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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的歷史，歷代年代學學者均採用從資料相對豐富的晚期向文明初始的早期逐漸推進的研究方法，就文明發生的時間上看，則是從羅馬、希臘上溯至埃及和兩河流域。

以上這份歷史分期表，從紀年中的「約」字中可以看出，其年代並非絕對而只是相對的正確。

新王國：

第二十六至第三十一王朝；約西元前六六四至三三二年。

托勒密和羅馬王朝；西元前三三二至西元六四一年。

從李曉東的研究報告中可以看出，關於埃及年代學中的歷史分期，學術界比較公認的劃分是：

按林志純的弟子郭丹彤、李曉東博士的研究，現代埃及學的研究始於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一九〇四年，德國學者邁爾發表了第一部系統全面地介紹埃及年代學的專著《埃及年代學》。一九二五年，法國學者魏爾對埃及年代學研究的基礎、方法和結果進行了闡述，從而形成了埃及年代學研究的原始架構。這一時期，著名埃及學家布列斯特德和皮特里也為埃及年代學的研究多所努力。著名年代學家派克於一九五〇年發表的《古代埃及曆法》和一九七一年為《埃及的遺產》一書所寫的有關章節，是目前有關埃及年代學最具權威性的著作，它奠定了埃及年代學研究的基礎。由於古代埃及人是用每一位國王的統治年代來紀年，這就存在著把埃及的民用紀年推算成現行的西元紀年的問題，而問題的關鍵是找到一個有西元紀年相參照的埃及民用紀年的年代。所幸的是，古代埃及人給研究者留下了載有國王統治順序和年數的王表，以及一些有關年代學的文獻和考古資料，如第廿六王朝到羅馬征服時期的埃及年代史料記載最為明確，故此，研究者可以根據這些證據，並以有西元紀年的第廿六王朝為起點，由後往前推，這樣便可得出古代埃及的全部年代。

四、考古方面：無論中外，歷史年代學之所以沒有得到一個公認的結論，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地下考古發掘的證明。儘管在田野考古學方面，中國起步較晚，但仍有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歷史年代學研究中，中外都藉由考古發掘成果，為天文學的測年科學等提供相對年代準確的基礎資料。在這些田野發掘資料中，文字紀錄都是中外備感興趣和重視的憑據。如國外的碑文、紙草或泥版文字，中國的金文、甲骨文等。只是記錄這些文字的材質又有所不同。國外的文字多記錄於石碑和紙草、泥版上，而中國的多記錄於青銅器、竹簡、甲骨上，真可謂大同之中又有小異。

從學者們構築的大的歷史架構來看，西臺民族約西元前十九世紀遷移並定居在小亞細亞半島，到西元前一二〇〇年因內外部原因滅亡，西臺的歷史不足千年，從小的結構而言，若從穆爾西利斯一世（MursilisⅠ）約在西元前一六〇〇年攻克巴比倫城和圖書之年，並在哈圖河建都算起，西臺歷史不過四百年，年代學家將這個時期分為古王國、中期王國及帝國三個時期，在位共約十二王。其中，古王國和帝國的王表已經確定，而中王國至帝國期間一百多年的王年尚不可考。就目前的情況看，考古發掘已經在博阿茲柯伊、瑪莎特和科依泰派發現了大量的泥版文書。一九九四年開始的奧爾塔科依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又出土了三百多塊有文字的泥版，這些新的考古資料的出土，無疑將為西臺歷史文化及年代學的研究提供更多更新的證據。

一、古代歷史紀年的確切年代與研究歷程：國外的希臘最早是奧林匹克第一次賽會的舉辦之年，即西元前七七六年。雅典則以一年一任的執政官起始的西元前六八三年為界。羅馬的標準一般是以建城的西元前七五三年，或根據執政官起始的西元前五〇九年為最早的紀年。而在埃及、兩河流域則處於混亂和模糊狀態，沒有確切的界標。中國的確切紀年為西周共和元年，即西元前八四一年。

中王國：

與中國古文字不同的是，兩河流域與西臺的古文字形成，是一種用削成楔形的蘆葦壓印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與形、聲、意兼備的埃及象形文字一樣，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漸漸被棄用，最終成為無人知曉的「死文字」。在拿破崙遠征埃及之前，人們對這些地區的認識與瞭解也只限於《舊約》以及西方古典著作中一些零亂、有時甚至是扭曲的記載。自十九世紀初，隨著近東地區大量泥版文書、碑刻和紙草文書的出土，以及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釋讀成功，塵封了幾千年的兩河文明、埃及文明、西臺文明才逐漸為世人所知，而全方位研究這些古代文明的新興學科——埃及學、亞述學、西臺學的建立，也標誌著古代近東各地區年代學研究的開始。

第一至第二王朝；約西元前三〇〇〇至二七〇〇年。

前文已述，早在西元前三世紀的托勒密時期，僧侶學者曼涅托就已經為埃及年代學創立做出過許多努力。由於曼涅托既懂希臘文又精通埃及語，托勒密二世遂命他用希臘語撰寫了一部《埃及史》。這部著作與以往王表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用陳述性的語言來記敘國王及其統治的。遺憾的是，這部著名的史書除了保存在約瑟芬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外，原著已經被戰火焚毀，慶幸的是這部著作中帶有王朝劃分的王表卻輾轉流傳下來。曼涅托把埃及歷史分成卅個王朝，這種分期方法被早期埃及學家所採納，直到今天仍然不失研究價值。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王朝；約西元前一〇六九至六五六年。

前王朝時期：

正因有以上這些異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途徑也就不能全盤照抄國外範例，而只能在充分吸收和借鏡國外年代學研究條件和經驗的基礎上，按照中華民族文明的特和-圖-書色，走出一條獨到的研究和探索之路。這一點，在「工程」各課題與專題的設置中已經顯示，尤為突出的是「殷墟甲骨分期與年代測定」這個專題的設置。按照「工程」的計畫，碳十四定年專家將利用核子物理高科技，對安陽出土的有字甲骨進行測年實驗，這是國外沒有的先例。儘管西方列強的碳十四定年技術相當先進，但要憑這種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在他們控制的有限範圍內，要想測試如同中國一樣的有字甲骨，是相當困難的。或許正因為如此，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途徑和手段以及將要獲得的成果，除了對華夏文明的研究有所貢獻以外，或許也將對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有所啟示，並能在世界歷史年代學研究中作出獨特的貢獻。

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約西元前一五五〇至一〇六九年。

第三至第八王朝；約西元前二七〇〇至二一六〇年。

後王朝時期：

第九至第十王朝；約西元前二一六〇至約二〇一〇年。

與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相比，西臺年代學的研究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青年學者吳宇虹教授的研究成果還向學術界表明：與埃及年代學研究方法基本相同的是，兩河流域年代學的建立，也是由文獻較多的晚期向早期追溯。西元前一四〇〇年至西元前三二三年是為兩河流域的古典帝國時代，這一時期的年代學文獻豐富而可靠，主要有《亞述王表》、《亞述名年官表》以及《托勒密國王經典》。在這些文獻中，其中《亞述王表》記載了亞述早期王朝到帝國後期所有在位帝王的統治年數，而《亞述名年官表》不僅記載了亞述帝國晚期諸王的排列順序和在位年數，同時還佐證了《亞述王表》的可信程度。成書於西元二世紀的《托勒密國王經典》，則記載了從巴比倫王那布那薩爾（西元前七四七年即位）到亞歷山大大帝卅位巴比倫統治者的在位年數以及重要的天文現象。研究者根據這些天文現象推算，可準確地得出某王即位的某年某月某日發生過什麼天象。如發生在亞述帝國亞述爾丹在位第十年的一次日蝕，經推算為西元前七六三年六月十五日。這次日蝕的推算，在證實了根據名年官表所排列的、西元前九一一年以後的亞述帝國內部紀年準確性的同時，也為它們提供了可靠的公元標誌。

希臘—羅馬時期：

從事這門學科研究的劉健博士認為，西臺學成為一個學科起始於廿世紀初，學術界一般將德國考古學家溫克勒一九〇六年在博阿茲柯伊的考古發掘為標誌。正是由於這次非同凡響的發掘，才揭開了大規模研究西臺歷史文化的序幕。經過幾代學者近百年的努力，確定了西臺歷史的大致輪廓，對西臺文化的瞭解也逐步深入。但是，就西臺年代學而言，雖然學者們費盡心機，對考古學、文獻學、文字學以及周邊地區的相關歷史文獻ｍ•ｈetubｏｏk.ｃom•ｃom、天文學資料和考古發掘成果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西臺年代學的研究仍然困難重重。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西臺國家不同於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歷朝歷代都有自己的王表，也沒有像曼涅托和貝若索斯那樣致力於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歷史研究的古典學者。西臺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主要依賴於考古發掘所獲得的以西臺文、帕萊文、盧維文、阿卡德文、哈梯文和胡利安文等各種文字書寫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文獻。但從這些文獻的紀年特點及文獻紀錄的特點看，西臺人並沒有準確的紀年方式，文獻本身不可能為西臺絕對年代的確定提供明確的線索。西臺年代學絕對年代的確定是依據它周圍的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年代學研究成果，對比西臺文獻中與這兩個國家和地區在不同時期的往來紀錄，以及考古發掘所發現的證據，從而得出西臺各個國王統治的大致年代。

就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而言，從林志純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第一中間期：

就中國的文獻而言，缺乏的則是如亞述王表這樣的版塊。司馬遷《史記》中的三代，只有世表而無版塊。這樣，關於亞述年代學研究起來就較中國年代學方便得多。從這一點來看，又是中國文獻的弱勢。

史前文化；約西元前四〇〇〇至三〇〇〇年。

關於羅馬、希臘的年代學研究發端較早，第一部系統的年代學研究著作是西元前三世紀末厄拉多塞所著的《編年史》。他利用當時在亞歷山大圖書館工作之便，廣泛涉獵前人著述，在綜合希臘各邦不同編年體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統一的紀年體系。厄拉多塞的後繼者們不僅接受了其著作中有關希臘早期的歷史年代，而且還有補充和創新。到西元前一世紀，卡斯托爾的年代學研究已延伸到兩河流域和埃及，並把這些古老王國的歷史與希臘、羅馬傳統加以關聯。到了西元四世紀，著名史家尤塞比烏斯在其著作中將紀年方式進一步加以改善。

從林志純和他的弟子張強、劉健、吳宇虹、郭丹彤、李曉東、曲天光等青年學者研究來看：所謂的西元紀年，是六世紀著名宗教法規學者小狄奧尼修斯創立的，他根據羅馬的紀年傳統，推算出耶穌基督誕生於羅馬建城後的第七五三年，這一年即為基督元年，即西元元年。宏觀上講，以西元為座標，一元時空意義上的西方古典絕對年代架構的建立，正是以西元元年為出發點並將羅馬儒略曆向前延至遠古時代的一種時間排序。

但是，在埃及、兩河流域的年表，如《亞述王表》中，它記載了從亞述最早的王朝到帝國後期所有王朝中各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數，由此可以推算出各王之間的相對年數和全部王朝的總年數。遺憾的是，這些王表大都殘缺不全，無法從一個版本中得知排列有序的所有王年。不過，這些殘缺不全hｅtｕｂｏｏk.cｏm•ｃｏm的版本，分散為一個個不同的版塊。有的版塊記有許多個連續的王年，有的版塊只記三、二個甚至是一個王年。但就整體而言，這些殘破的版塊是在一個大的模型裡，只要把西元前一千紀中的後半期、中期、前半期，各個王的年代版塊對接起來，這個年代就清楚和較為準確地顯示出來。依這種方法對接，亞述王表可上溯到西元前十五世紀，王表中的各王在位年數都很清楚。

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累積了比較豐富的經驗，而且目前仍在不斷發展之中。當代的外國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無一例外地採取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途徑，並融合了歷史學、文獻學、文字學、考古學、科技測年（主要是碳十四測年技術）和天文曆法等學科的研究方法。而這些方法總體上正適用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途徑。但在具體的研究中，中外條件又有各自的特點。

另外，從年代學的角度看，依據《亞述王表》等文獻，可從西元前一千年亞述各王的西元年代上溯直到西元前十五世紀，王表中各王在位年數都很清楚，然而再往上推，由於王表中一些王的在位數出現殘缺和錯誤，並略去幾個早期王，研究者便無法得到早期各王所在的西元年的精確年數，也無法利用它來推算西元前二千年和西元前三千年的兩河流域各個早期王朝的西元年數。因此，年代學家就不得不透過諸如考古發掘等其他手段去解決早於西元前十五世紀的兩河流域的年代及其西元紀年的問題。

不同的方面在於，中國的傳世文獻多於埃及、兩河流域等國家和地區。正如從事國外古文明研究的劉健博士所言：「我的同行們都很羨慕研究中國古文明的學者有那麼多傳世文獻可作依據，這在國外古文明的研究中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說，國外古文明年代學的建立所依據的文獻材料遠不如中國豐富」。可以說，文獻的豐富是中國的強勢——儘管這些文獻並非完全可靠。

在接受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專題研究重任後，林志純迅速組成一支精英隊伍，立即投入研究，並很快完成了十二篇研究報告。

第十三至第十七王朝；約西元前一七八六至一五五〇年。

三、材料的互證：古代近東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個國家同時並存，它們的文獻與考古材料往往有緊密的聯繫，研究者可以憑藉這個特點，互相對照補充，往往取得令人比較滿意的效果。中國的情況就有所不同，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掘，夏商周三代是以中原為中心，各個王朝疆土廣袤，與邊遠地區的聯繫，不像近東與西方古典時期那樣有序和密切。年代學家在採用「同時期參照法」時，其效果就比國外遜色許多。儘管如此，這個材料互證的方法仍然適用中國。

相對而言，埃及年代學的研究https://www.hetubook.com.com有著相對豐富的紀年史料，如王表、國王家譜、銘文及天象紀錄等等。根據這些帶有文字的古代遺存，並以第廿六王朝（後王朝時期）為基點，由後向前推，便可建立起古代埃及歷史沿革的年代架構。就歷史分期而言，古代埃及史大概可分為前王朝（史前文化）、早王朝、古王國、第一中間期、中王國、第二中間期、新王國、第三中間期、後王朝時期及希臘羅馬統治時期。

以上對比可知，古代歷史紀年的確切年代，中國早於希臘、埃及和兩河流域。以中外的確切紀年為標誌，在此之前的古史紀年，不但中國多所歧異，國外也是模糊不清，這一點中外是相同的。就年代學的研究狀況看，中國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從漢代劉歆的《世經》開始，一直到清朝，可謂歷朝歷代都有豐碩的研究成果。而西方經過小羅馬之後，年代學的研究就幾乎中斷了，近東和兩河流域更是如此。但自一七九八年拿破崙遠征埃及開始，隨著後來歐洲和西方列強對東方的占領和統治，才引爆了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的高潮。在這個高潮中，歐美等國憑著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強勢，產生的研究成果在不斷地進步和改善。也就從這個時候起，中國落後於西方。這便是中外在年代學研究中的歷程。

第二中間：

就埃及年代學意義上的「王朝」而言，是由西元前三世紀的埃及僧侶曼涅托在其《埃及史》一書中劃分界定的，後人在其卅個王朝的基礎上又加上了一個王朝，成為卅一個王朝。張強在研究報告中說：「任何年代學研究的目的，都是盡可能地將一段歷史，透過各種方法、手段準確、精密地予以定位，這個問題對於今天的歷史非常簡單，然而對幾千年以前的一個文明的歷史年代來說就不那麼輕鬆了。……但研究者又面臨兩個必須解決又很難解決的難題是：第一，古埃及紀年與現代紀年不同，古埃及年表與現代年表亦不同；第二，有關埃及年代學的材料大多有不同程度的破損，有些在記載上有很大差異，有的甚至被篡改。就王表來說，著名的帕勒摩石刻（因此碑收藏於西西里首府的帕勒摩博物館而得名）中的王表大部分已殘破，而杜林紙草（因收藏於義大利的杜林埃及博物館而得名）由於保存不善而成為殘片，儘管有商博良等人的天才修復，但許多脫漏的無法補救。」

早王朝時期：

古王國：

第三中間期：

第十一至第十二王朝；約西元前二一〇六至約一七八六年。

二、文獻方面：相同之處在於中外各有文獻紀錄，且這些紀錄都是真偽摻雜，不甚確切。如國外年代學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參考文獻，曼涅托的名著《埃及史》，其書早已不是原來的版本，而是後人以各種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這個本子與中國學者一直使用的《竹書紀年》等文獻具有相同的性質，二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