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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眾人的責難和批判，顧頡剛不得不放棄了疑禹為蟲，並出於九鼎的推論。隨著討論的不斷展開，顧頡剛的思想也不斷地變化，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顧頡剛又進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項標準：

一、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

此書一出，朝野轟動。因為它不僅包括伏生所傳《尚書》，而且還多出了廿五篇「逸文」，這些「逸文」，就連晁錯、司馬遷、班固、劉向等大家都未曾見過。更令人吃驚的是，這部書中竟然還附有孔安國親撰的序文和注釋。一時間，人們為這一重大發現而心醉神迷，忘乎所在。梅氏也因此而加官晉爵，名聲大噪。然而，梅賾的所謂《古文尚書》，行文怪異，破綻百出，從問世一開始便有學者提出懷疑。但在一片忘乎所以的鼓譟聲中，這種懷疑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與胡適、錢玄同等相對立的「大多數有著封建思想的人」如劉掞藜、胡堇人、柳詒徵等著名學者，則紛紛發表自己的見解，對顧氏的觀點提出發難和尖銳的批判。劉掞藜在其發言的《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一文中，認為「顧君疑古的精神是我很表同情的；不過他所舉的證據和推想，是很使人不能滿意的。」接下來，劉掞藜依據經典常識，從五個方面駁詰了顧頡剛的說法。而胡堇人在其所撰〈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中，則認為「我以為古史雖然龐雜，但只限在堯、舜以前。若堯舜之後的史料，似乎比較稍近事實。」文中，胡堇人重點駁斥了顧頡剛關於禹不是人而是一條蟲的說法。如顧頡剛據《詩．商頌．長髮》中關於「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的記述，認為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胡堇人卻認為這兩句「正是敘禹平治水土的話」，「又何嘗有天神的意思呢？」另如顧頡剛據《說文》禹字訓為蟲，便以為禹不是人類，而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胡堇人則斥為這是一種「望文生義的解釋」，若依這個例子則舜字本義《說文》訓作蔓草，難道帝舜就是一種植物嗎？

他們的考證成果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重視，這部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的地位因而隨之動搖。

面對如此錯綜複雜，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圓其說的古史系統，自春秋戰國時代就有學者產生了疑古思想，不過那時候只是一種疑古思想的萌芽階段，並未形成對偽書、偽說考辨的氣候。真正形成氣候則是秦漢之後的事情。

《古史辨》一經問世，立即風靡學界，一年之內重印近廿版次。在這部書的推動下，許多學者紛紛加入到疑古辨偽的行列。直到一九四一年，《古史辨》共出了七冊。從《古史辨》中可以看出，一個以顧頡剛為核心的「古史辨派」由此登上了中國史壇，強烈地震撼了人們的心靈和思想。

對於一九二〇年代開始的古史辨派的形式和疑古狂潮的升起，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讚譽可謂此起彼伏。但更多的評論是既肯定其作用和影響，又指出其存在的問題。如胡繩在《棗下論叢》中就曾對此評論道：「我以為，在一九二五年左右顧頡剛先生在『古史辨』的名義下進行的一些工作是不應當被抹煞的，在這些工作中表現者的所謂『疑古』精神，是當時的反封建思潮的一個側面。……」但「在許https://m.hetubook.com.com多地方，史料（記載古代歷史的文獻）和歷史（古代歷史本身）是被混淆起來了」。「所謂『古史辨』的工作本是從辨偽開始，乃是一種史料考訂工作」。由此，胡繩反對「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學上的個別結論誇大為歷史學上的根本問題」。

而此時，以羅振玉、王國維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則獨闢蹊徑，透過對一八九九年開始在安陽發現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譯，以鐵的事實否定了極端疑古派的結論，完成中國傳統學術向近現代學術轉型，同時也轟然撞開了歷史典籍中記載的遙遠的殷商王朝大門，從而使「中國之舊學自甲骨之出而另闢一新紀元」。

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正當《今文尚書》大行於世時，到漢武帝時，在孔子的家鄉山東曲阜又傳佳音：孔子十二世孫、漢博士孔安國，在拆毀孔府中的一處舊宅時，意外地發現了密藏在牆中的一批古書。在這些古書中，有一部《尚書》殘卷。這部《尚書》係由大篆文書寫，又得自孔門真傳，便稱《古文尚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年幼時師從孔安國，學的就是這部書。後來司馬遷在作《史記》時，主要參考書之一就是這部《尚書》。不過，司馬遷沒有完全相信書中的記述，他本著「考信於六藝」的原則，對古史記載認真地加以整理、考辨，所以梁啟超稱他是「辨偽學的始祖」。

就在吳棫、朱熹、閻若璩等學者懷疑《古文尚書》並著手尋找證據考辯之時，今文經學派又開始了對《左傳》、《周禮》等先秦典籍真實性的漫長懷疑。在這個過程中，今文家懷著對最早提倡古文經學的劉歆的嫉視，說他偽造了《左傳》和《周禮》，同時還「遍偽群經」，直至竄亂《史記》，罪名愈來愈嚴重。經宋人林栗、元人程端學等今文家一路懷疑下來，至清代著名今文家劉逢祿寫成《左氏春秋考證》一書，對劉歆的所謂「偽造」《左傳》的劣跡加以系統的揭發。在劉逢祿看來，歷史上曾經有過名為《左氏春秋》的書，一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但冒名的《春秋左氏傳》乃是東漢以後的以訛傳訛，而其始作俑者實為劉歆。劉逢祿為此斷言，後世流行的《左傳》，是劉歆出於貶低今文的《公羊傳》，為王莽篡漢提供歷史根據的目的而與《周禮》一起捏造。到了清末，在戊戌變法中爆得大名的康有為，除全部繼承了劉逢祿的論證外，進而從現行《左傳》的來源、形成上證實它是偽書外，在他的代表作《新學偽經考》一書中進一步斷言：西漢經學，並無所謂古文者，凡是古文經全部是劉歆的偽作，故稱為「偽經」。因為這些偽經是新莽一朝之學，與孔子無涉，為了弘揚孔子之道，必須摒棄劉歆之偽經。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

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在文字尚未產生之前，中國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傳將遠古時期的歷史傳述下來的，等到文字產生之後，遠古的歷史和現實發生的事蹟，才用各種書寫工具斷斷續續地記載下來。由於口耳相傳的緣故，對於遠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後人增益、編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漢代典籍中對古史的記載就變得互有差異，錯綜複雜起來。比https://m.hetubook.com.com如「三皇」、「五帝」的記載，先秦典籍中有不同的說法，如商的始祖簡狄吞吃玄鳥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跡而生后稷等，顯然是神話。

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

這四條原則，可謂是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假說的延伸和發展。

《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雖得重新行世，卻只是兩部殘卷，未免美中不足。

一九二二年，顧頡剛在整理上古史的過程中，把《詩》、《書》和《論語》三部書中所載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並加以比較，發現「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來的。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於是他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也就是說，古籍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累積而成的，神話傳說發生的時代；其先後次序和古書中所講的排列系統恰恰相反——這便是廿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史學界影響巨大的顧頡剛的學術精髓——「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

關於《新學偽經考》的得名，康有為說的很明白：「王莽以偽行篡漢國，劉歆以偽經篡孔學，二者同偽，二者同篡。偽君、偽師，篡君、篡師，當其時一大偽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然歆之偽《左氏》在成、哀之世，偽《逸禮》、偽《古文尚書》、偽《毛詩》，次第偽之，時莽未有篡之隙也，則歆之畜志篡孔學之矣；遭逢莽篡，因點竄其偽經以迎媚之。……而歆身為新臣，號為『新學』」。為了證明這個觀點，康有為從多方面作了論證，全盤否定了傳世的古文經傳，從而動搖了現存的儒家經典。儘管康有為在考辨古文經的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主觀武斷現象，有些觀點經不起推敲，甚至是錯誤的，但在當時的政治界、學術界都引起了相當大的震撼。在政治上遭到了清政府三次降旨毀版的命運；在學術上，它直接影響了後世的疑古辨偽風潮的興起，直至引發了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古史辨派」的產生。

為了製造這一高級贗品，梅賾之流可謂機關算盡，但於由吳棫、閻若璩等學者的不懈努力，證明《古文尚書》確是晉人偽作，這場直到清康熙年間長達五、六百年之久，關於偽古文《尚書》的疑辨至此已基本定案。

《尚書》又稱《書》、《書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戰國以前，它被稱作《書》。漢朝人稱它為《尚書》，意思是「上古之書」。漢代之後，《尚書》成為儒生必讀的主要經典，故又稱《書經》。《尚書》記載了上起堯舜，下至東周（春秋中期）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其基本內容是虞、夏、商、周歷代帝王的文誥和君臣談話紀錄。這部書在秦朝的「焚書坑儒」浩劫中也難以倖免，相當長的一段時日，再也不曾聽聞《尚書》殘存的消息。到了漢文帝時，忽聞山東濟南有一位年過九旬的老人在家以《尚書》授徒，文帝立即派太常掌故晁錯前往求教。原來這位老人名叫伏生，曾在秦朝宮中擔任博士，精通《尚書》，秦始皇下令焚書時，他冒著生命危險，把《尚書》藏起，等到漢惠帝和-圖-書取消禁書令，伏生又想辦法搜尋藏書，發現遺失了幾十篇，只剩下廿九篇，便用此在家鄉授課。但伏生年事已高，口齒不清，口授經文時需由其女兒在旁通譯。晁錯盡職盡責，終將《尚書》記錄完畢。由於它是用漢代書體（隸書）記錄成書的，故稱《今文尚書》，以與孔子用大篆文傳授的《古文尚書》相區別。

不難想見，這次全國性的焚書對先秦典籍是一次空前浩劫，各國史書損失尤為慘重。正如司馬行所言：「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但是，由於《詩》丶《書》及諸子書「多藏人家」，則沒有被燒絕，故而到了西漢初年，時有失而復見者，重新被發現的古文經共有十種，如《周易》丶《尚書》、《毛詩》、《禮記》等。古文經的不斷發現，引發了今古文之爭，這場學術之爭，導致了後世大量偽書的出現，並直接影響著辨偽學的發展。《尚書》的發現與辨偽可以說就是一個非常生動、有趣又典型的個案。

一、作偽者將先秦古籍中有關《尚書》的隻言片語加以精心聯綴，以成所謂「逸文」，而閻若璩對這些「逸文」的最初來源都一一查出。

二、作偽者又將孔子編定《尚書》時所寫《書序》中的若干標題，移植到廿五篇「逸文」中，讓人感到其來之有緒。

歷代相傳的古籍文獻如《尚書》、《左傳》、《春秋》，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所記載的史實到底全是傳說還是確有史實，在疑古派大行其道，學術界思想陷入一片迷茫與混亂的嚴重時刻，中國一批博學鴻儒處變不驚，對中國古文明的探索仍懷有滿腔熱情和足夠的信心。他們從狂熱的論爭和迷茫混亂的思想態勢中悄然走出，轉而以科學的理念求助於剛剛誕生的中國考古學，以求得對中國古史的認知。一九二五年九月，時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發表了知名的演講〈古史新證〉：「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於種種材料，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無不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始得為之。」

西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盡滅六國，定天下為一尊之後由於一場關於實行郡縣制還是分封制的爭論，產生了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秦王朝明令規定，「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胡適對顧頡剛的觀點給予高度評價，並譽為「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他這人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見功效的。」而錢玄同不但對顧頡剛的觀點表示擊節讚譽，大加鼓吹，而在其後不久，遂將姓名索性改為「疑古玄同」，表示自己疑古到底的決心。

閻若璩在少年時便對梅氏所獻書中所謂「逸文」的真實性感到懷疑，成年以後便下定決心要把這一歷史懸案弄個水出。他前後花了廿多年時間，對梅氏所獻本子進行了精深的研究考證，終於完成了一部給這部偽書蓋棺定論的著作——《古文尚書疏證》。在m.hetubook.com.com這部書中，他列舉了一百廿八條證據，令人信服地徹底戳穿了梅賾精心羅織的這一千古騙局。梅氏的作假手法也被一一曝光：

從南宋開始，歷經元、明、清，對梅賾所獻之書的辨偽便成為考據學家的熱門課題，但由於若干複雜的原因，偽《尚書》仍在半遮半掩之中得以大行其道。直到清朝康熙年間，經著名考據學家閻若璩的不懈努力，這一偽書的真實面目才被徹底揭穿。

胡適留美時師從名教授杜威，將其實驗主義稱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並在中國學術界大力鼓吹，風靡一時。一九一九年，胡適又提出整理國故的主張，一時從者眾，正因這個緣由，從一九二〇年起，胡適與顧頡剛的交往日益頻繁，顧頡剛開始按胡適的學術指導思想撰寫《清代著作考》。之後二人共同策劃編輯《辨偽叢刊》，其間得到了學界名人錢玄同的贊同與回應，三人不斷來往商討，使這個事情越鬧越大，最終並拉開了古史辨運動的序幕。

吳棫的觀點猶如平地驚雷，引發了一場關於梅氏「古文尚書」真偽的論戰。第一個站出來公開支持吳棫的著名學者是朱熹。他認真考辨了梅賾的本子，得出了與吳棫完全相同的結論，即：梅賾所獻的這個本子裡的廿五篇「逸文」是偽造的，所謂孔安國的序文和注釋也是贗品。

從一九二六年開始，顧頡剛把一九二三年這次古史論戰中雙方所有的文章以及後來繼續討論的有關文章、信件彙集起來，編成《古史辨》第一冊，並寫了一篇長序，闡發自己疑古、辨偽思想的由來、研究古史的方法等。胡適在介紹此書時說：「這是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和途徑，可以提倡那『深切猛烈的真實』的精神。」「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

繼王莽之後又過數百年，歷經東漢末年董卓之亂、西晉永嘉之亂，使漢魏以來的文獻典籍一再遭毀，伏生所傳《尚書》和孔安國所獻之書，在一次次的兵燹中終於全部失傳。

一九一七年，廿七歲的胡適自美國學成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接替陳漢章講授中國哲學史。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編寫講義，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採用「截斷眾流」的方法，摒棄遠古「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記載，在開篇「中國哲學的結胎的時代」一章中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拋開了三皇五帝和夏商，直接從周宣王以後講起。胡適之所以丟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不講，而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是因為他對中國遠古時期神話傳說和史實雜糅的記載持根本的懷疑態度，所以才會有「東周以上無史」的講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顧頡剛致書錢玄同，以書信的方式進一步表明了他的這一觀點。這封信同年五月六日在《努力》增刊《讀書雜誌》第九期，以〈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標題發表時，顧頡剛又加了按語，申明自己的主要觀點：「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說。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中心人物m.hetubook.com.com愈放愈大』。第三，我們在這上面，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最早的狀況。」

三、為了弄假成真、蒙蔽世人，作偽者將偽文與伏生所傳真文仔細摻和，並煞費苦心地偽造了所謂孔安國的譯文和注釋。

由於胡適在學界的地位和影響，與他的古史觀持相同看法者甚眾。一九一七年，他在北大開設中國哲學史時，對將周宣王之前的歷史全部拋棄不用的治學思想和方法，其弟子如顧頡剛、傅斯年等深表佩服。據後來顧頡剛回憶說：「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後來，胡適又發表了《水滸傳考證》和辯論井田制的文章。些文章的發表，給顧頡剛以深刻的觸動和啟迪，顧頡剛說：「可見研究古史也盡可以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我們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堯舜們和桀紂們所以成了兩極端的品性，做出兩極端的行為的緣故，也就可以領略他們所受的頌譽和詆毀的積累的層次，只因我觸了這一個機，所以驟然得到一種新的眼光，對於古史有了特殊的瞭解。」

司馬遷身後百餘年，已到漢成帝朝。山東東萊（今山東萊州市）有個叫張霸的人，忽然聲稱發現一部「全本」《古文尚書》，並獻朝廷，這件事震驚朝野。成帝派人仔細研讀，才發現上當受騙。原來這是一部偽作，且造假手段十分拙劣：是將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及《左傳》裡的一些文字拼湊而成。成帝大怒，下令將張霸斬首。

東晉元帝時（三一七至三二二年），忽有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獻書，稱是孔安國之《古文尚書》再現。

就漢初所發現和流行的《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而言，除篇數和字體外，本無實質性的區別，只是兩種不同的版本。但由於《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在傳授過程中各有師承，研究和學習的方法各不相同，後來漸漸形成了《尚書》今文和古文兩個學派。當時，各經都立博士，今文《五經》立了十四個博士。如果某經或某經中的某派被立了博士，那就意味著從「私學」變為「官學」。因為通博士經是唯一的「利祿之路」，凡不具博士弟子身分者不得仕進。所以各家經說均欲爭博士。西漢中期《今文尚書》作為「五經」之一被長期立於學官，這部書的今文學家也就大都在朝中做官。由於古文經派不被立為博士，自然沒有做官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少數「好古之士」在民間學習、傳誦古文經。到了西漢末年，對古文經有特殊偏好的學者劉歆藉掌握朝中權柄的王莽之力，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學官。基於當時政治的需要，王莽開始提倡古文經學，一批古文經學者終於衝破今文經學派的長期抑制，堂而皇之地與今文經同立博士。劉歆的這個舉措，為長達二千餘年的經今古文之爭埋下了伏筆。

直到南宋初年，學者吳棫的大膽詰問才引起社會關注。吳棫發現，梅氏的《古文尚書》中屬西漢的《今文尚書》部分和增出的廿五篇「逸文」，在文體上有很大差別，「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不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顯然不是同一時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