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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緒，一九四九年出生於山西省廣靈縣，一九七五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畢業後，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工作。一九八〇年再次考入北京大學考古系，在鄒衡教授指導下攻讀碩士學位。一九八三年畢業後留校任教。在讀書和任教期間，曾與北大考古系師生數次參加了天馬—曲村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後來劉緒升任為考古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商周考古。

關於天馬—曲村遺址的分期部分，由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劉緒負責研究。由於劉緒多年來一直參與天馬—曲村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對諸方面的情況都有深入的瞭解，所以在接手專題後，很快作出了推斷，並從發掘的材料中選出了可供定年的樣品交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進行碳十四定年。天馬—曲村遺址共分四期七段，各期、段的加速器質譜儀定年數據如下：

一九七九年秋，鄒衡帶領北京大學考古系商周組的學生第二次赴晉南調查，重點是臨汾地區。之所以選擇這個地區，是因為晉都始見於《左傳》者為翼，即今之翼城。《唐譜正義》引《漢書音義》臣瓚按：「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歷史上的永安在今洪洞縣一帶，一九五〇年代考古人員曾在洪洞永凝東堡發現過西周早期墓葬和銅器群，並出土了兩版西周時期的卜骨，其中一版刻有文字。到了一九六〇年代，考古人員又在翼城鼓山東北麓，發現過西周早期銅器群。所有這些都為晉都的調查提供了重要線索。

一九六三年，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俞偉超，赴山東臨淄去調查齊國最早的都城。幾經周折之後，找到了一些線索，但沒有結果，最後算是以失敗告終。失敗後的鄒衡教授經過認真的反思之後，決定從此放棄山東的調查，將注意力轉向山西，希望能找到早期的晉都。他在詳細地研究了文獻記載後，對著名的早期晉都「北說」和「南說」都處於相信與懷疑的矛盾之中。班固和鄭玄無疑是西漢時期最偉大的學者，二千多年來，學術界對他們二人可謂佩服得五體投地，凡某一歷史事件由班固所說，學術界一般對此說都持肯定的態度。而顧炎武也是明末清初了不起的大學者，他根據《左傳》的記載，重新對早期晉都地望作了位於山西南部的推斷，這樣的膽識和魄力也非一般學者所能比擬的。

按照劉緒的解釋，夏商周斷代工程之所以設置這一專題，除了天馬—曲村遺址像琉璃河、豐鎬等西周遺址那樣，有比較完整、全面的可供碳十四定年的系統樣品外，它本身的文化從西周早期一直到春秋初年都是連續發展的，特別是發掘的幾百座中、小型墓葬，其含碳標本極其豐富，西周早、中、晚各期一應俱全，這就為碳十四定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另外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包括天馬—曲村遺址在內的晉西南，經過幾十年的考古調查與發掘，至今未發現商代特別是商代晚期的遺存，而西周早期的文化卻突然冒了出來。因為沒有商代晚期的文化，西周的文化遺存https://www.hetubook.com.com就更容易確定，同時也減少了一個大麻煩，就是避免了一件器物或一個文化現象出現，有人說是商代晚期，有人說是周代早期的爭論，從考古發掘來看，商代晚期和周代早期的文化遺存不容易分辨，而事實上當西周建立王朝之後，不可能將殷人全部殺光，只要人活著，原有的文化就不可能馬上消失，必然沿著慣性延續一段時間。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階段，要準確地劃分是商代晚期還是周代早期是相當困難的，如同二里頭遺址文化的劃分一樣，不經過幾十年爭論是沒有結果的。但天馬—曲村遺址的特殊性就在於，只要出現器物，一看便知是夏代還是周代的，同時也不存在先周文化的麻煩。至於出現的文化面貌是周代哪一個時期的？可以參照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現象進行研究、討論、印證，但必須首先排除商末和先周的干擾，這便是天馬—曲村遺址的獨特之處。

天馬—曲村遺址西周遺存分期及加速器質譜儀定年數據：

據《史記．晉世家》說，當武王與其后邑姜（姜太公尚的女兒）歡會之時，夢見天帝對自己說，我命你生個兒子，名字叫虞，將來把唐國封給他。那裡是參宿的分野，叫他在那裡繁育自己的子孫。不久，邑姜果然懷有身孕，到胎兒出生後，手裡竟有一個虞字，故起名為虞。因為這孩子是武王的第三個兒子，按照伯、仲、叔的排法，又稱為叔虞。武王死後，成王繼位。據《史記．晉世家》載：當管、蔡之亂被平息之後，有一天年幼的成王與叔虞戲耍玩鬧，成王削一片桐葉為珪贈與叔虞說：「以此封若」。身旁的史佚聽到後，請求成王擇吉日封立叔虞。成王說：「吾與之戲耳。」史佚反駁說：「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成王遂封叔虞於唐。因唐國在河、玢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第五階段：金、元、明時期。

由於殷墟商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一直延續到西周初年，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認為，武王克商的年代範圍就應相對提前，定在西元前一〇五〇年比較妥當。因北京琉璃河遺址一期H108灰坑出土有「成周」字樣的甲骨，其年代不會早於成王，由此，其上界可以作為克商年範圍的下限。又該遺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資料的中值為西元前一〇二〇年，因而得出克商年的範圍為西元前一〇五〇年至前一〇二〇年。

西周早期第二段；採獸骨、人骨等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九七〇年至前九〇〇年。

根據鄒衡等人的推斷，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於一九八〇年秋天對天馬—曲村遺址正式發掘，此後每隔一年發掘一次，至一九九〇年，共進行了七次大規模的發掘，除揭露了大面積的周代居址外，還發掘葬有青銅禮器或者陶容器的墓葬近五百座，共出土青銅禮器一百多件，有銘文者數十件。其中有一件西周中期和_圖_書的銅盉，上刻「晉中違父作旅盉，其萬年永寶」銘文。由此證明，天馬—曲村遺址確鑿無疑地是晉遺址。同時結合西周早期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上刻「圍乍新邑旅彞」的銅觶銘文和遺址附近堯都村殘存的「堯裔子□□」清代碑文等遺物遺跡推斷，天馬—曲村遺址極有可能就是姬叔虞的始封地——唐。

新田遺址發現的當年秋季，山西省文管會設立了侯馬工作站並正式對遺址進行發掘。透過幾十年的努力，考古人員在汾、澮之間發現了六個大小不等的西周到春秋時期的城址。從城址的規模、地望、以及出土器物的文化內涵等方面推斷，除一處為晉景公遷都之前的小城外，其它五處都應是作為晉都的新田城及其附屬遺址。自一九六五年始，考古人員又在距可能是晉國宗廟的呈王古城二．五公里處，發現了著名的「侯馬盟書」，盟書中記載了晉國的一些盟誓活動，並明確指出，盟誓的地點是在「晉邦之地」、「晉邦之中」。特別是後來在喬村發現了「降（絳）亭」陶文，從而更加證明了今侯馬一帶的春秋古城就是歷史上的晉國晚期的都城——新田。

那麼，武王克商這一歷史事件究竟發生哪一年？

從上表可以看出，天馬—曲村遺址的碳十四定年，其中早期一段的中值約在西元前一〇二〇年至前九七〇年左右。而此前所述的與武王克商年有關的殷墟（見第八章表：殷墟文化分期及常規碳十四定年數據）和琉璃河遺址（見前表：琉璃河燕國墓地分期及常規碳十四定年數據）分別為：

以上的說法，在《呂氏春秋》和《說苑》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只是《說苑》將史佚換成了周公罷了。年幼的成王也許不會想到，他的一句戲言竟然成就了周朝境內最為強大的北方雄邦——晉國的六百年輝煌偉業。叔虞死後，他的兒子燮父繼位，改稱晉侯，同時把唐國也改稱晉國。這一國號一直延續到西元前五世紀，三家分晉，由韓、趙、魏取而代之為止，當然，唐作為晉國的政治中心時間並沒有六百年。據文獻記載，晉國早期曾幾度遷都，關於搬遷的次數和諸都的地望，自漢以來，異說頗多，人們很難確切地得知。到了一九五〇年代，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長期以來困惑人們的謎團才漸漸解開。

琉璃河遺址西周早期第一段墓葬：西元前一〇四〇年至前一〇〇六年左右。

西周早期第一段；採獸骨、狗骨等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〇二四年至前九五一年。

在山西省考古所的配合下，鄒衡帶領學生將目標重點放在翼城和曲沃兩縣。在調查中，共發現了十多處西周遺址。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三處，一是翼城東南七．五公里的故城村遺址；二是葦溝—北壽城遺址；三是翼城與曲沃交界處的天馬—曲村遺址。為了弄清楚三處遺址的文化面貌，鄒衡率領學生與山西省考古所聯合對遺址進行了試掘。試掘結果表明，故城遺址建城的年代應在東周時期，不合乎早期晉都的條件，故排除和-圖-書在外。第二處葦溝—北壽城遺址，文化內涵極為豐富，有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西周早期至東周時期的晉文化以及漢代文化遺存，其中晉文化遺存的分布最為普遍。在清理城內戰國晚期的地層中，挖出一件紅色陶釜，陶釜領部有橫戳印陶文「降（絳）亭」二字，這片陶文的出現，對考古調查人員來說無疑是個重要發現。而收穫最大的算是對天馬—曲村遺址的調查與試掘。

此外，由於「工程」專家組對殷墟實現卜辭中五次月蝕的年代進行證認，並計算出五次月蝕的絕對年代，參照文獻所見商代積年和武丁及其後諸王年代的記載，並結合周祭卜辭對商末三王年祀的研究，得出的武王克商年代範圍也為西元前一〇五〇年至前一〇二〇年之間。由以上的排比、研究情況可見，灃西遺址分期與碳十四定年和由殷墟甲骨月蝕推斷的克商年範圍，雖是各自獨立進行，但都集中在西元前一〇五〇年至前一〇二〇年之間。有了這樣兩個條件，再結合先秦文獻，可使這個論據更加充分。

再如《孟子．公孫丑下》載，孟子去齊時說：「由周而來，七百有餘年矣。」孟子去齊在周郝王三年（西元前三一二年），則西周始年應為西元前三一二年上溯七百年，當在西元前一〇二〇年以上。

第二階段：龍山文化早期；

西周晚期第六段；採人骨樣品一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七九〇年至前七七一年。

既然天馬—曲村遺址最早的西周文化很容易辨別，那麼這種文化就應該接近晉國也就是唐的始封年代。如果接近了唐的始封年代，那距武王代紂這一歷史事件就應該接近或相隔不遠了。又因天馬—曲村遺址是離周朝的首都豐鎬最近的一個封國都邑，它的文化面貌跟豐鎬遺址的文化就更容易接近。事實上，從兩地的考古發掘來看，所出的器物等文化遺存也是相同的。這樣就有了更進一步的意義，即天馬—曲村遺址的文化可牽涉和限制武王克商這一歷史事件的定年，也就是說天馬—曲村遺址中最早的西周文化，用碳十四定年所得的資料，不能早於武王克商年。如果早於「工程」推算的武王克商年，就證明武王克商年的推算是錯誤的，因為晉（唐）國是在武王克商、周朝建立之後才就封的。同理，該遺址最早的西周文化也不能晚於武王克商許多年，至少不能晚於成王在位的年數。如此，天馬—曲村遺址在考古學文化上就將武王克商之年卡在一個有限的時間範圍之內了。這也是「工程」要設立「天馬—曲村遺址分期與年代測定」專題的目的和意義。

如前文所述，武王克商後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曾進行過大規模的分封。但武王在位的短短幾年中，周人對全國的統治並不鞏固，政治上潛在著嚴重的危機。因此，在他死後，其子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攝理政事，不久發生了管叔、蔡叔之亂，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兵征伐，歷經三年才平息了這場戰亂。此後才有晉國始封地的出現。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山西m.heｔuｂoｏk•ｃom.cｏm省文物考古部門根據班固的「北說」，在太原市附近作過多次考古調查和發掘，卻始終未找到大片西周遺址，雖偶爾發現相當於西周時期的瓦片，但其作風與西周晉物迥然不同，顯屬其他文化系統。一九六〇年代，國家文物局組織考古專家再赴太原晉祠附近作田野調查，在所找到的幾座古城址中，最大且最早的一座為東周時期的古晉陽城。其他的古城時代最早的為戰國時期，根本見不到西周的遺跡和遺物。

天馬—曲村遺址位於翼城之西和曲沃之東的兩縣交界處，因其在天馬、曲村、北趙、毛張四個村之間的寬闊平原上，故名天馬—曲村遺址。該遺址西南距侯馬晉國遺址約廿五公里，西距汾河約十二公里，南距澮河約八公里。從整個地望來看，這個總面積約為三千八百乘二千八百公尺的遺址，三面環山，兩面近水，地闊土沃，頗有氣勢。

先秦文獻所載西周積年的範圍在二百七十年至二百九十年之間。《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王朝自武王至顯王共卅世、卅一王（不計衰王、思王），自周顯王卅三年起，六國次第稱王，《左傳》所載當指是時。又顯王卒於西元前三百廿一年，自此上溯七百年，為西元前一〇二〇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則西周總積年約為二百七十年。

殷墟四期：西元前一〇八〇至前一〇四〇年左右；

又如古本《竹書記年》載：「自武王滅殷，以至於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依次從西元前七七〇年周平王東遷上推二百五十七年，則武王克商當在西元前一〇二七年。

新田究竟在那兒呢？史書只記載在汾、澮兩河之間，但具體地望還是令後來的學者大傷腦筋。從一九五〇年代初開始，中國的考古工作按照文獻提供的線索，在曲沃、侯馬兩地展開田野調查。在逐漸排除曲沃為晉都新田的可能性之後，考古人員又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相去不遠的侯馬，並得到了幾條線索。一九五六年，國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文化局聯合組成一支文物普查工作隊，在侯馬附近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田野調查。就在這次卓有成效的調查中，考古人員在侯馬以西發現了異常豐富的陶片、瓦片和夯土，從而推斷這裡應為晉國極為重要的都邑。塵封了千年之久的晉都新田，從此向世人撩開了神祕的面紗。

晉國後期的都城遺址已被發現，那麼，晉國前期的都城又在哪裡？對此問題的研究，歷代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但最著名的當屬班固、鄭玄的「北說」與顧炎武的「南說」。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說：「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為晉侯，是燮（父）以晉水改為晉侯。」班固所言的晉水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晉源一帶。鄭玄在《毛詩．唐譜》中也認為晉之始封地在晉陽，即今太原市。太原西郊著名的晉祠，據說就是晉的始封之所。班、鄭的北說（太原）自北魏傳承了近二千年，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皆以為然，惟獨清初學者顧炎武在其所著《日知錄》中提出了和-圖-書不同看法，他認為「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會。」因而提出了晉之始封地在晉南的「南說」。

第三階段：二里頭文化晚期；

天馬—曲村遺址規模宏大，包括墓地在內，總面積幾達鄭州商代遺址或殷墟遺址的一半，等於西安灃西、灃東二遺址的總和，超過北京琉璃河燕國遺址兩倍以上，是已發現的中國最大的西周遺址。就考古學文化分期而言，鄒衡等考古人員將天馬—曲村遺址分為五個大的階段：

和琉璃河遺址一樣，天馬—曲村遺址與武王克商這一事件有著直接的參照關係。

據文獻記載，西元前五八五年，晉景公聽從了韓獻子的建議，把國都從故絳遷到了新田（新絳），新田從此成為晉國最後二百年的首都。

西周中期第四段；採鹿骨、羊骨等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八六〇年至前八一五年。

第四階段：西周早期至東漢晚期；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在「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這個課題中，專門設置了「天馬—曲村遺址分期與年代測定」這一專題。並由劉緒負責。

第一階段：仰韶文化中晚期；

從以上五個階段的分期來看，第二階段的二里頭文化後來已被證明是夏文化，夏文化之後接著就是周文化，那麼在第三和第四階段之間隔著整個商代，既然沒有商代的文化遺跡體現，這就為後來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難得而特殊的條件。

西周中期第三段；採羊骨、人骨等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九一四年至前八四九年。

西周晚期第五段；採豬骨、人骨等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八一五年至前七八五年。

早在一九六二年，國家文物局組織的考古調查組謝元璐等專家赴山西作田野調查時，就發現了此遺址。一九六三年秋，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班學生在此進行了首次試掘，由於試掘範圍較小，對遺址的文化性質的缺乏認識。十六年後，鄒衡率領學生會同山西考古所再次對這個遺址進行試掘，發現了長達八百公尺的晉國墓地，並試掘了部分墓葬。這次發掘，為認識此遺址的文化內涵及其分布、年代分期、文化特徵等問題創造了條件。

從以上對文獻的研究可以看出，所得武王克商年的年代範圍和灃西遺址、北京琉璃河遺址的年代範圍基本趨同，從而對以往武王克商年研究中的長年說可以排除，並將範圍從原來的一百一十二年縮短到卅年之內。也就是說，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就在西元前一〇五〇年至前一〇二〇年這卅年之間的某一年。

位於山西曲沃的天馬—曲村遺址，是晉國的早期都邑，總面積達八．七五平方公里，是迄今所知山西境內規模最大的西周遺址。八〇年代以來，在此發掘了大面積的周代居址和五百餘座西周初至春秋初的中小型墓葬，一九九〇年代又在遺址的中心區發現了有重大學術價值的晉侯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