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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燕都的條件有大規模西周遣址的存在、銅器墓的發現和文獻的記載。後來隨著天氣漸冷，我們便停止發掘回來了。大概七、八個月以後，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繼續在琉璃河發掘，果然發現了有燕侯銘文的銅器，還有太保贈予的情況，完全證明這個遺址的確為燕的中都。

按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後來的解釋，琉璃河遺址應是北京市文物隊發現的，但當時沒有認識到它們的重要性。後來鄒衡根據調查的情況複查、核實了許多遺址，最後斷定琉璃河最重要；於是帶了三個學生於一九六二年開始發掘，這是該遺址首次發掘，北京市文物隊沒有參加。一九七二年，鄒衡帶領北大四十多個學生又在琉璃河黃土坡村進行發掘。

燕國之封，史書有載。《史記．周本紀》在說到武王滅商以後曾「分封功臣謀士」，其中提到「封召公奭於燕」。在《史記．燕召公世家》中又一次說到「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弱燕」，把燕國之封，記在召公奭的名下。在這次發現的長篇銘文中，以「王曰太保」開頭，先褒揚了太保其人，又有「令克侯於匽」的冊命。由於周初任太保的是召公奭，所以把封燕之事與召公聯繫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但因銘文中多有省文，時間、地點、作器者等都已省去，特別是對「令克侯於匽」句中「克」字，究竟是名詞還是助動詞，人們有著不同的理解，因而對全銘的釋讀和解釋出現了不同意見。專家們在高度評價了這一重大考古發現的同時，一致認定M1193號大墓是西周燕侯的陵墓，且是燕國第一位君侯之墓；但在第一代燕侯是誰的問題上卻有不同的看法。主持琉璃河遺址發掘的考古學家殷瑋璋認為，M1193號大墓就是太保召公之陵，召公受武王的冊封成為第一代燕侯，並親自到位就封。不過他在成王、康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仍在豐鎬供職太保，死後才歸葬於燕國。

西周西周；採木炭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八七九年至前七五九年。

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初，這個坐落在一個叫黃土坡村莊旁的大墓就已進入了考古人員的視野，只是這墓的土堆中間有一個周邊三公尺多寬的盜洞，這盜洞如同張開的老虎嘴，使考古人員望而怯步。因為誰都不樂意去費錢、費時、費力地去挖掘一座早已被盜墓賊光顧過的空墓穴。一九八一年殷瑋璋率領部屬前來後，經過考察，覺得這座墓儘管早已被盜，但還有發掘價值，於是跟當地村幹部協商發掘事宜。這位村幹部一聽，覺得這是一個千古難逢的發財機會，便一口答應，同時又以大墓靠近生產隊打麥場和牲口棚為由，要求考古隊出資六千元，作為拆遷的賠償。殷瑋璋明知對方是在藉機要脅，但自知在人家的一畝三分地開展工作，當然要受到掣肘。無奈之中，殷瑋璋只好在請示上級後咬牙答應下來。令殷瑋璋想不到的是，牲口棚拆除後，大墓卻不能發掘，因為在打麥場旁邊還有一根電線杆需要拔除，而要移動這根電線杆，當然還需考古隊拿出錢來補償。既然拆遷牲口棚的錢都已拿出，這根電線杆的費用也只有再咬牙予以補償。待這根電線杆被拔走之後，考古隊人員本認為這下說什麼也可以發掘了，但還是不能行動。對方除了要一百公尺電纜費用外，又提出了多種條件。殷瑋璋一看這陣勢，在悲憤之中，索性打消了發掘大墓的念頭，帶著隊伍做其他發掘去了。

根據調查情況來看，丁家窪遺址和拒馬河南岸小型遺址，都是西周遺址，但是規模都很小，不太可能是西周的燕都。

一九八一年，北京市文物隊再次與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共同組成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隊，隊長由社科院考古所著名考古學家殷瑋璋擔任。多年後，據參加發掘的和圖書考古隊員回憶，這支新組建的隊伍一到琉璃河，便在遺址的不遠處用自備的油毛氈搭蓋房棚作為居處。由於房棚是根據地勢搭建而成，門口朝向北方，考古人員不免要遭受風沙雨雪的肆虐之苦。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一到夜間，成群結隊的老鼠在床上床下不住地亂竄、嘶咬，有時還鼠膽包天，藉著夜幕的掩護，啃咬正酣睡的考古人員鼻子和耳朵。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考古隊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開拓精神，一下開挖了幾千平方公尺的探方。由於考古人員少，缺少技工，在這樣大的遺址範圍的操作起來很是困難，殷瑋璋決定從當地高中畢業生中挑選十人進行考古發掘訓練，並讓他們在實踐中邊幹邊學。不久，這支隊伍就能按照考古程式操作，再後來，就連剔剝車馬坑這樣複雜而高難度的技術也能掌握了。正是在這支年輕的技工隊伍的配合下，考古人員才連續解剖了二處城址，並發掘了二百餘座墓葬與車馬坑。特別是一九八六年發掘的著名的M1193號大墓，更是轟動學術界。

西周中期；採木炭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九七九年至前八六七年。

規模最大的是劉李店和董家林遺址，當時初步判斷遺址的規模有一千乘五百公尺，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太平寰宇記》中查到：幽州良鄉縣在燕為中都，漢為良鄉縣，屬涿郡。這條記載雖然不見於更早的文獻，《太平寰宇記》是宋朝的，屬很晚的文獻，但估計宋朝時可能有其他資料來源。這是一個推測。良鄉城距劉李店只有二．五公里，這條記載非常值得注意。因此一九七二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同意我的建議，又組成發掘隊，在劉李店和董家林進行了第二次發掘。這發掘時間雖只有一個多月，但規模卻很大，師生共有四十餘人，由我負責業務工作。這樣大的考古隊在全國恐怕也是很少見的。這發掘的主要收穫有：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琉璃河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於一九九七年被正式列入「工程」的一部分，並設置了「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的分期和年代測定」這一專題。專題分別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趙福生、王鑫、田敬東、北京大學考古系雷興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柴小明等考古學家承擔。「工程」開展後的幾年中，趙福生等考古專家藉由對以往發掘資料的整理，以及對城址、宮殿區附近的祭祀遺址等進行補充發掘，得出一個可靠的分期結論。尤為重要的是，一九九七年秋，在琉璃河遺址灰坑H108第一層和第三層中發現三片刻字龜甲。其中，第一層出土的一片龜甲上刻有「成周」二字，具有重要的斷代意義。關於西周燕都遺址的始建年代問題，趙福生等研究認為，琉璃河遺址內應有三種文化共存：周文化、商文化和土著文化（即張家園上層文化）。其中商文化系統的陶器有些可能早到殷墟四期，延續到西周初期。但在西周燕都遣址的居住址遺跡中，所有發掘出土的陶片，迄今未見單獨只出商文化系統陶片的遺跡，基本上是與周文化系統的陶片同出，有些甚至還有土著文化的陶片，這種現象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西周燕都城址內所有文化遺跡及文化堆積，都是召公封燕以後形成的。結合城牆基礎和城外護城河內出土的遺物看，專家們認為燕都城址始建於召公封燕之後，而絕不會早到商末。這樣，就徹底避開了商周之際考古學文化難以區分的糾葛，便於確定早期燕文化及為武王伐紂的年代提供了一個準確的下限年代標準。

兩年後，琉璃河黃土坡的農民上繳了兩件從地下挖出來的銅器，其中銅鼎上有「叔乍寶尊彝」銘文，而銅爵上有「父癸」文，其實銘文上亦無特殊之處，但是在北京出土帶銘文的銅器絕不多見，其本身就有重要意義，正是這兩片銘文將考古學家再次吸引到琉璃河。從一九七二年開始，一個專門組織的考古隊在琉璃河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黃土坡墓地出土的器物中帶和*圖*書有燕侯銘刻的鼎、簋、尊、鬲等就多達十一件。在墓葬中發現的一種圓形銅泡，因為周圍有漆木痕跡，考古學家推斷這是漆盾上的金屬裝飾。其中五十二號墓葬中出土的銅泡上有「匽侯」字樣，可以推測，這批青銅兵器是專門為燕侯製作的。……

琉璃河遺址居址區分期及加速器質譜儀定年數據：

西周早期；採木炭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〇五三年至前九五四年。

西周中期第四段；採人骨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九三五年至前八五〇年。

一、證明第一試掘的結果是完全可靠的，此處的確是西周時期遺址，年代從西周早期一直到東周初期。

這是繼一九五〇年代在江蘇丹徒發現宜侯矢簋之後又一篇關於周王封邦建國、授民、授疆土的重要文獻。它的文字雖不如宜侯矢簋長，但其研究價值卻毫不遜色。

銘文記錄了周王褒揚召公太保明德賢良、對王室忠誠，冊封他為燕侯，並把（旌，以中代生）、羌、馬、叡、（雲，以于代云）、馭、微等九上國族，連同燕國一起納入有周的版圖，由他管轄的史實。

關於琉璃河遺址最早發現、發掘的情形，以上各說儘管有些不同，但整體脈絡還是不難看得出來的。

到了一九八六年九月，殷瑋璋回社科院考古所彙報工作，當彙報到想發掘的那座大墓一直沒有發掘時，考古所副所長王廷芳問道：「老殷，那座墓還想不想挖，要是挖，我這裡還有點錢，可以給你一萬塊作為發掘經費。」殷瑋璋一聽，當場答應下來，決定立即回去和黃土坡村的村幹部再度協商，只要錢一撥下來，馬上進行發掘，這座標號為M1193的大墓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正式得以發掘。

西周中期第三段；採人骨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九六〇年至前九一八年。

儘管學者們對上述問題有所分歧、但所確定的M1193號大墓的墓主就是燕國第一代君侯的結論，無疑具有重大的科學研究價值，它對早期燕國史和西周初年歷史的研究都是極重要的資料。它的發現有力地證明北京琉璃河遺址是西周時期燕國的都城。

儘管M1193號大墓雖然早已被盜，墓中大部分珍貴物品已被劫走，但從殘留的兩件銅禮器來看，為墓葬的斷代以及墓主人的推斷提供了重要依據。當M1193號大墓發掘到底部時，已是一九八六年的十一月下旬，嚴寒的冬天來臨了。為了趕在封凍前將墓葬清理完畢，考古人員加快速度，冒雪清理。就在清理即將結束的前一天，負責墓底清理工作的考古人員意外從墓坑東南部的泥水中發現了兩個完整的青銅器物——銅罍和銅盉。從器形上看，這兩件銅器並沒有異常之處。由於兩件銅器鏽蝕嚴重，加之從墓底取出時滿身被泥水包裹，考古隊長殷瑋璋決定先放入工地庫房，待墓葬清理完畢後，送考古所技術室進行除鏽保護。想不到兩個月後，經考古所技術室文物保護專家的除鏽工作，這兩件當時看來無足輕重的器物立即名聲大振，被列為「國寶」級文物。其原因就是在兩件器物的蓋內和器沿內壁上發現了相同的各為四十三字的銘文：

除以上兩說之外，據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杜金鵬稱，一九六二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的郭仁、俞震和張嶺等人，在房山縣進行考古調查時，在琉璃河鎮的劉李店村、董家林村、立教村發現古代遺址。同年十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和北京大學在這一地區進行聯合發掘，獲得了一些西周時代文物，從而證明劉李店、董家林古代遺址均屬西周遺址。

有的學者根據唐人司馬貞在解釋《史記》「封召公于北燕」時說的一句話，認為當初召公本人並未親自到燕國就封、而是像周公一樣，由自己的長子去燕國就封，召公本人一直在宗周做太保。因此，第一代燕侯應是召公的長子，那麼M1193號大墓也就自然是召公長子之陵了。

關於琉璃河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世傳有兩個說法，其中之一是和*圖*書孫維昌等在所著《中華文明的歷史足跡》中的描述：琉璃河是北京市西南約五十公里的一個小地方。它最先是由業餘考古學家吳良才發現的。吳良才是中國考古學先驅之一吳金鼎先生的胞弟，曾經在北京和蘭州的中國銀行工作。抗戰勝利後，琉璃河水泥廠因恢復生產而向中國銀行貸款，經辦此事的吳良才先生在琉璃河收集了一大包陶片，返回北京後，送到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蘇秉琦處。蘇秉琦也覺得這是一處很有價值的遺址，但是限於當時的時局動盪，無力組織發掘。直到一九六二年，已擔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研究室主任的蘇秉琦提出，去琉璃河遺址復察和試掘的想法，後來在劉李店和董家林等地的試掘證明，這裡有年代相常於西周的文化地層。但是當時對於這片遺址的重要性究竟如何並不是很清楚。而關於召公始封地的猜測，多認為最初的燕國都城應當在今天的北京城西南，因此學者們並沒有把琉璃河與燕國聯在一起考慮。

西周早期第一段；採人骨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〇四〇年至前一〇〇六年。

當整個墓坑被挖到底部時，考古人員發現這是一座有四條墓道的大型墓葬。在整個琉璃河遺址發掘過程中，過去曾發現過帶一條至多兩條墓道的大墓，如此具有四條墓道的大墓還是首次發現。尤其引人注目並感到驚奇的是，四條墓道分布在墓室的四個角上，並以墓坑為中心，如口字由其四個角向外散開。整個墓室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四壁整齊，但愈往下，四壁漸趨收縮。經測量，墓穴至距地表八．四公尺時，南北長度為五．六公尺、東西寬為三．四四公尺。墓底距地表十．二五公尺。就其規模而言，這座大墓是琉璃河遺址任何一座墓葬都無法匹敵的。根據史料記載，中國商周時期墓葬的布局都存在著明顯的等級制度：天子墓葬為四條墓道，諸侯墓葬為兩條墓道，大夫墓葬為單墓道。從已發現的商代和西周的大型墓葬看，凡有墓道的墓都為具有貴族身分的人所用。至於有四條墓道的墓，從安陽殷墟西北岡大墓的發掘情況來看，應屬於王侯一級的人物所使用。因此，琉璃河遺址所發現的M1193號大墓，其主人必然是一位地位顯赫的燕侯。至於究竟是哪一代燕侯，這當然需要結合墓中的其他出土物進行綜合分析。

西周晚期第六段；採人骨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八二〇年至前七五〇年。

三、一九六二年見到的董家林遼代城牆遺址已經完全被破壞，地面上已見不到，原來地面上高一公尺多的城牆只剩下牆根，當時推斷其時代可能很早，甚至早到西周初年。

西周早期第二段；採人骨樣品四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〇一五年至前九五〇年。

四、黃土坡某個社員講，曾經在他家菜地裡挖出過一件銅爵，他把銅爵賣到琉璃廠，當時琉璃廠的人警惕性很高，認為是從墓中盜出的文物，就偷偷地報告了當地派出所，結果此人被公安局扣留了。不過這件銅爵根本不像有人說的那樣有銘文。銅器銘文的出現是以後的事了。根據這一情況，我就派四五個學生在這位農民的菜窯附近開了條廿乘〇．五公尺的深溝，尋找銅器墓。幾年以後才知道，這條探溝的南頭，距後來發現的大燕國墓地只有幾公尺了。我當時估計所謂清末出土的燕侯銅器很可能就在這個地方，並不是出自盧溝橋。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進行中，趙福生等研究人員於一九九六年秋，在琉璃河遺址灰坑H108第一層和第三層中，發現三片刻字龜甲。其中第一層出土的一片龜甲上刻有「成周」兩字，這兩個字的發現，對年代學的研究而言，具有極其重要的斷代意義。

召公封燕之時，有二種說法：一為武王說，一為成王說。那麼建燕m.hetubook.com.com之時亦應有此相應二說。一九八六年發掘出土的克盉、克罍銘文有：王曰太保……。雖然專家對此二器的整篇銘文的解釋或有歧見，但對於文中的「太保」就是指召公奭，且銘文中所言即第一代燕侯封燕之事卻一致認同。所有史料均記載召公是在成王時為太保的，如《史記．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史記．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根據這些文獻記載，專題組研究人員認為，封燕之事應為成王時，因武王之時，召公還不是太保而只稱召公。《集解》：「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說明雖然召公被封北燕，但召公本人未就國，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見，克盉、克罍銘文中的「王」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侯。

琉璃河遺址M1193槨木保存良好，經常規碳十四測定，年代為西元前1〇1五至前九八五年，這為西周始年的推斷提供了參考依據。

透過考古學家對居址器物分期和墓葬分期，可以看出西周燕都遺址的最早年代已接近武王伐紂之年。這樣，遺址的最早年代就成為檢驗武王克商年代的下限。根據琉璃河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資料的中值推定，這個下限應是西元前一〇二〇年。也就是說，武王克商這一歷史事件，不會晚於西元前一〇二〇年。

根據文獻和（戰國時期）金文的記載，周朝初年北方地名中就有燕、北燕、燕亳。周武王滅商，開始封召公于北燕。可是周初的北燕在今天哪個地方，還是一個長期以來沒有解決、一直在探索的問題，大體上有薊縣、淶水和北京種種說法。清朝末年，在河北淶水張家窪出土了一批邶國的銅器，王國維曾經以為邶即是燕。據說在北京盧溝橋一帶曾經出土了一批燕侯的銅器，其年代可以到西周初期。根據這些線索，從一九五六年以來我就開始注意這個問題：燕的始封地究竟在什麼地方。一九五八年我曾經到北京廣安門和陶然亭一帶進行過調查，結果認為廣安門和陶然亭一帶根本沒有可能是西周早期的都城，見到的只是戰國時期的陶片。西周燕都始封地一點線索都沒有。一九六二年春天，北京市文物隊的蘇天鈞來北大找我，說在琉璃河發現了一處遺址，讓我去看看。不久我帶領三名畢業班的學生韓嘉谷、王凱、李東婉，曾經兩次到琉璃河劉李店和董家林進行調查，撿到一些陶片，並開始作小規模發掘。這是琉璃河遺址首次發掘，通過開的幾條探溝，發現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我們經過詳細地整理和研究，最後把結果給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寫了文章發表於《考古》一九六三年三期上，這是關於燕國始封地調查最早發表的一篇文章。除此之外，我同韓嘉谷同學曾經初步地調查了董家林的城址。當時這個城址還保存著城牆，高達一公尺多，從城牆夯土裡面找到了不少的遼代的陶，所以當時斷定城牆是遼代的。以後我又帶了一名助教張鄭國，展開了更大規模的調查，從永定河以南開始一直到拒馬河，調查了很多遺址，其中重點的有五處。……

自武王伐紂後，為了鞏固剛剛建立起來的周王朝的統治，除了安撫殷商遺民之外，周政權還採取了「選建明德，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分封周武王的同宗、親戚和功臣，讓他們建立諸侯國，形成拱衛周王室的屏障。最早的分封中就包括周公家族的魯，召公家族的燕和姜太公家族的齊。

①當時北京大學已被軍隊宣布接管。

接著要敘述的是，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北京市文物隊與中國社科院合作，在琉璃河遺址發掘了部分墓葬後，於一九七五年由北京市文物隊單獨發掘，至一九七七年告一段落。在此期間，共發掘了西周時期墓葬六十一座、車馬坑五府，基本確定了琉璃河遺址為西周早期的燕國始封地，但對於城址的年代，則被定為商末周初。墓ｈｔtｐs://m•ｈｅtuｂｏok•ｃom•ｃom葬的年代分為西周早、中、晚三期，依葬制分出商遺民和周人墓二種。

琉璃河燕國墓地分期及常規碳十四定年數據：

在一九七二年的平整土地中，遺址面臨被鏟平的危險，為此我向北京大學負責人八三四一部隊的副政委彙報了情況①，他很快向國務院做了彙報。第二天國務院農林口負責人帶領幾位部長來琉璃河，當時陪同他們來琉璃河的還有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長，問到我的意見，我表示對這樣重要的遺址應當保存。這位負責人經過考慮後講：中國這麼大，保留這麼三百多萬平方公尺的地方不算什麼。他命令推土機開出琉璃河，遺址這麼保留下來。「文化大革命」中為此事我受了很大的衝擊，北大有人貼出大字報，說我欺騙中央首長，連西周陶片都不認識，把漢代遺址說成是西周遺址。一九七三年春、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們來琉璃河發掘，工作了幾個月，沒有重要的發現，都紛紛埋怨我，說我誇張了此遺址的重要性，說我把他們坑陷在琉璃河，其實什麼重要的東西也沒有。該年秋、冬，我們繼續發掘，於發現了重要的墓葬，發現了有「燕侯」銘文的銅器等，此後再也不埋怨我了。於是我與琉璃河就此失去了關係。

據文獻記載，成周營建於成王初年。因此，「成周」卜甲的發現，表明H108的年代不會早於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會超過成王時期。從H108灰坑發掘的情況看，地層關係明確，是琉璃河遺址中時代最早的西周遺存之一。通過對其出土器物的特徵分析，H108的年代應屬西周早期的偏早階段，將所出土碳化樣品用加速器質譜儀定年，結果為西元前一〇五三至前九五四年之間。這個定年結果與M1193號大墓的定年數值對比研究，另外，一九九七年H108出土的帶有「成周」二字的甲骨文，也從另一側面支持了成王封燕說，另據《詩．大雅．韓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從今本《竹書紀年》：「周成王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的記載來看，雖然史家對此尚有爭議，但仍不失為一家之言。「工程」人員據此記載，認為封燕及修築燕都之事，更可細推為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之間，也就是說，燕都遺址內的最早定年數據，應在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這一範圍之內。

五、根據《太平寰宇記》的記載，當時我曾對學生說，這裡的遺址很可能就是燕國的中都。

西周晚期第五段；採人骨樣品一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八五二年至前八一〇年。

二、遺址範圍包括立教、黃土坡、莊頭，經過詳細勘探，遺址的面積超過第一次勘探的一千乘五百公尺，擴大到三千乘一千公尺，這是一處規模很大的周代遺址。

以上此種說法，在考古界和社會上流傳甚廣，幾乎形成了琉璃河遺址發現的主流之說。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從考古界傳出，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就明確表示對此說不敢苟同，他在一九九五年「北京建城三千零四十年暨燕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曾作了這樣的陳述：

作為周武王最重要輔佐臣僚之一的召公，是武王的堂弟，因早年采食於召地，故史稱召公。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與周公並稱，《尚書》中稱「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左右」，《史記》中也有「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的記載。可見召公在西周初年是位高權重的人物。然而，召公受封的領地具體在什麼地方呢？有關召公封邑所在地的考證，一直是史學界的爭議所在。國學大師王國維認為在河北淶水一帶，著名史家傅斯年認為在河南偃城一帶。而另一位史家陳夢家在他的《西周銅器斷代》中乾脆作出了「西周時代燕國的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結論。這個疑團的最終解開是在琉璃河遺址發現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