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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歷史的書

作者: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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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人文類 個人與國家之間——梭羅及其「不服從論」

社會與人文類

個人與國家之間
——梭羅及其「不服從論」

梭羅自哈佛畢業之後,就回到故鄉康歌;當地林木蓊鬱,碧草如茵,風光宜人;他後來除了為期短促的幾次旅行之外,一直到死都定居在那兒。他嘗試過形形色色的職業,一度擔任公立學校的教師,後來與他哥哥合夥,辦了三年私立學校。然後,又幫助他的父親製造鉛筆,這是家傳的生意;後來又為當地鄰居做過許許多多的工作,包括本鎮的測量員和臨時客串的教師,大概就在這個時候,他嘗試著要做一個職業作家。
一八四八年他寫了一篇講演詞,次年印刷成冊。在此之前,一八四六年至四七年間的墨西哥戰爭雖告結束,但可以看得出來蓄奴問題是一個足以引起燎原之火的嚴重問題。「流亡奴隸法」行將正式實施,此事使梭羅極感不平;再加上他自己關於人頭稅的官司,使他得到靈感著手寫成「不服從論」。
「政府之權力,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批准與同意。除了經我同意之外,就不能夠有任何真正的權力來管轄我這個人或我的財產。由絕對君權進步到有限君權,再由有限君權進步到民主政治的過程,便是走向真正尊重個人的過程。……以我們所知的民主政治,是否便是政府最後的一種形式?是否還能夠更進一步地承認個人的權利?除非國家能承認個人具有更高的獨立的權力——國家的權力也是由這種權力中推演出來的——否則國家便不能真正自由,前途也就未必十分光明了。……我在想像,國家最後終於能夠以公平正我之道,對待全體人民,並且以尊重鄰人的態度去尊重每一個人;……必如此,始能造成完美而光榮的國家;可惜這樣的國家祇存在於我的想像之中,世間到處都還看不到。」
甘地這些話,也正是響應梭羅的論調;梭羅對於群眾中的「少數」力量,從不輕估。他認為祇要具有決心,少數的意志也照樣是不可搖撼的。奚里哈蘭尼指出,「梭羅所倡議的不服從論,構成了甘地精神力量中的主要武器;梭羅更揭示出不合作的潛在影響。甘地得到他的啟示,後來加以擴大,終於推翻了英國人統治之下腐化的國家機構。」
梭羅沒有祈求財富的欲望,他所求於世俗者,祇在能供應他自己最起碼的物質生活。他自認為當務之急,乃是善用餘暇,漫遊康歌的山林田野,追求自然之美,讀書、寫作,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也就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事情。他所要求的生活至為簡樸,與鄰家親友方式都大不相同。聖經上教誨人們,應該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梭羅則將這一規定顛倒了過來,一周中祇有第七天才去做苦工。一言以蔽之,他之所作所為,不僅違反英國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的教言和美國開國先賢富蘭克林的主張,連美國傳統觀念「加緊工作,快快發財」,也完全不放在心上。
為了以身示範,說明他所謂的簡樸生活應該是怎麼樣的,他跑到康歌附近的華爾騰湖(Walden Pond)之濱一住兩年。他在湖邊親手建造茅舍,種植豆類與馬鈴薯,吃最簡單的食物(主要是米、醃肉、蕃薯和蜂蜜),離群索居,與外界無所往來。那一段期間,使他集中心神,沉思暝想,伏首寫作。他在一八五四年出版的「湖濱散記」(Walden,or Life in the Woods)成為美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
和_圖_書梭羅表示,政府在本質上正是反對變動,反對改革的;而且政府常常以不當的手段對付批評者。他問:「何以總是要將耶穌釘死十字架上,將哥白尼與馬丁路德處以破門律,將華盛頓和富蘭克林宣佈為叛徒呢?」
「政府」,梭羅寫道,「就其最好的例證而言,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但是,大多數的政府卻常常形成一種不便。有很多人反對國家設置常備軍隊,抱這種意見的人越來越多,乃越來越值得重視,到最後他們可能起而反對常設的政府。」
政治學者巴林敦(Vernon Parrington)曾說:「在梭羅的作品中,十八世紀的個人主義哲學,以及由法國盧騷所倡導的自由主義,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梭羅反對嚴格的社會秩序,因而成為放任主義最完整的化身……他很幸運的是他並未預見到:他所懸對於自由人之希望,即使在未來世界中也是極遙遠之事。」
一九一五年初,甘地回到了印度。直到一九四八年第二次大戰結束他不幸被刺逝世為止,他一直留在本土。領導印度人民爭取獨立,最後終於為印度和巴基斯坦爭得了自由。在那一段期間,暴動、屠殺不斷發生。長期監禁,各種對人權的壓制以及各種不公平的法律都仍存在。甘地經常使用的武器,便是「不服從」,多年以來,獲得了顯著的效果。他的第一步便是進行宣傳,繼之以示威、談判,然後,如果可能的話,再交付仲裁。若是這樣仍不能獲致結果的話,便繼之以局部罷工、靜坐罷工、總罷工、商業上的抵制運動和遊行等種種方法。此外,還有一個武器便是拒絕付稅。
梭羅雖然認為政府可以沒有,不過,他同時也承認人類的確還沒有進化到十全十美的地步,所以政府還是不得不設的。他說:「我並不是主張馬上廢除政府,而是要求立即能有一個較好的政府。應該讓每個人表明態度,究竟他內心中所尊敬的政府應該是甚麼樣子的。這是我們朝著獲得較好的政府這個目標走去的第一步。」
梭羅堅守他自己的原則,前後六年之久,他自稱不曾繳納過人頭稅。他在牢獄中經短暫的拘留,絲毫未能動搖他的信念。他指責國家「猶如一個孤苦零仃的老太婆,手中帶著她的銀匙,分辨不出敵人和朋友,我對它已不存絲毫的敬意,祇是滿懷憐憫。……國家既非特別的明智亦非過人的誠實,而祇是其有非常的強力。然而,我卻不是為了受強力壓迫而生的。我要照我自己的心意去呼吸。」
在梭羅的思想系統中,任何戰爭都是惹人厭惡的,尤以墨西哥戰爭為然。因為,他認為,墨西哥戰爭唯一的目的就是把慘無人道的蓄養黑奴的制度,帶到一個新的領土上去。因此他要問,老百姓為甚麼還要透過納稅的方式,在財務上支持政府去做這樣不公平而又愚蠢的罪行?這便是他的「不服從論」的思想根源。梭羅其實絕非政客,但這時他決心要考驗國家與政府的性質。究竟個人對國家以及國家對個人應該有些甚麼關係?由考慮這些問題,使得梭羅漸次形成了「個人人格完整」的哲學以及個人在社會中所居地位的觀念。

起碼的物質生活

梭羅提出的理論,對當時戰爭毫無影響。與他同時的著作中根本沒有人提到過他的文章。他的論文出版m.hetubook.com.com於南北戰爭爆發之前十年;那時主張廢奴的議論很多,掩蓋了梭羅作品的重要性,如此竟使之默默無聞者數十年,一直到二十世紀之初才又為人重新發現其價值。
對於搞政治的人,如果當做一個集團一個階級來看,梭羅對他們殊少敬意。他有一段很激烈的話,「大多數立法人員、政客、律師、部長以及其他居官的人,為國服務,主要是用他們的頭腦;因為他們很少劃清道德的界線,所以他們可能會在無意之中為魔鬼服務,像是為上帝服務一樣。僅僅乎有絕少數人,像英雄、豪傑、烈士和偉大的改革家,真正的人物,他們為國服務本諸良心,所以在必要時他們要抗拒國家法令,因而常常被國家以仇敵視之。」他這些話乃是為他反對當時的美國政府預留伏筆。他說:「我無法承認這個政治組織便是我的政府,因為它同時也是奴隸的政府。」他主張,人民有權抗拒國家的罪惡,必要時應可公開地宣示不遵守國家的法令。
個人不能脫離國家而存在。個人如將國家視為一個罪惡的存在,是一種落伍的想法。尤其在二次大戰以後,世界各國紛紛以「福利國家」,造福民眾為施政的目標。事實上有很多問題,絕非個人之力所能解決。因此,個人與國家便不應仍是互相對峙的力量。國家固不宜壓制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個人亦不應以私害公,有己無人。國家如果不能存在,個人的自由亦將無所託足,那種自由的論調是不切實際的。
梭羅在「不服從論」中表示的基本信念是:國家為個人而存在,不是個人為國家而存在。在群體中,如果牽涉到道德原則的話,少數應拒絕向多數讓步。國家無權強制人民去支持不公正的事,那是違反道德自由的。人類的良心應該永遠是他自己言行思想的最高指南。
梭羅曾兩度安居在好友愛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的家中,愛默森是美國的哲學家和散文家,曾被人尊為「美國的孔子」。在那兒,梭羅結識了屬於「超越俱樂部」(Transcendental Club)的會員,而且很積極的參加了這個在新英格蘭地區有名團體的各種討論,結交了許多作家和思想家。愛默森對於梭羅才智思想的發展,影響甚為強烈,梭羅後來寫「不服從論」的若干觀念,亦是由愛默森那兒得來的。
梭羅上述的「警句」,出現在他一篇有名的文章「不服從論」(Civil Disobedience)裡。他的這篇論文最初於一八四九年五月發表在一本短命的刊物上邊,那是皮琶娣女士(Elizabeth Peaboby)主辦的「美學文粹」(Aesthetic Papers)。原來的題目是「反抗文人政府」,後來又改成「不服從的責任」,再後就簡化為「不服從論」了。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時根本沒有引起甚麼注意,讀者為數極少。可是,在發表後約一百年間,這篇文章不僅有千千萬萬個人閱讀,而且影響了千百萬人的命運。究竟梭羅其人的信仰是否屬於哲學上的安納其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我們要分析「不服從論」的內容,以及作者寫作的環境與背景,方能為此一複雜的問題獲得適當的答案。
甘地留居南非,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九一四年https://m•hetubook.com.com;他與史末資將軍(Jan Smuts)率領的南非政府不斷地進行鬥爭。南非政府曾用起訴、下獄等種種方式,多方予以壓制。可是,甘地的不合作、不抵抗、不服從的技巧,最後終於佔了上風。史末資總理及其政府接受了當地印度人的每一項重要要求,包括廢除打手印的立法,取銷每人每年三鎊人頭稅的歧視規定,批准印度人與回教徒之間通婚的合法性,撤銷了對於受過教育的印度人移民南非的限制,並且保證對於印度籍人民合法的權利,都將予以維護。
梭羅認為,在民主政體之下,過分強調「服從多數」是不對的;少數人的權利仍應受尊重。他批評「服從多數」的原則說,「並非因為他們的主張最有道理,也並非因為這樣才是對於少數人最為公平,而祇是因為他們人數最多,在形式上最強。按照服從多數的原則所成立的政府,不可能是以正義為基礎的,甚至連人所瞭解的正義標準也談不到。」他又說:「我們應該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臣民。我們無需去培養對法律的尊敬像我們培養對是非概念的尊敬一樣。」
「湖濱散記」是他歸返自然的生活紀錄,其中充滿了值得懷念的四季景物,以及在他周遭許多野生動物的生活實景,頗富「萬物與我為一」的曠達雋永的風味。同時,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他的信念,認為社會與政府的功能皆有其極限,這話後來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湖濱散記」這本書因其思想方面的獨立性而吸引的讀者,和被他美妙的寫景抒情所吸引來的人同樣的多。從這方面來看,「湖濱散記」應該說是與較早出版的那本「不服從論」同樣都屬激進的書。這兩本書之間有著密切的依存關係。
在他卜居華爾騰湖畔之後不久,於一八四三年重遊康歌,為了拒付人頭稅的罪名被捕,遂即下獄。據他自稱,他拒絕付稅乃是追隨阿柯特(Bronson Alcott),亦即著名小說「小婦人」作者阿柯特女士的父親;阿柯特為了不付稅的原因,已經被捕兩年了。他們兩人都是用拒絕付稅的方式,來表示對國家支持蓄奴制度的抗議。梭羅在牢中過了一夜;他有一位姑母不顧他自己的反對去替他付了欠稅,使他獲得自由。
他大聲疾呼,要一切反對蓄奴的人,立即採取行動,不要以任何的人力物力去支持一個曾犯了罪過的政府。他說:祇要是與上帝同在,便無需等待成為大多數以後再採取行動。

何以要釘死耶穌

「實際說來,反對在麻州州內推行改革,廢除蓄奴制度的,並不是南方各州十萬個政客,而是在麻州本地的十萬個商人和農民,他們對於貿易和農業的興趣,遠較對人道原則為高。無論將付出的代價是甚麼,他們都無意於公平地對待奴隸和墨西哥。」
梭羅拒斥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與全體主義。他的信條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恰成水火,互不相容。他激烈反對將國家置於個人的權利之上。環顧當前世界大勢,梭羅的觀念似乎已經打了敗仗。然而就整體而言,國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他對國家服從的性質與程度,仍是一個緊急的問題。各國學人與政府當局,都希望能早日獲得一個具體而切實可行的答案來。
在梭羅心中,他在下筆時恐怕完全沒有想到一篇文章能引起社會的和_圖_書叛亂。他於一八一七年出生在麻薩諸塞州的康歌鎮,原係法國人與蘇格蘭人後裔,及長受到保守派環境的薰陶,仍不失為大家風範,但家境相當清寒。他在哈佛大學攻讀了四年,並未顯示出有何出眾的才華;哈佛是極尊重傳統,崇尚規律的學府,校中規定「學生上教堂,應著黑色服裝。」梭羅卻偏偏要穿綠色的上裝前往。這件小事足以顯示日後他堅持「不服從」的態度,在他性格深處自有本源。他在學生時期,常常伏首圖書館中泛讀群書,寫作興趣也在此時萌芽,有兩位卓越的教授詹寧(Adward T.Channing)和魏端(Jone Very),對他不時獎勉督責,啟發最多。
關於賦稅,梭羅也有一番說詞,他說他從來不曾拒繳公路稅或興建學校的稅,他認為這是住在一個社區中應盡的義務。他所堅決拒絕的是一般性的賦稅,因為這些稅收會直接用於作戰和支持奴役制度。

啟發了甘地思想

一九〇七年,有一本「不服從論」流傳到一位旅居非洲的印度籍律師之手,此人即一代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rnd Gandhi)。他那時已經認識了「消極抵抗」可以作為拯救印度人民的一種有力方式。甘地後來回憶說,他是由一個友人處得到一份梭羅的論文,讀後印象至為深刻,就親手將這篇文章的重要部份翻譯為印度語文,交由一本叫做「南非印人公論」的刊物上發表,當時甘地是兩個刊物的主編。事後他又加印了若干抽印本分贈印度讀者。他說:「這篇論文議論重重,令我深為折服,而且希望能對作者梭羅其人有更多的瞭解。於是我閱讀他的其他著作,如『湖濱散記』以及其他短文,皆令我深獲教益。」
人們往往會忽略了梭羅在美國歷史上另有其重要的一面;他曾寫過最激烈的宣言,反對權威與政府。美國開國元勳傑弗遜曾說,「治理得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梭羅則更進一步說:「完全不管事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論及當時蓄奴制度的罪過時,梭羅特別舉出麻薩諸塞州為例,他說在東北部的麻州遲不採取行動,乃是由於經濟上的打算。他說:

從哈佛回到故鄉

國家為個人存在

梭羅承認,在世界各國政府之中,美國政府應該算是很好的。他批評說:「不過,美國政府從來不曾推展任何事業……它並沒有使這個國家自由。它並沒有拓殖西部。它也沒有教育民眾。美國能有今日之諸多成就,完全由於美國人民傳統的性格所造成;而且,如不是有一個政府擋住他們的路,美國人民一定會完成更多的成就。由於政府祇應是一種權宜之便,人民樂於服從以便使他不受別人的侵擾;如過去曾有人說過的,最令人稱便的政府,也就是能令絕大多數的人免受他人之侵擾的政府。」
甘地對於「消極抵抗」之說並不滿意,但又沒有甚麼更好的名詞來替代它。在讀了梭羅的論文之後,他便採取了Civil Disobedience來形容他所領導的反抗運動。他對英國鬥爭的原則是堅定而不使用暴力,全心全力追求真理與正義——這種政策是完全按照甘地哲學而來的。「不服從論」到了甘地的手中,成了不抵抗運勒的聖經。甘地將兩個森斯克族的hetubook.com•com字合併而成為一個字Satyagraha來翻譯「不服從」這個名詞。那個字的意思是「靈魂的力量」,或「由真理、愛情或非暴力而產生的力量。」
人們提到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大名時,不由得便想到他是一個目光敏銳的自然觀察者,愛好離群索居的戶外生活,崇尚簡樸平易的生活力式,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與神祕主義者,更是一代散文大家。
雖然他對於「服從多數」的原則曾加揶揄,但他對於公眾的判斷倒仍懷有信心。他認為美國之能躋於列國之林,絕不是由於政客們的爭權攘利,舌辯滔滔。民眾的智慧才是力量的來源。
至於對政府表示「不服從」的方法,梭羅建議:拒絕付稅是大家都可以辦得到的。他說:即使祇有不到一千個人用拒絕付稅的方式來表示他們對政府的不滿,最後仍可能導致改革。即使因此可能受到懲罰,亦應勇往直前,無所顧忌。他說,「如果一個政府曾將任何人不公平地關進監牢,則一個公正的人最應該去的地方便也是那座牢中……如果在把全體好人都關進牢獄,與廢除戰爭和奴役之間作一選擇,則國家可毫不猶豫地作一抉擇了。」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人民向一個不公正的政府納稅,就無異於是默許了國家所犯的罪惡。
在「不服從論」的結論中,梭羅一方面提出了他對於「完美的政府」的觀念,同時並對於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再加強調。他說:

「不服從論」的根源

到了一九四七年八月,英國政府不得不給予印度和巴基斯坦以自治領的地位。梭羅的「不服從論」在甘地手中成為了實用的武器。而且成為世界上被壓迫人民迫不得已的反抗方式。根據新聞報導,這種反抗方式如今在中國大陸上最為流行。
不過,梭羅也看到有產階級是不敢甘冒大不韙而與當政者對抗的。他說:「那些有錢的人……總是把他自己賣給那種使他發財的制度的。我敢斷言,錢越多道德越低,因為金錢來自個人與世俗事物之間,而且,金錢可以為他買來那些世俗之物。」梭羅自認是一個貧窮之人,「對國家不肯妄從,但絕不會因此而受到任何財產上的損失。因為我沒有甚麼可以損失的財產。」
不久,那個雜誌社又以「消極抵抗的倫理學」為題徵文,特別提及蘇格拉底的哲學以及梭羅的論文。這亦是出於甘地的意思。
甘地的傳記作者奚里哈蘭尼(Krishnalal Shridharani)曾說,「梭羅在美國進行反奴役的孤軍奮鬥,使得甘地獲得深刻的信心:反抗者人數的多寡不足罣慮,主要是看反抗者的精神力是否堅毅到底,以及其茹苦犧牲是否皆出於純潔的動機。」
甘地本人也曾說過,被孤立了的個人,如果採取消極抵抗的方式,可能不會引起人的注意。但是,「潔行高蹈之士,他本身所樹立的風範,自有奇妙的方法會不斷加倍流傳。」他指出,「像梭羅那樣的人,就是以他個人的人格立為表率,漸次達成廢奴的目標。」
人民對於不公平的法律,究竟應該抱持甚麼態度?這個問題梭羅也曾多方討論。是否應該等待大多數人用修改法律的方式消除不平呢?還是立即拒絕遵守這種法律?梭羅的主張,如果政府「要求你成為對他人不公平的一個代理人的話,那我就要說,和那種法律斷絕關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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