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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也難能相信，抗戰勝利也靠他這樣領導的力量支撑了八年，才贏得最後勝利。蔣雖企圖改造中國，他所創造的高層機構下面卻仍是成千上萬的農村，要不是他的激勸策動和制壓，抗戰的力量即團結不起來。即時至今日，中國尙未完全轉變為一個多元的商業社會，做到凡事都可以由數目字管理的程度，我們再看抗戰期間死難的高級將領如佟麟閣、趙登禹、王銘章、張自忠最初都出於雜牌部隊，亦即是軍閥部隊收編過來之後身。

在數目字上管理即全民概歸金融及財政操縱。政府在編製預算，管理貨幣，釐定稅則，領發津貼，保障私人財產權利時即已普遍的執行其任務，而用不著張三挨打，李四坐牢，用「清官萬能」為宗旨，去零星雜碎的去權衡各人的道德，再釐定其與社會「風化」的影響。只是農業社會裏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商業社會裏凡事都屬多元。去舊迎新，有等於脫胎換骨，改變體制時通常發生流血慘劇。大凡近世紀的革命運動與獨立運動都和這體制上的改變有關，其詳情已列入我所作《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大概最近即可出版。

即是西方對蔣之批判，也仍著重於「他想做道德上的威權」著手，最近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所著中國近代史的教科書即提出上海英租界有蔣在巡捕局的檔案，原文未敍係刑事偵緝或因政治關係而得，總之則無可隱諱。我希望有熟悉此間情節的人士，據文件將詳情提出。從現有的資料看來，蔣介石壯年與中年的行徑不同。他在上海的一段生涯，似有做遊俠浪人的趨向。如果確實，則他在兩段生活之間必有一重發憤立志的轉變。據實直書不足以為他盛德之累，倒反增加他傳說裏的多重色彩與人情味（我個人即不相信世間有十全十美的啄木鳥，而羨慕血氣旺盛的志士）。

殊不知美國在一九五〇年代也並不是凡事皆可客觀，任憑各人隨便恣意批評的場所，韓戰既開，「誰抛棄了中國」成為黨派政客間爭執之焦點，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只憑片言隻語，指摘誰係共產黨，紅帽子威脅之下曾使不少左派人士丟官，也使不少藝術家和職業界人士因之失業。而且這也不是左派被斥，即為右派揚眉吐氣的日子。美國的國務院、文藝https://m.hetubook.com.com新聞界及大學學府倒因為本身受了麥卡錫的壓力，更增加對中國國民政府的反感。《新聞記者》雜誌（Reporter）曾出專號，指斥「蔣宋孔陳」將美國援華使法幣回籠的黃金，炒成外匯，培養「中國說客團」（China Lobby）回頭到華盛頓與聞美國政治。杜魯門的《回憶錄》則揭舉蔣迫害學術領袖，用特務槍殺西南聯大教授李公樸和聞一多，並且公佈他在這事發生時與蔣來往的書牘做見證。再則四十年代之暢銷書，有如《史迪威文件》和白修德（Theodore White）所作《雷霆後之中國》（Thunder Out of China）此時仍有極大影響，白氏曾被美國人稱為「蔣委員長之敵」，《史迪威文件》即係他所編，他自己書中對蔣及國民政府批評得體無完膚，而且內中更以國軍在河南將糧食搜刮一空，造成人為的饑饉，解決共軍新四軍時縱容士兵強|奸隨軍女政工人員，最為口誅筆伐的對象。在如斯氣氛之下，我剛一提及自己曾為「蔣家軍」內之下級軍官（重點在下級）即被講課的教授和同學瞠目相視，似乎我即是納粹黨內的小頭目。我想將在國軍的經驗拿來作學術討論的題材之建議，只好打消。寫蔣介石傳記的計劃提出後，在若干書社和雜誌面前碰過釘子，也從此石沉海底，永遠的棄置。

田漢是中國現代的戲劇家，也是「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者。我年輕時只知道他是左派名流，不料最近讀到他在一九三〇年寫的《我們的自己批判》內中竟有以下一段。文中所劃×未經改動，但是「校長」具有括號，亦如原排，則為蔣介石。

我們提到軍閥混戰，蔣介石北伐統一全國的過程中，不能憑己意以為此人無識見，那人道德虧損作為一切問題的解釋。自一九一一年至今，不僅是換朝代，而且包涵著再造帝國式的險阻艱辛。其內外煎逼工程浩大的情形，至少也要和「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過程中相比。也要和忽必烈以元朝入主，左右都找不到出路，迄至朱元璋削平群雄頒佈大誥的階段相比。

第三，撰修歷史卻與寫作傳記不同。我們處在一個大時代裡，群眾運動的進出經常超過人身經驗。因之歷史與傳記，並不是始終天衣無縫的密節，寫歷史的務必注重每一事物的長期之合理性，寫傳記的則不能在這種大前提之下一味隱惡揚善ｈtｔps://ｗｗw.ｈetｕbook•ｃｏｍ.ｃｏｍ，或隱善揚惡。蔣介石一怒之下將胡漢民拘禁於湯山。他看到抽調的壯丁用繩索牽引而來，即槍斃兵役署長程澤潤。尤特里女士（Freda Utley）可算對蔣最為友善的外國作家之一，在她著的《中國最後的機會》（Last Chance in China）對於蔣在清黨期間殘殺共產黨員一節則毫不假借。她寫出：「在那暴怒、復仇、虐刑與死亡的日子，因之喪失生命，成為囚徒，變為玩世不恭，或從茲不與聞政治的青年，都是全國的精英。」我們知道蔣介石對親屬半公半私的經商曾極度震怒，可是他卻始終無法洗刷這貪污的惡名。我們寫歷史的人，不能在這些題目上過量的做文章，因為最基本的歷史輪廓還沒有劃畫都清楚，將「負」因素高度渲染，即妨礙「正」因素之展開。

在這情形之下，我只好引用孔子（好在他也是歷史家）評管仲的一段作結論。孔子曾斥管仲不儉而不知禮，可是子路和子貢都抨擊管仲時，他卻出面支持他。

陳志讓的英文《毛澤東傳》裡提及蔣待人經常有三個方法：一是感情上的激勸，一是以金錢策動，還有一個則是用武力制壓。其實說來說去，所謂三個方法仍為一個，此即不循組織條例，注重人事關係。再考究之則仍為農業社會裡的習慣，因為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蔣介石召見團長縣長級人員，親自派遣出國人選，侍從室裡保存著各人的自傳，他也自己道出：「……即如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我覺得我並沒有旁的什麼多大本事，不過我每到一個機關或部隊，就是注重考察那個機關或部隊裡面的人，並從人事的改進以求那個機關組織的健全。」

第一，我們不要忘記迄至今日關於蔣介石的資料，中外之間仍有一段莫大的鴻溝。

史迪威曾在敍蔣介石時《文件》裏寫出：「他想做道德上的威權，宗教上的領導者和哲學家。但是他沒有教育！這是何等的可笑，假使他有大學四年的教育，他尙可以了解現代的世界，但是這實情他全不了解，假使他能了解，情形就好了，因為他倒想做好事。」

……所以我以為我們是應該先完成北伐，何況由廣州而武漢而上海隨著「校長」而來的友人×××君替我們談起國民黨分裂之如何可嘆，「校長」如何以國民黨的文天祥陸秀夫自任，這樣一來自能引起我一種對於歷史悲劇似的痛嘆與對他們「校長」那種英雄的（he和-圖-書roic）的心事底同情，於是我雖不曾想過直搗所謂「赤都武漢」卻願意隨他們「校長」渡河殺贼，遂所謂「直搗黃龍」之願。

可是蔣介石的哲學思想受王陽明的影響極深，陳榮捷是當代研究王陽明的威權，他的書中即說及王學知行合一，長於行事的果斷，缺乏邏輯上之綿密。我們看來也與孔子所說「知其不可而為之」、與孫文所說「不知而能行」極為接近，嚴格言之，這種種東方哲學，都缺乏科學精神。從蔣介石的事業談起，也只有這種不顧程序的幹勁，才能完成抗戰大業。中國受日本欺負，逼得暴虎馮河，挺而阻險，也顧不得科學非科學，邏輯不邏輯。如果嚴格按照《孫子兵法》裏面的「廟算」仔細琢磨，早已用不著抗戰，還不如和汪精衛一起去投降。他蔣介石先接受千鈞重荷，退而分配斤兩，他自己承擔的責任既已超過他本身足能支付的能力，那也就顧不得馭下時的合理守法了。只是這種以直覺（intuition）作主，蠻幹的辦法更倚之為行事的方針，是不能為一般美國人所能容的，史迪威覺得蔣無教育，大致由於這思想上的根本差異之所致（倒是日本人反能欣賞這作風）。《史迪威文件》又有一則提及「中國人先造屋頂，只要最低度的支撑物和根基。誰也看不出地底下是甚麼，何苦去考究它？只有我們才受罪的去對付低層基構，使這建築物站得住脚。」他所發牢騷同一源於兩方心理上和思想上之南轅北轍。

驟看起來，史迪威言過其實，近乎荒唐。曹聖芬的《懷恩感舊錄》裏提及蔣不僅遍覽群書，而且讀得極其仔細。書中又提及：「北京大學一位哲學教授賀麟先生曾經說過：德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最是晦澀難懂，中國哲學家對之真有深刻研究，真能透徹了解的，只有少數幾位，而總統是其中之一。」周策縱的英文版《五四運動史》也提及蔣在五四運動期間，曾訂閱《新青年》雜誌，還準備去西方留學，即據常情判斷，他為中國領導人幾十年，得到學術界教育家的支持，也不可能胸無城府，腹無點墨。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白瑞（Theodore de Bary）即曾和我當面說起他和蔣介石暢談理學心學的經過。

可是今日已近四十年，我對失去的機緣，毫無遺憾，事後想來要是當日草率成書，今日可能羞窘。即使今日去蔣逝世又十五年，撰寫他「全面目」的傳記之機緣，也還不是十分成熟，以下只據我所https://www.hetubook.com.com知道的列舉建議三數則。

這樣一來有似於更換朝代改造帝國的艱難不計，中國近世紀的奮鬥，更添上了一段維新與現代化的要求，於是萬緒千頭，問題更複雜了，現在看來蔣介石的一生事業乃是在此多種需要之下替中國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只是在台灣則因一九五三年耕者有其田法案及其他措施，已能使農業上的財富與商業上的財富交流，較大陸上進入數目字管理的境界已先進一步）。他雖非完全赤手空拳，但是當初以私人身分借債支持黃埔軍校，次打敗軍閥再邀請他們合作，終以零拼雜配的門面完成抗戰，如此固定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至少也是無中生有，總之則在千方百計的覓法創造，怪不得過分批評他的人說來好像他蔣介石繼承了一筆大家私，只因他揮霍而蕩然無存時，跟隨他到底的人也索性不服輸，偏不承認他有任何差遲與過失，硬要把一代偉人說成一個天人神人。

而且尙不止如此，今日世界上落後的國家，無不企圖「現代化」，當中途倪紛紜，既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軒輊，也有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我也花了上十年的時間，不顧意識型態，單從技術角度鑽研先進國家完成現代化的程序，則發現其重點無非從以農業作基礎的管制方式進而採取以商業為主體的管制方式。其先決條件在對外能自主，對內剷除社會上各種障礙，使全部經濟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然後這樣一個國家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第二，寫他傳記的資料固然還待發現與整理，然則蔣介石在歷史上的地位卻相當的鞏固。這樣的說法，好像也是本末顛倒。然則當中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則是對日抗戰的意義不可磨滅。蔣介石採取行動時，站在歷史之前端，很多未來情事，尙不可捉摸。我們今日則站在史實之後，對已經發生的事情當中的因果關係以及時間上之湊合（timing）已有相當可靠之根據，而以我們只注重當中粗枝大葉的情態時為尤然。

三十八年之前，我第二次來美，就想寫本蔣介石的傳記。我知道中文原始資料，要不是認為他是國家元首，最高統帥，只能崇拜，不能議論，連他官銜之上還要留一空格，以表示尊敬；則是無理謾罵，斥之為逆為匪，如此同樣的不能令人置信。中國歷史裏留下如此一個偌大的空洞，不僅影響中外視聽，而且使研究歷史的無所適從。我以為我自力攻讀，可以比較客觀；也曾將中國事物，作過一段內外上下和_圖_書觀察的機會，希望筆下可以承乏。

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以來，在歷史已經產生了九個大朝代和十多個小朝代，可是我們以財政稅收作根據劃分時，則又可以將這些朝代併合而為三個大帝國：秦漢自成一系統，隋唐宋又成一系統，明清又成一系統。明清的「第三帝國」的財政賦稅帶收歛性，這比隋唐宋的「第二帝國」之帶擴張性的截然不同。在辛亥革命時，明清帝國的制度已經經歷了五百四十三年的長時期，本來就「氣數將盡」，以現實的情形來說，即是起初創建時心理過於內向，法律過於單簡，稅收過於短少，政府平日對內不設防，無操縱經濟的能力，純靠社會力量，以「尊卑，男女，長幼」和均一雷同的方式統率全國。這些條件本來就已不合時宜，何況一九〇五年廢除科舉，更先使上下脫節。民國肇造之後，所接收過來的財政機構無庫存，無充實的稅收來源，軍隊也當然不應命，所謂總統內閣，其本身即是社會上的一種游體，所頒佈的法律與社會實際情形風牛馬不相及。是以軍閥割據為必然現象。因為過渡期間只有私人軍事的力量，才能夠在三兩個省的地區內有效。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所以當日局勢動盪，很多人都無法保持一貫的方針。從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直接間接與蔣介石有關的資料還待發掘，也可能車載而斗量，我們無法即說至矣罄矣。

蔣介石能極端的容忍，可是有時他也在激忿情形下也仍暴露他的弱點。在重慶時侍從室人員生活艱苦，要是改行經商，倒有不少發財的機會。蔣之副官處長陳希曾即此請離職，蔣一怒之下，將面前桌案整個的推倒在地。因為他視陳為家鄉子弟，現為近侍而不能與他共體時艱，情不可恕。一九四五年國民黨六中全會在重慶開會時，有一位王姓委員循著西方代議政治的辦法對當前軍事提出質問，也蒙著總裁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的雷霆與咆哮。在他看來前方將士救死扶傷之不暇，後方受他們保護的黨員不思量國軍缺兵欠餉，以爛部隊抵擋敵方的貔貅，還要在此時效法西方之時尙，作個人出門面的憑藉，也是無可寬貸。如此事迹，應當據實提出，尤且應當把周圍的條件，一併加入，使讀者同時看出蔣介石之長處和短處，即這兩件事也可看出中國傳統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精義之由來。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