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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說的軍隊裡有的那種思想，使我痛苦異常，自作戰以來，沒有一件事令我這樣受創。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視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暫守秘密，若再有妄論，定予揭發。我過去所為，究竟何事使人誤解至此，以為我會做出對國家禍害最烈之事，誠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對於您之建議，誰也沒我這樣感到厭惡……若您仍以國家為念，為自己、為後代，或仍為尊敬我，則務請排除這一謬念，毋再任其流傳。

九月十六日，袁世凱、孫中山以及黃興共同制定的《政治綱領》以政府公告的方式頒佈：一、立國取統一制；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承認之根本。

袁世凱的懷柔、妥協以及寬容，決定了袁世凱的共和制在最大程度上團結了不同階層、不同派別的人，也決定了袁世凱所領導的中華民國絕不是一種現代的政治制度，而只是新與舊妥協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四不像」。這樣的中華民國，更像是前朝政權的某種後續，而不是開天闢地的新時代。

不久，時局的發展，讓每一個興高采烈的人感到了失望——蜜月很快就結束了；或者說，蜜月尚未開始，爭鬥便已開始了。人們很快發現，將這兩個什麼也不一樣的人硬生生地捆綁在一起，實在是太難了。他們就像兩隻刺蝟一樣，是很難靠近的。雖然他們也曾為暫時的坦誠所感動，並且表達過自己的坦誠。但他們之間，太多的不同就像深深的鴻溝一樣橫亙在面前：主義、理想、觀念、性格、背景、環境……一切的一切，都預示著他們不可能聯合在一起，而他們誰也不肯退縮和忍讓。那個看起來堂而皇之的共同政體，很快，就不被人們當回事了。無論是在朝之人，還是在野之士。

這一番在京的多次會談，雙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孫中山看來，袁世凱精明強幹，為人謙和，思路敏捷而清晰，是一個棟樑之才。以袁世凱的目光來看，孫中山則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者，富有幻想和熱情，意志堅定，精力充沛；但其思維方式，卻明顯地不著邊際，書生氣太足，拙於行動。孫中山公開發表談話表示，在當前的社會，要治理民國，非得具有新思想、舊經驗、舊手段的人不可，袁世凱大總統正好是一個合適人選。孫中山表示，袁大總統應該練兵百萬以強中國，而他自己，則願意專門負責修鐵路，希望把全國鐵路延長至二十萬里。袁世凱聽了很高興，當場表態授孫中山籌劃全國鐵路的全權，月薪高達三萬元，並將當年為慈禧太后回鑾時特別製作的豪華列車，撥給孫中山專用，以便巡視全國鐵路現狀。袁世凱還下令各地方官員，服從孫中山的指令，對巡視路政的孫中山熱情接待，聆聽教導。看起來，雙方進入了一個蜜月期。某一天會談之餘，黃興甚至還半開玩笑地動員袁世凱加入國民黨。一直奉行「君子不黨」的袁世凱微笑著拒絕了，袁世凱很委婉地說：「加入政黨誠然不錯，但現在不是時候。」不過，袁世凱還是指派趙秉鈞等人加入了國民黨。在內心裡，袁世凱對於政黨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後來在致安徽都督柏文蔚書信中這樣寫道：「入甲黨，則乙黨為敵；入乙黨，則丙黨為敵。」以袁世凱自己的理解方式，自己既然在總統的位置，那麼，就應該堅守「不黨主義」。

由於社會轉型的慣性過於強大，民國成立後，局面變得越來越難以控制。這個沒落的帝國看上和_圖_書去像個巨人，但時間正一點點將它摧垮，它的創傷和皺褶，自然而然地已成為各種細菌和寄生蟲熱衷的場所，各種病症，在不被察覺中活躍滋生。接手總統的位置之後，袁世凱很快發現，比起革命之前，所有的事情似乎變得越來越複雜。那些地方上的都督們，越來越不聽從中央政府的號召，在《臨時約法》下，中國實際上已變成各省聯邦的形式，各個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態出現，無意放棄已得到的特權，包括統率軍隊的權力，截留稅收、選任省級和省內地方官吏的權力等。這種狀態部分是由革命環境所造成的，因為革命是採取分權，反對中央集權，各省在革命之後的自治，被認為最符合國家的利益。

應該說，對於袁世凱而言，當他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時，他有著一個最好的榜樣，那就是美國總統華盛頓。美國在贏得獨立戰爭之後，面臨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跟當時的中國存在諸多相似之處，都是經濟崩潰、社會紛亂，百廢待興，無從下手。等到袁世凱登場之時，那些對於美國革命頗有點瞭解的人，還真的從中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處，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於袁世凱，把他當做是中國的「華盛頓」了。在他們看來，袁世凱是這一塊土地上難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務實人才，是一個具有精神活力和強健身體的另類。雖然袁世凱面臨的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是一場關係到四億人的巨大變革，並且這個人在判斷社會走向，以及現代政治的知識儲備上有弱點，但他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具有非凡的學習能力，因此肯定能帶領中國人通過改革和開放的關口，幫助他們獲得智慧和經驗的寶石。持這種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人，也有西方各國的使節們。

一九一二年八月底，由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促進會正式合併成立國民黨，以孫中山為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等為理事。這次成立大會是經過袁世凱同意的，並且，袁世凱看起來對國民黨成立一事，始終表現得很熱衷也很積極。不僅如此，袁世凱在知悉孫中山將來京參加成立大會後，便向宋教仁要求與孫中山舉行會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五點半，北京火車站禮炮齊鳴、鼓樂聲聲，稚嫩的童聲唱起了歡快的歌聲；總統府秘書長、國務院代總理及各部總長、參議院議長、議員、各黨派、各界人士列隊迎接孫中山。孫中山走下火車時，掌聲雷動，人們紛紛揮動手中的旗幟。歡迎儀式之後，孫中山坐上了袁世凱那輛金碧輝煌的朱漆金輪馬車，由三十位騎馬的憲兵開路，從正陽門直入外交部街迎賓樓。迎賓樓是袁世凱為了歡迎孫中山特意下令用外交部辦公室改建的。當晚，袁世凱親自來到了孫中山下榻的賓館，同孫中山進行會談。這一次會晤，也是民國初年兩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見面。隨後，另幾位革命黨人黃興、陳其美、李書城等趕到北京，也受到了袁世凱的熱烈歡迎。在北京的二十多天裡，孫中山跟袁世凱共舉行了十三次會談。談話都是秘密進行的，除了孫與袁外，只有袁世凱的秘書長梁士詒在場。兩位政治巨頭的會晤，引起了社會的極大關注，報章紛紛猜測會談內容，想從各種各樣的蛛絲馬跡上，分析一些變化。人們希望這兩大巨頭通過這一次會晤，制定一些有利於古國變遷的良策，使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能夠迅速從紛爭中平靜下來，給新歷史展示一個良好的開端。

當然，如果以華盛頓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來要求袁世凱，會顯得很過分。中國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以及現實的土壤，決定了當時的中國很難產生華盛頓這樣的人物；也決定了那時候的中國，不可能成為獨立戰爭之後的和*圖*書美國。當然，美國的政治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從獨立戰爭結束之後，它同樣也經歷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動盪期。在這段時間裡，人們爭吵、結黨營私，甚至黑幫捲入，陷入無止境的兇殺和爭鬥，但社會對於民主政治的初衷和理想一直不變——這樣，在經歷了很長時間的運轉之後，這個政治制度顯示了它自身的糾錯功能和完善機制，社會也安定下來，人們終於開始學會並習慣了按規則進行遊戲和運轉。

在袁世凱看來，這一切都是社會轉型期間不可避免的。袁世凱努力使自己以一個開放和清明的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畢竟，他算是這個共和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必須有雅量來應付各種局面。當各方人士採取咄咄逼人的攻勢時，袁世凱進行了策略上的謙遜和退卻，對持不同政見者，甚至是反對派，表現出一定的寬容。有時候，袁世凱甚至表現出忍辱負重，頗下了一番功夫去爭取各種勢力的精誠團結，以期使國家發展有一個相對安定的好局面。比如說先後三次親擬電稿邀請康有為進京，就頗有代表性。

很快，袁世凱就讓持這種看法的東西方人士失望了。人們後來明白，與華盛頓相比，袁世凱最缺乏的，就是無私的人格，相應的偉大理想，以及對憲法，對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的敬畏。袁世凱的人生觀、倫理觀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國傳統的，對西方現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談不上根深蒂固的現代人文理想和精神。傳統儒學「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色彩，不知不覺地造就了追逐權力的藉口和動力；根深蒂固的「權謀文化」決定了袁世凱根本無法成為中國的「華盛頓」，只能是一個清末版的「曹操」。權力追逐的傳統，對於這個新生的共和國來說，可以說是致命的先天不足。新生的共和國就像一個早產的嬰兒，整個機制還需要在實踐中修補和完善，還需要一個正反饋的幾度循環。如果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權力的慾望淹沒了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精神，那麼，權力鬥爭的惡性循環會很快摧毀這個尚不完善的制度，剩下的只能是一場在虛假理想旗幟之下的爭權混戰。一切的一切，都會隨之扭曲，最終成為這場混戰的陪葬品。可以說，致力於改革的袁世凱推進社會進步的事業，是被另一個落入傳統專制思想窠臼的袁世凱給親手葬送了。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是誕生不了華盛頓的。

八天之後，袁世凱第三次發出邀請電，再一次對康有為進行高度評價，懇請他出山「共贊」時局。康有為再次回電，表示感謝，訴說了自己不能應邀的理由，同時獻上了「親拜文廟，或就祈年殿尊聖祀天」、「令學校讀經」的經國之策。袁世凱三次致電康有為，宛如一個民國初年的「三顧茅廬」版。應該說，作為頗有資歷的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如此降低姿態，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康有為雖沒有接受袁世凱的邀請，但他將政治主張和盤托出，那就是尊孔讀經、救世拯民，將孔夫子的學說提高到宗教的地位。康有為的主張，對於朝代變更時期的人心安撫有一定好處，但這樣的主張，對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的中國而言，並不算什麼靈丹妙藥，只不過是無可奈何地回頭看罷了。康有為對於現代社會的政治格局，還是沒有深入的理解。袁世凱心裡也明白這一點，但對於這樣的老人，袁世凱要穩定局面，就必須盡力懷柔，最大限度地爭取他們在道義上的支持。實事求是而言，無論是從文化、主張、性格以及行事風格來看，袁世凱與康有為是不相融的，這也決定了稍有風吹草動，兩人之間必定會呈現裂痕，果然，袁、康的「蜜月」，亦僅僅短短的兩年而已。不過在此之後，兩人卻同樣以試圖恢復帝制「殊途同歸」，想一想，這真是一件令人費www.hetubook.com.com解，也同樣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讓原先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變得雜亂無章，還讓一代人變得尷尬無語：社會上那些多年苦讀科舉的書生們，一旦失去了久遠的目標之後，一個個變得憤世嫉俗，唯恐天下不亂；少數激進的帶有西化色彩的知識分子，也對這樣的政治格局不滿，力圖呼喚新的秩序，渴望通過一場新的如火如荼的文化運動，全盤西化。除了麻木的大眾之外，那些被革命的炮聲喚醒了的人，一個個顯得迫不及待，赤膊上陣，彷彿一切都等不及似的，渴望一展身姿，恨不得凌空一躍，登上政治舞台。在那些幼稚的人們看來，社會的運轉，完完全全地取決於政治，似乎只要一個口號，一種政體，就可以把這個世界輕輕鬆鬆地改換了局面。報章的興起，使得一大批指甲骯髒、飢腸轆轆、文筆粗俗的失業文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則，他們隨時準備應別人的要求撰寫一切東西：蜜糖或毒藥，歌頌或誹謗，長的或者短的，尖銳的或者溫柔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有的是披露，有的是杜撰，有的是謾罵，有的是挑撥離間……在這些人群當中，只有極少數新型工商業主和文化自由主義者，還有系統的思想，有明確的方向，希望民主政治、社會改良、基本民權，但他們的聲音，在一片嘈雜之中，根本引不起人們的注意。這種混亂的局面慢慢地使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

華盛頓不是沒有受到權力的誘惑，也不是沒有自以為是的使命感，而是他衷心地相信，一種合理的制度，比個人的力量要偉大一萬倍。獨立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很多人當面或者寫信給他，請求他看在國家的面子上，擔任這個國家的國王。為此，華盛頓曾寫了「致尼古拉上校書——一七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寄自新堡」。在這封「尼古拉上校大鑒」的信中，華盛頓憂心忡忡地說道：

除了政治上的難以控制以及經濟的重壓之外，在袁世凱看來，同樣給他巨大壓力的，還有道德的淪喪、綱常的崩潰以及社會陷入一種不明方向的困窘——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榮，一方面是內地農村的貧寒破敗。貧富的差距，以及知識和文化上的隔膜，越來越大。因為綱常崩潰，年輕人變得越來越無法無天。黨禁解除之後，被壓制幾個世紀的組織政黨和社團的熱情，頃刻之間噴湧而出，民國剛建立的頭數個月，一下子就冒出了幾十個政治團體，似乎每一個人都想佔山為王，他們拉大旗、佔山頭，名義上是要通過代議制為取得政權進行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的行為一直游離在法律邊緣，讓人防不勝防。社會上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新思想，生吞活剝，食洋不化。所謂的婦女解放和平等破壞使得諸多家庭破裂，家庭的不穩定，隨之引起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報紙數量的激增，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都在熱烈討論國家大事，各種各樣的勢力粉墨登場，爭先恐後肆無忌憚地表達意見，也表達怨恨。農田拋荒現象嚴重，很多人已不專心種莊稼……整個社會頓然陷入了雜亂無序的狀態。以至於袁世凱的英國顧問莫里循曾寫道：「至於中國，事情並未好轉，很少或全無成就。這裡看不見有作為的政治家氣魄，沒有始終一貫的目標。要做的事很多，而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擬那無盡無休的規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口頭上說說。」

安撫康、梁的同時，袁世凱還努力對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進行安撫，消除人們對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的阻力。對當時最著名的「反骨」章太炎，袁世凱一直優禮有加。有一段時間，章太炎也被袁世凱的行為感動了，性情的他，到處說袁世凱的好話。有一次，章太炎ｈttｐs://wｗw•heｔｕbｏｏk.cｏm.ｃｏm酒後失態，在袁府上大吵大鬧，袁世凱也好言相勸。對於一些能力較強、身體較好的大臣，袁世凱授予他們參政的名義，給他們優厚的待遇，他們當中有趙爾巽、李經羲、樊增祥、馮煦、瞿鴻禨、增韞、李盛鐸、唐景崇、蔭昌、聯芳、寶熙、薩鎮冰、于式枚、周學熙、李國傑等等。在袁世凱看來，這些原清廷的要臣，對社會都是有相當影響力的，必須得到足夠尊重才行。對於那些明顯不適合民國政體的，袁世凱也一一安撫，比如說清朝的遺老遺少們，如載灃、那桐、世續，封疆同僚周馥、錫良等，也尊以「舊侶」（老朋友之意）稱號，讓他們享受充分的待遇。對已經出任民國高官的前清內閣大臣、邊疆大吏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等，袁世凱也表現出極大的尊重，用人不疑。袁世凱還努力跟岑春煊這個老對頭重修歸好……政治從來都是妥協的產物，袁世凱所沿用的方式，明顯地是舊時改朝換代的習慣，不過對於袁世凱來說，能做到這一點也相當不容易了。畢竟，以當時形勢下各種勢力的互相抗衡和抵犄，袁世凱為了爭得穩定的政治和社會局面，也只能這樣了。

自戊戌變法之後，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就與袁世凱一直有過節。在此之後，康、梁只要一有機會，便對袁世凱大肆攻擊。辛亥革命爆發後，康、梁同樣沒有放棄對袁世凱的指責。南北議和時，康有為發表聲明，認為袁世凱是為「窺竊神器」取代清廷，因此打算聯絡滿蒙親貴推倒袁世凱內閣，控制中央政權。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康有為仍舊對袁世凱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進行抨擊，說袁世凱對英、俄窺視蒙、藏交涉不力，其政府是最終使國家遭瓜分的「讓地政府」，說善後大借款是「賣身為奴」，等等。對於康梁的不斷指責，袁世凱一直沒有進行正面回應，而是孜孜不倦地進行籠絡。袁世凱先是勸說梁啟超回國，組織進步黨參加「第一流人才內閣」。梁啟超從日本回國後，袁世凱立即給梁啟超每月三千大洋補貼家用。梁啟超要組織進步黨，袁世凱一出手，就給了梁啟超四十萬。康有為母親去世後，袁世凱抓住康有為不得不回國奔喪的機會，致電康有為示好，在電文中，袁世凱對康有為進行了高度評價，邀請他回國主持孔教，充當精神領袖。此外，袁世凱還佈置廣東當局龍濟光等，對康氏優禮有加，邀請康有為北上議政。對於袁世凱的盛情，康有為抹不下面子，當即覆電表示謝意，但以母喪家難，婉拒袁的北上邀請。

應該說，在武昌起義之後的一段時間，袁世凱在處理與革命黨的關係上，以及從清廷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作了忍讓，也作了妥協，並且以自己過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將政治的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遊刃有餘、進退自如，充分地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謀略和手腕。袁世凱以一種和平的方式，兵不血刃地讓清帝體面地退位，讓百姓少受塗炭，讓社會少受動盪，是值得肯定的。在與革命黨的對抗中，袁世凱也作了忍讓，最終實現了南北和平。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儘管被亂七八糟的事情纏身，袁世凱還是保持克制，努力適應社會各方面的巨大變化：適應報章的嬉笑怒罵，適應政黨如雨後春筍一樣地出現，適應與持不同政見者相處，適應總統的話不再是金口玉言……

在武昌起義之後的一段時間，袁世凱在處理與革命黨的關係上，以及從清廷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都是做得相當不錯的。袁世凱努力使自己以一個開放和清明的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畢竟，他算是這個共和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必須有雅量來應付各種局面。

現在端詳袁世凱各個時期的照片，很明顯的一點是，袁世凱在就任中和圖書華民國大總統之後，彷彿突然之間變得衰老了。袁世凱四十歲左右時的照片，還顯得目光炯炯、神采飛揚。而當他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之後，才五十開外的人，一下子就顯得老態龍鍾、鬚髮花白，彷彿色彩不足的繪畫；目光看起來也沒有先前的堅韌和鋒利了，甚至顯得笨拙而愚蠢。這個曾經堅強的、工作精力充沛非凡的人，此時看起來就像是個疲憊虛弱的病人。即使是在洹水的時候，袁世凱還顯得風華正茂、氣定神閒，但幾年共和制的總統當下來，袁世凱真的有點不堪重負了。不需深入思考，也可以看出他面臨的壓力。處在大變局之中的袁世凱，已經被風雲變幻的國際國內形勢，以及更多迫在眉睫的問題和矛盾壓得不堪重負了。雖然袁世凱已感人生的使命和滄桑，但在收拾具體的殘局中，他還是傷透了腦筋。袁世凱清楚地知道，這一次改朝換代，與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都不一樣，那不單單是重打鑼鼓重開台的問題，而是這個國家進入了一種沒有現成經驗的局面。未來對於國家以及他個人來說，都是前途未卜。一個人，處在這樣的新舊交替時期，面對眼前的龐雜和混亂，既無法拿出道德和宗教來凝聚人心，也無法用理想和行動讓人們振奮，更不願用自我犧牲來平息矛盾，那麼，他所依賴的，只是千年來固有的舊手段。用權謀和心機來對付眼前的一切，他當然會顯得捉襟見肘了。

在此之後，華盛頓解甲歸田，雖然後來應國民的一再邀請出山，並被選舉為首任美國總統。華盛頓擔任總統的最大使命就是努力為美國設計一個更合理的政治制度。華盛頓提出了「國家絕不允許用武力來管理」這個樸素理念。華盛頓的政治信仰是：憲法至高無上。雖然美國政治制度的確立也是一個複雜而紛亂的過程，美國第一部憲法光討論就花費了十六個月，但由於華盛頓等人的竭力堅持，美國終於實行了當時社會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雖然華盛頓居功至偉，但他從沒有「捨我其誰」的想法，而是真誠地相信，別人一樣能把美國治理好。基於這樣的想法，華盛頓在連任兩屆後，堅決辭去了總統職務，理由很簡單：我老了，不能再耽擱下去了，在憲法之下，別人同樣也可以把國家治理好——這個思想本身，就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即國家的命運，並不取決於最高領袖，而是取決於法律和民眾……離職後不久，華盛頓在故鄉平靜地去世。

《政治綱領》公佈之後，舉國為之振奮。在那些單純的民眾眼中，中國的未來一片光明，當前存在的諸多困難很快會迎刃而解。人們相信，如果這個綱領能夠實施，不僅有利於結束全國分裂狀態，實行國家的統一，而且，還能從發展基礎產業入手，帶動國民經濟的發展。

袁世凱並沒有顧及到面子問題，收到康有為覆電的當天，又親擬電稿，發去了第二次邀康北上電報。袁世凱從戊戌分別開始敘舊，苦口婆心地談到當前的形勢，認為「百廢待興，方思與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正是需要棟樑之才的時候，力邀康有為北上「論道匡時」。袁世凱一片苦心，讓康有為有點心動，康有為當即覆電，對袁之「搜岩訪獻，求治之盛心」萬分感激，不過又一次拒絕了袁世凱的邀請，申明自己確實是有困難，不能北上。

在這裡，可以試著將中國當時的情景，與美國獨立之後的情況相比較。儘管這種比較是生硬的，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命運的機緣——一七七六年，美國在費城起義之後，誕生了《獨立宣言》，大陸會議把軍權正式授予華盛頓。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美國贏得了獨立並面臨新的問題：新的國家出現了，昔日的功臣們是不是理所當然地坐享其成？國家是屬於功臣的，還是屬於全體美國人的？這個時候，華盛頓的回答是：他們該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