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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人這種對待傷患的態度，是他們處理自己同胞的基本原則，那麼，在他們處理美國戰俘時，這一點也具有相同的重要性。依照我們的標準，日本人對待他們的同胞及戰俘時，都犯了虐待罪。前菲律賓軍醫長葛拉特里上校（Colonel Harald W.Glattly），在他被俘監禁於台灣三年之後曾說：「美軍戰俘比日軍受到更好的醫療照顱，因為日軍裏連一位軍醫也沒有，而俘虜營中的盟軍軍醫卻能互相照顧。有一段期間，日軍自己所有的醫療人員僅是一位下士，後來是一位中士。」他在一年之中只有一兩次能見到一位日軍軍醫。

日本人在戰時所說的各種話——不僅上述有關階層組織及精神優越性的話題——在在都可做為文化比較研究者的好材料。他們一再談到安全和士氣，彷彿他們早就預料到結局；不管災難為何——無論是都市轟炸，或塞班島敗戰，或菲律賓的失守——日本對其國民所做的解釋是：這是早已預料到的事，因此不值得擔憂。收音機不斷告訴日本民眾，他們仍然處於一個可預知的世界裏，藉此鞏固他們的安全感。「美國占據基斯加島（Kiska）後，日本處於美軍轟炸機飛行半徑之內；但對此事我們早已胸有成竹，而且做了必要的準備措施。」「無可置疑的，敵人將聯合陸海空三軍向我攻擊，但我們已在計劃中將這一點加以考慮過了。」日本戰俘，就連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在無望的戰爭中失敗的戰俘，也認定轟炸不可能削弱日本後方的士氣，因為這些轟炸「早就被預料到了」。當美國開始對日本城市發動轟炸時，日本飛機製造業協會副會長即在廣播中宣佈：「敵機終於飛臨國土上空。不過，我們飛機製造業者，以及一直預料著這件事會發生的人士，早已做了萬無一失的對策，因此我們沒有甚麼可以擔憂。」一旦萬事皆在意料之中，而且都已做了妥善的計劃，日本人便可宣稱，凡事都是他們所期望發生的，他們完全處於主動的地位，毫不受人牽制。「我們不可認為我們是消極的受到攻擊，而是主動的把敵人引向我們。」「敵人，如果你要的話，就來吧。我們不說：『會發生的終於發生了』，我們要說：『我們所期待的終於發生了，我們為此而高興』。」海軍大臣在國會演說中，曾引用一七七〇年代偉大武士西鄉陸盛的遺訓：「機會有兩種：一種是偶然遭遇到的，另一種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在無比艱難之中，我們必須創造自己的機會。」據廣播報導，當美軍向馬尼拉逼進時，山下將軍「微笑而得意的指出，現在敵人落在我們掌握之中了……」。「敵軍在林加元灣（Lingayen Bay）登陸不久後，馬尼拉之所以迅速淪陷，乃是山下將軍戰略的結果，情勢的進展與他的計劃完全相符。山下將軍的戰術目前正不斷的有所進展。」換句話說，失敗是最有利的情勢。

甚至在平時生活裏，日本政府當局也一五一十的認定精神勝於物質的信條。老百姓是否會因為工廠的二十四小時勞動以及徹夜的轟炸而疲倦至極？日本人的答案是：「身體越沉重，意志與精神就越高昂。」「我們越是疲倦，訓練則越精采。」人們今天躲在防空壕是否太寒冷？大日本體育會在廣播中指定人民作禦寒體操，這不但可以取代棉被及暖氣設備，更可以代替維持正常體力所需而卻缺乏的食物。「當然會有人說，在目前食物短缺的情況下，我們無法想像還有賸餘的力氣去做體操。不！食物愈不足，我們愈須藉其他辦法增強體力。」換句話說，我們必領消耗更多的體力，以便增加體力。這種體力多寡的計算，不是以能量的儲藏為標準，正和美國人的看法相反。美國人對體力的觀念是：他得先盤算前夜是否有八小時或五小時的睡眠，是否吃了固定的餐食，是否患了感冒，然後才決定要消耗多少體力。這種觀念在日本人看來是物質主義的。

毫無疑問，西方兵士與日本兵士行為之間最顯著的差異，在於後者被俘後給予盟軍的合作。他們的生活規則，根本沒有可以適用於這種新境況者；他們名譽掃地，而做為日本人的生命也因此告終。直到戰爭進行到最後幾個月，才有極少數日俘不管戰爭結果如何要返回祖國。有些人要求處決，「但如果你們的習俗不允許這種行為，我會做一個模範戰俘。」事實上，他們的表現比模範戰俘還好。一些老兵及長期的極端國家主義者，向美軍指出彈藥庫所在地，詳細說明日軍的兵力部署，為美軍撰寫宣傳文件，甚至為美軍轟炸機當嚮導，彷彿他們已翻開生命的新頁，上面所寫的與舊頁全然相反；但是，他們依然保持著原有的忠實。

當然，跟任何備戰的國家一樣，日本人的確是擔憂的。整個一九三〇年代中，日本軍備支出占全國歲入的比例，以天文數字不斷增加。至發動珍珠港突襲和_圖_書，幾近一半的全國歲入花用在海陸軍經費上，而政府支出總額中只有百分之十七是用在軍事以外的一般行政經費上。日本與西方國家的差別，並非日本不在乎物質的軍備。但是，軍艦大砲只不過是不滅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現；就像劍是武士之勇的象徵，軍艦大砲充其量也只是外在的象徵而已。

任何一個文化傳統，都具有它本身的戰術兵法。就西方諸國而言，不管他們之間有甚麼特殊的差異存在，至少有一些戰術兵法是為各國共有的。正因為西方各國所共有的文化大傳統涵蓋了戰爭行為，因此在這些國家之間的戰爭裏，我們可以作下列這些預測：發動戰爭總動員有一定的方式、在局部敗北的情況下恢復國民信心有一定的格式、戰亡者及投降者之間的比例有一定的規律、俘虜必須遵守一定的行為法則等。

日本對非物質資源的利用，就像美國之執著於物質的充裕一樣，是貫徹始終的。日本雖像美國一樣必須發起增產運動，但所根據的卻是日本獨特的前提。日本人認為，精神即一切，而且永恆不朽。當然，物質也是必需的，但卻是次要而且也無法永不枯朽。日本電台會這麼宣稱：「物質資源有其限度，其無法千年不滅乃是不爭的事實。」日本人在戰時的行動，一五一十的認定了這種對精神的信賴。在他們的戰術問答書中用了這條口號——非為此次戰爭所特製，而是傳統的口號：「以我訓練有素之寡可敵彼之眾，用我肉體之軀以克彼之鋼鐵。」他們的戰術手冊一開頭即是以粗體印刷的「必讀必勝」四個字。駕駛小型飛機對我們軍艦做自殺撞擊的日本飛行員，正是精神勝於物質的無數註腳。日本人稱這些飛行員為「神風特攻隊」，所謂「神風」，指的是十三世紀成吉思汗征日時，其船隊在海上所遭遇的風暴，這陣「神風」解救了日本。

這些一致認為天皇是超乎批評的論調，在美國人看來似乎是可疑的謊言，因為他們認為，沒有人能免於被批評和懷疑。但無可置疑的，這確是日本甚至戰敗時所發出的言論。因此，對審訊戰俘最有經驗的人可以斷定，毋須在每張訊問卷上記下：「絕不誹謗天皇」；因為所有戰俘，甚至那些與盟軍合作而為我們向日軍廣播的戰俘，都絕不誹謗天皇。在收集到的所有戰俘訊問卷中，只有三份具有輕微的反天皇言論，其中僅一份措辭較為激烈：「如果讓天皇在位將是一項錯誤。」另一份說：「天皇意志薄弱，他只不過是個傀儡罷了。」第三份充其量也不過認為天皇應該讓位給太子，而如果君主制度被取消，日本年輕婦女將希望能像美國婦女一樣，獲得她們所羨慕的自由。

因此，當日軍指揮官分發「恩賜」的香煙給兵士，或於天皇誕辰領導兵士向東方行三鞠躬禮並高呼「萬歲」，或者「甚至在部隊日夜受到轟炸」，他們卻依舊早晚與兵士一同高唱天皇親頒『軍人敕諭』中的「聖言」，而「歌聲在森林中迴響」——這時候，他們正是在利用日本人對天皇一致的崇拜心理。軍國主義者以種種方法，利用這種效忠天皇的魔力。他們告諭部下「達成皇上的期望」，「消除天皇的一切焦慮」，「證明對皇恩的敬重」，「為天皇犧牲」。但這種對天皇意志的遵奉卻有如雙刃的劍。像許多戰俘所說，日本人「只要在天皇發令之下，縱使單憑竹槍，也會毫無顧慮的奮戰；但也只要天皇一聲令下，他們會同樣迅速的停戰」；「如果明天天皇下令停戰，日本馬上會放下武器」；「即令是滿州的關東軍」——最好戰、最具侵略性的部隊——「也會放下武器」；「只有他的話能使日本人承認戰敗而安於重建工作」。

此外，另一差別是日本將其勝利的希望寄託在不同的基礎上。日本人高呼他們將贏得一場精神對物質的勝利。美國雖然地大物博，戰備優異，但這又算得了甚麼？日本人說，他們對此心中早有準備而且毫不畏懼。日本人從他們的大報『每日新聞』裏讀到這些話：「如果我們畏懼數字，早就不會發動戰爭；敵人的豐富資源並非這次戰爭所創。」

許多瞭解日本，閱讀了來自前線以及日方報導，而且觀念清晰的美國人，卻持著相反的看法。和-圖-書每一個在日本居住過的人都非常明白，最令日本人憤怒而煽動其鬥志的，莫過於對天皇的侮蔑或直率的攻擊。這些人士不相信，在日本人心目中，我們對天皇的攻擊就等於對軍國主義的攻擊。他們曾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摩克拉西」成了最響亮的口號，而軍國主義是不名譽的，因此軍士前往東京市區都謹慎的換上便服，但那時人民對天皇的崇敬卻也同樣的強烈。這些曾久居日本的人士堅稱，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不能與「希特勒萬歲」式的崇敬相比，後者是納粹黨盛衰的指標，而且包含了法西斯政策的一切罪惡。

但是，對他們而言，天皇卻無法與日本分離。「沒有天皇的日本就不是日本」；「我們無法想像沒有了天皇的日本」；「天皇是日本人民的象徵，宗教生活的中心，超乎宗教之上的崇拜對象」。縱令日本戰敗，也不能將責任歸咎於他。「日本人民不認為天皇應該為戰爭負責」；「應該負起責任的是內閣及軍部將領，而不是天皇」；「即令日本戰敗，所有日本人仍會尊崇天皇」。

一切解救行動，一切對受難者的援助都會使美國人感動；勇敢的行為如果使「受難」者獲救，則更具有英雄本色。但日本人勇敢的標準，卻不包括這兩種解救行動；甚至美軍B-29戰鬥機所裝置的救生器具也被他們指為「膽怯」的，他們的報紙廣播，再三重複這種論調。他們認為，只有視死如歸才是一種德性，安全顧慮毫不值得。這種態度也表現在他們的受傷者以及瘧疾病患之間。這種軍士就像破損的器物，而日軍的醫療設備，完全不足以使軍士維持正常的戰鬥效率。時日一久，各種補給上的困難，更加重了醫療設備的缺乏——而且事況並非只此一端。日本人對物質主義的輕蔑在此也有一種作用；日軍所接受的思想灌輸，認為死亡是精神的勝利，而美國人對病患的照顧阻礙了英雄本色的發揮——正如轟炸機內所裝置的救生器材一樣。在平時生活裏，日本人也不像美國人那麼慣於依賴醫生。在美國，對傷患的憐憫較諸其他福利措施更為人們所注重，和平時期，旅遊美國的歐洲人也經常論及這一點。這種態度跟日本人是迥異的。總之，在戰爭期間，日軍並不能擁有受過訓練的救護隊，可在砲火中救出傷患而給予緊急治療，也沒有前線醫療單位以及後方休養醫院。他們對醫療補給極不重視。在某些緊急狀況下，他們乾脆將住院者集體槍殺。特別是在新幾內亞和菲律賓，日軍經常必須從設有醫院的地點撤退；在還可從容撤退的時候，他們也缺乏可循的撤離傷患的固定辦法，只有當部隊的「計劃撤退」付諸實行或敵方進占時，他們才在這方面做了一點處置。這時，主管的醫院首長常在臨走時將住院者全部槍殺，或者是病患互擲手榴彈而同歸於盡。

以上所述，當然不是所有戰俘的描述，有少數人是毫不妥協的。無論如何，為達成妥協，必須先具備一些有利的條件。美軍指揮官有理由不一五一十的接受日俘幫助，在一些戰俘營裏，美方甚至毫不利用日俘所能給予的幫助。但是，在利用日俘的戰俘營中，美方必須摒棄原有的疑慮，而且要愈來愈倚賴日俘的誠意。

我們美國人可以把日本人這種極端的行為看做是弱小國家的託辭或幼稚的自欺而一笑置之。但是，這樣便使得我們更無法在戰時或平時處理他們。日本人從小就經由某些訓練方式和禁忌而根深蒂固的接受了一些信條，而且這些信條並不是孤立的奇俗。美國人必先掌握這些信條，然後當日本人在挫敗時也承認精神力量到底不夠，承認以「竹槍」禦敵是妄想——才能瞭解他們說這些話究竟是甚麼意思。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必須瞭解日本人的這項承認：他們的精神力量是不足的，而且，在戰場及工廠裏這種力量還得跟美國人民的精神力量抗頡。正如他們失敗後所說，他們在戰時「抱持著絕對主觀的態度」。

當然，對美國人來說，這是虛構的故事，但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並不對這段廣播一笑置之；他們確信日本聽眾不會把它看做荒誕無稽的故事。他們指出，廣播中已先確實說明上尉的英雄行為是「奇蹟的事實」。不是ｈｔtｐs://ｗww.ｈｅｔｕｂoｏk.coｍ.cｏｍ嗎？靈魂可加以訓練，而那位上尉顯然是個自我修練的高手。如果所有日本人都知道「泰然自若的精神可以千年不死」，那麼它無法在一位以「責任」為中心信條的空軍上尉肉體中停留幾個小時？日本人相信，藉著專門的訓練，人可以使精神達到至高的境界，上尉學會了這種方法，並獲得了成果。

戰事進行之中，日本的廣播甚至還更極端。在戰場上，精神更克服了死亡這一自然事實。一項廣播對一個飛行英雄以及他征服死亡的奇蹟做這樣的敘述：

在戰爭的慣例上，所有日本人與西方人之間的差異，都可作為研究日本人人生觀及他們對人的職守之看法的材料。既然我們的目的是要對日本民族文化及行為作一系統的研究，則日本民族在戰時所表現迥異於我們的行為方式，我們並不以軍事的觀點來衡量其重要性。事實上，每一個細節對我們的研究都可能極為重要，因為這是有關日本民族性格的問題所在，而這些問題的答案正是我們要探究的。

日本戰俘的證辭，確實證明了這一點。不像西方國家的軍士，這些戰俘並沒有受令被俘後可以透露甚麼而甚麼必須保持沉默，因此他們對所有問題的問答極不一致。日軍之所以缺乏這種受俘時如何應付的訓練，當然是由於日本的不降服政策所致；直到戰事進行到最終幾個月，這種情況才獲得補救，但亦僅限於某些軍團或地域性的部隊。戰俘的證辭代表了日軍全體意見的一個橫斷面，因此值得我們注意。他們並非由於士氣低落而降服——因此不是典型代表——的軍隊，除了少數一部份之外，都是處於受傷或失去知覺以致無法抵抗的情況下才被俘的。

日本人在戰爭行為中另一項不變的特點，同樣顯示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們不斷說「世人的眼光注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因此他們必須把日本精神發揮到極點。美軍登陸瓜達堪農島時，日本所下的軍令是：現在他們在舉世注目之下，因此必須表現日本人的本色。日本海軍官兵有一條戒令：如果他們受到魚雷攻擊而受令棄艦，那麼在登上救生艇時必須極度遵守禮節，否則「將會受到全世界的嘲笑，美國人會把你們的醜態拍攝下來，送到紐約放映」。他們把世人的觀感看做嚴重的事，而他們對這一點的注重也是深嵌在日本文化之中。

甚至在日本戰勝的時候，日本的女人政治家、軍事指揮部以及軍人也一再強調這並不是戰備的競爭，而是我們對物質的信賴與他們對精神的信賴兩者間的對抗。而當我們戰勝了，他們也依舊重複道：在這種戰鬥中，物質力量終必失敗。無疑的，這一信條成為日本在塞班島及硫磺島挫敗時方便的託辭；但它並不是為了做為挫敗之託辭而捏造出來的。它是日本連戰皆勝的幾個月間前進的號角，在珍珠港突襲之前它早就是固定的口號。一九三〇年代，狂熱的軍國主義者、曾任陸軍大臣的荒木大將在一篇『告全日本民族書』的文告中曾說過：日本的「真正使命」在於「弘揚皇道於四海，力不足不為憂，吾人何需為物質擔心？」

那些誓死不降的日本戰俘，把他們極端的軍國主義歸因於天皇，認為他們是在「奉行聖志」，「安陛下御心」、「為天皇之命捨身」。「天皇引導人民參戰，服從是我的天職。」但是，那些反對這次戰爭以及日本未來征服計劃的戰俘，卻也同樣的將其和平主義信念歸源於天皇。對日本人而言，天皇是所有事物的源頭。厭戰者稱他為「愛好和平的陛下」，他們堅稱天皇「自始至終是個自由主義者，而且反對戰爭」；「他受了東條的欺矇」；「在滿洲事變中，他表明了反對軍部的意向」；「戰爭發動於天皇未知或未予許可的情況下。天皇不喜歡戰爭，也不會讓臣民捲入其中，天皇不知道日本兵士是受到怎樣的虐待」。這些與德國戰俘的證辭極不相同；德國戰俘不論如何抱怨，說希特勒被他的將領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卻仍然會把戰爭及備戰的責任歸咎於最高的嗾使者希特勒。日本戰俘極明白的表示，他們對皇室的崇敬是可以跟軍國主義及侵略性戰略區分開的。

特別是戰爭初期，由於日軍確信敵軍會虐待、殺害任何俘虜，這更使他們認為被俘是一種羞恥。下面這則謠言幾乎傳遍了各地：美軍在瓜達堪農島以坦克車壓死被俘的日軍。有一些企圖投降的日軍，也因受到美軍的懷疑，美軍方面為了謹慎起見而加以殺害；這種懷疑常常是出於正當的顧慮。對於一個死亡之外別無選擇的日本軍士，能與敵軍同歸於盡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甚至被俘之後，他也會這麼做。就像一位日俘所說：「一旦立下決心要在勝利的祭壇上獻身，如果毫無英雄事蹟而死，是件可恥的事。」基於這種原因，美軍必須處處提防，因而減低了投降日軍的數目。

當然，日本軍中是有這種不准投降的命令，但在前線顯然不需有特別的正式灌輸。日軍極度忠誠的實踐他們的軍律，因此，在北緬甸戰役中，受俘者與戰亡者的比例為142:17,166，即1htｔｐs://ｗｗｗ•hetｕｂｏoｋ.coｍ•ｃｏm:120。而在一百四十二個戰俘之中，除去一小部份，都是在受傷而無知覺的情況下才被俘，只有極少數是單人或兩三人一起「投降」。在西方國家軍隊裏，一旦戰亡人數占兵力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便不能不投降——這是毋須證明的事實。在此，投降者與戰亡者之比例大約是4:1。相對的，日軍在賀蘭地亞（Hollandia）戰役中第一次大規模投降，其比例也不過是1:5，而這比北緬甸戰役之1:120已是相當大幅度的增加。

從日本的反物質主義傾向，到他們對天皇的態度，這些有關日本人戰時行為的重要問題，不但關係到日本本土，也關係到戰爭前線。另外有些態度是跟日軍有更特殊關係的，其中之一就是關於日軍戰鬥力的耗損問題。當美國海軍部授勳台灣外海艦隊總司令喬治‧麥堅（Georges McCain）時，日本電台以極度懷疑的口吻對此事加以描述，其態度與美國人正好相反：

因此我們可以說，縱令在戰爭期間，日本人也會批評政府、軍事指揮部以及直接的上司。他們並不無條件承認整個階層組織的效能。但唯有天皇屬於例外而不受批評。如果天皇的至高無上是近年來才演成的事實，這怎麼可能呢？日本人的性格有甚麼怪癖，使天皇得以保持這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戰俘所說的：只要天皇令下，人民可以「竹槍」死戰，同樣，只要天皇一聲命令，人民也會和平的接受戰敗及盟軍佔領——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呢？他們是不是只想用這種荒謬的說法來欺騙我們？或者這可能是真的？

日本人這種兵員耗損理論的最極端發展，就是不降服政策。任何西方國家，其軍隊在殫盡全力尚困於絕境時，都會向敵方投降；即使這樣，他們仍自認為榮譽軍士。而且依照國際公約，他們的名字必須送回本國，讓家人知道他們還活著；不論是做為一個軍人或平民、或處於家中，他們都不因此而蒙羞。但日本人對此事卻持著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榮譽與視死如歸是不可分的。在絕望的處境下，日本軍人會以最後一枚手榴彈自炸而死，或赤手空拳向敵軍做集體自殺式的攻擊；無論如何，他們絕不能投降。縱使在受傷而無知覺的情況下被俘，也會使得受俘者再也「無法在日本抬起頭來」；他因此而蒙羞，對他過去的生命來說，他已是個「死者」。

因此，在日本人看來，那些被俘的美國人，僅是因為投降這一事實就已經蒙羞；雖然他們未因傷痛、瘧疾或赤痢而被列於「完全的人」之範疇外，他們也因投降而成為「廢物」。許多美國人曾描述：在俘虜營裏，美國人的微笑是多麼危險的事，而且如何令守衛的日軍反感。在日本人眼中，這些俘虜已經蒙羞，而美國人居然還不知道這一點——這是令他們十分痛恨的。美軍俘虜必須遵守的命令，其中有許多也是日軍要求俘虜看守者共同遵守的；對他們來說，強行軍以及集體調隊是家常便飯。也有一些美國俘虜事後指出：日軍衛兵嚴格要求他們隱瞞違規行為；他們認為最不可原宥的罪過莫過於公然違規。在一些俘虜營，俘虜必須於日間到營外修築道路或到工廠做工，雖然規定俘虜不得從鄉間帶回食物，但這規定有時卻形同虛設——如果把水菓和蔬菜隱藏起來而不被發現的話。相反的，如果被發現了，那便表示美國俘虜藐視衛兵的權威，這是罪大惡極的過錯。公然向權威挑戰——即令只是「頂嘴」而已——將招致嚴厲的處罰。甚至在平民生活裏，頂嘴也受到嚴厲的反對，而於軍隊生活裏，這種行為更受到嚴峻的處罰。雖說這些行為是文化習性的必然結果，然而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原宥日本人在俘虜營中所做的凶殘行為。

美國人與日本人正背道而馳，各往極端走。美國人之所以奮身而戰，是因為被逼而非戰不可；我們受到攻擊，因此就讓敵人小心我們的反擊吧。沒有任何發言人，當他想要穩定美國的民心時，會說珍珠港或巴丹（Bataan）半島戰役的挫敗是「在我們的計劃中早就全盤加以考慮過」。相反的，我們的官員會說：「這是敵人想要的，我們將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美國人把全部生活應對於一個不斷挑戰的世界——而且準備接受挑戰。日本人的安全感卻基於一種預先計劃安排的生活方式，而在這種生活方式裏，最大的威脅來自無法預見的事件。

投降之恥深烙在日本人的意識之中。與我們的戰爭慣例不相容的行為，他們卻認為理所當然；我們的行為在他們看來，也是同樣的不可理喻。有些美國戰俘要求日軍向美方報備他們的名字，以便家人能知道他們尚存於人間，日本人對這類人極為輕蔑。至少，日軍士兵並未料到巴丹半島的美軍會向他們投降，因為他們以為美軍會像他們一樣奮戰到底。他們也無法相信，美國人竟不以被俘為恥。

美國人並未預料到戰俘會做如此全然的轉變：這與我們的規範是不符的。但是日本人所做所為，就好像在設立了一套全盤的行動方針，而卻無法達到其目標時，他們就自然而www.hetubook.com.com然的選取不同的方針。這種行為方式，我們能否期望在戰後也同樣發生？或者那只是被俘兵士特有的行為？就像我們在戰爭中目擊其他日本民族的特異行為一樣，這牽涉到塑造日本人的整個生活方式、其制度的運作方式、以及他們所習得的思想、行為、習慣。

日本為其戰爭辯護的理由，正好與美國相反；他們對國際局勢也有不同的界定。美國把戰爭歸因於軸心國的侵略：日、義、德三國以征服行動邪惡的侵犯了國際和平。不管軸心國佔領了中國東北、依索比亞、或是波蘭，在在都證明他們發動了欺壓弱小民族的罪行。他們這項罪行，違背了「共存共榮」——或者至少維護自由貿易的「門戶開放」——的國際公約。日本對戰爭的起因卻持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只要每個國家都還擁有絕對的主權，那麼世界就不能脫離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因此日本必須藉戰爭來建立一個國際階層組織，而由日本統馭；因為只有日本才是一個真正具有上下嚴謹階層組織的國家，也因而只有他們才真正瞭解「各守本位」的必要性。在階層組織的前提之下。日本在獲致了全國統一和平，弭定內亂，建立了交通、電力系統及鋼鐵工業，並且令其百分之九九‧五（根據日本官方數目）的新生一代都接受公立學校教育之後，應該要幫助落後的兄弟之邦中國。中國與日本既然同為大東亞民族，日本應該從中國境內排除美國、英國及蘇俄，並令這些國家「各守本位」。所有國家必須組成一個國際階層組織的世界。在下一章裏，我們將探討這種對階層組織的重視在日本文化中所具有的意義。對日本而言，他們所編織出來的這個狂想是理所當然的；可惜那些遭其蹂躪的國家並不以為然。無論如何，縱令戰敗的苦頭，也不曾使日本對其大東亞狂想產生道德上的棄絕，甚至日本最不主戰的戰俘也絕少懷疑日本對東亞大陸及西南太平洋的居心。將會有極長的一段時間，日本人還必然保留著一些固有的態度，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日本對階層組織的執著與信心。雖然美國人愛好和平，不具有這種態度，但我們卻必須瞭解在日本人心目中階層組織的意義為何，它的優點又何在？

日本人這種對天皇無條件、無限度的忠誠，正與他們對天皇以外其他人及團體的批評成一強烈對比。不管在日本報章雜誌或戰俘的證辭裏，都存有對政府及軍事將領的批評。日本戰俘毫無隱諱的指摘部隊指揮官——尤其是那些不曾與兵士共患難的指揮官；他們對那些撇下部隊藉機逃離的將官更是倍加譴責。通常，他們讚揚某些將領，而對某些將領嚴加指摘；我們無法找出任何跡象證明他們缺乏分別善惡的意願。甚至在本土上，報章雜誌也對「政府」有所批評；他們呼籲增強領導階層以及各方面的協調，並且指出政府某些不當的措施，甚至批評政府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一九四四年七月東京某報所刊登的一項報告，這報告是報社記者、卸任國會議員以及日本獨裁政黨——大政翼贊會中央委員的座談紀錄。其中，有一位發言者說：「我認為有許多方法可以激勵日本民心，但最重要的是言論自由。這些年來，人民無法直言心裏想說的話，他們怕說出某些話會受到處罰。他們猶疑著，想要文飾表面，最後終於變得膽小如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絕對無法發揮人民的總體力量。」另一位發言者也對此看法加以補充：「幾乎每個晚上，我都跟選區的居民舉行會談，我向他們請教許多問題，但他們卻懼於開口。言論自由被剝奪了，這絕不是激發人民鬥志的辦法。人民受到所謂戰時特別刑法以及治安維持法的嚴格侷限，因而變得像封建時代的人民一般膽小怯懦。結果，原本可以發揮的戰鬥力卻無法表現出來。」

關於日本人的態度，最著名的問題是他們對天皇的態度。天皇對臣民具有甚麼支配力？有些美國權威指出，日本封建時代七百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無實的國家元首。人人盡忠的對象是他們的主君——大名（daimyo），以及更高的軍事大元帥——將軍（Shogun）。對天皇的忠誠幾乎不是一個問題。他被孤立於幽閉的宮廷，一切儀式及活動都受到將軍所制定之規則的嚴格限制。強大的封建領主不得對天皇表示敬意；對日本平民而言，天皇幾乎是不存在的。這些美國分析家進而堅稱，日本只能從她的歷史來理解；一個不久前在人們心目中還是默默無聞的天皇，如今怎麼會是如此保守的日本真正重心所在呢？他們說，那些一再強調天皇對臣民具有不朽支配力的日本政治評論家是過分誇大其辭的，他們固執的主張只證明其理論根據的薄弱。因此美國的戰時政策在處理天皇時，並沒有甚麼理由要對他特別禮待。相反的，每個理由都使我們相信，對日本最近所編造的這個邪惡領袖（evil Fuehrer）之觀念，我們要給以最強烈的攻擊。這觀念正是日本現代國家神道的重心，我們如能向天皇的神聖性挑戰，摧毀其根基，那麼敵國日本的整個結構將遭致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