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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華萊士論文的插曲，使得達爾文深為警惕；於是，他暫行放棄了他原來龐大的計劃，摒擋一切，開始專心寫他自己所謂的「提要」。次年即一八五九年底，這部成為科學史上重要里程碑的大著，由倫敦的出版家穆雷（Ｊｏｈｎ　Ｍｕｒｒａｙ）出版。這部書第一版印了一千二百部，在出版的當天就被搶購一空。後來又出了若干版，到達爾文臨終的一年（一八八二年），在英國一國就賣了兩萬四千部，並且已經翻譯成世界上各種重要語文的版本。在一本純學術性的著作而言，其傳播之速之廣，都是很了不起的了。這部書原文的題目甚長：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ｖｏｕｒｅｄ　Ｒａ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Ｌｉｆｅ．後來漸次省略，中文和英文都是「物種原始論」（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了。

對此種道理，達爾文再加闡釋說——

可是，在精研學術多年之後，達爾文說，「令人深信上帝的確存在的另一個理由，是出於理智的而非出於情感的，使我深深體會到其重要性。」他說，對此廣大神奇的宇宙之中，包括人類在內，一經前瞻回顧，便可發現如果沒有上帝，便不可能有這一番締造。

達爾文所掌握的解謎之鑰，是當他閱讚馬爾薩斯（Ｔｈｏｍｎａｓ　Ｒ．Ｍａｌｔｈｕｓ，１７６６～１８３４）的「人口論」而得來的。馬爾薩斯在書中曾表明：人口增殖率因疾病、戰爭、天災等「消極節制」而減緩。達爾文由此推論，既然人類如此，動植物也同樣會因「消極節制」而影響其繁衍。他說：

物種既然可以經由「人為的選擇」而改變，根據同樣的道理，在「物演天擇」的過程中，當然也會因為大自然的變化而變化。所不同的是，在「人為選擇」過程中，主宰者是做為飼養者或栽培者的人；而在「物演天擇」的過程中，主宰者便是生存競爭。據達爾文觀察所得，在形形色|色的生物中，其中有許多種似是註定了要趨於消滅的。僅有一小部份是生來便可生存下去的。有些物種的繁殖僅僅是為了供給其他物種作食料。這種鬥爭永遠都不停止，由於激烈的鬥爭，使得某些不適於生存的動物和植物逐漸滅亡。同時，為了要達到生存的目的，動植物本身也會因適應環境而發生變化，逐漸形成新的品種。

「物種原始論」又說明了「物演天擇」的原則如何在實際運用中阻止了人口的增加。在同種的生物中，有些可能比較強健，能夠跑得更快，跳得更高，頭腦更聰明，或者對於某些疾病具有抗疫性，或者對於嚴酷的氣候具有較強的抵抗力。這種種條件的不同，就可以使強者以及強者的後裔能夠生生不息，而使弱者漸趨消滅。譬如說，在寒冷地區，白色的野兔可能生存下去，而褐色的野兔因為不似白色容易在雪地中獲得掩護，就容易為敵人發現，追捕，最後至於滅種。又如長頸鹿獲得生存，是由於在旱災來臨時，牠們可以靠了長頸，取得在大樹頂端的嫩葉作為食料；矮頸的品種可就無法生存下去了。這種種變化最後便造成了「適者生存」的現象。經過幾千百年間的演化，許多新的物種由這種變化中創生出來。

除了閱讀有關文獻之外，達爾文又不斷與各方學者接談通訊，尤其是動物飼養專家與農藝專家為多。他並且準備了「問卷」，分寄給他認為可以對他提供有益的知識的人，請人分別答覆。他搜集的資料中一部份乃是各種家禽的骨骼標本，註明了這種家禽的年齡與骨頭的重量，用以與野生禽類比較。他用飼養的鴿子做過種種的試驗。他又用漂浮的果實和種籽在海水中做試驗，還調查了其他與種籽傳播有關的課題。他在「獵犬」號那次遠航中所得到有關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知識，至此都成為他解決問題的有力工具。在他所收集的各種資料之外，更重要的乃是他自己的種種想法——他對他所設定的革命性理論，一直不斷地思索推敲，並使其完滿充實。

談到他的「物種原始論」，達爾文說，「我不能冒充曾對這樣深奧的問題帶來了一絲的光明。萬事萬物的緣起，乃是我們無法解答的問題。以我自己為例，我寧願仍以做一個不可知論者（ａｇｎｏｓｔｉｃ）為自足。」

達爾文認為，從「人為的選擇」之研究中，可以得到證明，成為對於「物演天擇」這個原則強有力的支持論據。譬如以家畜或實用作物為例，像牛、馬、狗、貓、小麥、燕麥、花卉等等，人們曾按照對他自己最有利最需要的結果做了「選擇」。正由於人工飼養方式的不同，而大為影響了很多種家畜、家禽、農業作物和花卉。在其變化的過程中，簡直令人無法再認得出來經過「人為選擇」以後的品種與它野生的祖先之間還有甚麼關係了。新的和*圖*書品種是經由「選擇」而發展成功的。飼養者或栽培者總是挑選動物或植物中具有他所最需要的特性的那一種加以培育；而且祇把那一種一代又一代地繁殖下去，最後便成為一種與其本來面目大不相同的新品種了。譬如說，家犬、牧羊犬、獵犬等等，都是由狼的後裔蕃衍出來的。

「我對於在南美彭巴斯草原發現某些龐大動物的化石，印象甚為深刻。由這些化石看來，那些動物都像犰狳類動物一樣，渾身都是甲殼。其次，在南美洲，有些血統極近的動物互為消長，往往由這一種替代了另外一種，越向南方這種情形越是明顯。第三、加拉巴古斯島群上的產物，幾乎都有分別；同樣一種生物，在每一個島上必有一些不同。其實，這些島嶼從地質學的意義來講，沒有一個是十分古老的。」

達爾文埋頭研究歷二十年，不斷將有關資料寫成筆記，來充實他的理論。他閱讀了浩如煙海般的文獻與資料，包括整套的期刊、旅行觀光的記載、關於各種運動的書籍、園藝學、動物飼養學，當然還有有關一般自然史的著作。達爾文曾在日記中寫道，「當我看到我的那份書目時，對於自己的勤學苦讀也有不勝驚異之感。這書目中包括各色各樣的書籍、整套的期刊與學報，都是我曾一一閱讚並加以摘錄的。」

這是由於達爾文主義而引起的教會與科學之間無數次正面衝突中最早的一次。達爾文本人對於宗教的觀點，在他年事愈長時愈趨溫和。在中年時期，他認為，「在遙遠的將來，人類將遠較當世的人為完美。」

在「物種原始論」之後，達爾文的筆下又寫了許許多多的著作；每一本書都涉及更為專門的題目，不過，這些書最精要的部份，都是在於對「物演天擇」而進化的理論加以充實、更新。

林涅學會於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召開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有關「進化論」的理論第一次公之於眾；其後不久，達爾文與華萊士的文章都在林涅學會學報上發表。

「在物種原始論」這本書的最後一章，達爾文隱示說，大自然的選擇力是無限的。他認為，「一切在這個地球上曾經生存過的生物，極可能都是導源於一個原始形式，生物最初之有呼吸，就是在那個形式之中的。」他相信，所有複雜的生命形式，都是因自然律而存在的。「由於自然力戰爭的結果，歷經浩劫大難而能生存下來的，即所謂高等動物。」各種生物的生生不息，正如地球之不斷旋轉一樣，「極美麗，極神奇」，是自然法則之下的現象，使各種生物都得以生存、進化。

在「物種原始論」中，達爾文故意將有關人的起源部份略而不談。他認為，如果過分強調人的進化，很可能導致社會拒絕接受他的全部理論。但後來在「人的血統」（Ｄｅｓｃ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一書中，他舉出大量的證據，證明人類也是由低等動物逐漸進化而來的產物。

赫胥黎的這一番名言，使我們在知識的領受之外，更有一種「念天地之悠悠」的情味；達爾文雖然道出生存競爭的冷酷事實，但也啟示了生命過程的悠久無盡，未嘗不可以鼓勵人們超越「自我中心」的小格局，而以天地萬物為心。人的求真求善求美之心，更可以得到如「愚公移山」式的慰藉。一切盡善盡美之事，縱使不能在我們手中完成，但既然進化是一綿延不絕的過程，則我們可以確信終必有可以實現目標的一天。

赫胥黎的孫子朱利安．赫胥黎（Ｊｕｌｉａｎ　Ｈｕｘｌｅｙ），也是一位偉大的生物學者，曾就連爾文的畢生貢獻，做了一番最為精到的總結。他說，「達爾文的著作，使得整個生命的世界都歸屬於自然的法則之下。因而不再需要也不再可能去想像每一種動物或植物都是各別創造的；生物之得到食物，躲避仇敵，亦並非由於有超自然力所規劃的特殊方法；在生物進化的過程後面，並沒有甚麼有意識的目標。如果自然選擇之說正確無誤，則動物、植物乃至人類自身之演化，至今便都是由於自然的原因，正如山嶽之成形，星辰之繞日一樣，是自然而有目的。這種盲目的生存競爭，盲目的遺傳程序，自然而然選擇了最好的品種，朝著進步的方向發展進化下去……

更重要的是，在科學家之中也有若干人表示極端反對的。最保守的人物以英國的歐文（Ｒｉｃｈａｒｄ　Ｏｗｅｎ）和美國的阿格塞玆（Ｊｅａｎ　Ｌｏｕｉｓ　Ａｇａｓｓｉｚ）為代表。他們兩人都認為，達爾文的想法僅是科學上一時的異端，不久就會被人忘得乾乾淨淨。著名的天文學家赫斯凱爵士（Ｊｏｈｎ　Ｈｅａｒｓｃｈｅｌ）形容達爾文的定律乃是「一團亂絲」。甚至於達爾文當年在劍橋大學時代的地質學教授薛奇威克也認達爾文學說是「虛偽造作的惡作劇」，他寫信給達爾文說，「當我讀到你的書時，笑得我肚子都痛。」當時，有一m.hetubook.com.com位魏金斯主教，倡議製造一種特殊的火車頭，可以開到空中去。薛奇威克說，「你的書就和魏金斯主教的理論一樣，奇怪得令人無法置信。」

在物演天擇的過程中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亦即是達爾文所說的「性的選擇」。他指出，「一般說來，精力最充沛的雄性，在自然界最能適應環境，往往也就會留下最多的子孫……一隻沒有角的鹿，一隻沒有爪的公雞，要想能得到很多子息，是很難的。」在鳥類之中，「競爭的方式常常是用比較和平的方式」，譬如各種不同的雄鳥，在吸引雌鳥時，常常鼓其歌喉，唱出美妙的歌聲，展示美麗的羽毛，或者表演某些特殊的滑稽動作。

各種物種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在「物種原始論」中也用圖表來加以說明。達爾文發現，野蜂的授精作用，乃是三色紫羅蘭受精所必需的。有些品種的苜蓿草也是用了這同樣的方法來傳宗接代的。達爾文在書中指出——

雖然達爾文學說中的基本原則，現在已為科學界所普遍接受；但在此之前的近一百年間，學術界為了他的學說而引起的爭論是相當激烈的。十九世紀美國的「原教旨主義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因信奉聖經上的創世紀，反對進化論，故名）反對最力。這一股反對的浪潮，自一八五九年就已掀起；直到一九二五年的「猴子訟案」時更是轟動一時，引起世人的注目。這案子是由於一位姓史寇普斯（Ｊｏｈ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ｏｐｅｓ）的中學教員，在課室中講授達爾文學說，而引起當地教會及社會領袖們的反對，官司打上公堂，史寇普斯因而成為一時名人。由此可見，世界知識界之接受達爾文學說，是經過不少的波折的。直到二十世紀以還，論辯雙方才逐漸達成了休戰的狀態。

由於達爾文是一位極為敏銳的觀察者與實驗者，所以，他的著作中的大部份理論，在科學知識日益擴展發達的今日，仍然能屹立不搖。現代科學的新發現，誠然對達爾文學說有某些修正，不過，大體說來，他在許多學科上的影響都是居於「先知」的地位。

今天，我們回顧百多年前的往事，達爾文創立學說的影響，可說普及到每一種重要的學術領域；從過去到將來，都是十分深遠的。他的有機進化論已經獲得動物學家、地質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人類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甚至於歷史學家與政治學家等普遍接受。所以，艾樂伍德（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ｌｌｗｏｏｄ）所說的，「人類思想學術的每一門類，無不受到達爾文著作的影響，尤以生物學、心理學與社會科學為然。由是我們應可獲致一項結論，即達爾文應享受最崇高的榮譽，他是十九世紀所誕生的最具影響力且最有收穫的思想家，不僅在英國，就是在全世界也是如此。達爾文的著作對於人類社會的重大意義，我們現在才逐漸開始理解。」

「自然的選擇普遍於全世界，時時刻刻監視著各種生物中最為細微的差別，拒斥那些壞的，保存並且增長那些好的。大自然是在默默中工作，我們的肉眼難明；但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祇要一有機會的話，它都要儘力促進每一種有機體和無機體的生存環境之改進。在經過長時期演變的過程中，我們用肉眼一點也看不出來，一直到時間之巨手鐫刻下時光的痕跡，我們才能察覺。然而，又由於我們對遠古世紀上種種地質變化的知識是如此不完美，所以，我們祇能看得出來某些生物的形式，與她們從前的樣子大大不同了。」

「觀察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雜誌也對於「物種原始論」深致嫌惡之意。這本有歷史的刊物，指責達爾文，「搜集了許多的資料，去填充他虛偽不實的理論。」又說，達爾文的書，是異端邪說，足以使人心墮落。這本刊物上某一位評論家問道，「如果此書的說法是可信的話，難道說大頭菜祇要是在各種有利的條件之下，最後就會變成人嗎？」

在歷史名流之中，絕少有人能像達爾文那樣影響人類思想的趨向與行為的法則的。「達爾文主義」這個名詞，也像馬爾薩斯主義、馬基維利主義一樣，成為家喻戶曉的說法。

達爾文一回到英國，立即開始在一筆記本上記下來與進化有關的種種資料與見解，收集各種不同生物變化的事實，這就是他的「物種原始論」（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開始的一部份。他這本書的第一道草稿於一八四二年寫成，共僅卅五頁；兩年後即一八四四年，重加增訂完成，達二百三十頁。最初，如何去解釋物種的發生與消滅，似乎是一不可解的謎團。物種是如何構成的，又如何因時間之消逝而變化，而分歧為許多不同的支系，有時甚至完全絕跡世間，其理安在，實在不容易解釋。

有很多人曾以嘲笑為手段，試圖貶損達爾https://www.hetubook.com.com文學說的價值。以下的幾個例子是最為凸出的：

自此之後，達爾文再也不能相信聖經上「創世紀」（Ｇｅｎｅｓｉｓ）的理論了。照「創世紀」的說法，萬物自受創之始就是完整的存在，一脈相傳，歷千百世而不變，以至於今。

達爾文的理論，包括有名的「物競天擇」、「生存競爭」、或「適者生存」（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ｅｓｔ）等學說，這些學說也就是他「物種原始論」最重要的基礎。

更有很多學者稱頌達爾文掀起了一次學術革命，他所用的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方法，因而使得由天文到歷史，由古生物學到心理學，由胎生學到宗教，無不因他所提供的方法和原則，發生根本的改變而面目一新。近代科學家不僅重視科學研究所得的結果，也同樣重視研究的方法與過程。所以，達爾文之影響歷史，還不僅是他提出進化論的理論，而更由於他所用的方法，對於學術界具有重大的啟發性。

當「物種原始論」出版之後，在當世所引起的反應，「猶如在儲滿了糧草的糧倉中，燃起了一場熊熊烈火。」當時的人們都想到，如果達爾文的學說能夠確立無誤，則聖經創世紀中有關鴻濛初闢、萬物發生的說法，便很難再取信於人。教會方面也立即看到了達爾文學說對於宗教與神學都具有很大的危險性，因而群起表示反對。達爾文本人對於這種反應，事先也已有所預見，所以在他的書中雖然討論了各種生物，卻故意不以人類作為討論的對象，也不把他的理論引申到人類身上去，以避免反感。可是，世論仍然對他頗有指責，說他是始作俑者，主張「人是猴子的後裔」。

有名的「評論季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發表專文，指斥達爾文「是一個輕狂浮躁之人」，他的書，「都是七拼八湊，信口雌黃，來支持他自己荒誕不經的胡思亂想。」又說，達爾文對待大自然的態度，「乃是對於科學的極端不誠實。」

「在任何地區，野蜂的數目，一般說來都與當地田鼠的數目有極大的關係，因為田鼠經常破壞蜂窠與蜂房。……田鼠的數目，如所周知，又與當地貓的數目直接有關……因此，這番道理是頗足置信的，即在某一地區如果有數目極眾的貓科動物出現，則由於貓類阻遏了田鼠的繁殖，間接幫助了野蜂和某些花草的生長繁殖。」

「物種原始論」描述了由於人類的控制而發生在家畜家禽和實用農作物上的種種變化。書中又將經由「人為的選擇」所發生的變化，與經由自然力所造成的變化詳加比較。結論中說，祇要是有生命之處，就一定會有變化，世間沒有兩個生物是完全相同的。

然而，達爾文主義亦不乏堅強的支持者。當時最著名的學者之中，如地質學家萊爾（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ｙｅｌｌ），生物學家赫胥黎（Ｔｈｏｍａｓ　Ｈｕｘｌｅｙ），植物學家胡克（Ｊｏｓｅｐｈ　Ｈｏｏｋｅｒ），和美國的植物學家葛雷（Ａｓａ　Ｇｒａｙ）等，都是達爾文的忠實崇信者。達爾文對於赫胥黎倚畀尤深，他稱赫胥黎「是我的總代理」；而赫胥黎則自稱為「達爾文的拳師狗」。達爾文本人不是個議論縱橫的策士型人物，他從來不曾在公眾之前為自己的理論有所辯護。達爾文主義的「衛道之戰」完全靠了精明幹練、鬥志勃勃的赫胥黎。

然而，在另一方面，亦有對於達爾文理論強加曲解，濫加引用，而無疑的是達爾文本人一定會堅決拒斥者，一個顯著的例子，便是法西斯主義者利用「物演天擇」和「適者生存」的理論。作為它們消滅某些種族的藉口。同樣的道理，國與國之間發生戰爭，在法西斯國家認為是使弱者消滅並且使強者繁盛的正當手段。達爾文主義到了馬克思手中被歪曲更甚；馬克思將「物演天擇」的道理應用到階級鬥爭上去了。在資本主義國家，大公司兼併小廠家，也竟引用達爾文的理論，強凌弱，眾暴寡，似乎都有了「理論」的根據。

由於薛奇威克教授居間推介，使得達爾文應海軍之邀，膺聘為「獵犬」號（Ｂｅａｇｌｅ）上的博物學觀察員，這艘船受命要在南半球地區做一次徹底的調查航行。達爾文在晚年回憶那一次航海遠行的經驗說，「那可以說是我畢生之中最重要的事件。」這次旅行決定了他一生事業。「當初立志要做一個傳教士的想法，在獵犬號上很自然地死亡了。」

達爾文的一位校友惠威爾，竟下令劍橋大學聖三一學院的圖書館中，「不准有一本物種原始論。」

達爾文在加拉巴古斯島群上所看到的奇怪現象，再加上他先前在南美大陸上所看到的某些事實，使得他心中醞釀已久的「進化觀」漸漸成型。據他自己說——

「由於長期觀察動物與植物生活習慣的結果，我注意到動植物生存競爭的現象無所不在；令我感到震驚的乃是：在這些環境之下，凡https://www.hetubook.com.com能適應的便可以繼續生存，不能適應的便趨於毀滅，其結果可能是形成一種新的品種來。於是，我終於建立了我的理論。」

達爾文至此深感進退兩難。顯然達爾文與華萊士雖然是各自由不同的方向去著手研究，此刻竟然獲得了同樣的結論。所不同的是，達爾文對這個問題，已經費了好多年的辰光悉心研究。華萊士的觀念則是由於靈機觸動，在一剎那間偶然降臨的。最後，經大家約定，達爾文與華萊士的作品都提交林涅學會（Ｌｉｎｎａ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去報告。林涅（Ｃａｒｏｌ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０７～１７７８）是瑞典的一位著名植物學家。這個學會是為紀念他而成立。

「一個人並沒有理由因為他的祖父是猿猴而感到羞慚。如果說有一位祖先令我想起來就羞慚的話，應該是一個具有才智但卻極不安定、反覆無常的人。他並不以在他自己本行中的成就為滿足，偏偏要奢談他一竅不通的科學問題，徒然用一些辭藻把問題本身弄得越發隱晦難明，又用種種動聽的枝節和飾詞轉移了聽眾的注意力，最後歸結到宗教上的偏見去……」

在他所旅行過的地方之中，使達爾文印象最為深刻之處，是在南美西海岸五百哩外的加拉巴古斯島群（Ｇａｌａｐａｇｏｓ　Ｉｓｌａｎｄｓ）。在這些孤絕世外，渺無人煙，近乎火山口一般的小島上，達爾文發現了活生生的巨龜，這樣大的龜，別的地方祇能從化石中看到。還有巨形的蜥蜴，在世界其他各地早已絕種；還有罕見的海蟹與海獅。他尤其感到驚奇的是，他在這些小島上所看到的鳥，與中南美大陸上的鳥看來頗有相似之處，但一經比較，卻發現實在大不相同。而且，就在這些島群上，此島上的鳥亦與彼島上的鳥各有不同。

這是一種很奇怪也很有趣的巧合。在西方歷史上，公元一八〇九年這一年之中誕生的偉人，也許比任何別的一年為多。這些人不僅在他們的本行中出人頭地，而且多多少少都曾影響到後世歷史的方向。這一年中的名人像英國首相格蘭斯頓、大詩人丁尼蓀、小說家愛倫坡、大詩人白朗寧夫人、文學家霍姆斯、音樂家孟德爾松。更重要的兩個名字，是達爾文與林肯。號稱「生物學中牛頓」的達爾文和在世人心目中視為「偉大解放者」的林肯，不但都出生在一八〇九年，而且是出生在二月十二日同一天，相差僅僅幾個小時。

一八六〇年，不列顛學會在牛津大學舉行一次集會，會中討論的主題便是達爾文主義。代表正面意見為「物種原始論」辯護者，不是達爾文本人而是赫胥黎。反面陣營中的大砲，是牛津的魏勃弗斯主教（Ｓａｍｕｅｌ　Ｗｉｌｂｅｒｆｏｒｃｅ）。魏主教在發表了一篇措詞凌厲的講詞後，他自認已經將所謂達爾文主義批評得體無完膚，然後轉過身來面對著坐在講壇上的赫胥黎說，「我要問一問赫胥黎教授，究竟是你祖父那一支脈或者你祖母的那一支脈曾經有猿猴的血統呢？」

在變化之外，再加上了生存競爭。書中引用了若干令人驚奇的例證，說明所有的有機物都具有奇異的力量，能使其後裔保持著它這一種族維生的能力。即在成長最遲緩的動物譬如大象，不久也會因子孫相繼出世而到處都可見到。達爾文舉例說，「從第一代的一對大象算起，在七百四十年到七百五十年之間，這對大象的後裔將有近一千九百萬頭象子象孫活在世間。」由於這個例子和其他的證據，達爾文引申出來的道理是：「因為出生者眾，能生存者寡，生存競爭乃是必然之事。有時是某一種生物與同族的生物相爭，有時是與異族的生物相爭，也有是與生存的環境鬥爭。」而就出生的規律上來說，毫無例外，每一種植物，每一種魚，每一種飛禽，每一種走獸，包括人類在內，生育的種籽（後裔），遠比在這個擁塞的世界中所能夠生存者為多。生物的增殖率都是按照幾何級數而增加的。

不料在他的準備工作進行過半的時候，他遭遇到了驚人的意外事件，他接到一位朋友也是一位科學家華萊士先生（Ａｌｆｒｅｄ　Ｒｕｓｓｅｌ　Ｗａｌｌａｃｅ）的來信。華萊士當時正在馬來群島從閱讀馬爾薩斯「人口論」得到了靈感，要想探討各種生物的原始。華萊士還隨這封信寄來他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論物種自原始形態無限變化的趨勢」。達爾文說，華萊士這篇文章簡直和他自己理論的解說全然一致，「如果華萊士曾經得到我在一八四二年所寫的初稿，他為我那初稿寫一個提要，恐怕都不會比他現在這篇論文更簡潔更精采了。連他所用的字眼，也正是出現在我的著作各章標題中同樣的字眼。」

「達爾文的作品，使我們能更清楚地認識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及我們現代的文明在整個歷史中的地位。人並不是一種不能再加改造的定製產品。人類背後已有悠久的歷史，同時在他和*圖*書面前更有再加進步的演化之可能。再者，由於進化論之說的光照，我們學會了應該更加忍耐。人類有紀錄的幾千年歷史，與人類在此地球上已經生存了的千百萬年，以及生命演進的億萬年，是無法相提並論的。當天文學家們保證，在我們之後至少還將有億萬年的時光，使演化的過程得以發展到新的高峰，我們就覺得人類有足夠的時間，應該要發揮更大的耐心。」

第二、他完成了有名的「物演天擇」之說，作為對於進化的方法之一種合理解釋，使進化論得到了一種更堅強的基礎。

在自然選擇之中，氣候也是很主要的一個因素。「酷寒和大旱的季節，似乎是最有效的節制方法。……氣候的作用，初看起來似乎與生存競爭之間沒有甚麼牽連，但是由於氣候的變化，可以大大的影響五穀草木的生長，於是便為生物與生物之間帶來了最嚴重的競爭，不論它們是否屬於同一種族，祇要它們需要同類的食物，其影響便極為顯然。」所以，在生物之中，凡是最適宜生存的品種，往往是能受得了嚴寒酷暑，並且能夠取得食物的。

赫胥黎聽到這話，對坐在旁邊的一位朋友說，「這真是天賜良機，上帝把他送到我的手上來了。」於是，他就起立答辯說——

自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六年的五個年頭，「獵犬號」環遊世界，幾乎遍訪各洲所有的重要港埠與主要島嶼。達爾文在船上的任務，需要負地質學家、植物學家、動物學家和一般科學家的責任——此行彷彿是為他以後一生的研究寫作生活做了最好的準備工作。凡是他所到之處，他都廣事收集各種動植物；有些是活的，有些是化石，有些是地面上生長的，有些是海洋中的。達爾文以一個博物學家的眼光，調查了陸地與海洋的各種植物區系與動物區系——譬如阿根廷的彭巴斯草原，南美洲安斯達山乾燥的山坡地，智利與澳大利亞的鹽水湖與沙漠，巴西和大溪地的原始森林，南美沿海岸地方與山嶺的地質成分，在海島與大陸上的死火山與活火山、珊瑚礁，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亞地方動物的化石（按：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ａ這個地方的印地安人，據說是全世界身材最高的人種），秘魯境內已經絕種的某一種族的人，還有許多偏僻地方的原生動植物。

達爾文在青年時代，毫無過人之處，更看不出他成人之後會成為舉世聞名的大科學家。他出生於清華門第，先代祖宗之中不是學者便是專家。可是，就連他自己的父親也曾公開表示，對於愛子究竟是否能夠有任何成就，深致懷疑。在文法學校中，達爾文對於那些死的語文深感憎厭，嚴格死板的課程，絲毫不能引起他的興趣。他自己浸沉於化學實驗，以及收集昆蟲和礦石等的樂趣中，常常因此受校長的責備，認為他荒廢時光，不務正業。

達爾文整套理論的重要基礎，在「物種原始論」這部書的前四章裡先加討論。繼之又以四章的篇幅，來討論所有似乎可能成立的反對意見。然後，有幾章討論地質學，討論動植物在地理上的分佈，以及有關動植物物種分類形態學（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胎生學（ｅｍｂｒｙｏｌｏｇｙ）等事證。最後的一章，總結全書意旨，作提要鉤玄的說明。

達爾文為其理論搜集豐富的證據，他希望這些證據，不僅在數量上要豐富，而且在質量上要正確無誤，無可駁辯。因此，他就沒有時間把他的研究所得整理出版。一直拖到一八五〇年代。這時，由於幾位知己好友的敦促，他才開始將那些汗牛充棟的研究心得與資料，整理編次，準備分為數卷來出版。

第一、他搜集了許許多多無可爭辯的證據，來證明進化的「事實」；他在「舉證」這一方面的工作，超過了在他之前所有的成績。唯其能「拿出證據來」，他的學說便比前賢讜論都更有份量，更令人折服。

達爾文年紀稍長，和他父親的先例一樣進了愛丁堡大學（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那年他不過十六歲，主修醫科。兩年之後，他決定醫科不適合他的個性，乃中途輟學前往劍橋大學。他當時的志願是研究神學，將來做一個英國國教的牧師。

從研究學問的觀點而言，達爾文自認他在劍橋的三年歲月完全浪費了。不過，在這段期間，他得以與兩位極有影響力的教授結識，並一直保持著深厚的友情。一位是植物學教授韓斯婁，一位是地質學教授薛奇威克。在這兩位師長的引導之下，達爾文花費更多的時間作田野調查，收集甲蟲，進行有關自然史的研究與觀察。

不過，達爾文並不似世俗傳聞那樣曾「發明」了進化論。進化論的觀念遠在亞理士多德和慮克歷修士（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　９７？～５４Ｂ．Ｃ．）之前就已經有了。歷代名流學者，持有這種觀念者極多，達爾文的祖父Ｅｒａｓｍｕｓ　Ｄａｒｗｉｎ就是倡導進化論學說的健將之一。不過，達爾文對於進化論學說，具有兩大顯著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