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遺憾的是，據說原書至少在宋代已散佚，後來仍有版本流傳，學者們也未懷疑，清儒顧炎武、王念孫、王引之等，也經常引用流傳本的內容。自從《四庫總目提要》出來之後，有人開始懷疑《竹書紀年》是偽本，後據乾嘉學者崔述考證，得出如下結論：「不知何人淺陋詐妄，不自量度，採摘《水經》、《索隱》所引之文，而取戰國邪說，漢人謬解，晉代偽書以附益之，作《紀年》書二卷，以行於世。」崔述曾列舉了十條證據、多方證明流行於世的《竹書紀年》為假冒的偽劣產品。

《竹書紀年》又稱《汲塚書》或《汲塚古文》，曾與一個盜墓故事有關聯。據荀勖《穆天子傳．序》記載：「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塚……」另據《晉書．束皙傳》記載，晉武帝太康二年（西元二八一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

二、關於早商都城及其文化中心，有河北和魯西、豫東等不同說法；

眾所周知，中國有悠久、文字記載的文明史，早在殷商時代就有了保存檔案文書的制度。周代已開始了對古史資料的寫定與整理。從漢代開始，更是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進行了大規模的蒐集、整理和研究。雖然有不少文獻隨著時間流逝而逐漸失傳，但也有部分佚書的內容透過輾轉傳抄、引述而幸運地保存在其他典籍中。當然，這些典籍有相當一部分可能為「偽書」，有的年代、天象資料也過於零星分散，難以查檢且極易被研究者忽略。為了提供夏商周斷代工程其他課題的研究者比較完備的資料，本課題首先要對從先秦至清代文獻中有關年代、天象資料進行全面而有系統的輯集，建立電腦資料庫，供研究和_圖_書者檢索研究。與此同時，在大量現有資料的基礎上，對文獻所載夏商周積年、諸王世系、在位年數及編年研究中的定點定位等問題進行異說排比，分析研究造成分歧的原因，判定其中比較接近史實的記載，為文獻中夏商西周編年研究和天文年代學研究提供比較堅實的依據。

建立夏商周年代與天象文獻資料庫，是過去從未進行過的工作，工程專題組在接到任務後，經過羅琨、王貴民、張永山、曲英杰等學者的努力，先後從浩瀚的古代文獻資料中，普查了近四百種古籍，從中選錄出有關三代年代和天象記載的史料總計卅餘萬字，輸入電腦，建立資料庫以備使用。

不論不準所盜為何人之墓，《竹書紀年》為中國先秦史上最重要和最具有學術價值的古文獻之一，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特別是書中所載明確的天象資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四十八年，二日並見」（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古本）等，對年代學的研究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據學者考證，《竹書紀年》原簡為戰國中葉寫本，比司馬遷的《史記》早了二百年左右。司馬遷書寫《史記》時並沒有看到這部竹書，由戰國時期的人來敘述戰國事，尤其是與魏有關的事蹟，自然比二百年後的人來敘述早已消逝的歷史要翔實可靠許多。

對於以上諸說，負責專題研究的辛德勇、鄭杰祥兩位學者，透過對歷史文獻的綜合分析，總結前人成果，對於夏代與商代前期（盤庚以前）各主要都城的地理位置，提出系統的看法，並界定夏及商前期王朝統治的中心區域，為相關考古發掘研究提供了歷史地理方面的依據。

與國外在年代學研究中極和_圖_書其重視古代文獻一樣，為了提高研究的整體性和科學性，夏商周斷代工程設置的第一個課題就是「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獻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負責這一課題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室主任、著名歷史學家楊升南和副主任羅琨。

四、關於小屯殷墟遺址，有盤庚始都與武丁始都，乃至否定其為商都等不同的說法。

從各種典籍來看，《竹書紀年》確為盜墓者不準首次發現，據當代著名史學家李學勤考證，盜掘地點為河南汲縣以西，「依地志，在抗戰前發掘的山彪鎮大墓一帶，由竹簡內容和伴出器物可定為一座戰國墓葬。」當時所得竹簡經荀勗、束皙等鴻學大儒整理，編輯成《紀年》、《周書》、《穆天子傳》等，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紀年》占十二卷，或說十三篇，主要敘述夏、商、西周、春秋時晉國和戰國時魏國的史事，可謂是一部魏國的編年史。對於《竹書紀年》到底是從魏襄王塚中發掘，還是從安釐王塚中盜出，卻給世人留下了一個疑問。如果從《西京雜記》記載來看，魏襄王塚為廣川王劉去疾所盜，不準所盜的應為魏安釐王塚。但從《竹書紀年》的記載來看，書中紀年止於魏襄王二十年（西元前二九九年），因而魏襄王卒於何時，便成為解開疑團的關鍵。但關於魏襄王的卒年，歷史上又有兩種說法，一說死於西元前二九五年，一說死於西元前三〇二年，若持前說，則此墓顯然為魏襄王塚，而持後一種說法，則恐怕為魏安釐王之墓了。另據現代史家陳夢家考證，魏國自惠王至亡國，帝王陵不在汲郡，《竹書紀年》當出土於魏國某個大臣之墓，其成書年代應該是在西元前二https://www.hetubook.com.com九八至西元前二九七年之間，寫本則成於西元前三世紀初。

楊升南，一九三八年生於四川平昌縣，一九六四年八月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組畢業後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間和大多數知識份子一樣被下放，直到「文革」末期才重新回到歷史所先秦室參加胡原宣主編的《甲骨文合集》工作，從此開始了學術研究生涯，之後他陸續出版了《商代經濟史》、《春秋戰國政治史》等學術著作，並與王宇信教授主持大型學術著作《甲骨學一百年》的編寫工作，從而奠定了他在先秦歷史研究中的學術地位。

①羅振玉（一八六六至一九四〇）從年少開始就表現出對金石文物的高度興趣，曾拯救一批清初重要史料，對農業與教育也頗多貢獻。他一開始研究甲骨，就致力於調查出其真實出處，並且考訂出這些甲骨出土於商代晚期都城，屬於殷室王朝遺物，這兩點直接導致後來安陽殷墟的發掘。此外，他個人蒐集了一批不為骨董商重視的小屯出土文物，並寫作《洹洛訪古遊記》，成為第一部實地考察安陽殷墟的著作。羅振玉同時也是中國境內研究敦煌文書的先驅。

三、關於湯都亳邑，有北亳、西亳、鄭亳等不同說法；

近年來，又有學者開始肯定《今本竹書紀年》的價值，並在今本可信度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如美國漢學家夏含夷認為，《今本竹書紀年》至少有一段四十字的文字與出土竹簡是一樣的，其餘可推知；另有學者認為，清代學者否定今本的證據有相當一部分不能成立。

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列的對古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可以說是解決三代年代學的一個重要基礎，同時也是天文年代學等學科進行研究的依據https://m.hetubook.com.com。

自崔述之後，流行於世的《竹書紀年》的學術界地位一落千丈，學者們大都相信這是一部偽書，不足作為史料，從此打入另冊，被稱為《今本竹書紀年》。當然，這個今本是相對後來的古本來而言的。

羅琨是中國著名的金石學家、甲骨學奠基者羅振玉①的孫女，自小受家庭的薰陶，對古史和考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立志從事這方面的學習和研究。一九六三年，她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歷史所從事史前史及古文字研究，曾參加了在學術界頗為著名的《甲骨文合集》以及《釋文》的編輯工作。之後又陸續參加了《先秦經濟史》、《中國軍事史略》等著作的撰寫及有關國家起源等主題的研究，並和歷史學家張永山合著了《羅振玉譯傳》、《原始社會》等專著。

一、關於夏代的主要都城及其文化中心區域有豫西、晉南和豫東、魯西等不同說法；

儘管從傳世文獻中可以看到，夏商周三代的歷史枝蔓蕪雜，錯綜混亂，神話、傳說、史實和揣測交織在一起，尤其在年代劃分上，更是眾說紛紜。但若從傳說的古史和科學的古史兩個系統仔細分析研究起來，還是可以看出整體的脈絡。特別是從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中，更能看出夏商周三代的概況。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在「文獻的可信性研究」這個專題中，關於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問題自然成為焦點。透過陳力等學者們的努力，認為《今本竹書紀年》有偽作的成分，但此書基本上還是與戰國中葉所作的原本相去不遠，更不是宋代之後的偽作。儘管如此，此書中的史料還是不可輕易引用，因為許多地方編排次序有誤，必須經過去偽存真之後，才可視為可靠的https://www.hetubook.com.com史料。

另外，關於夏及商前期主要都城的地理位置及同時代的中心區域等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多種不同說法，並未形成統一的意見。主要的分歧有：

既然流行的《竹書紀年》是偽書，不可相信，原本又早已散佚，所以近代來，國學大師王國維等重新開始從唐宋以前的文獻中一條條摘錄所引用的《竹書紀年》內容，並輯校成書，學術界將其稱為《古本竹書紀年》。由於王國維等人忠實地按古代文獻中的《竹書紀年》引文摘錄，其間沒有摻雜自己的觀點或塞進其他內容，所以學術界相當看重這部《古本竹書紀年》，並用它來校訂《史記》記述戰國史事年代上的錯誤，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

負責文獻中夏、商、西周編年研究的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朱鳳瀚和北京師範大學彭林教授，在全面彙集有關典籍文獻的基礎上，對有關夏、商、西周諸王世系與在位年數、積年的諸種說法進行深入的研究辨析，找出不同說法的分歧所在，說明各種說法的可靠程度，去粗取精。同時對文獻中反映出來的不同紀年體系進行科學分析，解釋其編排依據並加以鑑別。其中以彭林為主要組織和編輯者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和朱鳳瀚主編的《西周諸王年代研究》兩部專著，為整個夏商周斷代研究，特別是「夏商周年表」的編排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由陳力、廖名春、葛志毅、黃懷信、田旭東等學者負責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等重要文獻的可信性研究，則從文獻學的角度，進一步辨明了如今古本《竹書紀年》、《逸周書》、今文和古文《尚書》等形成的年代，並對使用這些文獻時必須注意的事項提出說明。如對《竹書紀年》的研究，學者們經過仔細鑑別和分析，提出許多新的見解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