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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當選總統的當天，英法德日俄等十三國宣佈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次日，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

袁世凱上台之後，仍是延續了清末新政的路子，在政治和經濟上，推出了一系列穩定社會秩序、發展生產的政策和法規，為自由市場經濟奠定了法治框架。比如，為鼓勵製造業和加工業等民營公司，由政府出資建立了保息制度，投資第一年開始，即可獲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攤還。政府還在整頓金融秩序、深化金融改革、整理和健全財政稅收制度上做了很多工作：收回各地亂發的紙幣，統一鑄造了銀幣（袁大頭），奠定了統一幣制的基礎；制定了銀行和證券交易法規，各種證券和期貨交易所開始在各地湧現；降低稅收，簡化開辦廠礦的手續。制訂了一系列經濟法規，完善了市場機制，諸如《公司條例》、《公司註冊暫行章程》、《獎勵工藝暫行章程》、《商人通例》等等。這些政策實施一段時間後，很快獲得了成效——幾年後，很多大公司、大工廠應運而生，社會上興起了一股創辦實業的熱潮，民族工商業迅速向前發展，發展速度也超過以前任何時期。據統計，到政府註冊的工業公司，一九一二年為十四家，一九一三年為二十五家，一九一四年增加到八十九家，到了一九一五年，則增加到一百零二家。還有一些企業，因為當時註冊制度尚不健全，未到政府註冊，因此，當時的工業公司實際數目遠遠不止這些。一九一三年，袁世凱又簽發了《保護華僑投資實業之通令》，規定凡各處僑民投資回國興辦實業者，應由各省行政長官通飭所屬從優待遇，協力維持。大大刺|激了華僑回國投資的熱情。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間，僅華僑回國投資企業就達一千零四十二家，後來民國的一批知名企業，如無錫榮氏兄弟、南通張謇所辦的實業等，都是在這個時候創辦並奠定基礎的。統計數字表明，歐戰前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較快，大戰爆發後，發展速度更是很快。到了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政府竟然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並且略有盈餘，「約計每年可餘二千萬」。這樣的狀態，在晚清乃至民國初年，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奇蹟。當然，從社會進步的角度來說，社會的進步，並不完全取決於上層建築，人們的需求，以及社會自由度的擴張，本身就是動力。歷史的走向不僅僅是皇帝、大臣、軍閥、梟雄、權勢者和革命者書寫的，各個領域一直努力不輟的人，都是歷史的參與者和建設者。從某種本質的意義來說，後者往往對歷史的進步更具有積極作用。是他們，默默地為中國歷史的進步起著積極推動作用。

參政院還通過了經修訂的《總統選舉法》，規定大總統任期十年，連任不限；總統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三名，預先將其姓名書於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臨選時取出，交選舉會選舉。這樣的方式，看起來已沒有現代民主政治的清新氣息了，所有的一切，在不知不覺中，已飄浮著濃烈的陳腐氣息。

收回行政大權的同時，袁世凱在軍事方面也大權獨攬：先是成立了「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約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大總統為陸海軍大元帥，統率全國陸海軍。這樣，袁世凱就成了這個辦事處的法定首長，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的權力被削弱。為了進一步控制軍隊，袁世凱又以北洋軍已顯暮氣為理由，在統帥辦事處另行編練模範團，由大兒子袁克定親自掌握，企圖通過這種方法，倣傚新建陸軍的思路，重新栽培服從自己的軍事骨幹，陸續派到各支軍隊之中，以控制各地的武裝。

一九一四年很快就到了，隨著諸多絆腳石的除去，袁世凱大權在握，變得專橫獨斷。很多人都有著相同看法，今日的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看起來越來越像三國末年的曹孟德了，既擁兵自重，又大和-圖-書權獨攬。一部分人開始擔心，另一部分人則為袁世凱的初顯強權叫好。

一九一三年二月，光緒皇帝的遺孀，兩年前在袁世凱的勸說下同意退位的隆裕皇太后出人意料地死了。她的死，引發了社會上很多人對她個人的同情，也引發了一些人對一個逝去朝代的懷念。袁世凱在得到隆裕皇太后的死訊後，臂纏黑紗，下令將已故皇太后的靈柩在紫禁城的大殿裡停厝三天，舉國志哀，萬民同吊。袁世凱想用這樣的方式說明，所有的朝代都是有聯繫的，沒有誰能夠割裂歷史。隆裕皇后的去世，使袁世凱的位置變得更加鞏固，那個已逝去的朝代，又在光影中淡化了許多。

看起來不可一世的強人袁世凱，就像一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泥菩薩一樣，四周皆是風生水起。所有轉型時期的矛盾就這樣潛伏著，覬覦著，它們蠢蠢欲動，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出洞，就會宣洩和放大。它們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也終於等來了一個好機會。

一九一三年十月四日，國會憲法會議公佈了《大總統選舉法》。十月六日，中華民國大總統選舉宣佈開場——上午八時，眾參兩院七百五十九名議員，在軍警的嚴密保護下進入會場；會場之外，有近千人自稱「公民團」，自動維持院外秩序。第一次投票結果很快出來：得票最多者為袁世凱，得四百七十一票；其次為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最少為孫文、伍廷芳，各得一票。因為沒有達到法定投票人數的四分之三，又依法進行第二次投票，結果，仍沒有人過四分之三票數。這當中，一些國民黨激進派議員一直抱著抵制的態度，投票分散自在情理之中。在這種情況下，選舉只得依據《總統選舉法》：當兩次投票無人當選時，復就第二次得票較多的二人決選，以得票投票人數過半者為當選。根據此項規定，袁世凱、黎元洪被確定為第三次決選候選人。投票結果，袁世凱得票超過投票人數七百五十九名的半數，當選為中華民國正式總統。

袁世凱在得知憲法草案內容後很不高興，他一方面調集中外法律專家進行逐條研究，一方面向眾議院提出增修原《臨時約法》的咨文，要求增加大總統的權力，以利國家的運轉。國會對袁世凱的要求置之不議。袁世凱惱羞成怒，通電各省地方軍政長官，要求對憲法草案，明確表示政治態度。各省都督、民政長紛紛致電，表示要求解散同盟會，修改約法。

「二次革命」儘管很快得到平息，但卻引起了全國震驚，在很多人看來，自清康熙之後，中國就沒有發生過地方大員起兵造反的事情，現在民國初立，共和剛興，就有國家分裂的內戰爆發。人們自然而然地把這一切，歸罪於「舶來品」共和體制。同時，對於袁世凱來說，輕而易舉地挫敗「二次革命」，讓這個強人收穫了巨大的信心，也使他的「使命感」空前膨脹。這個時候，袁世凱已明顯地表現出對西方共和制以及民主議會道路不認同了。在袁世凱看來，這種以歐美為師的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明顯地不適合中國的土壤。袁世凱決意重拾權威，建立強權，以保證中國進入發展經濟的正常軌道。而他的想法，就是建立一個大權在握的中央集權的「總統制」，這個總統制，甚至比美國總統制的權力更大更集中。

《約法》公佈的同時，袁世凱對中央政府機構進行了重大改組：一、取消國務院，改設政事堂，任命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為國務卿。政事堂直接對總統負責，協助總統行使職權。國務卿僅對大總統負責。這樣就解決了民國以來大總統和國務總理之間的權限爭論，將權力更有效地掌握在總統手中。袁世凱又公佈了各部部長名單：外交部長孫寶琦，內務部長朱啟鈐，財政部長周自齊，陸軍部長段祺瑞，海軍部長劉冠雄，交通部長梁敦彥，司法部長章宗祥，教育部長湯化龍，農商部長張謇和-圖-書。二、改總統府秘書廳為內史廳，內史廳的實際權力，比秘書廳要大很多。

袁建立的獨裁統治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軍事上佔領中國的廣大地區，袁的軍隊以前被排斥到這些地區之外。戰勝二次革命給他提供了這個機會。在打敗了革命黨人之後，袁得勝的機會不僅繼續留了下來，而且還伸展到許多沒有參加起義的省。最後，除六個省外，所有內地省份都這樣被佔領了，剩下的六省——大都在邊遠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國的四分之一——也受到脅迫，省的領導只得遵照袁的方案辦事。而軍事佔領只不過是重新改組的總體計劃的最初步驟。因此，第二階段就要剷除辛亥革命以來盛行的省自治在行政上的表現形式。省裡任命官吏的權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本省當官的規矩——一九一二年實際上已被顛倒——又復活了，並逐漸得到了施行。這兩項改變的影響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職。甚至在浙江，儘管它是北洋軍沒有進駐的六個內地省之一，並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腦，但在獨裁統治下，浙江籍的縣知事的比重也顯著地下降了。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中國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權的統一從未被超過，直到一九四九年。在一九一三年末的一段時間裡，內閣宣佈的政策是，為完全撤銷省經行政單位而努力。最後證明是不願意走得那麼遠。但是在一九一四年春的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派職責中，袁頒佈條例，在削弱各省軍方權力的情況下，加強各省巡按使的權力，頭銜改變了；確立了有利於文職官員的地位先後次序；軍方不再參與民政事務，包括收稅和任命縣知事。頒佈這些條例，還不等於就達到了根本目的——恢復十九世紀中葉太平軍叛變以來已經降低了的、辛亥革命基本喪失了的文職官員在政治上的優勢。例如，主要的北洋將領、南京的馮國璋就難以被限制在軍營內。然而確曾試圖這樣做；他的作風受到了北京控制的約束，足以使他心懷不滿。袁在全國範圍內的勢力網，開始時是用軍事行動建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就轉變為純粹的文官政府。但獨裁統治有計劃地要朝那個方向行動。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日，也就是中華民國第二個國慶之日，袁世凱在宏偉壯觀的紫禁城太和殿，面對文武百官及各國駐華使節，宣誓就任總統。袁世凱身著大元帥服，發表了熱情洋溢的就職演說，主張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將採取漸進，而不是急進的方式，以國家人民為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擲，「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澤，尤不可使斫喪無餘也！」號召全國人民精誠團結，集中精力，建設強大的中華。原先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是時的袁世凱政治顧問莫理循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個就職演說。」當天，還舉行了隆重的國慶慶典和盛大的閱兵式，袁世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北洋精銳部隊精神抖擻地從天安門廣場走過。這一天，袁世凱還向有功於中華民國的人員，分別授予了一、二、三級勳位；接見了外國駐京使團；舉行盛大國慶宴會……活動一個接一個，結束時東方已破曉了。

袁世凱還在社會秩序的穩定和法治的建設方面，推行一系列措施，民法、刑法、民事刑事訴訟法，以及各種各樣的經濟方面的立法，頗具規模。一九一二年六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不到兩個月，即推行《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廢除了大清刑律中過於殘忍的肉刑、酷刑，對於社會上賭博、吸鴉片及其他一些損害秩序的行為，明確了自由刑和罰金刑。這對於維護良好的社會風氣，有效杜絕歪風邪氣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袁世凱政府還於一九一三年一月公佈了《文官考試法》，有意為建立現代國家招攬和培養人才。其中規定文官高等考試，以國法學、刑法、民法、國際公法、行政法和財政學等七種為主https://www.hetubook.com.com科，為必考；商法、政治學、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通章約法五種為副科，應試者自擇其一。此外，針對當時的社會狀況，袁世凱還積極推行軍民分治，一再下令軍警不得干預政治；公開宣稱司法獨立，把建立法治國家作為應該堅持的目標。

選舉大總統之前，國會先通過了內閣人選：以進步黨人熊希齡為國務總理，由名流梁啟超、張謇、汪大燮等出任部長的號稱「第一流內閣」宣告成立。具體成員為：總理兼財政總長熊希齡，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內務總長朱啟鈐，外交總長孫寶琦，交通總長周自齊，司法總長梁啟超，教育總長汪大燮，農商總長張謇。

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於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發佈總統令，以同盟會發動「二次革命」為由，下令解散同盟會，收繳同盟會議員證書、徽章。這一命令是由國務總理熊希齡及全體國務員（各部總長）共同署名的。這樣，同盟會共四百三十八人被剝奪議員資格。國會不能達到法定人數，已名存實亡。到了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袁世凱乾脆連裝模作樣的國會也不允許存在了——他與國務總理熊希齡共同署名，發佈總統令解散國會，停止各議員職務，每人發給四百元路費飭令回籍。這樣，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從成立到正式解散，只存在了九個月。國會解散之後，袁世凱又另起爐灶，下令組成政治會議暫行國會職能，由各省區、國務院、總統府三部分人組成，具體辦法為：各省區各二人，國務總理派四人，各部各一人，總統府十人，計六十九人。袁世凱的代表中，有李鴻章的侄子前清雲貴總督李經羲，民國元勳之一的蔡鍔，頗有名氣的法學專家楊度，以及梁敦彥、樊增祥、寶熙、趙惟熙、饒漢祥、馬良、楊士琦等。一個政治上與總統保持一致的、中國式的「國會」正式誕生了。與此同時，袁世凱宣佈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修訂約法。三月二十四日，經修改過的《中華民國約法》十章六十八條終於出台。重要修改為：一、採用總統制，大總統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二、取消參議院、眾議院，立法以人民選舉之議員組織立法院行之；三、取消國務院，行政以大總統為首長，署國務卿一人贊助之；四、大總統經參議院同意，解散立法院；五、參議院應大總統之咨詢，審議重要政務；六、憲法經參議院審定後，由總統提交國民會議決定；七、國民會議由大總統召集並解散之；八、憲法由大總統公佈之；等等。五月二十六日，袁世凱下令停止政治會議，成立御用的咨詢兼代行立法機關參政院。

平心而論，袁世凱重拾中央集權的舉措，從加強統治的角度來說，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能很快奏效的。在民主政治的社會條件尚不完全具備，在「官智」和「民智」尚未開啟，也就是說，在社會大多數成員尚不明白自由、民主的權利和義務，不願意也不能夠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的情形下，所謂的責任內閣、政黨政治等形式只不過是徒具虛名。民主的背後，很容易被少數人操縱。從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最高權力的多元化結構模式，固然有助於防止個人獨裁，但在中國急需恢復秩序與穩定的時候，這種多元化的權力結構已將政府的權威抵消，並不利於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甚至，有可能導致中國的分裂與滅亡。

如果站在歷史發展的角度客觀地來看，「二次革命」之後的袁世凱，彷彿置身一個十字路口，所面臨的是艱難的選擇——如果重拾集權的方式，雖然可能在短時間內初顯成效，但從長遠角度來說，這樣的方式，無疑對於中國民主土壤的培育是一種致命的創傷；而如果選擇繼續擴大民主，又必須面對國內一段時間的混亂，甚至，這種混亂會持續很長時間，但從ｈetｕboｏｋ.ｃｏm.ｃｏm長遠來看，這種堅持對於中國的進步，又是極具積極意義的。這樣的兩難選擇，讓袁世凱絞盡腦汁。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明顯地就是一種悖論，根本就沒有最佳選擇。在無法獲得完美結果的前提下，以袁世凱的知識背景和習慣，當然會孤注一擲地選擇專制和獨裁。袁世凱還是想以一種重回老路的方式，以短時間的集權，來換取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畢竟，在袁世凱看來，這個古老國度所缺少的，不是自由和民主，而是生存和有序。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況下，只有犧牲民主和自由了。袁世凱最推崇的政治模式，還是如日本天皇、德國皇帝、俄國沙皇那樣，既有無上權威，也能成功地推進社會的進步和現代化。

如果說最初的《臨時約法》還有著過分限制袁世凱權力的動機，那麼，一九一三年之後的袁世凱，明顯地，就是矯枉過正回歸老路了。這個專制政體下培養出的新舊參半的人物，越來越充分地暴露出他守舊的一面：他還是決定走傳統的「內聖外王」之路，希望以自己的挺身而出，通過傳統的專制方式，控制住這個國家的走向。正是出於這種初衷，袁世凱不斷地跟內閣，跟革命黨，跟清廷的殘餘勢力，跟任何一種勢力全力掰著手腕。

回顧袁世凱一九一三年前後的表現，應該說，「二次革命」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如果說「二次革命」前，袁世凱還在立憲與共和之間猶豫不決的話，那麼，「二次革命」之後，袁世凱便一步一步地顯示他的「司馬昭之心」，決意施展鐵腕與專制。

當上正式大總統之後，袁世凱開始重塑自己「政治強人」地位，向中央集權的總統制進軍了。袁世凱的首要動作，就是對不利於自己的政治架構動手，在袁世凱眼中，這些互相扯皮和推諉的國會、責任內閣和政黨政治都是束縛自己手腳的桎梏，效率的低下，水平的參差，動機的不純，使得袁世凱深感這種無序的民主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尤其讓袁世凱感到頭痛的，是政黨和議會對事務的操縱，以及各省對中央政府的不尊重——在那些政黨、議會、地方政府眼中，中央政府缺少權威，也沒有權力，因而竭力不把中央政府當回事。袁世凱覺得最迫切的，就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來推進中國的改革，也保證中國不四分五裂。主意拿定之後，袁世凱開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準備重拾自己的中央集權了。

這個專制政體下培養出的新舊參半的人物，越來越充分地暴露出他守舊的一面：他還是決定走傳統的「內聖外王」之路，希望以自己的挺身而出，通過傳統的專制方式，控制住這個國家的走向。

袁世凱自繼任臨時大總統，一直到一九一三年的十月以前，幾乎一年半的時間裡，一直是臨時大總統。從嚴格意義上說，中華民國創立之初，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與當初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一樣，只是地方代表的選舉，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元首選舉，在法律的完備性以及程序上，都有所缺失。因此，袁世凱在國內外局面相對穩定，自己威信不斷攀升的情況下，開始積極穩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了。這項事務的中心，就是要迅速地當選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只要當選為正式大總統，一些法令法規才能得到正式頒佈，並且，也不會忌憚那些自以為是的議員了。出於這樣的想法，平定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的中心工作就是：一面組建新政府，一面籌備提前進行大總統選舉，力圖以一個新政府的形象，爭取國際上大多數國家的承認和支持，從而真正地掌握住這個國家。

到了這個時候，可以說，經過三年的苦心經營，袁世凱按照中央集權原則所做的一切已有了回報，一套高度集權的行政統治秩序已初顯端倪。袁世凱東山再起後的權力獨攬，以及他為加強中央集權所做的努力，《劍橋中華民國史》一書作了系統分析：

至此，原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加給袁www.hetubook.com.com世凱的一切羈絆，都被這位強有力的舊式官員掙脫了。在西方政體與舊式集權的爭鬥中，前者一敗塗地，後者大獲全勝。

很快，因為利益和認識上的分歧，袁世凱與議會的矛盾凸顯。接下來的事情，就是袁世凱跟「代表民主」的國會掰手腕了。在此前後，袁世凱以一些同盟會議員與「二次革命」有聯繫為藉口，逮捕、槍殺了四名同盟會議員，不過，由於同盟會議員基數大，以依法遞補原則，同盟會議員依然居半數，袁世凱一時也奈何不得。袁世凱又向國會提出，組織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修改中華民國當初制定的《臨時約法》，制定一部中華民國憲法。很快，起草委員會成立了，並且在天壇合影留念。但讓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憲法起草委員會完成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十一章一百一十三條，在對總統的限制和擴大國會權力方面，可謂有增無減，除了堅持責任內閣外，還準備特設「國會委員會」一章，意在國會閉會期間，對袁世凱的緊急命令、財政處分等，進行限制。

這一年，袁世凱還恢復了中斷一段時間的天壇祭拜儀式以及官方的祭孔儀式。跟歷史上所有集權者一樣，袁世凱一直在尋找一套跟他的專制相匹配的意識形態。袁世凱不可能看得很遠，他依舊是向後看，還是想通過重樹孔孟之道的權威來恢復秩序。畢竟，「三綱六紀」的道德倫理讓中國人馴服了幾千年。當鬢角花白的袁世凱身著二千多年前的周朝禮服像模像樣地祭天時，看起來怎麼都有點滑稽的感覺。那些熟悉袁世凱的人突然意識到，這哪裡是一個民國時期的大總統呢，這分明是一個前朝的舊式人物。袁世凱就像是從墓穴中爬出來的人物一樣，周身散發出的，是濃重的腐朽氣息。當年這個人身上的強悍與銳氣，就如同他身上的青春氣息一樣，一去不復返了。

這時候的局面是，袁世凱雖以強人的姿勢登上最高權位的寶座，但他並沒有確立上通下聯、運作有序的政權架構。從總體上來說，對於袁世凱，所有的一切仍顯得嚴峻無比。在這種百廢待興的無序之中，每一種利益集團，都想為自己爭得最大利益，將問題弄得更加複雜化。而袁世凱全力推進他的中央集權時，不可避免地遇到方方面面強大的阻力。這些阻力來自於革命黨，來自於手握重兵的地方總督，也來自於那些廢除科舉後斷了生路無所事事的士子——那些各省的都督本來就不是依靠袁世凱攀上地方大員位置的，所以對袁世凱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不僅不買賬，相反還要求中央再擴大他們的權力，否則就進行抗議或從中作梗。而那些擲出了很多年光陰，最後卻走投無路的舊式讀書人，對於袁世凱，更是恨得咬牙切齒。當然，這當中還牽涉到袁世凱原先的老部屬段祺瑞、馮國璋等，這些完全靠槍桿子起家的軍閥們，當他們的權力遭到削弱時，完全可以想像他們的恨意和不快。與此同時，潛在的敵對因素還有無數在一旁看熱鬧，對於中國的嘩變感到無所適從，只喜歡人云亦云或者隨意起哄的人，他們也懷著天生的惡作劇心理，等待著一場活報劇的上演。

按照《臨時約法》的規定，袁世凱在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之後，首先要召集國會成立大會，待國會正式成立之後，組織一個立憲委員會制定《憲法》。國會表決通過後，以《憲法》之規定，開始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的選舉。袁世凱深知，按照目前國會的運作方式，制定憲法肯定是一個馬拉松的過程，如果等到《憲法》通過，自己當總統還不知道猴年馬月呢。因此，一九一三年國會成立之後，袁世凱以正式政府不成立，對外得不到列強承認，對內處理事務不便為由，要求先選大總統，然後再討論立憲法。這樣的方式，在國際上也是有先例的。國會同意了袁世凱的要求，準備先推出憲法的一部分《大總統選舉法》，然後，定於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進行正式大總統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