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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可以調查自己的國民，而且瞭解調查結果的意義，但他們之能夠如此，卻是由於有一項極為明顯而不被提及的先決條件：美國的生活方式是他們所熟知而認為理所當然的。輿論調查的結果只不過將我們已知的事實告訴我們。為了對他國有所瞭解，我們必須先就其國民習慣及基本信念，做一有系統的質的研究；之後，量的調查才能有所助益。經由慎重的選樣，輿論調查可以發現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對政府；但除非我們預先知道他們對國家所持的觀念如何，否則又怎能從這項調查中獲得對他們的瞭解？同樣，我們也無法知道不同的黨派在街頭或國會中所爭辯的是甚麼，一個民族對政府的基本信念，遠較代表政黨勢力的數目更具有普遍及永久的重要性。在美國，不管共和黨員或民主黨員都覺得，政府幾乎是不得不存在的惡害，它限制了個人的自由；而且，或許除了戰時，政府職位並不比私人事業中相當的職位具有更高的威望。這種對國家的看法，與日本人——甚至許多歐洲人——之見解，實有天壤之別。我們第一步所要知道的就是他們的見解為何；在他們的民風中，在他們對成功人士的批評中，在他們的歷史神話中，在他們的節日演說：在在都呈現了其國家觀念的具體表徵。我們也可由這些間接的表現中進行研究，但這種研究必須具有系統。

總之，本書主題是在日本可預期且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行為習慣。本書將記述下列日本人所遭遇的各種情況：那些他們可以預期受到禮遇，以及不能預期禮遇的場合，他們覺得慚愧的場合，感到尷尬的場合，以及他們對自己的要求。對於本書中的任何論述，最理想的權威可以說是泛泛之輩的「市井小民」。這並不是說「市井小民」親身經歷了本書所描述的各種特殊情況；不過有關那些他所未經歷之情境的描述，他卻可看出那也是他在同樣情境下會遭遇到的。這項研究的目的，是在描述根深蒂固的思想及行為習慣；縱使我們無法達到完美的地步，這還是我們的理想目標。

當美國迫切需要瞭解日本時，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同樣明顯的矛盾是不容一笑置之的。我們面對著一連串踵至的問題：日本人的下一步是甚麼？不入侵日本而使之降服是否可能？我們可否轟炸日皇宮邸？我們對日本戰俘可作甚麼期望？為了解救美國人民的生命以及壓低日本人寧死不屈的鬥志，我們該如何向日軍及日本本土宣傳？對這些問題，就是在日本通之間也有迥異的意見呢。如果和平來臨，為了使日本民族安分守己，是否需要實行永久的軍事統治？美軍是否還須與那些固守日本山寨而誓死不降的勇猛日軍拚鬥？世界和平可能達成之前，日本是否必須來一次類似法國大革命或俄國革命的革命運動？誰來領導這場革命？若無這場革命，是否日本只有滅亡一途？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判斷必然是眾說紛紜的。

美國人所做的社會研究，很少把文明國家的文化所建基的前提拿來作為研究對象；大部份研究都是假定這些前提是不證自明的。社會學家及心理學家只注意意見及行為的「分佈情形」，其看家本領則是統計方法。他們以統計方法分析大量的戶口資料、問卷或訪問答案、心理測量等，並想從而推衍出一些因素的獨立性或相互依存關係。在輿論研究上，以科學方法於全國人口中做抽樣調查，這項極有用的方法在美國已近乎精湛完美的地步。我們可以藉之發現有多少人支持還是反對某個公職候選人或政策；支持者和反對者又可分類為鄉村或城市居民、高所得或低所得者、共和黨或民主黨員。在一個實行普遍選舉的國家，由於法律真正由人民代表起草及頒佈，這些調查結果具有實際的重要性。

我所接受的就是這項困難的課題。美日正在交綏之中，而在戰時，人們易於全盤歸咎於對方，但要瞭解敵人對生命的看法，這可是尋非易事。難則難矣，我們卻不能遇難而止。問題在於日本人會怎麼辦，而不是在於如果我們處在他們的地位，我們會怎麼辦。我試圖把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為做為瞭解他們的寶貴資料，而不是困擾的難題。我必須看清他們作戰的方式，並且暫時不把這看做是軍事問題，而是文化問題。不管是戰時或平時，日本人的行為都是循其規蹈其矩的。他們處理戰事時，有何特殊線索顯示其生活及思想方式？譬如其將領鼓舞和_圖_書鬥志、消除困惑、調度軍隊的方式：在這些之中都可看出他們自認可以發揮的力量是甚麼。因此我必須掌握戰爭的每一步細節，以便在日人的一舉一動中探究其性格。

在日本民族的場合，還是值得嘗試的工作。因為只有當我們注意到一個民族的生存中極為平常的事物時，我們才開始瞭解下面這一人類學家之前提的主要意義：即不管是任何原始部族或最文明的民族中，人類行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學習而來的。不管一個人的行為或想法有多奇怪，這個人的感情反應及思想方式都與經驗有些關係。我們愈對日本人的某項行為感到不解，我們就愈會假定在其生活中某處存有造成這些奇異行為的制約機關。如果我們因而進一步對日常人際交往的細節加以注意，這對我們的研究是有助益的；這些細節瑣事正是人們學習的場所。

但這並不是說我絕不參考文獻資料，也不是說那些在日本居住過的西方人士對我幫助不大。我從有關日本民族的浩瀚文獻以及許多曾在日本居住過的西方人士中獲益匪淺，這種益處是前往阿馬遜河上游或新幾內亞高地研究無文字部族時無法獲得的。這些部族由於沒有文字，也就無法以紙筆來自我表白。同時，西方人士對他們的論述也只是一些皮毛的陳見而已；他們的歷史是個謎。在這種情況下，田野工作者必須自起爐灶，從頭研究他們的經濟生活方式、社會階層制度、以及宗教生活中至高無上之要素等。相反的，研究日本時，我卻有許多學者的遺產可以繼承利用。在古老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翻尋出有關生活細節的描述；歐美人士把他們的生動經驗記述下來，日本人自己也撰寫了絕佳的自我表白。與許多東方民族不同的是，日本人有強烈的自我表白慾望；他們把生活細節以及世界擴張計劃都記述下來，其坦白的程度是令人咋舌的。當然，他們的記述並非鉅細靡遺，說真的，沒有一個民族能做到這地步。當日本人論述自己民族時，有一些極為重要的事物，對他們來說就像呼吸的空氣一樣熟悉，因而不加以注意。美國人論述美國時也有同樣的毛病。無論如何，日本民族對自我剖析有特別的愛好。

雖然面對這許多重大的困難，做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對一些可資利用的技術及假說卻仍具有信心。至少我還可利用一項人類學家極為倚重的方法：與我所研究的民族做直接的接觸。美國國土內仍有許多日本人，他們在日本受育成長，因此我可以探究他們體驗的具體事實，發掘他們對這些事實的判斷，並且藉他們的描述來填補我們知識中的許多空缺——做為一個人類學家，我相信這些描述乃是瞭解任一文化時不可或缺的材料。當時正在從事日本研究的其他社會科學家，其方法不外乎利用圖書文獻，分析歷史事件或統計資料，追溯日本政府口語或文字宣傳的變化發展。我確信，他們所要追尋的答案，有許多是隱埋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及價值之中的。因此，如果我們從日本人之中去探掘他們的文化，是獲得答案的一條捷徑。

也因為我是文化人類學家，在研究之初，我即假定：縱令最孤立的一項行為，也都與其他行為有相互的體系關聯。我慎重的認為，幾百項行為細節一定可以構成一個統合的模式。人類社會必須為自身設計一些生活的藍圖。如何處理某些情境，如何判斷這些情境——社會認可了一些方式，作為人們依循的標準，在人們心目中，這構成了宇宙的基礎。這些社會認可的方式，使人們連結成一體——不管這有多麼困難。一旦人們接受了一套生活所依據的價值體系，那麼在其生活中不可能再有一部份與社會隔離，或違反社會的價值體系而思考行動，否則久了必會遭致不便及混亂。相反的，人們會盡力達成思想行為的一致；他們為自己設定了一些共同的行為根據以及共同的動機。社會中必須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否則整個體系將會瓦解。

我們也不可能完全依賴於每個國家對其自身思想、行為習慣的說法。各國作家都描述過其國民，但這並不是簡單的工作。每個國家用以透視生活的鏡片都有所不同；我們使用眼睛時，也難於意識到其存在。但每一個國家都不曾考慮過這個問題；每個民族由不同的焦點及角度而達到特別的生活觀，但他們卻以為他們所見的景象就是上天的安排，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和-圖-書。以眼鏡來說，四眼田雞大可不明白鏡片的光學效果；同理，一個國家也大概不會去分析自己的世界觀。當我們想要知道眼鏡的作用時，我們有受過訓練的眼科醫生，他會查出各種鏡片的度數。無疑的，有一天我們會明白，社會科學家要為當代世界擔負的任務就是眼科醫生的工作。

這種人類學對文化差異、訓練過程及影響結果的注重，可以在日本研究的題目上善加利用。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發覺美日文化間根深蒂固的差異；一般人甚至以為日本人的行為與我們完全相反。只要研究者不藉詞文化差異太大，而認為瞭解他民族是不可能的，那麼，我們對文化差異之確信是不會造成甚麼惡果的。人類學家可從經驗中證明，縱使最奇異的行為也不是沒有加以理解的可能。在研究工作上，人類學家比其他社會科學家更能把文化差異當做一項寶貴的材料，而不是看做研究的難題。制度及民族的奇特現象，最足以引起人類學家尖銳的注意力。在他所研究的部族生活方式中，任何事他都不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他不能只注意一些特選的事物，而必須全盤兼顧。在有關西方民族的研究中，未受過比較文化訓練的學者往往會全盤忽略了某一方面的行為。有許多事物對這些學者來說是理所當然的，因此他們未能探究日本生活中的瑣細習慣及有關家常事務的裁定——而這些深深影響全體國民生活的日常事件，對這個國家前途的關係，實比外交官所簽定的條約還重要。

當我閱讀這些文獻時，我特別注意我無法瞭解的問題——達爾文說過，他在建立物種原始理論時，其讀書的方式也是這樣的。為了瞭解日本國會演說辭中觀念的雜陳並列，我應具備甚麼預備知識？日本人常對一些可寬宥的錯誤倍加責難，卻對一些罪大惡極的行為加以接受：這種態度背後到底隱藏了甚麼？我一邊閱讀，一邊問著深思不解的問題：「這幅圖像有甚麼毛病？」為了瞭解它，我必先知道些甚麼？

當學者想要挖掘日本生活方式的基本信念時，他們還有比統計證實更為困難的工作。他有一項鉅大的任務，就是向人們報告：那些日本人公認的習慣如何變成他們透視人生的鏡片。他必須陳述日本人的基本信念如何影響他們觀看生命的焦點及角度；同時，由於美國人以極不同的焦點來觀看人生，他更須使他的陳述能讓美國人瞭解。在這項分析工作中，從事判決的權威並不一定要是「田中先生」——日本的「市井小民」——因為「田中先生」無法將其基本信念說明清楚；同時對他來說，為美國人所述的闡釋，必定是分析得離譜了。

任何民族對於生活的基本信念，以及他們所認可的解決辦法：這些我們都可專注而詳細的加以研究，就像我們做選情分析時一樣。日本這個國家的基本信念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確實發現，當我看出了自己的西方信念與日本人的生命觀無法契合，進而多少瞭解他們所使用的範疇及象徵之後，許多西方人認為「矛盾的日本人」行為便不再是矛盾的了。我也開始明白，為甚麼在日本人看來，一些大相逕庭的行為，卻構成了首尾一貫的體系。關於這點，我可以試圖說明其原因。當我與日本人一起工作時，他們所使用的語句及觀念，最先令我迷惑不解，接著我才發現，它們實具有深刻的涵義，且富有湮遠的情感成份。日本人心目中的道德與罪惡觀念，與西方人有天壤之別。日本文化是個獨特的體系；既非佛亦非儒，它是日本的——日本的長處以及日本的短處。

這確是個難題。自從日本門戶開放迄今七十五年中，有關日本民族的論著，不外是一大堆最為奇妙的「不過也是怎麼樣」的描述。如果一個學者論及一個日本以外的民族時說他們「禮尚往來」，他不可能再加上：「不過也是傲慢蠻橫的」；當他指出某個民族的行為極為嚴謹時，他也不會進一步說：「不過他們也頗能適應極端新奇的事物」；當他說某個民族的性格柔馴時，他不會再解釋說他們卻也不易於駕御；當他說這個民族是忠貞慷慨的，他不會再警告你：「不過他們也有變節及陰險的時候」；當他說這個民族毫無疑問是勇敢的，他不會再絮絮不休的詳述他們的懦弱；當他說這個民族做事處心積慮都是為了面子問題，他不會再說他們卻也受著良心的驅遣；當他描述這個民族機械性的軍紀訓練時，他不https://m.hetubook.com.com會進而指出他們的軍士也會違抗命令；當他描述一個民族如何熱中於向西方學習時，他不會再大談特談其根深蒂固的保守精神；當這位學者在書中論及某個民族，說他們具有普遍的美感崇拜，因此演員及藝術家居於崇高的地位，而且酷愛菊花的栽植，他大概不會再寫另一本書來專論這個民族對劍的崇拜以及武士的尊貴吧！

在這項研究中，我們所需要的訪問對象有一個限度，超過這限度，再多的訪問對象也不會進一步證實我們的論述——而且這限度很快就可達到。譬如說，我們並毋須在日本境內做統計，以調查出誰必須向誰行禮；日本人在某些公認而慣常的情況下必須行禮，而幾乎任何日本人都可以告訴你這是那些情況，我們只須尋找一些其他人的證實就夠了，並不需從一百萬個日本人獲得同樣的答覆。

從事這種工作必須具備兩種性格，一方面是硬起心腸指出國家間的差異；這一點有時受到提倡國際親善人士的非難。這些「大同世界」的鼓吹者把希望寄託在這項工作上：勸服世人有關地域、種族、宗教之間的差異都是表面的，全人類的想法亦屬相同。這種看法有時被稱為四海一家論。但我不明白，為甚麼相信四海一家，我們就不能說日本人和美國人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這似乎意味著，如果不先肯定世上所有民族都是同一個模子塑造出來的，那麼那些軟心腸的人士就無法建立起一套國際親善的理論了。但是，假如說只有在別的國家與我們同時具有這種劃一性時才值得我們尊敬，這就好比要求妻兒與自己亦步亦趨，都是病態的想法。在這一點上，硬心腸的人認為差異之必然存在並不是值得痛心的事；他們尊重國家之間的差異。他們的理想是一個能夠容納差異的世界，在其中，美國可以具有徹頭徹尾的美國特徵，而不因此威脅世界和平；同樣，法國是完完全全的法國，日本也是完完全全的日本，這種人生態度有待我們加以培育；任何使這態度無法成熟的外來阻擾，在我們看來都是胡亂的作為，因為我們不相信國家間的差異會對世界構成燃眉的危機。採取這種立場，也不會使世界凍結於現狀；助長文化差異並不是要造成一個靜止的世界。英國歷史上有伊麗莎白時代、安妮皇后時代、維多利亞時代，但英國並不因此而喪失英國民族的特性；其實，正因為英國人自來是十足的英國人，他們在不同時代，方能具有不同的準則及國民性。

人類學家必須設計出一些研究平常事物的技術，因為這些事物在他所研究的部族中雖然稀鬆無奇，但對這人類學家祖國文化中相對的事物來說，卻是迥不相同。當他想瞭解某一部族為甚麼極為狠毒，而另一部族卻十分怯懦，或當他猜測在一定情境下他們會有甚麼行動及感觸，這時，人類學家發現他必須大量依靠日常觀察及細節：這些在文明國家中是不常被注意的。他有相當的理由相信，這些其實是極重要的事物，他也知道應該用甚麼研究方法來發掘它們。

然而，美日兩國既在交綏之中，這對研究工作必然有嚴重的不利影響。換句話說，我必須放棄文化人類學家最重要的研究技術——田野調查。我無法前往日本，居住在日本人的家庭中，觀察他們日常生活所遭遇的問題，親眼看出那些重要的因素。我也無法觀察他們達成一項決定的複雜過程，無法觀察其兒女成長的經過。人類學家顏布里有關日本村落的田野研究『須惠村』（John Embree's Suye Mura）雖然是非常重要的文獻，但我們在一九四四年所遭遇的許多問題，卻不會在這本書中提及。

曾經與美國全面大戰的民族中，日本應算是最生疏的敵人。在這次大戰中，美國首次發覺對主敵迥異的思想行為習慣有加以瞭解的必要。就像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的舊俄，我們所面對的是非屬西方文化傳統而軍備戰術優異的敵國。西方國家認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戰爭原理，對日本民族是無法應用的。事實上，太平洋戰爭並不只是一連串的島嶼登陸，也不只是一項棘手的軍備問題，而是一個敵方民族性究竟為何的大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先設法瞭解他們的行為。

人類學家對許多亞洲及大洋洲文化是熟悉的。日本生活中有許多社會制度及習慣，都可在太平洋島嶼的初民部族中找到酷似的例子。有些和_圖_書相似的例子發生在馬來西亞，有些在新幾內亞，而有些在波里尼西亞。當然，我們可由此而猜測在古代容有移民或接觸的發生：我對這個歷史關係的問題雖然饒富興味，但它並非上述關於文化類似特點的發現價值之所在。相反的，其價值毋寧在於：我們可先在太平洋中較簡單的文化裏瞭解這些制度的運作，然後由我們所發現的類似或差異進一步瞭解日本生活。同樣，我們對亞洲大陸的泰國、緬甸及中國已有多少的認識，因此我們可以把屬於同一個文化傳統的日本拿來互相比較。人類學家在有關初民的研究中，已一再的指出這種文化比較的價值。相鄰部族的風俗習慣可能十之八九相似，但由於生活方式及價值體系的不同，這些類似可能會經過一些修改變化。有時候這種修改在開始時僅在整個文化體系中占極小的一部份，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到最後可能導致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對人類學家來說，這種民族間大同小異的文化現象，提供了最有益的研究對象。

我也前往觀看在日本編製的電影——宣傳劇、古裝劇，描述東京及農村生活的現代劇。然後，我再跟一些在日本看過幾部同樣電影的日本人士討論，他們以日本人的眼光看劇中男女主角以及歹徒——這與我所持的眼光就有所不同了。顯然，這些日本人並不像我有時會被電影弄得迷迷糊糊。我發現，我對劇情和動機的瞭解都不符原意；在電影的結構脈絡中，這些劇情及動機具有深刻的意義。至於小說方面，我的瞭解與日本人的瞭解之間，更具有深一層的差別。在這些日本人中，有一些動輒為日本人的習慣辯護，另外有一些人卻憎惡一切日本的事物。在這兩種人之中，我從何者獲益較多，卻是難於斷定了。不過，他們在描述他們所熟稔的日本生活規範時，不管是欣然接受或痛加拒斥，他們所描繪的圖像卻是若合符節的。

為了收集資料及尋求洞識力，人類學家直接前往他們所研究的民族中從事工作，在這點上來說，居住於日本、最幹練的西方觀察家所能做的也不過是如此。但如果人類學家所能貢獻的僅止於此，那麼他對先前在日本住過的外國人所做的寶貴日本研究，實在也沒甚麼可以補充了。幸好，文化人類學家由於所接受的訓練而具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因此雖然在日本研究這領域內已有許多學者及觀察者，人類學家若能發揮其能力，在前人的業績中再加上其貢獻，這不會是無益的嘗試。

因此，經濟行為、家庭組織、宗教儀式、政治目標等都如齒輪般嚙合在一起。一部門的變動可能較其他部門急驟，而且加壓於其他部門——但是，這種壓迫是為了達到整體的一致性而必然產生的。在無文字而熱中於追求支配他人之權力的社會中，他們的權力意志同樣的表現在宗教習俗、經濟交易以及他們跟其他部族的關係上。在留傳有書寫聖典的文明諸國，教會必然的承襲了正統的言教——這是沒有文字的部族無法做到的——但是一旦教會在某些領域的權威有礙於群眾對經濟及政治權力的認可，這時教會即放棄這方面的權威；聖典內的文字雖然還是一樣，但其意義卻改變了。宗教教理、經濟行為以及政治等並沒有涇渭分明的獨立領域，而是常溢出其河道，河水相混不可分辨。由於事實常是這樣，因此學者若更能將其研究目標分散，譬如經濟、性生活、宗教、嬰兒養育等皆能加以注意，那麼就更能明白他研究的社會中所發生的事件的道理。他可以設立假說，而在任何生活領域中搜集資料來加以驗證。他可以學獲一種觀點：把任何國家所提出的要求，不管是以政治、經濟或道德的態勢提出，都看成是其國民由社會經驗所學得的習慣及思考方式的表現。因此，本書並不是專論日本宗教、經濟生活、政治或家庭中的任何一項，而是全盤探討日本民族有關生活方式的信念。不管這些信念是在甚麼活動中表現出來，本書都將之記述下來。因此，本書的主題可以說是：甚麼使日本成為日本人的國家。

二十世紀所遭遇的障礙之一就是：不單是在甚麼使日本成為日本人的國家這問題上，就是在甚麼使美國成為美國人的國家、甚麼使法國成為法國人的國家、甚麼使俄國成為俄國人的國家這些問題上，我們依然抱持著最混淆、最偏頗的看法。由於缺乏這方面的知識，每個國家都互相誤解。有時候我們小題大作，懼以為國家之ｈtｔps://www•hｅｔｕbooｋ•cｏm•cｏm間存有不可妥協的差異；另有些時候，我們卻放言高論國家間的共同目標，而其實他國所抱持的行動方針也許與我們所瞭解的大相逕庭：這是由於他們的全盤經驗及價值體系使他們的看法與我們不同。而更糟糕的是，我們不找機會去瞭解他們的習慣與價值；否則我們就可發現，我們前所未聞的行動方針並非必然是惡劣的。

因此，在一九四四年六月，有關敵國日本的許多問題都急需解答。不管問題是屬於軍事或外交，也不管這些是最高政策的問題，或者只是向日軍前線散佈的小冊子中所引發的問題，各方面的真知灼見都是極重要的。在日本所發動的全面戰爭中，我們所要瞭解的不僅是東京當權者的目標及動機，不僅是日本的長久歷史，不僅是經濟及軍事的統計資料，我們更須明白日本政府所能倚靠其人民的是甚麼；我們必須試圖瞭解日本人民的感情及思惟習慣，以及這些習慣所構成的模式；我們也要明白這些言行背後的社會制裁力。我們要暫時拋開美國人的井蛙之見，同時儘量避免下過快的結論，說日本人的行為反應與我們如出一轍。

但是，這一大堆矛盾卻可說是有關日本論著的綱領呢！這並不是虛言。菊花與劍都是構成日本民族性的一部份。日本民族無與倫比的兼具了下列各種性格：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日本人極在意別人對其行為的觀感，但有時雖然錯誤不為人知，他們卻也會自覺罪惡。日本軍士接受的雖然是刻板的訓練，卻也會違抗命令。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受命從事日本研究，我受命藉文化人類學家能利用的所有方法，試圖描繪日本民族的圖像。先是，那年初夏，美軍對日本的大舉反攻才初顯規模，美國國內人士認為對日戰爭還會延續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長久。在日本，人們認定這場戰爭將不至百年不止；他們說，美國人雖然贏得了區域性的勝利，但新幾內亞及所羅門群島卻離日本本島還有數千哩之遙。日本的政府公報難得承認其海軍的挫敗，而日本人民還自認是戰爭的勝利者。

除了上述硬心腸的態度外，從事民族差異性的系統研究時，我們還須具備某種程度的寬容態度。只有當人們自己的宗教教條確固不移，因而可以有雅量寬容別的宗教，這時候比較宗教這門學科才能盛行起來。這些人可能是耶穌會教士、阿拉伯學者或不信教者，但絕不會是狂熱偏執之士。同樣，只要有一天人們還戰戰兢兢的護衛自己的生活方式，因而天經地義的相信他們的方式是世上唯一的解決辦法，那麼比較文化的研究也就一天無法發達起來。這種人由於缺乏對其他生活方式的認識，也就無法體會由此知識而產生的對自己文化更深一層的珍愛。他們使自己無緣於一項愉快而充實的經驗。由於太過分護衛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必然要求別的民族也採用他們的解決辦法。這一類的美國人強求所有國家接受我們所喜好的信條。但是，其他國家之難於情願的採用我們的生活方式，正如同我們之不易以十二進位法取代十進位法計算方式，或者難於像一些東非土著一樣，以單腳佇立著休息。

再者，人類學家必須適應自身文化及他文化間的最大差異，其研究技術也須為解決這特殊問題而加以磨礪。人類學家從經驗中瞭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遭遇的情境，不同部族及國家的人士對這些境遇所界定的意義：在這之間是有極大的差異的。在北極區的部族或熱帶沙漠，人類學家發現了他們絕對想像不出的部族制度，如親族間的責任或經濟的交換等。他們除了必須調查這些親族關係或交換行為的細節外，還要研究這些制度對部族行為的影響，以及部族成員如何從幼年即接受訓練，將其祖先的文化遺產一代一代傳遞下去。

但是，到了那年六月，局勢卻開始改觀了。盟軍在歐洲開闢了第二戰場，盟軍統帥兩年半來所主張的歐洲戰場的軍事優先性也實現了，眼看對德勝利已是指日可待。而在太平洋方面，美軍登陸塞班島，這一次大捷宣判了日本必敗的刧數。之後，美日兩軍的戰鬥部署愈來愈接近。從新幾內亞、瓜達堪農島（Guadalcana）、緬甸、亞圖島（Attu）、塔拉瓦島（Tarawa）、比亞克島（Biak）諸役中，我們也可清楚的瞭解，我們所對抗的乃是可怕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