親自接待，勸說議員們顧全大局，以國事為重，共扶危局。同時，袁世凱發佈總統令，重申嚴禁軍警「干涉政治」，要求軍人恪守軍律，守法奉公。然後，一個新的六總長名單送交參議院，在各方面的壓力之下，除一人被否決外，其餘五人獲得通過。幾天後，參議院通過了袁世凱第三次補交的另一位總長的名單。至此，陸徵祥內閣終於在幾個月之後宣告成立。沒想到的是，參議院又不甘寂寞，很快又啟動彈劾陸徵祥的「失職案」。陸徵祥未來得及施展自己的本領，即遭到這樣的打擊。這樣的內閣總理，實在是無法擔當。陸徵祥一氣之下，乾脆效仿他的前任唐紹儀，稱病不出。這樣，國民政府的第二任內閣又一次處於癱瘓狀態。

這個春天的徵兆，注定了剛剛建立的中華民國並不一帆風順。清廷雖然被推翻，但國內的局勢依然很糟糕。在北京，雖然王府井大街被袁世凱下令改名為莫里森大街，但大街的面貌仍是破舊，北京的市民們從不拿這個古怪的名字稱呼他們自己的街道，儘管在街口豎立著鮮明的標牌。與這具有相同意義的是，在一些省份，紙幣仍以令人吃驚的速度逐月貶值，物價飛漲，政府卻聽之任之，束手無策；各派之間的對抗非但沒有降溫，反而愈演愈烈；各省督撫們仍舊我行我素，公然嘲弄北京的權威，千方百計擴充自己的軍事力量；北京城裡，前清的舊朝廷躲進紫禁城的紅牆之內，繼續每日出版《邸報》，自我感覺良好地回憶依稀往事，並不斷給遺老遺少們加官晉爵；在西北、東北以及蒙古，「宗社黨」一直密謀東山再起，以期恢復已經土崩瓦解的王朝舊族，雖然這種密謀從未達到足以危及國家的程度，但日本的特務機構一直秘密支持他們。除此之外，外蒙古的問題也讓中央政府頭痛不已，庫倫（外蒙首府）活佛呼圖克圖，利用南北對抗的天賜良機，擺脫了對北京的俯首稱臣，這一大片遼闊的區域陷入了全面混亂。當俄國正式承認外蒙獨立之後，混亂更變得不可收拾；英國也在西藏加快了分裂措施，以「護僑」的名義，派兵入藏，其後又照會中國外交部，準備組織西藏「自治政府」；沙俄繼策劃外蒙獨立之後，又出兵侵佔新疆的伊犁等地區……這一切，都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的自尊，也讓這個古老國度難以應對和-圖-書。

儘管袁世凱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但他為著國家的穩定和團結，也算是煞費苦心。但在當時那種紛亂的局面中，袁世凱的聲音顯得孱弱無比，根本就沒有起到作用。人們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立場，自以為是地體現自己的價值和判斷。七月的北京，剛剛當選為總理的陸徵祥向參議院提名增補同盟會退出後的內閣部長人選，同樣遭到了同盟會議員的阻擊。書生意氣的陸徵祥由於在海外待的時間長，受西方文化影響挺大，在演說措辭中，自視不凡，幽默風趣。這樣的做派，明顯跟當時的政治氣氛不相融，講台下面噓聲一片，眾議員認為陸徵祥態度不莊重，有失官場體面。袁世凱一看情況不妙，趕忙想做工作，要求延期投票，但參議院不予理會，投票中將六部總長人選全部否決。這樣，陸徵祥的內閣無法組織，政府無法開展工作，混亂的局面也無從收拾了。

在隨後的《政府公告》中，袁世凱通電全國，重複了他的政治觀點：以現在中國的情況，兩種內閣都不適合，如專取共和黨或同盟會或超然無黨派之人組織內閣，任何一方均不能得許多人才，所以，以我之見，不聯合數黨及無黨派人士共同組織，就不能成完美的內閣。袁世凱聲稱：余的主義在於得人，但問其才不才，不論其黨不黨，余之主旨在於建設民國，諸君如熱心建設者，余皆引為同志，否則，余不能強人所難。余奉告諸君，當放大眼光，從中國全局著眼，從世界大勢著眼，斷不可沾於一黨之關係，亦不能硬以和平時代政黨更代清長之成例，適用於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國。總須大家破除成見，協力同心，共同建設。

最初，袁世凱對唐紹儀維護《臨時約法》，堅持責任內閣制度的行為，雖然很不情願，但還是接受了，並且，小心翼翼地按照革命黨設計的政治體系行事。但不久袁世凱就發現了，這樣的體制安排，似乎潛伏著某種別有用心，有意在跟自己過不去。一直習慣於大權獨攬的袁世凱，在此後的行動中，不斷地感受到《約法》和議會的約束，這樣的約束讓他感覺異常不爽。雖然《約法》看起來賦予總統相當大的行政權，理論上總統是全國海陸軍的統帥，擁有廣泛任用官吏的權力；並且，彈劾總統是不容易的。但同時，這個《約法》又有一個同總統共同承擔責任的內閣總理和內閣，責任內閣直接代替總統對國會負責。這樣的矛盾，使得實際操作上就變得相當不易，勢必使總統和內閣總理為事情的決策產生糾紛。究竟誰來行使行動權力，就變成了一個問題。袁世凱這時候才意識到，革命黨人之所以邀他出山，只是在利用他的威信和聲望來降服人心，並不打算真正地聽命於自己。對於如此形式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當然不滿，這個舊時代以軍事勢力起家的一方諸侯，在骨子裡都能覺察到權力的重要性，他當然不肯讓出自己的權力，想把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借款不成，最受打擊的，莫過於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了。中央財政已無力支付各省自辛亥革命以來迅速擴充的軍隊開支，只好下令各地軍費開支完全由地方政府支籌。這時候，全國共有九十五萬軍隊，南京附近也有近十萬隸屬革命黨人的軍隊。由於經濟負擔過重，到了六月，黃興從減輕人民負擔的角度出發，自請解除南京留守之職，同時將所屬的十萬軍隊，三分之一撤回各省，三分之一編成了三個師，交江蘇地方財政負擔，三分之一就地遣散。革命黨軍隊的改組，自然遭到同盟會會員以及其他革命黨人的反對。與此同時，矛頭也對準了唐紹儀為首的內閣。唐紹儀頓感無顏見人。這個時候，恰好王芝祥上任直隸，又被袁世凱否決。這樣的結果，激化了唐紹儀與袁世凱的矛盾，也使唐紹儀一氣之下，辭職走人了。

袁世凱與唐紹儀首先發生衝突，是由於向「六國銀行」借款一事。

四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正式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遷至北京；參謀總長黃興仍留守南京，意在為革命黨人保留一個陣地。

就中國當時的現狀來說，在構成民主政治的上述四個條件中，相對而言，只是第二條狀況比較好。當時的新聞媒體相對獨立，言論相對自由，報刊雜誌不僅可以發出獨立的聲音，甚至可以無中生有攻擊政府。袁世凱及其下屬官員，孫中山和其他政治家或政客，無一不在媒體監督的範圍內；結社也是自由的，民眾對事關國計民生和自身利益的各項事務，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張和意見，並且依理陳述依法抗爭。但除此之外，無論是政治制度的設計，還是官智、民智的水平，都遠沒有達到實現民主政治的階段，整個社會基礎、文化基礎、法律基礎等等，都決定了當時的民主政治羸弱無比。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最先進的民主思想所設計的共和體制的運作，對於新生的中華民國來說，無異於生吞活剝，勉為其難，那種運轉之中的艱澀和生硬，就完全可以想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