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地理的缺陷，造成民族的自卑心理，日本遂永世擺脫不了這自卑心理的陰影。但是，一個產生武士道的日本民族，其性格的另一面是勇武精競。日本人亟需要世人的尊敬，勇於對榮譽的博取。過去日本天皇與中華大帝國的外交文書，常用「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或「東天皇敬白西皇帝」等語，日本之不甘以小國的卑屈立足世界，矢志與大國獲取平等之地位，這一番願望，都因地理環境的缺陷所造成的自卑感而絕望，但卻反而激發了日本兇悍的蠻性和狂妄的野心，以尋求自卑缺陷的彌補。日本在歷史上所造成的罪孽，無疑的由於深度的自卑所引起。

但這本書並沒有在日本民族的自卑心理上有所發掘，我卻深深感到這一點是瞭解日本民族的命運與性格十分重要的關鍵，故我等於把潘乃德此書的論點，拿來做為我的結論的註腳。自卑感並不一定是劣惡的情愫，因為古今中外許多偉大的人物與事功相當多是由此情愫所激起的。但是，日本的自卑感，已造成它在近代史以降在軍事政治與經濟上，對人類（尤其對中國）犯下了罪過，所以我悟到自卑不一定止於自身的失敗，且可造成對別人的罪孽。這種不幸的感情，如果不能成為「生長」的激素（像「大化革新」之仿效中國，「明治維新」之仿效西方，終成為日本進步之原動力），便要成為毀滅的因子。日本人現在大概已經不大唱「荒城之月」一曲了，因為，那曲中的感傷與沉寂中的慨歎的況味，大概已為拚命做生意的現代日本人所忘卻了。

在解釋自卑與進取之間的矛盾上，「菊花與劍」所提供的日本民m.hetubook.com.com族性的根源，給了我許多資料與論據。

江戶搖籃曲，以及許多日本的民謠與兒歌，那柔婉與淒迷，那如怨如泣如訴的素樸而幽悒的情調，在我童年到少年的心中，引發我對日本的哀憐與同情之愛；許多曾經旅日的中國文人對日本的地理及人文的描寫，尤其對日本女性的摹繪，更引發少年的我一股如詩般的憧憬之情。如同我對印度的文學、電影與民謠的癡戀一般，日本的風情，那都是東方的傷感與淒迷之美之極致，長久使我嚮慕。

「荒城之月」，這一首日本民歌是甚著名的，小時候所偏愛的中外名歌，歌詞大都忘了，但它尚依稀在我心中記著：「歲月如流春已去，消逝花叢裏，狂歡時節最難忘，燕爾新婚時，荒城繁華今何在，歡聲已沉寂，悠悠往事如雲煙，朦朧月色裏。秋來大地顏色變，披上紅衣衫，雁行成群天上過，年年復年年，逝水流光逐飛鳥，明月照高天，月色茫茫城影暗，無語對愁眠。」無常的幻滅感，如櫻花之璀璨一時，旋即凋萎。一方面是壯麗，另一方面卻是哀慟。

日本的性格，大概來自人類最深重的一種自卑感。不論表現為武士的強毅、冷靜、自制，或表現為軍事侵略的兇殘頑惡，或表現為經濟掠奪的囂張跋扈，皆為其深重的自卑感之表現。在這一點上，一個國家與一個人是一樣的。一個人的自卑感來自肉體上的或心理上的殘缺；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自卑感，則來自地理上的或歷史上的諸因素。

然而，日本並沒有因自卑自頹唐消沉，反而，因自卑而激發起最奮發與進取的德性。這種矛盾的現象，促使行為科學家致力於日本民族性的深入研究。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戰的m.hetubook.com.com期間，美國面對這一個最陌生的敵人——日本——的思想觀念與行為習慣感到困惑不解，因而聘用了一群行為科學家從事研究，以為戰爭提供了瞭解敵人行為的內在性格根源的服務。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就是研究日本民族性格、文化模式的名著。

必須指出的是歷史上有關一個民族與國家的文化與性格的論著，並不新鮮，而且，即使說汗牛充棟，也不過分。就對日本而言，中國有關日本的論文或專著，就已為數不少。「菊花與劍」一書之不同於許多其他論及日本的著作者，乃在於這本書是以昌盛於美國的一個新科學——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的方法來寫作的。行為科學是心理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合作，是廿世紀下半以來對於十九世紀的「專門主義」（Specialism）的反動，而趨向於科學的統一（unity of science）或科際的整合的一種新學術。「菊花與劍」就是在這個學術氣候之中的產物。這本出版於一九四六年，直到今年（一九七四年）我們才欣見中譯本的出版（桂冠圖書公司六十三年四月初版）。

生存的意志與奢望榮譽，使日本民族有了勤奮、踏實、團結、服從、忠勇、負責、善變……等特性。投降後的日本，明白了通過軍國主義之路並不能給日本帶來世界的地位與榮譽，他們立刻承認謬誤https://www.hetubook.com.com，並馬上將精力投向別的方向，而有戰後日本經濟的突飛猛進。投降後十日，「讀賣新聞」已經開始論述「新藝術與新文化的誕生」：「我們必須堅信，軍事的失敗並不影響一國的文化價值；軍事失敗毋寧是轉機的原動力……國家失敗雖是慘痛的後果，但反過來說，這卻能提昇日本人民的心靈，由而正對世界、客觀的審觀事物。使日本人思考偏曲的一切非理性因素，都必須藉坦率的分析加以去除……正視戰敗的冷酷事實，需要具有極大的勇氣，（但我們必須）對明日的日本文化抱持信心。」日本一切的努力，常表現了他們對曾經付出極大代價的一句口號：「日本必領求得世界各國的尊重。」的狂熱實踐。這表面上是自尊心的表現，實際上，我認為是日本民族極深重自卑感的反映。

日本是我國的老鄰居，曾經因中國文化的滋養而成長，又曾經回過頭來侵略中國，復由經濟上的暴發而再度有對中國不義的行為。我們對日本的瞭解與對日本的態度，首先需要對其民族性格與文化模式有深入的研究，「菊花與劍」在提供參考上，有不可多得的價值。自然，此書出版至今已過了廿八年，日本的國情與民族性格已有很多變遷，需要吾人進一步研究。我在「苦澀的美感」中有「扶桑走馬」一文，敘述我在日本的觀感。

希求榮譽，在戰爭中可以是勇敢與頑強，在和平中便常是虛榮與炫耀。我們可就近取譬：日本之爭取達文西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到東京展出，不無炫耀之動機，此與以前辦世運之出力，與東京鐵塔之比巴黎艾菲爾鐵塔高出一小截，皆為滿足名譽的心理所驅使。我們都知道日本人住宅之整齊與潔淨，到了驚人的程度，那已超過m.hetubook.com.com了衛生與舒適的目的，而是一個主婦炫耀能幹、尚潔等德行的表現了。這種極愛面子，在意於他人臧否的習性，是日本藉以發憤圖強的一般激動力。

一個自卑的人若不肯（或未到）自甘墮落，時常表現為極端的愛好榮譽。日本的奮發與進取，就是這樣的情況。日本人很在意世界人士對他們的看法。書中說「美軍登陸瓜達堪農島時，日本所下的軍令是：現在他們在舉世注目之下，因此必須表現日本人的特色。日本海軍官兵有一條戒令：如果他們受到魚雷攻擊而受令棄艦，那麼在登上救生艇時必須極度遵守禮節，否則『將會受到全世界的嘲笑，美國人會把你們的醜態拍攝下來，送到紐約放映』。他們把世人的觀感看做嚴重的事，而他們對這一點的注重也是深嵌在日本文化之中。」在日本，「重名譽之人」就是「知恥之人」就是「有德之人」。書中第十章論及「罪感文化」與「恥感文化」，說日本是恥感文化，倚賴外在強制力以達到善行，與罪感文化倚賴內在的罪惡自覺，絕然不同。「罪感」者是自覺有罪；「恥感」者是因暴露於世人之前，必遭嘲笑與擯斥而生的羞恥感。我想如果世界沒有許多比日本更強大優秀的國家，日本可能喪失榮譽感的爭求心，便不致演成歷史的悲劇罷。

日本作家長谷川如是閑在「日本的性格」中說到日本的地理環境說：「日本的地勢南北長，從北端的寒帶到南端的亞熱帶，氣候差別很大，中央部屬溫帶，氣候溫和，可是由於地勢狹長，中間縱貫著險峻的山脈，兩側土地分向日本海及太平洋急劇傾斜，缺乏平原；河川除少數外，大多淺而急促，雨量一多，就有氾濫之虞，加之常有火山、地震，和颱風等災害，這些自然條件，殆無法使人有幽悠和-圖-書的心情，因此日本人往往為一時打算，而不為永遠打算。日本人雖然敏捷，可是不夠持重，日本人對外界的刺戟非常敏感，往往陷於盲目模仿，以及其他非真正大國民所有的特質。」讀了這一段文字，聯想到一九七二年我在日本旅行時所看到日本鄉野老式的民居，那些像火柴盒一般輕靈、狹小、簡陋、單薄，一如旅人的帳篷。生活在這種房子裏的日本人，世世代代，似乎有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危機感，準備隨時棄家他去，另造「帳篷」。自然災害的頻繁與威壓，使日本民族產生了及時行樂、眼光短近的特性。與中國人在那種深宅大院、樹木森森、苔痕滿階的古老民居中涵養出來的悠遠博厚的氣質，自不可同日而語。

潘乃德的「菊花與劍」，對日本民族所作的分析，不能說最完善，但以最新的方法來探索一個民族心靈的本質，有尋常的「日本論」一類的書所不及之處。中文本譯筆清晰可愛，因為作者與譯者都是文學修養很高的人。據「譯序」言，潘乃德在從事人類學研究之前，主修英語文學，並曾發表詩作。故此書雖為一「科學」論著，但充滿了文學的氣息，單是書名「菊花與劍」，便令人感到飽含詩的象徵，使我們在閱讀本書之前，便充滿一種審美的心情，來欣賞一位美國學者對一個東方國家的描繪。

日本人極重視「義理」（小節），更重視「忠」（大節），是以一個本來弱小的民族，由於有了極端的忠於國族的精神，故服從亦是堅強的內涵之一，因而日本民族極其團結，而以天皇為最高崇拜對象。對於自己的名分所應盡的「義理」與對天皇的「忠」，有時到了不可理喻的「虔誠」。比如到了年終而無法清償債務，或者因向民眾奉讀天皇敕語犯了口誤，都可導致當事者引咎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