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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話結束之後，袁世凱匆匆地離開了居仁堂。綵排就這樣在一種不祥的徵兆中結束了。很快，「大典籌備處」正式成立，根據袁世凱的指示，以赤色為新朝的代表色，所有的宮簷屋頂一律改用紅瓦。紫禁城太和殿改名為承運殿，將在這裡正式舉行登基典禮。殿內圓柱一律改漆紅色，當中八大柱加髹赤金，並飾以盤龍雲彩。御座扶背各處一律雕龍，上披繡龍黃緞……很明顯，到時候，這是一片金色的天空，也是一片紅色的海洋。袁世凱還下令將中華民國改為中華帝國，以一九一六年為洪憲元年，易總統府為新華宮，同時恢復爵位，大封群臣。重申滿、蒙、回、藏待遇條件繼續有效。袁世凱還發佈了一系列表明洪憲帝制的綱領性政令：改革舊有典章制度；擯棄前朝朝儀程式，廢除跪拜禮，覲見一律採取鞠躬禮；掃除繁文縟節，尊重人道、民權；廢止太監、宮女；整頓稅收釐卡；實行文官考試；等等。袁世凱忘不了的，還是想用德國君主的模式，來改造中國。

現在全國人民以我國不適共和，議定改建國體為君主，此為人民心理所趨向，予自當以民意為重，已無討論之餘地。予被全國人民推戴為中華帝國皇帝，自顧實不勝慚悚。……故皇帝實為憂勤惕厲之地位，絕不可以安富尊榮視之。且歷代皇帝子孫鮮有善良結果，即平時一切學問、職業皆有限制，不能自由。予今為救國救民計，犧牲一身，犧牲子孫，亦義不敢避……

袁世凱回想起當初的決判，一直覺得恍惚莫名。自己在群魔亂舞之中，怎麼就突然失去主意了呢？原先袁世凱的果敢、堅定甚至鐵血的品質，彷彿突然被一陣風刮走，留給他的，只有軟弱、優柔寡斷、患得患失以及聽之任之了。

袁世凱說：此次君主立憲問題，風聲一起之後，竟像當年的義和拳和革命一樣，勢不可當。所以這個問題必須移歸各省被選人員議決方合正軌。如果取決於武力，則跟民意相違背了。如果使用武力的話，我必然以武力來對付它。

恢復帝制浪潮就這樣愈演愈烈。在這種形勢下，參政院開會，研究處理公民請願問題。政事堂左丞楊士琦代表袁世凱發表書面講話，聲稱：「維持共和國體，尤為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願改革國體，於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然大總統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這種吞吞吐吐的表態，對於變更國體態度不明，似乎既是贊成又是反對。不過弦外之音顯然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全國人民硬要袁世凱做皇帝的話，他也會尊重和服從國民的意願。

袁世凱說：不知日本有什麼舉動？中國內地治安，已得各將軍、巡按使切實擔任。……所以我認為在內部沒有問題，但在外部，不可以不搞清楚。

禮畢之後，袁世凱發表了講話，聲音緩慢而低沉。不知怎的，從袁世凱的話語中，人們感覺到一股憂傷的氣息：

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郭某的預言驗證了，不是八百二十年，也不是八十二年，而只是八十三天！

面對如火如荼的請願浪潮，袁世凱很難保持冷靜。最讓袁世凱感到壓力的，是各地將軍和護軍使的聯合勸進文，在勸進書上簽字的，都是各地手握重兵的將軍。勸進文錚錚寫道：「芝貴等實見中國國情，非毅然捨民主而改用君主不足以奠長久之治安，是以合詞密懇元首，俯仰輿情，扶植正論，使國體早得根本解決，國基早定根本之地位。」在勸進書上簽字的北洋及地方軍人有：雲南蔡鍔、廣東龍濟光、奉天段芝貴、河南趙倜、山東靳雲鵬、湖北王占元、安徽倪嗣沖、四川陳宦、江西李純、雲南唐繼堯、陝西陸建章、甘肅張廣建、湖南湯薌銘、浙江朱瑞、山西閻錫山、吉林孟恩遠、黑龍江朱慶嗣、福建李厚基、綏遠潘矩楹以及察哈爾張懷芝等。各地鎮守使也不甘落後，也聯合搞了一個《鎮守使聯合呈文》，文中更是肝腦塗地勸說袁世凱改變國體。

國力最強大的英國支持自己稱帝，最陰險也最具威脅的日本同樣暫停了反對，那麼，此時，就是稱帝並且實行君主立憲的最好時機了。十月六日，參政院根據各省代表請願書八十三件，咨文袁世凱，決定以原國民會議初選當選人為基礎，選出國民代表，組成國民大會，以決定國體。兩天後，袁世凱正式公佈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規定：各省各行政區域之代表人數，以其所轄現設所治之數為額，內外蒙古為三十二人，西藏十二人，青海四人，回部四人，滿蒙漢八旗二十四人，全國商會及華僑六十人，有勳勞於國家者三十人，碩學通儒二十人。一般代表由各縣選舉會選舉產生，進行初、復兩次選舉；特別代表由國民會議中央特別會議單選產生。選出代表後，依法投票決定國體。組織法則照例是官樣文章，僅是一塊遮羞布而已，袁世凱的態度既然明朗了，那些習慣溜鬚拍馬的地方官們，自然會察言觀色投其所好。各地選舉完全是在帝制派和地方官僚的嚴密控制下進行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這樣的選舉，所到之處，就像一場活報劇的上演一樣。至十一月二十日，全國投票一律完成。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開會，匯總票數，各省國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投了君主立憲的贊成票，且眾口一詞：「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當大會秘書長林長民公佈選舉結果後，會場起立，雷鳴般三聲「萬歲」之後，當場通過了「擁戴書」。

如果說袁世凱稱帝是一場大戲正在上演的話，那麼，全社會的人，都自發參與進來了。起先是圍觀，然後，一個個不甘寂寞，躍躍欲試想登台表演。他們一邊聲討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一邊讚頌自己數千年的君主制，武斷地把當今社會的一切不妥之處，都歸結於沒有皇帝的緣故；異口同聲地強調如果一日無君，必定國將不國、綱常不再、四分五裂……歪嘴和尚唸歪經的事情變得層出不窮：在京城，警視廳通知全市賣元宵的人，改「元宵」為「湯圓」，並在店舖前書寫「湯圓」二字，以便利市民叫買。這當中的原因是警視廳自覺接受「社會賢達」的意見，認為「元宵」音同「袁消」，於袁世凱不吉。有人為此撰寫打油詩謂：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以回望昔日盛世為特徵的復辟派應運而生了。袁世凱，這個曾經的激進和改良派，自然而然向後轉，也成了他們中的一員。復辟派目的很明確，就是在新秩序不穩定甚至瀕臨崩潰的時候，重新恢復舊秩序，以穩定社會。一開始，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復辟者，是試圖從對道德的尋覓中復和_圖_書古的。面對綱常崩潰的局面，尊孔團體大量湧現，強烈的尊孔復古思潮開始反彈。這些民間組織試圖以扶翼聖道為宗旨，力挽當時的道德頹勢。袁世凱對於秩序的維護自然持贊同態度，他不僅以中央政府的名義正式發佈尊孔令，宣稱孔子為「萬世師表」，「放之四海而皆準」，還親自參加了好幾次祭孔儀式，以示支持。很快，由恢復孔孟之道為宗旨的活動開始延伸——以康有為、勞乃宣為首的孔會，轉變成了擁清復辟派，他們開始活動，鼓吹還政於清，進行立憲。「復辟」提法一出，就激起了一些人的共鳴。但在復辟的對象上，人們表現得並不一樣。恢復滿族的皇權地位，顯然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所不願意的。雖然大多數人對於擁護清廷不感興趣，但對於帝制本身，依舊有很深的情結。人們都在激越地探討重新立一個皇帝的可能性。慢慢地，這股潮流越來越大，整個社會一片呼喚帝制之聲。人們都把民國之初社會動盪不安、道德淪喪、人心渙散等問題，歸結為沒有絕對權威的緣故。中國文化一直是習慣於向後看的，在現實的壓力之下，人們不約而同地對於過去的時光進行集體緬懷了。

與梁啟超持相同看法的還有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袁克文是一個才子，也是一個名士，這個享樂主義者一向對政治若即若離，但對底層狀況和知識界比較瞭解。帝制活動甚囂塵上時，袁克文寫了一首詩，諷諫袁世凱不要去做政治冒險，詩云：

龐雜的帝制浪潮中，只有極少數人發出不同聲音。這當中最為堅決的，就是梁啟超。梁啟超在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時，就跟袁世凱有接觸了，當時的清廷洋顧問李提摩太從日本來中國，梁啟超還讓李提摩太帶了自己的近作給袁世凱。袁世凱很快投桃報李，辛亥革命爆發後清廷讓袁世凱復出擔任總理大臣，袁世凱任命梁啟超為法部副大臣。梁啟超雖沒就任，但對袁世凱心存感激，雙方也一笑泯恩仇。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盛邀梁啟超回國。梁啟超回國後先後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約法會議議員等。袁世凱為加強中央集權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大都也得到了梁啟超理論和實際的支持。此後，梁啟超雖然沒跟袁世凱唱反調，但對袁世凱的越來越專制，也表示出警惕。袁世凱試圖改變國體，梁啟超是不贊成的。帝制運動高潮之時，梁啟超寫下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全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梁啟超表示，國體的問題，不是自由的選擇，而是歷史的結果，既然中國已經走上共和，那麼，也就不宜人為地改變；如果進行人為改變的話，那麼，必然會引起社會的動盪，遭到歷史的唾棄。

朱爾典說：取決民意，才是正當辦法。對於各國的信用，必有加無減。哪怕只是稍稍涉及武力，以勢相逼的話，也會損害政府和你的信用。

即使這個時候，袁世凱看起來尚未表現出對恢復帝制的迫切熱情，他的態度一直搖擺曖昧，給人感覺他還是沒有拿定主意。袁世凱還是擔心國體的改變可能會給國家和國民帶來巨大動盪。袁世凱對馮國璋等人說：「以事實論，民國總統既無異人任，且今日行總統責任制，權利無所不足，何故為此？」「即使改為君主，也未必比現在更好！且所謂君主者，不過為世襲……我對於我的兒子，即使是給他們一個排長的職務，也難以放心，怎麼可以以天下之重任交給他們呢？而且自古以來，君主傳不了幾代之後，子孫往往遭受到不測之禍，我何苦要把這樣危險的事情加於我的子孫呢！」袁世凱的這些談話，雖然有虛偽的成分，但他絕不是一個愚蠢的笨蛋，當然知道當皇帝的風險。如果以巨大的風險作代價，僅僅換取一個皇帝的名頭，這對於一個年屆花甲、子孫繞膝的老人來說，是很難下得了決心的。

有必要將袁世凱與朱爾典的對話譯成白話，供閱讀和判斷：

讓袁世凱最為頭痛的，是共和國的經濟受困於各省的各自為政：據財政部的報告，自民國元年到二年十二月，各省實際交納到中央的款項才二百六十萬元，而且，這些款項基本上還是北洋集團勢力所及的幾省所交納的。不交納款項，受惠最大的是地方，各省截留的稅收、田賦，用於養兵養政，而吃虧最大的是中央。這同樣也說明中央集權的必要。袁世凱當然把這一切歸罪於共和制。基於這樣的想法，袁世凱開始湧動恢復帝制的願望。當然，袁世凱將自己的想法一直深埋，不讓它露出一點頭來，他擔心的是帝制恢復所引起的震動。作為一個老辣的職業政客，袁世凱當然知道政治的遊戲規則，一項改變的成功，非得天時、地利、人和不可。

袁世凱就這樣再一次把自己擺在了改朝換代的風口浪尖。這一次，讓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當無數人簇擁著他走向皇帝的寶座時，突然驚天動地，天翻地覆；周圍的人群彷彿齊發一聲喊，然後鳥獸般散去，只剩下自己一個孤家寡人。一切都像是事先設計好的一個陰謀似的，一個被慾望、時局以及命運同流合污設計的陰謀。然後就是，寶座突然塌陷，袁世凱重重地跌入一個冰窟，一個深不見底的歷史和道德的萬丈冰窟。

……

一九一五年八月，在袁克定的直接策動下，由楊度領銜，聯合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共同發起成立了「籌安會」，時稱「六君子」。在這六個人當中，除了楊度是著名的「湖湘才子」之外，劉師培和嚴復是學術泰斗；孫毓筠、李燮和、胡瑛曾是同盟會的骨幹，辛亥革命時都是衝鋒陷陣的人物，曾經當過省都督。在他們當中，嚴復的思想較有代表性——在嚴復看來，根據文明進化論的規律，中國最好還是保留帝制，但應進行適當的憲法約束，應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尋找平衡點；況且，民智的淺深與君權的輕重一直成反比，在民智尚未真正開化的情況下，倉促實行西方民主，可能會引起社會的激變。個性怪戾的嚴復對袁世凱也有「一針見血」的評價，在嚴復看來，袁世凱充其量只是帝制時代一個能幹的總督或者巡撫，如果要帶領國家與列強相抗衡，則太缺乏科學和哲學知識，也太無世界眼光；但嚴復又認為，只有袁世凱才是當下中國唯一的強者，代表著秩序和集權，即使不能立即採取強國的措施，至少也能盡快結束讓人瘋狂的無政府狀態，制止中國走向分裂。

「籌安會」開始的宗旨是對帝制進行單純的理論探索，但隨著事態的進展，很快就發展成為帝制搖旗吶喊的組織了。籌安會在北京成立之後，又在各省成立了分部。隨後，籌安會組織了會員進行國體投票，投票的和_圖_書結果自然是贊成帝制。接著，籌安會發出第二次宣言，準備組織各界公民請願團，向參政院遞交更改國體的請願書。

當天晚上，參政院遞交了第二次擁戴書，諄諄稱頌袁世凱在經武、匡國、開化（新政）、靖亂、定亂、交鄰方面，有六大功勳，完全是合格的新君。並特別強調「時代兩更，星霜四易」，「興廢各有其運……」中心意思是勸慰袁世凱，之所以要實行帝制，無非是順應天意，順應人意……一切都像是登台演戲，袁世凱就這樣在第二次擁戴後，欣然或者是無可奈何地接受了。

九月下旬，請願聯合會發動第三次請願，要求代行立法機關參政院，迅速召集國民會議，公決國體問題。與此同時，袁世凱的政治顧問有賀長雄從日本返回北京，捎回了日本首相大隈支持中國帝制的口信。日本的表態，讓袁世凱徹底放鬆了警惕。這個時候，袁世凱已躍躍欲試，滿腹心思都是想做皇帝了。

袁世凱說：公使你直言相告，我非常感謝。我以為，無論國體如何解決，禮不可太繁。那種跪拜之禮，以及凡有礙於上情下達的禮節，都是可以廢除的。

應該說，楊度這篇論述君主立憲制的文章，既考慮到了中國國情，也考慮到了文化傳統，並且列舉了中國實行共和制之後出現的種種問題，如果單純從學理角度進行探討，本來也無可厚非。但這篇文章在中國已經轉入民主共和國體的情況下拋出，可以說是從思想上和理論上引起了一片動盪。從根本上說，一個國家具體實行什麼國體，是否共和與立憲，與其說是理性的安排，是各國根據自己實際情況所做的自我選擇，還不如說是時勢的產物。也許，在中國沒有選擇共和制之前，君主立憲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但中國既然已經選擇了共和的道路，那麼，這個龐大的古國在負重前行一段時間之後，就不容易，也無法再掉頭走回頭路了。歷史前行中的反覆，很容易授人以柄，並引發混亂。這樣的情況，就如同一輛負重前行的車輛一樣，既然已經行駛了，而且提速了，又突然轉向，那種巨大的離心力，是很容易導致翻車出事的。這種改弦更張所造成的巨大的後果，是楊度沒有考慮到的。

袁世凱說：如果推行君主立憲，必須另請宣統皇帝才可以。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一個古老的封建國度，由皇權轉入民主代議制度，這當中的過程，絕非只是廢除一個皇帝，或者三五年數十年就可以改變的。它甚至要數百年的時間，才能慢慢消除習慣和影響。中華民國推翻了數千年的帝制，對於社會民眾來說，當然大快人心。但同時，自然而然地，整個國家和社會也會遇到帝制沉沒後的很多問題——中國運轉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是從政治實踐和生活實踐中慢慢形成的文化整體。在這個整體結構中，帝王只是其中一個環節，還有相應一整套交互運作的國家機器以及與它們配合得天衣無縫的文化體系、道德倫理、社會生活方式以及價值系統。現在，皇帝垮台了，那種支離破碎的體系卻有強大的慣性，依舊左右很多中國人的行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對於很多人來說，天子消失之後，政治生活與日常生活也彷彿亂了套似的。很快，人們變得不習慣了，不習慣沒有一個絕對權威的生活。人們感到困惑的是：以選舉方式推舉出的國家元首，總是缺少思想意識上的公認權威，讓人不由自主地疑心政府的合法性。

幾向遠林聞怨笛，獨臨虛室轉明燈。

朱爾典說：大隈這樣說，是想表達他的美意啊。

楊度完成這一篇鴻文之後，一方面呈送袁世凱，另一方面，又在軍政各界中廣為散發，繼而又在報章上公開發表，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影響和共鳴。袁世凱在讀到楊度的這一篇文章之後，深有感觸，一方面是中華民國成立後的一系列問題，讓袁世凱大傷腦筋；另外一方面，是袁世凱一直有君主立憲的情結，對於這種國體相對親切和熟悉。袁世凱最崇尚的，是德國的君主政治制度。在他看來，中國和德國在傳統上有諸多相似之處，都是強調國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集體利益至上，對個人的權利，個人的自由，較少給予考慮。德國之所以能在短時期內迅速崛起，與它擁有強大專制力量的立憲政治制度有關。只有相對專制的制度，才能保證一個孱弱的國家排除各種各樣的干擾，全身心地投入經濟建設，迅速走向富強。

朱爾典說：沒有聽說日本有半點反對之意，或者想乘機獲取利益，或者有損害中國之陰謀。

偏多忌諱觸新朝，良夜金吾出禁條。

袁、朱見面寒暄一番後，朱爾典問：君主立憲問題實行之日，應該不遠了吧？

經濟的衰敗，道德的淪喪，士子的失落，以及各種各樣的危機所引起的人心浮動，在當時的情況下，可想而知。讓普通民眾感受最深的，是道德和秩序的混亂——民國政局的社會風氣，比清末時更為敗壞，儒學和道德變得鬆弛，人們在掙脫封建綱常禮教之後，變得無所適從，社會在短時間內處於一種失範狀態。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秩序從來就比自由和權力更重要。眾多沒有安全感，對於這個時代感到困惑和失落的人，或哀怨，或抱屈，競相發洩自己對現實的不滿，或者沉湎於對逝去時光的懷念。在他們看來，舊的皇帝被推翻了，新的權威建立不起來，普通國民如喪考妣，社會精英一籌莫展。新建的中華民國，更像是開張時掛出的一面空招牌，不僅店舖內什麼都沒變，而且社會秩序遠遠不如革命前平靜、安寧。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下，很多人都湧動著一種渴望，那就是，中國急需建立新的權威，以穩定紛紜複雜的社會秩序。

朱爾典說：……至於各國承認這個環節，可不必另派專使，即以駐京各公使為慶賀專使。這個方式簡單便利，沒有絲毫難處。推行君主立憲的政體，是中國不能逃避之舉，也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當初中國人熱衷於共和、非共和不可，那是推翻清廷的得力口號。當時你以為君主立憲比較接近於中國百姓的理想和習慣，我與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也主張君主立憲，前駐京的美國大使柔克義，也屢次這樣說。南北討論之時，唐紹儀出於一時之感動，沒有覺察到國家萬年之計，主張共和，不可以說不是失策啊。我與大總統你有三十多年的交情，沒有一天不盼望著中國富強，將來大總統為新帝國大皇帝，即使我們有私交，除了召見，離三丈遠，行三鞠躬外，不敢來府與你談話。從這一點上看，我也失去很多啊。今日我說得很直接，請大總統不要見怪。

波翻太液心無住，雲起蒼崖夢欲騰。

……

當天中午，擁戴書送交htｔｐs://wｗｗ•hｅｔuｂoｏｋ.ｃoｍ.ｃom袁世凱處。袁世凱謙慎地表示自己無功、無德、無信，不能接受擁戴：自辛亥之冬曾居要職，「上無裨於國計，下無濟於生民」，「今若驟躋大位，於心何安？此於道德不能無慚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義無可自解者也」。

朱爾典說：如果國中無內亂，那麼隨時可以實行。此中國內政，他人不能干涉。英國對於此事，極為歡迎。因為中國現時政府，是一人之政府，權繫於大總統一身。大總統即時離任，如果沒有好的繼承人，中國大局不堪設想。像這樣的局面，怎麼能長久？現在中國的共和制度，是世界其他國家所沒有，既非共和，又非專制，又非君主立憲，這一種特別政體，是很難長時間維持的。如果早日議定君主立憲政體，則跟中國人民的思想習慣，絲毫不悖。所以三年前，在英國的中國研究會，有秘密文件遞交給英國外交部，請英國設法鞏固中國政體，以防止中國混亂，以保護英國旅華人民的性命和財產。這一個秘密要件文稿，曾由英外交部使館存檔，隨時研究。今天中國討論君主立憲問題，正合駐英中國研究會之意，所以，英國不但歡迎，且絕無反對之意。又不但英國歡迎，凡英國聯盟諸國，也沒有損害中國的意思。

袁世凱帝制運動中，最重要，也是心思最複雜的群體，就數段祺瑞、馮國璋等手握重兵的北洋軍人了。雖然袁世凱對這些手下大將一直很倚重，也有很深的私人情緣，但段祺瑞和馮國璋知道，袁世凱一旦稱帝，皇位世襲，他們的「總統夢」便會隨之破滅，就得終生俯首稱臣。從內心當中，這些老部下也是有牴觸的。並且，袁世凱自當政後，一直強調「軍人不得干涉政治」，要求各省的都督只管軍事，各省又另設一個民政長，相當於現在的省長。這樣的方式，也讓軍人出身的段祺瑞和馮國璋很不感冒。馮國璋因跟袁克定關係一直不睦，對袁世凱的稱帝更是心有忌諱。馮國璋在梁士詒等人的聯名勸進之下，一直不表態，這本身就說明了問題。而段祺瑞呢，袁世凱取消國務院改設政事堂，任命徐世昌當國務卿，段祺瑞心中大為不快；袁世凱設立統率辦事處，回收軍權，段祺瑞就更不開心了。此番袁世凱想當皇帝，更讓人難以接受，段祺瑞乾脆向袁世凱稱病，去西山療養。

無獨有偶，如果說楊度的觀點代表一部分國人觀點的話，那麼，同樣在這個夏天，美國人古德諾闡述的理論，似乎更能代表國際上一些人的看法，因而對袁世凱更具參考價值。一九一五年八月，袁世凱的憲政顧問、極富名望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古德諾，應邀到中國考察一番後，根據考察成果寫成《共和與君主論》一文，發表在《亞細亞報》上。古德諾的這篇文章，從純學理、法理出發，對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一一進行了評述。主要觀點是：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並沒有孰優孰劣的區分，關鍵在於是否適合本國國情，因為政治制度的決定，關鍵在於本國的歷史沿脈和傳統。古德諾所言，也是考察歐美各國的實際情形後得出的結論。在論及中國國體時，古德諾論證道，中國有數千年的帝制，大多數人民智識不高，也沒有參政習慣。四年前中國由封建專制一舉變為共和，顯得太突然，跨越太大，因而很難有良好結果。古德諾認為，君主國體比共和政體更適合中國，這點不容懷疑。以中國歷史、傳統、經濟狀況及其與外國列強的關係狀況，採取君主制比採取共和制更有利於國家的發展。與楊度的看法一致，古德諾認為，君主制還可使中國政治趨於穩定，避免在總統繼承問題上釀成禍亂，因為中國人不太懂民主，很難保證在民主政治的實施過程中不使用武力。如果這樣，中國就會有分裂的危險。如果要保持國家獨立，中國必須發展立憲政府。

朱爾典說：再選滿人為皇帝，各國必不承認。如果大總統你肯順民意擔此責任，英國必大歡迎。因大總統的名譽，在英國十分受歡迎。

放火點燈都不管，街頭莫唱賣元宵。

如果心平氣和地回顧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過程，研究其產生、出籠、嘩變，實事求是地說，袁世凱所做的一切，並不完全出於個人偶然的動機或者私心，這樣的結果，是由當時還佔據支配地位的封建經濟、文化、社會結構及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可以說，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有一個不滅的皇帝夢。袁世凱也是如此。只不過就身居高位的袁世凱來說，皇帝的夢想指日可待，似乎只要願意伸手，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既然如此唾手可得，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到了一九一五年十月，鼓噪、擁戴、勸進、支持、慫恿的民意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洶湧而來，強大的社會壓力，已經讓袁世凱感覺到，如果再不恢復帝制的話，就會有悖民意，甚至會被民意拋棄。袁世凱還是覺得有點不放心，十月二日，袁世凱再一次單獨約見了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兩人又一次就改國體之事進行了會談。庚子賠款之後，中國政壇每一次重大政治決策或者人事安排，事先總要有意無意地聆聽列強們的意見。袁世凱也是如此。袁世凱之所以專門約見朱爾典，除了因為英國是當時最大的列強之一，在中國事務中最多話語權之外，還因為英國對於自己一項支持和看好；並且，英國公使朱爾典跟袁世凱一直是好朋友，二人之間的關係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朝鮮期間，袁世凱出使朝鮮時，朱爾典也是英國駐朝公使。在朝鮮時，兩人私交就一直不錯。甲午戰爭期間，就是朱爾典幫助袁世凱登上英國船隻逃回國內。朱爾典就任駐華公使後，對老朋友一直鼎力支持。慈禧逝世之後，載灃企圖除掉袁世凱，朱爾典就出面警告清廷不要對袁世凱輕舉妄動。在此之後，無論袁世凱是復出，還是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朱爾典一直持積極支持態度。

以楊度一知半解的理解，君主制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政局能夠長期保持穩定。因為君主制不存在最高權力的更替，僅憑血統繼承，這樣就避免了因共和制所引起的變更紛爭。很多國家因為共和制所產生的紛爭，幾年就會出現一次，此聯彼抗，會引起全國性的動盪。如果加上有野心的外國乘機縱橫於各派之間，挑撥離間，那麼就會出現如此局面：一是各國瓜分中國；二是各國出兵代中國平亂，最後也是亡國。所以，楊度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實行君主立憲制是救亡圖強的最佳方案。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凱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賀。這一次朝賀，實際上是預ｗｗw.ｈetｕｂｏｏk.ｃom.com備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正式登基前的綵排——東方破曉之時，臃腫緩慢的大員們便各懷心思在門前等候了。參加朝賀的文武官員有：大總統府、政事堂、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及各部司局長以上各員，軍隊警察師長以上各員，以及京城附近的地方官等等。由於時間倉促，對朝賀禮服也沒統一要求，朝賀者有穿軍服的，有穿長袍馬褂的，有穿西服的，甚至有人別出心裁穿起了戲服。一切看起來很有點怪誕和滑稽。九點整，袁世凱在四名武官的引導下，身著大元帥服緩緩走來。袁世凱沒有戴帽子，光著頭，心事重重缺乏生氣。袁世凱走到御座邊，沒有坐下，只是用左手握住扶手，右手掌心向上，臉上強作微笑，面南而立。待袁世凱在御座旁站定之後，典禮官高呼：「行禮。」儘管事先作了不再行跪拜禮的交代，但還是有不少人情不自禁地跪了下來。袁世凱站在那裡對著人群點頭示意，接受眾人的致敬。那些站立或跪拜的大臣們，心裡都有五味雜陳的感覺。

袁世凱說：我在被授正式大總統時，曾經發誓維持共和政體，若變為君主立憲，會不會讓人覺得失信於天下？

各種勢力就是如此心懷鬼胎，簇擁著袁世凱，一起走向帝制的祭壇。在帝制風潮中，還有一個插曲，這個插曲，是後來袁世凱的女兒袁靜雪披露的：袁世凱當時最把握不住的，是日本的態度。因此，每天都要看親日報紙《順天時報》披露的有關信息。袁克定為了說服袁世凱稱帝，暗地裡糾合一班人馬，生產了一個假版的《順天時報》。假版《順天時報》不斷向袁世凱透露日本贊同中國恢復帝制的消息。有一次，袁靜雪無意之中發現袁克定的陰謀後，便和袁克文商議，決定向袁世凱報告。袁世凱得知後，氣急敗壞，把袁克定狠狠地鞭打了一頓。但這時候，袁世凱已同意恢復帝制，騎虎難下了。

這時候的袁世凱，也從這種越來越氾濫的思潮中，找到了共鳴。袁世凱本來就一直對晚清到民國時期中央政府的鬆散局面感到不滿，尤其是對共和制的辦事拖沓、扯皮忍無可忍。在習慣於專制和集權的袁世凱看來，這種國體，在社會轉型的節骨眼上，根本就無法凝聚人心，無法對社會穩定和經濟快速發展形成推動力。並且，當時的狀態是，各省名義上揮舞著共和制的旗號，但在暗地裡，都不把新生的共和國當回事。在袁世凱看來，中央政府雖然號稱中央，但南方各省各自為政，根本控制不了。除了外交一事外，其他諸如人權、財權、軍權都由南方各省都督操縱，已很難控制，袁世凱一直不得過問，也不敢過問。先前鬧革命的各省中，多數省都有凝聚力，足以防止北京在當地安插人員。僅在北方三省，即直隸、河南、山東，以及可以勉強算上的東北，袁才能夠行使職權，安排人事。不僅如此，甚至連他一手培植起來的北洋舊部，自段祺瑞以下，也都羽翼豐|滿，不太聽招呼了。一個類似歷史上「藩鎮」割據的局面粗具雛形。

「籌安會」在發表的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時，全國人民激於一時情感，倉促成立共和國體，沒有人敢於提出不同意見，以致很多「深知之士」明知其後患無窮，也「不得不委曲附從，以免一時危亡之禍」。宣言援引了拉丁美洲各國內戰不止的事例，證明共和制的不切合實際。宣言同時表明，籌安會的宗旨，就是以學術團體，「籌一國之安」，「將於國勢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攄己見，以盡切磋之議」，希望「全國遠識之士，惠然肯來，共相商榷」。

一九一四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了中國一個強大的信號，大戰期間，原先被壓抑了的各種矛盾，彷彿點燃了導火線似的，變得瘋狂起來。一些人開始對民國以來的政局進行反思，並公開發表政見。原先一直蠢蠢欲動的君主與民主之爭，一下子成為熱門問題。

……

袁世凱的半推半就，明顯地就是慫恿人們繼續努力。人們看出了袁世凱的心思，爭先恐後地開始「進諫」了。粵系首領、被調離的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親自領頭發起和組織了「全國請願聯合會」，會長為沈雲霈（梁士詒親信），副會長為蒙古親王那彥圖以及袁世凱的表親張鎮芳。該組織很快成為帝制運動的指揮中心。局面已變得不可控制了，人們懷著各種各樣的目的，紛紛成立團體，聯名請願——這當中有將軍府請願團、軍警請願團、商會請願團、學界請願團、教育請願團、人力車伕請願團……甚至還有乞丐請願團與妓|女請願團。值得一提的，在將軍府請願團中，第一個在贊成帝制請願書上簽名的，就是後來第一個豎起反袁大旗的蔡鍔將軍……這團那團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敦請袁大總統順從民意早日稱帝，以恢復中國自古就有的君主制！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與楊度、古德諾持有相同觀點的，還有中國政府的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有賀長雄也寫了一篇《新式國家三要件論》，認為一個新式國家必須具備三大要素：一是以民主規則運行的國會，二是司法獨立，三是小學教育之發達。有賀長雄認為，中國目前尚不具備這三大要素，因此還是以「舊式」帝制為好。接著，有賀長雄又寫了《日本立憲而強》一文，鼓吹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強，就是因為採取了君主立憲政體。言外之意就是，中國如果實行君主立憲，一定會很快強大起來。楊度、古德諾以及有賀長雄之流的鼓與呼，很讓中國當時一批政要，尤其讓遺老遺少以及舊式知識分子找到了共鳴。很多人從簡單化概念化的理解出發，以為國體一變，只要中國出現皇帝，有新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很多社會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在這當中，最積極鼓吹和響應的，就是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袁克定這時候已從德國療傷歸來，一直向袁世凱大肆鼓吹德國的先進制度，包括君主制等等。袁克定鼓吹君主制，是有私心的，君主制為世襲，袁世凱如果當皇帝，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袁克定自己。

袁世凱回答：近兩天以來，各省將軍、巡按使，以及文武行政各官，有的當面來說，有的發來電報，都說非君主立憲不能鞏固國基，維持大局。這幾個月以來，各省商會、民團也紛紛來電，主張立憲。甚至一些年輕軍官、革命偉人，也提倡以強力解決。一些所謂的有經驗的政治家，也以為當初的強行共和，不是永久之計，所以出現了現在的局面。全國贊成君主立憲的人，都主張急速進行。我也費盡心力，以對付各方面的要求，讓他們不必多事。然而這些人主意堅決，我如果強行制止他們，也可能會出事。所以一直想把這個問題來聽聽民意，看看ｈetubook.ｃoｍ•ｃｏm有什麼好辦法。如果全國仍舊擁戴共和，那麼依舊辦事。如果決定君主立憲，那麼，我擔心的是，現在也不是非常好的時機。

朱爾典說：你推辭的原因，不是因為責任太重，可能是不肯放鬆現在的權力吧。我看現在的各國，不論君主制還是共和制，都不如現在你的權力大且重。英國皇帝的權力就不說了，即使是德國皇帝、日本皇帝、美國大總統的權力，都沒有你的權力大。你如果能放棄現有之責任而推行君主立憲之政體，以救中國，如果仍實行共和制，那麼將來退休之後，實際上還是要勞累的。如果你實行君主立憲，那麼現在的權力，可以分於各部行政長官，而你卻可以不時休息休息，做事也變得從容多了。

乍著微綿強自勝，荒台古檻一憑陵。

這個時候的袁世凱，在私利與幻想中，內心已不堪重負，方寸有點亂了。袁世凱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做事方法也越來越奇怪，尤其對於相命、風水、堪輿之類的東西更加迷信。當選大總統後，袁世凱特意請了一位「青鳥大師」，對即將入住的中南海一卜吉凶。這位風水大師裝模作樣地一番測試之後，認為中南海居震、離兩方，而震為雷，為龍，為玄黃，乃帝王之所，有百利而無一害。袁世凱聽後大喜過望，於是在「青鳥大師」的指點下，選了個「黃道吉日」搬進了中南海。除此之外，袁世凱還找了一位郭姓堪輿家，專程到河南項城去觀察袁氏祖墳的風水。郭某看了十處墓地後，認為第七塚袁世凱母親的墓最不同凡響，他說：「此墳外形，來脈雄長，經九迭而結穴，每迭上加冕，應九五之象，左右邊送護衛，羅列諸侯，直帝王肇陵之形勢。」袁家人聽後，皆興奮不已。郭某回到京城後，袁世凱問「東興之運」有多少年，郭某心裡沒底，不知如何回答，忽然想起了「八卦」與「陰陽二氣」，乃應聲說：「八二之數。」袁世凱問：「是八百二十年，還是八十二年？」郭某故弄玄虛，只強調：「八二之數，天機不可洩露。」袁世凱於是自言自語說：「就算是八十二年，已歷三代，我也滿足了。」

袁世凱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向危險的邊緣，就像一隻飛蛾朝著火光在飛舞，越飛越急躁，越走越愚蠢。後來，袁世凱回想起當初的決判，一直覺得恍惚莫名。自己在群魔亂舞之中，怎麼就突然失去主意了呢？原先袁世凱的果敢、堅定甚至鐵血的品質，彷彿突然被一陣風刮走，留給他的，只有軟弱、優柔寡斷、患得患失以及聽之任之了。這一切，還是因為私利吧？！一個人的心房被私慾充塞之時，他的大腦肯定會凝固，政治智慧也蕩然無存。於是，在這種情況下做出愚不可及的舉動，就不足為奇了。

擁袁世凱為帝，最開始，是由湖湘才子楊度奠定理論根基的。楊度曾拜湖湘大儒王運闓為師，後來東渡日本學習政法，一直主張君主立憲制度。在日本期間，孫中山曾經勸楊度參加革命，特立獨行的楊度拒絕了。清末時袁世凱倡導立憲，一直視楊度為智囊，親自題匾稱楊度為「曠代逸才」。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確立民主共和，楊度一直持有異議。一九一五年四月，楊度完成論著《君憲救國論》，該文洋洋灑灑，長達兩萬多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論述君主立憲救國的理由，中篇論述總統制的缺漏，下篇批判清末民初的立憲。楊度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終歸亡國而已。在楊度看來，共和國必須有很深的民主自由傳統，一般意義上的共和國，經濟強盛，軍事實力相對較弱，比如美國和法國等；共和國的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往往導致政局不穩。至於君主立憲國家，一般都有服從和等級的傳統；君主立憲的國家，一般來說軍事實力比較強大，比如英國和德國。楊度還根據中國國民認識的現狀出發，認為中國人多數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因此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

朱爾典說：國民議決共和政體，選舉你為大總統，你當然要發誓維持共和政體。如果國民又議決君主立憲政體，恭舉大總統為新帝國之大皇帝，則又是本國民的意思，發誓維持君主立憲之政體，這也是順應民意，於信用毫無損失。

袁世凱說：如長時期實行共和政體，那我將來滿任時，可以休息養老。如果改為君主，則責任太重，非我一人所能為也。

袁世凱的老家項城也傳來消息，父親袁保中墓旁，已長出了一條長達一丈多、形似龍形的紫藤。頗信風水的袁世凱聽後半信半疑，悄悄派袁克定回鄉察看。袁克定到達項城後，寫了一封信告知袁世凱：「藤滋長甚速，已粗逾兒臂，且色鮮如血，或天命攸歸，此瑞驗耶！」……除了這件事外，各種祥瑞現象出現的消息也紛紛傳到袁世凱耳中。京城的一位天文學家呈文給袁世凱，說他夜觀天象，發現一顆大星高照，呈帝王之相，經勘測研究，大星高照之地正是河南項城。現在帝星正向北移，不久將達北京上空，照臨袁大總統的皇帝寶座……那些居於中南海的家僕們，也不斷地為本已濃烈的帝王氛圍「增光添彩」——有一天，茶童送茶給袁世凱，袁世凱正在睡覺。茶童一不留神，將手中的上等碧玉杯打碎，這隻杯子，是朝鮮國王當年送給袁世凱的。袁世凱驚醒後，茶童怕怪罪，慌忙說剛才看見睡在床上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條全身閃閃發光的大金龍。茶童這樣一說，袁世凱自己也變得迷糊了。其他僕人也捕風捉影，說深宅大院深夜常有游龍掠過，又編出很多故事和徵兆。還有一次，袁世凱正準備睡覺，忽然聽見院內人聲嘈雜，一個侍從滿頭大汗、驚慌失措地跑來——原來，在居仁堂旁邊，竟然出現了一條大蛇。袁世凱忙趕過去，果然看到一條大赤蛇，通體呈深紅色，正伏在假山的角落裡。待袁世凱走近，那條大蛇還朝袁世凱點點頭，然後順著假山慢慢遊走，鑽入洞穴之中。後來有人認為這條蛇是袁克定等一幫人故意隱匿的，以騙取袁世凱相信天命。也可能，這一條蛇還真的讓袁世凱動了心。畢竟，那個時代的中國官員們，因為知識結構的原因，很少有不迷信的。

袁世凱說：大隈伯對我駐日陸公使說，關於君主立憲之事，請袁大總統放心去做，日本很願意幫助一切。從這一點來說，即使是出於面子上，日本看起來大概也沒有什麼企圖了。

應該說，梁啟超的眼光是相當獨到的，他對中國國體的看法，與其他諸多觀點一樣，相當清醒，具有強烈的思辨精神。但梁啟超的這點看法，在眾人皆睡的情況下，如星光濺出，早已被周圍的黑暗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