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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鴻章在性格上也有重大的缺陷，這在前面已經說過，所以曾國藩才苦心孤詣地對他進行教育，直到他能獨當一面。李鴻章的一個重要缺點，就是圓滑有餘，誠信不足，這給他在人際關係中，特別是對外交往中，製造了不小的障礙。

李秀成為了能挽回敗局，在淮軍合圍前夕，從天京前線趕回。但到達之後，他憑藉自己豐富的鬥爭經驗，卻發現郜永寬等懷有「他心」。他深知形勢不妙，就與譚紹光慟哭而別，深夜離開蘇州。

後來李鴻章被派往俄國簽訂密約，當時的歐洲人就謠傳李鴻章收了俄國的賄賂，中國人裡也有不少人持這種觀點。但據俄國財政大臣維特的回憶，俄國為了爭取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曾在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紅利中劃出三百萬盧布作為「李鴻章基金」，不過維特在他的回憶錄中鄭重地聲明：「李鴻章當時在彼得堡沒有得到任何賄賂。」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李秀成會集十萬太平軍進攻上海，張遇春、劉玉林所部淮軍大敗，劉玉林陣亡。不久，李秀成派愛將譚紹光率三萬太平軍，與程學啟、郭松林、周盛波、張樹珊等部淮軍激戰。淮軍將領韓正國受傷，其餘淮軍各部都遭受重創。隨後在太倉、嘉定、青浦三次戰役中，淮軍接連大敗。

李鴻章到上海後，是承擔「借師助剿」任務的主要官員。針對這個問題，曾國藩給他寫了多封密信，用自強自立的思想對他加以指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三月三十日，他在書信中說：「洋人纏嬲頗難處置，尊處只宜以兩言決之曰：會防上海則可，會剿他處則不可。近而嘉定、金南，遠而蘇、常、金陵，皆他處也，皆腹地也。詞氣宜和婉，意思宜肫誠，切不可露傲惰之象。閣下向與敵以下交接頗近傲慢，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與外國人相交際，尤宜和順，不可誤認簡傲為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薛公各營挑兩三千人隨同夷兵操練、駐紮一說，亦斷斷不可。明知薛營為洋人所鄙棄，而以此愚弄之，可乎？閣下只認定『會防不會剿』五字，自非賊匪逼撲滬城，我與英、法可毫無交涉也。」在信中，他明確地指出了和洋人相處的原則，那就是只能在上海會防，在其他地方，列強不得插手，以維護中國的主權。他告誡李鴻章，首先要做到自立，即使沒有洋人，自己也完全能完成任務。但是在與其相處的過程中，卻不能因為自立自強而顯出傲慢的神色來，以免造成新的矛盾。

此後的三個月內，他接連寫了四五封信，教導李鴻章自強之道和與洋人相處之法。他在信中說：「務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獨剿一二處，果其嚴肅奮勇，不為洋人所笑，然後與洋人相親，尚不為晚。」「吾軍足以自立，固可使遠人龍言服……願閣下謙懷抑抑以待洋人，並遍囑全軍勇夫，切勿自誇兵精，不稀罕洋人幫助云云。吾輩心中有一分矜氣，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囂張，不可不察。」「與洋人交際，孔子忠敬以行蠻貊（ｍò）、勾踐卑遜以驕吳人二義，均不可少。形跡總以疏淡為妙。我疏淡而足以自立，則彼必愈求親暱。此一定之情態也。」

一八九四年，蓄謀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發動戰爭，腐朽的清王朝不堪一擊，李鴻章籌建的北洋水師在這次戰爭中幾乎全軍覆沒，全國上下為之震動，這就是歷史上的甲午戰爭。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清王朝不得不屈膝乞和。

雖然維新派瞧不起李鴻章，但是戊戌政變發生後，慈禧大肆捕殺維新黨人，打擊帝黨集團，李鴻章卻對這些失敗人士十分同情，並盡力庇護營救。

恰好此時，李秀成撤兵回南京攻打曾國荃，曾國藩連忙命令李鴻章派兵增援弟弟。李鴻章一看機會來了，於是任命這時已經被整下台的吳煦和楊坊二人統帶常勝軍前去南京支援。楊坊這時候正憋著氣，加上自己的洋女婿華爾也被打死了，就把氣到處亂撒，不給常勝軍及時配發經費。

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國官紳也迎合響應洋人這一陰險要求，吳煦還親自跑到李鴻章跟前勸說：「撫台大人，既然洋人老爺自願幫助我們打太平軍，而且總理衙門也是支持的，這麼好的事情，咱們幹嗎不同意呢？」

而曾國藩的學問、才能、魄力和意志，都是李鴻章在安徽碰到的那些官員所無法比擬的。幕府中那些幕僚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洋務、工程技術等各方面最優秀的人才，李鴻章能置身於這麼好的環境之中，對於自身成長自然是極其有益的。曾國藩對李鴻章這個學生也十分看重，十幾年前，他曾經指導李鴻章經世之學及科舉考試之學，後李鴻章果然不負期望，順利考中進士。

李鴻章剛到上海出任江蘇巡撫的時候，巡撫是一個省的最高行政長官，按照當時的官場規矩來說，地方士紳以及下級官吏都要前來拜賀的。當時李鴻章正是虛齡四十歲，一些地方官紳紛紛到他的府上祝壽，簡直是踏破了門檻。上海是富裕之地，帶來的壽禮自然是相當可觀的了。

張元濟到了上海之後，果然得到了盛宣懷的盡力幫助，後來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成為近代中國出版大家。

半年之後，李鴻章終於又挺過了這一關，朝廷給了他一個重大的任務，那就是到俄羅斯談判，並前往歐美考察學習。

曾國藩從當時清政府所處的實際環境出發，認為當時敵強我弱，所以在洋務中應委曲求全。他希望通過「誠」、「信」來取得外國人的信任，以保不再提出更多的、過分的要求。

李鴻章在給曾國藩的信中說：「吳門雖復，潑街難民，遍地骸骨，須一年後方有生發。」可是為了解決數倍於己的降敵，他在這件事上，用的是先斬後奏、快刀斬亂麻的手段。連有「曾剃頭」稱號的曾國藩也自嘆不如。

李鴻章的童年是在安徽老家度過的，接受的教育也是儒家理學的正統文化，剛剛來到上海的時候，對這個炫目的城市感到十分陌生和茫然，而他帶來的「叫花子軍」也是處處都與這裡格格不入。

光緒帝被囚禁之後，當時任總理衙門章京的張元濟去求見李鴻章說：「中堂大人，您是國家的重臣，於今太后和皇上不和，您應該站出來調停才是啊。」李鴻章見這個年輕人說話很天真，就客氣地回答道：「你這孩子哪知其中的險惡，還是早做打算去吧。」張元濟是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進士，戊戌變法時曾被光緒帝破格召見，所以有帝黨嫌疑，政變後也遭到了革職。

李鴻章作為執行者，完全按照曾國藩的教導去做。洋人的力量不可不用，但是卻盡量加以限制。由於他在上海站穩了腳跟，成為太平軍的真正對手，列強對他也不敢輕視。而李鴻章也得以利用洋兵的力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曲意籠絡，俾為我用」，而不是為人所用。即使是華爾和戈登指揮的洋槍隊，也在李鴻章的牢牢控制下。鎮壓太平軍後，李鴻章果斷地解散了洋槍隊，把其中精銳納入了淮軍，完全解除了後顧之憂。他以自己為出發點，利用了洋人的https://www.hetubook.com.com力量，卻避免了受制於人的結局，正是曾國藩自強思想指導的結果。

所以這次李鴻章到來，曾國藩著意要對他進行進一步的培養，因為畢竟時世不同了，現在要緊的不是寫文章做學問了，他要培養李鴻章在政治、軍事等多方面的素養，甚至想要培養他作為自己今後的接班人。

到了村口，老翁發現兒子就在前面不遠，挑著菜擔，在田埂上迎面與一個挑著擔子的賣貨郎相遇了，田埂很窄，只能容一個人挑擔通過，但是他們倆彼此誰也不肯讓，雙方就在那裡僵持了很久。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四月，曾國藩給郭嵩燾的信中也表明了這樣的觀點：「鄙人嘗論與洋人交際，首先貴一信字。」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給李朝斌的信中也說：「與外洋交涉，總以信字為重。該洋行倘如數賠償以後查出不值許多，將怨我之無信，愈難與之相處矣。」

民國時期北洋政府交通、財政高級官員梁士治曾經說起過這麼一件事情：

但是李鴻章到上海是想要幹一番事業的，上海是個魚龍混雜的地方，要想在這裡站住腳，首先要做到潔身自好，要是輕易就被拉下水，那將來還有什麼作為？他還記得臨行時老師曾國藩對他的吩咐：要小心從事。於是他想了一個辦法：寫了兩個通知，一張貼在衙門前面的照壁上，一張貼在淮軍的大營轅門外面。通知上寫道：「本撫台今年不做壽，不收禮，不請客，不擺酒，但歡迎本地士紳人才及外國朋友前來交流時務。」對於先前已經收到的賀禮，李鴻章派手下一一原封不動地退回原主。這樣一來，送禮攀附的風氣總算被剎住了。

不久，程學啟在攻打嘉興的戰役中，被流彈射中腦部，重傷而死。有的筆記記載，他臨死前，口中一直在喃喃自語，重複著李鴻章對他的責備。

李鴻章與洋人交涉期間，各種事情都處理得比較妥當，這與曾國藩的教導是分不開的。從此，作為清政府的一個外交家，李鴻章逐漸脫穎而出。

到了廣東之後，慈禧太后催促李鴻章設法刺殺康、梁，但李鴻章拖延不辦，慈禧氣急，要刨他們在廣東的祖墳，李鴻章又竭力推托。對此，康有為、梁啟超非常感激，他們還寫信給李鴻章，稱他是「維新之同志」。

經過幾年的學習培養，李鴻章各方面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已經不再是先前的莽撞青年了。同時，對老師曾國藩也更加佩服了，以後凡是他對人說起曾國藩時，開口必稱「我老師」，恭敬如神聖。

李鴻章聽著十分來氣：「你懂個屁！洋人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他們有那麼好心幫咱們？你們這些吃裡扒外不知好歹的飯桶！」把吳煦一頓臭罵，再也沒人敢來提這事了。

慈禧為了維護自己獨攬大權的地位，一度想學漢朝的呂后和唐朝的武則天，密謀廢除光緒帝；而光緒帝也想擺脫慈禧的控制，獨立行使皇權，幹一番事業，做一個名副其實的皇帝。於是各自拉攏一些親王、朝臣及在野人士，暗地裡較著勁。光緒年間，慈禧太后集團與光緒帝黨之間的明爭暗鬥一直就沒有停止過。

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李鴻章心氣高，手段也夠毒辣。在他後來的戎馬生涯和官場仕途中，他從小養成的這種剛強狠絕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所以李鴻章心裡是又恨又急，他寫信給老師，請教與洋人打交道的秘訣。曾國藩回信說：「可以與洋人合作地方防務，但不能讓他們進入內地插手剿滅太平軍的戰事；與洋人要保持距離，不能輕易與之推心置腹。」這其實就是要中國軍隊在戰事上掌握主動權。

一八五八年七月，太平軍再度佔領合肥城，李鴻章帶著老母及妻小一路倉皇往北逃竄，剛剛出來辦團練幾年就遭遇了這樣的慘痛，不僅父親死在戰場，而且老家也被太平軍燒得精光，李鴻章感到前途渺茫。父親死了，京城已經沒有了安身之所了。這時候他又想起了老師曾國藩，先前在合肥的時候，他就曾托人帶話給老師，表示希望繼續投靠在老師的麾下。對於李鴻章的請求，曾國藩當然表示歡迎。這年年底，李鴻章來到江西建昌，正式投靠到曾國藩的幕府。對於李鴻章來說，曾國藩算得上是一棵真正的大樹。曾國藩經過五年的努力，建立了一支與清軍不同的新型部隊——湘軍，麾下網羅了大批軍事將領和形形色|色的幕僚，這支部隊在清末實際成了朝廷上的一根「救命草」。

為此李鴻章十分苦惱。朝廷的政策是要與洋人搞好關係，因為要「借師助剿」太平軍，花很多錢養著洋槍隊常勝軍。另外，洋人的武器也確實很先進，這一點不服也不行，自己淮軍的那些大刀長矛、土槍土炮與鬼子的洋槍洋炮比起來其威力簡直是天壤之別。

第二年，淮軍攻佔蘇州，江蘇戰事宣告基本結束，已不需要洋人參與上海防務和會剿之事，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終於名正言順地解散了常勝軍，將軍事主動權收回到自己手中。

有一次，李鴻章酒後和他開玩笑，說：「你也是投降過來的人，怎麼對你的同類這樣殘忍。」程學啟勃然大怒，回到軍營裡召集了一幫親兵，要找李鴻章拚命。李鴻章只好在其他淮軍將領的護送下，親自登門謝罪，才算平息了事態。

在這些人中，李鴻章與沈葆楨同門同房，交情最為融洽。沈葆楨生於道光元年（一八二〇年），比李鴻章大三歲，但進士及第的名次卻排在李鴻章之後。沈葆楨考中進士後，和李鴻章一同被點為翰林，當了三年翰林院庶吉士，又一同當了三年翰林院編修。一八五三年，李鴻章回鄉辦團練，沈葆楨在第二年出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兩年後，沈葆楨被任命為九江知府，但當時九江不被清政府控制，已被太平軍佔領，他不能赴任，便被曾國藩留在湘軍大營幫助照料營務，成為曾國藩的幕賓。

李鴻章天生就有一股子剛狠勁兒，從他小時候的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來：

程學啟一看情況不妙，當晚就出城到李鴻章的大營密商，認為這八個降將靠不住，應該及早誅滅。李鴻章猶豫不決，說：「自古以來，殺降都是不祥之事，這樣做，會使得常州、嘉興的太平軍拚命死守，我們再要往下打就困難多了。」

朝廷三番五次地警告李鴻章要注意籠絡洋人，不要把事情鬧僵。於是李鴻章又想出了一招，就是同意先前設立的會剿專門部隊參與上海周邊的戰鬥，但決不允許摻和到淮軍的主力戰事中，另外那支會剿部隊也要聽從李鴻章調遣。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六月，李鴻章統籌全局，決定以淮軍分兵三路，向太平軍經營多年的蘇福省根據地進攻。

兩年之後，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德國乘機出兵侵佔膠州灣，隨之俄國進佔旅順、大連，法國進佔廣州灣，英國進佔山東威海，並要求拓展香港九龍新界。強盜一系列赤|裸裸地入侵，無情地給清王朝和*圖*書上下再次敲響了警鐘。一時間，包括維新派在內的舉國上下各界人士紛紛要求清政府實行變法自強，慈禧太后只得同意光緒帝進行朝政的改革。

一八五六年，沈葆楨改任廣信知府，上任不久，就遇到太平軍輔王楊輔清率領數萬大軍前來進攻。當時城中守軍僅四百人，頓時作鳥獸散。沈葆楨正在城外公幹，有人勸他的夫人林普晴出城暫避，她堅決拒絕，並寫下血書向鄰縣清軍守將饒廷選求援。當沈葆楨從河口鎮馳回時，城中四處起火，府衙內的照壁也被映得通紅，林普晴仗劍立在外邊，對丈夫說：「現在正是你報效朝廷、為國捐軀的時候，你如果死了，我也不苟活，這口井就是我的葬身之所。」後來幸虧饒廷選率領救兵來得及時，廣信城才得以保住。

老翁一看不是辦法，索性自己脫下鞋子，挽起褲腳，準備下到水田裡面：「好好好，既然你們都不方便下水，還是我老頭兒下了水田，你老哥將貨擔交付給我，我頂在頭上，請你光人從我兒子旁邊側身過去吧，等你過去了，我再將擔子奉還，怎麼樣？」那人見老翁都這樣了，過意不去，就只好說：「既然老先生這麼客氣，我也不好意思爭了，我下水田吧，讓你兒子先過去。」當即下田避讓。老翁就這樣著意挺了一挺，一場僵持之爭，就此消解了。

在曾國藩的精心調|教下，李鴻章逐漸由稜角分明的書生變成官場老手，深諳「糊塗」之妙，其水平甚至已經超過曾國藩，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李鴻章接曾國藩之任指揮鎮壓捻軍。他打了幾次大敗仗，好幾員猛將喪生，一時議論紛紛。後來他遵循老師所定的「河防大計」，無論別人怎麼說，他都置之不理，最終將捻軍鎮壓下去。曾國藩寫信給他，極力稱許，信中說：「自去秋以來，波瀾疊起，疑謗不搖，寵辱不驚，卒能艱難百折，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量尤為可敬。從此益宏偉度，渾涵圭角，有忍有容，退藏於密。古人所稱勳績蓋世而人不忌，庶近之矣。」

這事鬧大了，李鴻章卻高興了，這下可有文章做了。於是將吳煦、楊坊二人撤職查辦，然後與英方進行了交涉，革了白齊文的職。

不過，這只是權宜之計，不能老這樣下去。後來，李鴻章動了一些腦筋，想出了用攪渾水和瞞天過海的法子。你朝廷和洋人不都要會剿嗎？行。我派幾千人專門到松江、徐家匯這些地方駐紮操練，你洋槍隊也合併進來一起操練，等需要的時候就去會剿，而我淮軍大部隊則單獨行動。其實當大部隊行動的時候，就不一定派這個聯軍參加了。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初，朝廷派李鴻章、榮祿、翁同箭等要員召見康有為，詢問變法之事。經過幾個月的醞釀，光緒帝頒佈了《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制的決心，百日維新開始。

十一月下旬，淮軍與常勝軍在蘇州婁門外發動猛烈進攻。包圍了蘇州城。

張元濟被革職後，李鴻章就派助手于式枚前去安慰這個年輕人。于式枚找到張元濟之後，就問道：「李中堂讓我來問問你的情況，今後有什麼打算？」張元濟告訴他想去上海謀生。過了幾天，于式枚又找到張元濟說：「李中堂已經給你安排好了，你去上海可以找盛宣懷，到了之後自然有人接待你。」

曾國藩也是殺降的專家，從太平軍中投誠的將領，很多都沒有得到好下場。在這個方面，李鴻章可以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但當時的形勢對太平軍依然不利，因為長江上游據點相繼丟失，天京也被湘軍長期圍困，在洪秀全的多次催逼下，這年十月，李秀成領兵回援南京。淮軍趁太平軍在江浙防務空虛之機，聯合常勝軍攻佔嘉定，威脅崑山、太倉。留守蘇杭的譚紹光、陳炳文等部太平軍，採取積極防禦的方針，以攻為守，分別從崑太和青浦出發，會攻嘉定、南翔，進圍四江口。

這白齊文也不是好惹的：「那又怎的？我們常勝軍是為錢打仗，你不給錢，我們憑什麼聽你的？」楊坊一聽氣急敗壞：「混賬話！這是李撫台的命令，到時候誤了事你可要負責。」白齊文根本不理這一套：「我們要錢，是不是你和吳煦兩個老混蛋把錢私吞了？」

幾天以後，郜永寬等八人趁譚紹光召開軍事會議之際，突然發難，刺殺了這位天國名將，打開城門將程學啟的部隊迎了進來。但是郜永寬等人對淮軍也抱有戒心，當時城裡太平軍老弱精壯共有十多萬人，他們讓出城裡的一半地方給淮軍，而自己集中在另一半，並且要求所屬的部隊不能拆開，要成建制地整編進淮軍，至少要編二十營。

在短短幾個月內，李鴻章就向曾國藩寫信請教了好幾次，而曾國藩也毫不厭煩地給他講解，真有苦口婆心的味道。

容閎專門對李鴻章進行過評價，他說：「李文忠雖為曾文正所薦舉以自代之人，顧其性情品格，與文正迥不相忤。其為人感情用事，喜怒無常；行事好變遷，無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聞人之譽己。其外貌似甚魯莽，實則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遠不追文正；即其人之忠誠與人格，亦有不可同日而語者。設有燃犀史筆傳之，則其一生行為，如探海燈燭物，秋毫無遁形矣。」

但是常勝軍始終是李鴻章的眼中刺、肉中釘。在淮軍沒有到上海之前，常勝軍可是上海官紳的救星，他們對這支洋槍隊百般逢迎。李鴻章是何許人也，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在我淮軍的跟前，哪能容忍你洋槍隊囂張。

隨後，康有為聯絡一批帝黨官員，成立強學會，梁啟超、袁世凱、徐世昌、楊銳、張權（張之洞之子）等人也在會籍，另有帝黨高級官僚翁同龢、孫家鼐、李鴻藻、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等政要紛紛出面贊助強學會。

第二天上午，李鴻章來到城裡程學啟的軍營，傳令召見八降王，並說要當場封賞他們為總兵、副將，八降王不知是計，興高采烈地來到軍營。李鴻章早已擺好酒席，還裝模作樣唸了唸封賞的名單，就請他們入席。酒宴剛開始，忽然有校弁送來緊急公文，李鴻章便趁勢離開了。過了一會兒，正當八降王酒酣耳熱之際，進來了八個武弁，每人手裡拿著一套清軍的頂戴官服，跪到酒席桌前說：請大人更衣換頂戴，八個人洋洋得意地站了起來，自己用手解開頭上的黃包布，就在這一剎那間，八個清軍武弁從冠服下拿出鋒利的匕首，八顆血淋淋的人頭，就落在了武弁的手中。

不過，李鴻章對程學啟的評價還是非常高的，他在給四弟李昭慶的信中說：「滌生夫子令懷寧人程學啟，投兄處立功。所向克敵，奮勇先登，實國家難得之人才。」程學啟死後，他上書朝廷，陳述程學啟在兩年之間，奪回江、浙名城十數座，其中攻克蘇州是東南第一戰功，請求給予優恤。朝廷批准，特詔賜恤，並稱讚他智勇雙全，贈太子太保銜，賜祭一壇，在安慶和_圖_書、蘇州、嘉興為他專門建立祠堂，贈謚「忠烈」，同時授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襲職位，又加恩授予世襲三等輕車都尉，合併封為三等男爵。

與此同時，曾國藩認識到，真正實現自強，必須要學會洋人的長處，發展自我。於是他指導李鴻章，這也是李鴻章後來在洋務運動中有所作為的一個因素。

「信」字與「誠」字相通，曾國藩將「信」解釋為：信者，不偽不誇之謂也。同樣在洋務方面，曾國藩認為：「凡中外交涉之事，總以必誠必信為主。稍涉欺飾，為其所窺，則以後雖千言之實，不能挽回一次之虛。」又說：「唯洋務宜守條約，乃有準繩，不敢失信於外夷。平居無事，則大小各官勤廉自勵，求所以自強之道。久之政通人和，上下一心，正氣盛而邪氣自衰，外夷懾服，亦不敢多所要求也。」

李鴻章利用湘軍在西線牽制李秀成之機，雙管齊下，在東線一面調兵遣將攻城奪地，一面招降納叛。

大上海是洋人的天下，要想在上海紮下根，不跟洋人打交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逃避與牴觸肯定不是辦法。李鴻章對洋人在中國作威作福、橫行霸道十分痛恨，自他懂事以來，就知道了洋人跑到中國來肆意侵略的事實，所以從心底裡就存在著極強的牴觸情緒。

李鴻章的密友當然不止沈葆楨一人，其他如郭嵩燾、陳鼎等，都對他的起家給予了重要的幫助。可以說，他在京城這段短短的日子，在曾國藩的引導下，結交了一大批有志之士，是他後來事業的人際基礎。

這年四月，曾國藩再次告誡說：「與洋人交際：曰言忠信，曰行篤敬，曰會防不會剿，曰先疏後親。忠者，無欺詐之心；信者，無欺詐之言；篤者，質厚；敬者，謙謹。此二語者，無論彼之或順或逆，我當常常守此而勿失。」

在做事手段上，李鴻章的毒辣程度比老師曾國藩更上一層樓。這也是曾國藩喜歡他的原因。

曾國藩針對李鴻章不夠忠誠這一缺點，在李鴻章剛到自己幕府時，就給了他當頭棒喝，告誡他為人要講一個「誠」字。即使當李鴻章創立淮軍，獨當一面時，曾國藩仍沒有放鬆對李鴻章的教育，不過這時發生了新的情況。李鴻章自己領兵後，是奉命救援上海的。上海當時是列強盤踞的地方，因此，與洋人打交道就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面對新情況，李鴻章不知所措。洋人是沒有開化的蠻夷，沒有文化，更沒有禮節，當然也就沒有信譽，和他們打交道，也用不著遵守誠信的法則。這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裡的洋人。李鴻章到了上海，也有這樣的考慮。但是曾國藩卻旗幟鮮明地教育他，無論是誰，都要講究誠信，「信即誠實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久，人皆信之，鬼神亦欽之。」「無論中國外國，無論古人今人，無論大官小官，有才無才，危急之際，言而無信，便一錢不值矣。」

而程學啟則不然，因為他本身就是太平軍的降將，卻對同樣是太平軍降將的郜永寬等下如此黑手，是絕對說不過去的。所以儘管他一再自我標榜：「殺降負盟，為國無私，此心可質鬼神。」但從來不許別人在他面前再提殺降的事。

這件事後，曾國藩對沈葆楨更是刮目相看，在一八六二年上奏力薦，破格提拔為江西巡撫，成為封疆大吏。李鴻章和沈葆楨從同學、同事到同僚，往來非常頻繁。李鴻章在一八五八年底投奔曾國藩時，特意繞道廣信，與沈葆楨徹夜長談。

歸結為一點，就是說李鴻章的道德修養遠遠比不上他的老師，特別是在為人不夠忠誠上，李鴻章仍然沒有改掉老毛病。

《挺經》是曾國藩口傳給李鴻章的衣缽秘法，可惜並無其他文字材料傳世，今日看不到它的全貌了。不過李鴻章在今後的仕宦生涯中，一直將這部秘訣奉為至寶，作為自己為人處世的指南。

後來李鴻章和曾國藩鬧矛盾，在湘軍幕府感到不太得志，想去沈葆楨的家鄉福州當道台。沈葆楨得知後，立刻寫信勸李鴻章不要赴任，而是留在曾國藩身邊等待機會。

李鴻章被曾國藩和胡林翼等中興名將們公認為是一個出眾的人才，否則，曾國藩絕對不會把自己辛辛苦苦創建的事業交給他繼承，何況他並不是湖南人，在眾多應運而生的俊傑中，曾國藩偏偏選擇了他，可見李鴻章的確有過人之處。

洋人為了能夠繼續深入中國內地實行進一步的侵略，便積極要求參加會剿太平軍。而朝廷則是剿滅太平軍心切，不顧飲鴆止渴的危險，極力要求李鴻章允許洋人參與會剿。

白齊文不服這口氣，跑到北京去向英、法兩國公使申訴，兩國公使轉報恭親王奕訢，奕訢去函要李鴻章慎重考慮，但李鴻章堅決不同意恢復白齊文的職務。李鴻章一方面將常勝軍的人數由四千五百人裁減到三千人，同時收回一些權限，另一方面請英國陸軍司令斯泰夫萊保舉一個繼任人選，斯泰夫萊保薦戈登，在戈登到任之前，暫由浩倫德代理。浩倫德接管以後，在打太倉時吃了敗仗，死傷三百多人。常勝軍從此一蹶不振。

雖然殺降的建議不是李鴻章提出來的，但是他畢竟接受了程學啟的提議，事後雖然覺得太不仁義，不過從大局著眼，他並不後悔。他在給母親的信裡坦誠地說：「男等自克崑山、太倉後，上海軍又迭克吳江、江陰各縣，並攻克沿太湖之各卡，遂合力進逼蘇州。李秀成力謀解蘇州之圍，然吾軍奮勇攻擊，又奪得滸墅關。李賊知難以為力，遂入城與譚逆紹洗，堅守不出。吾軍以炸炮轟城外石壘皆破，秀成魂喪，無復當初瓢悍之象。適以洪賊秀全，待援迫在眉睫，遂留紹洗駐城巡守，乘夜遁去。我軍中程學啟等，攻城晝夜不息。偽納王部雲官等，因副將鄭國魁通款於學啟，遂刺死紹洗，開齊門請降。男入城撫視。學啟初與雲官等約為兄弟，至是恐降眾復叛，力請於男，盡殺雲官等八偽王，及其黨數百人。此事雖太不仁，然故關大局，不得不為。」

李鴻章一直是主張變法的，從洋務運動開始，他就親身實踐著變法活動，但是他原先的想法並沒有康、梁這些人這麼徹底，這麼大膽。所以李鴻章很想結識這一批思想比較激進的人士，在強學會剛剛成立的時候，他托人去跟康有為說，願意出三千兩白銀入會，但是由於這時李鴻章名聲很臭，加之強學會是由帝黨支持的，所以他的請求被毫不留情地拒絕了。

不可否認，李鴻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才華橫溢，見識高遠。但聰明人未必就能把事辦漂亮，因為聰明人愛自恃聰明而無視一切，為了折磨他，他剛投身到曾國藩幕府中時，曾國藩並沒有立即應允，而是百般刁難。曾國藩曾對手下人說，這是要磨去其身上的書卷氣，使他知道世事艱難，學會收斂。後來李鴻章留下充當幕僚，出了不少主意，許多奏稿也是他起草的。曾國藩對李鴻章的才華很賞識，但覺得他稜角太分明，聰明外露，應當改正。為了幫助李鴻章改掉，曾國藩一直將他留在身邊，加以教導。直到他認為已經可以了，hetubook.com.com才派他出去練兵，獨當一面。即使如此，他仍不時寫信教導。

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見，有的主張北上，有的則說北上無益，互不相讓。這時李鴻章發言了：「聯軍雖然來勢洶洶，揚言要進攻京城，我看那是說大話嚇人，京城就那麼容易被攻佔的嗎？他們不過是想訛詐點金銀財寶罷了。我們這邊的軍隊正在跟太平軍及捻軍交戰，哪能抽出主力到北方去呢，一旦太平軍趁勢捲土重來，後果不堪設想。我看還是寫一個請示，說明情況，再請皇上定奪為好。」

古往今來，凡是能成大事的人，必然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在這一點上，李鴻章得到了曾國藩的真傳。在曾國藩幕府的時候，李鴻章從老師那裡得到了一部口傳心法《挺經》，關於這部秘法，李鴻章是這樣描述的：「老師傳授給我的秘傳心法，有《挺經》十九條，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處世的寶訣。」這部秘法開宗明義的第一條裡面有這麼個故事。

曾國藩一聽李鴻章言之有理，非常高興，採納了李鴻章的建議。果然，不久便接到了清政府與聯軍議和的通知，叫不用北上救援了。這印證了李鴻章的判斷，說明此時的李鴻章已經具備了掌控全局的思維能力。

當然，曾國藩也慢慢地讓李鴻章獨立完成一些小的實踐任務。另外，他還讓李鴻章參與幕府的機要活動，使李鴻章能有機會接觸一些軍機、參與一些決策，這對於李鴻章的快速成長當然是極其重要的。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曾國藩寫信給李鴻章，告誡他與洋人相處要以誠信相待，不要因小事兒滋生事端，曾國藩說道：「洋人近日如何？不至惱羞成怒否？吾輩唯諄戒各將士以忠信篤敬四字為主。為封疆將帥者，雖內懷勾踐棲會稽、田單守即墨之志，而外卻十分和讓。為中國軍民者，則但有和讓，更無別義。」

梁士治在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來到北洋幕府的時候，每月由北洋編書局給一筆車馬費，這筆錢是由淮軍錢糧所送來的。他覺得很奇怪，淮軍早已不存在了，怎麼還有錢糧所的名目呢？後來兵部左侍郎李鴻章的老友王文韶把實情告訴了他：「甲午海戰之後，李文忠公赴日本議和，北洋大臣一職由我接替，在交接時，確有淮軍錢糧所存銀八百萬兩，這是文忠公帶兵數十年由各項雜費中存下來的。如果我王某人帶兵存這些錢，能不能交出，我還得考慮考慮，然而文忠公卻淡然置之。後來這錢一直作為公款，我離任後交榮祿，榮祿又交袁世凱，經過庚子之亂，此款仍能保存。現在袁世凱小站練兵花的就是這個錢，這都是托李文忠公的福蔭啊。」

李鴻章獨當一面後，完全仿照老師的辦法，和所在地方的商紳打成一片，擴大了自己的權力基礎，同時也儲備了大量的人才。

最重要的是培養擔綱挑梁的能力了，因為要作為曾國藩的衣缽傳人，必須進行全面的素質培養，具備把握全局戰略的能力。

恰好不久，華爾在浙江慈溪被李秀成的軍隊打死，由副手白齊文接任統領，白齊文出生於美國，是一個冒險家。李鴻章趁機安插了一個英國人浩倫德做常勝軍的秘書，對白齊文掣肘。

一八六二年八月，李鴻章辦理洋務，曾國藩對他說：和洋人打交道，「宜帶渾含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癡氣者，亦善處之道也。」當時敵強我弱，與洋人打交道，是件需要忍辱負重的差事。洋人言語有欺侮之處，若太在意，必將引起爭執，結果可能更不利。曾國藩所說的「癡氣」，即佯為糊塗之意，但並非真糊塗。「若知之」，則使洋人不要以為我傻，「若不知之」，示意不與之計較，讓雙方都有台階下。李鴻章後來辦外交，也多用此道。不過如果不分情況一味如此，也有很大的消極作用。

常勝軍平時作威作福慣了，哪受得了這氣，於是全體官兵抗令，說要等領到欠餉才走。但是上頭有令，軍機大事可拖延不得。楊坊叫人喊來白齊文問話：「你們想造反還是怎的？我是這次行動的統帥，常勝軍應該聽你的還是聽我的？」

對此，曾國藩很滿意，在給曾國荃的信裡說：「余年來愧對老弟之事，唯撥去程學啟一名將，有損於阿弟。然有損於家有益於國，弟不為過鬱，兄亦不必過悔。頃見少荃為程學啟請恤一疏，立言公允。」

《馬關條約》簽訂之後，舉國上下為之震動，紛紛指責朝廷的腐敗無能。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及維新變法的主張，一時造成很大反響，史稱「公車上書」。

程學啟怒氣沖沖地爭辯說：「這些人都是從兩廣一帶過來的積年悍賊，而且軍隊的數量比我們多幾倍，雖然表面上投降，其實心裡並不服氣。如果我們不把他們的首惡分子殺掉，聽任他們帶著軍隊和我們同住一城，萬一變生肘腋，後果不堪預料。到時候，腦袋丟了還不知為什麼呢？」說完，拂袖而去。

沈葆楨在維持湘淮兩系的關係，特別是李鴻章和左宗棠兩人的關係上，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咸豐十年八月，英法聯軍攻佔了天津，矛頭直逼京城，咸豐帝慌忙向熱河逃跑，同時命令湘軍猛將鮑超率部北上救援。接到命令之後，曾國藩召集幕僚開會，就是否應該北上勤王展開了討論。

曾國藩始終堅持誠信的原則，在與外國交涉問題上更是如此，他曾說：「自古善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非為顯違條約，輕棄前諾而後為失信也，即纖悉之事，肇笑之間，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

有一次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也問起了這件事情：「聽說俄國為您設立了基金，現在我們急需用錢，為什麼不把這錢取出來用用？」李鴻章回答說：「要是動用了這錢，那我不是真的成了漢奸了？」

作為一個在清朝政府服務了四十年的漢人，他被譽為政壇的「常青樹」、「不倒翁」，能夠長久地屹立於政壇而不倒，必然有他獨到的處世藝術與為官之道……

李鴻章十一歲的時候，家裡養過一缸金魚，活潑可愛，非常漂亮，一家人都很喜歡。有一天，父親李文安和家人在閒談中說，今年金魚產仔多，孩子考取秀才的也會很多，一邊扳著指頭數說這個可以考取，那個也可以考取。誰料第二天，金魚全部死光了。仔細詢問，原來是李鴻章幹的。李文安問他為什麼害死金魚，李鴻章仰著腦袋說：「這麼多人都考取，為什麼單單沒有我，這魚不可留。」

後來許多人都說李鴻章為官圓滑，卻不知他是從曾國藩那裡學來的。

在這些軍將中，以納王郜永寬、比王伍貴文、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佳為首的八員守將，已經心懷異志，只是懾於忠王的威勢，不敢下手。只有譚紹光忠心耿耿，但他勢力單薄，孤掌難鳴。由於郜永寬和已經當上淮軍副將的鄭國魁曾經拜過把子，所以程學啟便授意鄭國魁加緊策反。鄭國魁原籍合肥ｗｗｗ.heｔuｂｏok•ｃoｍ•cｏｍ，巢湖鹽梟出身，因觸犯族規殺死族長，流落到蘇南，成為太湖搶船土匪武裝的頭目。他一度加入了太平軍，這時又投靠了淮軍。經過他的牽線搭橋，一天深夜，在蘇州城東北的陽澄湖一隻小船上，程學啟在戈登的陪同下，秘密會見了郜永寬和汪安鈞，程學啟向他們提出以殺死譚紹光、獻出城池為條件，可以封給他們二品武官。雙方由戈登作證，折箭為盟。程學啟還和郜永寬相互交換生辰帖子，八拜為交，結為兄弟，以表示誠意。

程學啟在誅殺了「八降王」以後，立即派兵闖進蘇州，「無門不破，無處不搜，無人不魄飛天外」，僅在城內雙塔寺庭院就殺害太平軍三萬人，用無數太平軍將士的鮮血染紅了自己頭上的頂戴。

曾國藩對李鴻章乾淨俐索地解決了八個降將，還收復了蘇州城，非常高興。他在給弟弟曾國演的信中說：「此間近事，唯李少荃在蘇州殺降王八人最快人意。」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記中也說：「閱本日文件，見李少荃殺蘇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為眼明手辣。」

《馬關條約》的簽訂，對李鴻章的打擊非常大，雖然條約的內容完全是日本強行提出，經光緒皇帝首肯的，但似乎歷史的罪責全都落在了李鴻章身上，他成了全國上下千夫所指的千古罪人，李鴻章成了腐敗清王朝的替罪羊！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職務被革除了，年邁體衰的李鴻章孤獨地住在賢良寺，閉門反思，門可羅雀。

不久，二人在曾國藩的秘薦下，幾乎同時當上巡撫，李鴻章與沈葆楨分別擔任江蘇巡撫和江西巡撫。在以後的內政外交中，二人更是互相呼應，推動了晚清的近代化進程。

老翁趕忙上前解圍，對貨郎客氣地說道：「老哥，我家中有客人，急等著要這些東西做飯待客，您能不能先下到水田裡讓一步啊，等我兒子過來了，您老哥不是也就可以過去了嗎？」不料那人卻說：「你叫我下水，怎麼不叫你兒子先下水呢？」老翁接著解釋說：「我兒子身材矮小，如果下到水田裡，恐怕擔子兩頭的菜就浸著水了。您老哥身子高長，可以不至於沾水。就是因為這一點，我才請您先讓的。」那人又說：「你兒子那擔子裡，不過是一些普通的菜蔬果品，就算浸濕了，也還可以將就用的。我這擔中都是京廣來的貴重貨物，萬一被水泅了，就一文不值了。所以怎麼能讓我下水呢？」

另外，也有很多中國官員崇洋媚外，處處討好洋人，上海本地的一些人，吳煦和楊坊就是兩個典型的代表，他們經常剋扣拖欠淮軍餉銀，而對洋鬼子的常勝軍洋槍隊則是極力討好，銀子給得足足的，尤其是那個楊坊，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洋槍隊頭子美國人華爾。

在功名利祿問題上，曾國藩教導李鴻章不能急功近利，要有耐性，等待時機。有一次，曾國藩派李鴻章協助曾國荃到景德鎮去增援湘軍老營，李鴻章一看還是跟在別人後面湊熱鬧，心裡就不痛快。曾國藩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少荃啊，你現在初來乍到，許多東西還需要好好學習，就算讓你獨當一面你能承擔得起這個任務嗎？是金子總會發光的，但要學會忍耐啊。」隨後還把自己的一部「秘傳心法」——《挺經》傳授給了李鴻章。

李鴻章急忙追出去，挽著他的手說：「方忠老弟，不要生氣，我聽你的還不行麼。」於是連夜佈置城外淮軍在四門外埋伏。

楊坊見他辱罵自己，大發雷霆，用手指著白齊文罵道：「好你個洋鬼子，我姓楊的怕你不成，有本事你就來拿錢！」

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如果能夠有人指引他的話，那麼，他就會有很大的進步，更容易迅速地成長。在李鴻章的成長過程中，曾國藩便起到了指引的作用。李鴻章到了京城，在曾國藩的指引下，逐漸打開了交際的視野，結交了不少有志之士。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曾國藩原來的朋友班底和不斷擴大的曾門弟子。李鴻章為人灑脫，比老師更善於交際。曾國藩擔心他擇交不嚴，不斷加以誘導。曾門弟子和同年進士是李鴻章最重要的人際資源。

光緒帝為了藉助變法取得真正的皇權，便在頤和園召見統率北洋新軍的袁世凱，隨後又派譚嗣同密令他準備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包圍慈禧太后住的頤和園。哪知袁世凱卻把這一密旨報告了榮祿，慈禧太后得知後，十分震怒，隨即下令幽禁光緒帝，廢除新政，宣佈重新「訓政」，並搜捕維新黨人。持續了一百零三天的維新運動就這樣夭折了，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

但是，維新派的最終目標是要推行君主立憲制，這實際上是要進行一次權力的重新分配，這次變法自然從一開始就會遭到保守派的抵制。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是保守派的頭目，而慈禧太后則是保守派的後台。

在這方面，李鴻章受益頗深，他曾向部將劉秉璋講述曾國藩的教導之恩：「我跟從的師輩多了，沒有一位像這老翁善教的。他隨時隨地隨事都有所指示。」除了軍事政治方面外，人際關係的學問也是重要的一環。只憑單打獨鬥，做不成大事。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豐富自己的人際資源，是成大事的重要前提，要把它當做一項重要的工作來辦。

爭吵逐漸升級，白齊文這時候氣血上湧，他上前左手抓住楊坊的手腕，右手啪地打了他一記耳光，這白齊文人高馬大，楊坊哪是對手，撲通一下摔倒在地。白齊文招呼手下衝進了後庫，搶走了楊坊現款四萬兩銀子。

由於曾國藩的反覆告誡，朝廷也認識到問題的複雜性，於是打消了借師收復蘇、常的念頭，把借兵助剿限於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寧波兩處。

從前有個老翁，一天請了貴客，要留客人在家吃午飯，一大早就吩咐兒子到市鎮上買一些水果菜餚，但是快到中午了，兒子還沒有回來。老翁急著要做飯待客，心裡十分地著急，就跑到村口去看兒子回來沒有。

李鴻章加入曾國藩幕府，對曾國藩的交際之法有了更深刻的領會。曾國藩上馬殺敵，下馬講學，幕府中供養「三聖七賢」十位名儒。但是這些人並不是純粹的書獃子，而是胸懷天下的有志有學之士，是曾國藩的人才庫。

維新變法失敗後，雖然康有為等人逃到日本，但慈禧太后仍千方百計要追殺維新黨「餘孽」。李鴻章多次在慈禧面前為康、梁辯護，他在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談之後，更加感到康有為一批人所要實行的維新變法，正是自己想幹而幹不了的事情。

曾國藩之所以有這種觀點，是認為「洋人最愛財利，最講交情」，只要信守承諾，不輕變更，就可獲取信任，相安無事。當時由於中西文化的差別，許多洋人認為中國人不講信用，曾國藩以信相待，確實減少了不少麻煩。

一八九五年，年已七十二歲高齡的李鴻章又一次被迫推上了歷史舞台，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命他為全權代表，赴日本求和。李鴻章再一次與老對手伊藤博文交鋒，雖然他在談判時百般維護中國主權，但弱國無外交，光緒帝求和心切，迫不及待地指示李鴻章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