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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白修德二十三歲，因為哈佛大學畢業時成績優異而獲得遊歷獎學金，得以周遊世界。他由美而歐，又入巴勒斯坦，再逗留於上海，原擬經過香港轉河內而乘滇越鐵路至昆明，以參觀抗戰期間之中國。只因逗留香港時向國民政府之辦事處接洽，時為一九三九年四月，去白氏二十四歲生日尙有數星期。恰巧此時重慶之國際宣傳處張羅一位西方報人主持對外報章之文稿工作，白氏因前曾向《波士頓地球報》（Boston Globe）投稿，即以剪報出示作證明，立即被辦事處代國際宣傳處僱用。於是白修德放棄河內昆明一段行程，兩天後乘夜班飛機往重慶下降於九龍坡機場。從此打開了白修德作新聞記者及作家之生涯，而國民政府之國際宣傳處則業已僱得日後給它本身作對之最大能手。

可是這不是批評白修德之不誠，我與白無一面之緣，倒有共同的友識，知道他立場之誠懇。他的回憶雖非懺悔錄，可是他也曾將自己大小犯規之事，甚至虛偽之用心全部托出。至於揭穿黑幕（exposé）更是美國新聞從業員一脈相承的基本工作。其帶著理想主義，起先對中國期望過深過速，以後失望之後反應過激，也非白氏特色。《新聞周刊》之艾薩克，前已提及。而在他們之前於二十年代來華之盛安（Vincent Sheean）著有《自我歷史》（Personal History）對武漢左翼政府特別同情，更是他們兩人之前輩。

白氏之自傳或回憶錄稱《我在追尋歷史》（In Search of History）發行於一九七八年，內中述及他祖先係俄國之猶太人，父系姓托德羅斯（Todros），直到他的父親移居美國，自稱白大衛（David White），才脫離了做猶太教教士之傳統。即白修德在哈佛大學唸書時，仍屬猶安山復國主義者（Zionist）中之活動份子。但是他的父親又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對中國之革命抱有期望。如此之背景對hetubook.com.com白修德以後之出處深有影響。他之以道德觀念解釋政治，顯然與宗教思想有關。他在一九三九年加入重慶國民政府之國際宣傳處工作，即因為中國在「反抗法西斯」，而他初時對蔣介石也極為仰慕。《追尋歷史》裏面又說及作者之成為中國通，初時也出於一種意外之緣分。白修德原有意於西洋史，可是哈佛大學之閱覽室既擁擠又冒水氣，對面之哈佛燕京圖書館則空無一人。他起先則佔便宜的往中國閱覽室，次翻閱古裝中國書籍，對漢文產生好奇心而視為一種挑戰，終有志作中國歷史教授。他在哈佛大學之教師為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顯然的，他們師生關係良好。白修德唯一之兒子即以費氏之姓為當中的名字，最近費正清尙在一段書評裏寫出，他自己一生桃李雖多，其中最得意之門徒仍只有兩人，女生為Mary Wright，男則白修德〔這書評裏也說及瑪琍終將所學傳及於天分極高之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只是白氏以後發現他自己的才能在做新聞記者，而非大學教授之材料。

一九六〇年間白修德向《新聞周刊》的訪問者說起，他以前沒有看清蔣介石手中問題之複雜。我因共同友識的介紹，寫了一封信給他，他也回了一封很友好的覆信，囑我任何時去紐約，可以告訴他，他將邀我一飲，只因彼此各處奔走（我當日在密西根和伊利諾，以後又去英國；他在這期間寫每四年一度的大選），這邀請未曾兌現。一九七九年中國大為開放；我又寫了一封短信給他。至此我對高層機構與低層機構的看法較前更為堅定（重訂上下間法制性之聯繫仍為艱鉅的工作）。只是也不願在大作家面前自稱此為個人創意，所以囑他此信過目之後可以歸檔於字紙簍，信去之後，也已忘卻。不意一年五個月之後收到他的覆信，影製如件。這次由他提議看我，可是我也始終沒有接到過他的電話。如是又五年。一九八ｍ.hetｕboｏk.ｃom•ｃom六年一個早晨閱報，發現上有白修德的訃聞與照片，他已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現在距他逝世又已五年，這信之發表似可當作歷史文件看待了。

《追尋歷史》內述及一九三九年作者初蒞中國大後方時，對抗戰之精神至堪仰佩，只是除此一兩句話外，並未敍及其詳情。對當時日本空軍於重慶之「疲勞轟炸」倒敍得相當詳細。內中又提及周恩來饒有興趣。周曾設筵招待白於重慶冠生園，席間偏陳豬肉，白修德仍因為正規之猶太教，不能下箸，周即談笑風生的說起，「Teddy，這是中國，看，仔細再看，這像豬肉，但是在中國，這不是豬肉，這是鴨子。」白修德從當日起正式放棄教規，開戒吃肉。他也在書中寫出，「我希望我的祖先原恕我」。一九四一年初國軍解決新四軍時，白修德懷疑其命令出自蔣介石，可是周恩來雖然極端憤怒，反向白解說，蔣委員長事前並不知情。可是蔣也別無他法，他必須平衡手下各派系。

白修德指摘中國國際宣傳處希望左右海外視聽（何種政府不如是？）事誠有之。說他們說謊欺騙，則言之過甚。《追尋歷史》裏提供的製造統計數字，誇稱戰勝，獲得「武器無算」等等並非蔣介石所發明，也非國民政府之新政策。而是中國傳統社會之產物，而且因文化與組織而存在，可以追溯到中國歷史深度裏去。因為國家之構成即係金字塔倒砌，歷來利用想像力及紀律的成分多，施展實際技能的力量少，真理總是由上至下，其「假信為真」（Make Believe）既如「皇帝之新衣」，尚且與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提倡「以意志力去相信」（Power to believe）接近。這一套只能在簡單農村社會閉關自守，因此知識份子能擔當其成果，又不向其他人負責才能廣泛的利用，此亦中國官僚主義之一大特色（與猶太人為一種城市文化私人財產權鞏固最為逕庭）。蔣介石承襲這辦法，乃因新的下層組織尚未wwｗ.hｅtubook.ｃｏm•ｃom構成，法制未備，統計無從著實，這也是我經常提及中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之由來。所以國民政府至此自食其果，並非創造其因，所謂「殲敵三萬」，前鋒部隊卻又向後方「轉進」，並非僅以蒙蔽友邦，實際也在欺哄自己，所以也可以當作當日騎虎難下苦肉計中之一部。

白修德往中國之前，在哈佛大學攻讀中國歷史，可是他的觀察仍不能包括歷史上應有之縱深。然則我們對他所作書文之反應也只能表現當曰之感情作用。又直到今日近乎半個世紀之後，我們才能在全部歷史發展之過程中開始看出四、五十年前各種發展之長久意義，此絕不可能為當日意料之所及也。

白修德只在國民政府工作八個月。一九三九年年底，他即為《時代》雜誌聘為特約記者。他往西北旅行一次，出入前線後，將當日決心寫在回憶錄裏：「我不能再相信蔣介石和他美國化的政府是一個真實的政府。他們不能控制事情之發生，我決心和他們脫離關係。」在另一段他又將他在國際宣傳處的經驗寫下：「實際上我被僱去左右美國輿論。美國對抗日之支持，是這政府生存的一線希望。操縱美國新聞界至為重要。所以用說謊和欺騙，用任何方法去傳說美國，中美合作共同抵制日本乃是前途之希望。」

可是幾十年後看來，白修德在追尋歷史，他並未製造歷史。他在《雷霆後》裏已寫出：「在我們這一代希望中國安定，可算幼稚。中國若不改變，則會死亡。」同時他在《尋覓歷史》裏也寫出，國民政府控制著前方的軍隊，與軍閥構成必要之聯盟，又靠著僅有的幾條公路下達鄉鎮，内有保甲。所謂政府僅此而已。保甲之下，另有政府。這樣，即自他的文字看來，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對新中國的貢獻，乃是製造一種高層機構，完成抗戰，使中國不致淪亡。要想改造中國的低層機構，則除非大規模的輸血hetubook.com.com，只有開刀。如此也可以看穿共產黨與毛澤東所走的路線了。總之，使一個龐大的農村社會改造而為一個商業化，凡事用數目字管理的社會，已不是道德問題，而為一種技術問題。我們一定要從生理上想，有等於一個動物之脫胎換骨。一九四〇年間，白修德和我們自己都沒有看穿當前問題之龐大。即蔣毛杜馬諸人也不可能一眼看穿他們所面臨問題之實質，因缺乏歷史之縱深也。

白修德（Theodore H.White）曾被若干美國人稱為「蔣委員長之敵」。他在一九四六年與賈可比夫人（Annalee Jacoby）合作的《雷霆後之中國》問世之後，又於一九四八年將《史迪威文件》編輯成書。兩書都對蔣介石有極苛刻的批評。而蔣著《中國的命運》之英文版在美國發行，白又以書評者的地位對之攻擊不遺餘力。蔣書中縷述中國被帝國主義宰割的一段被白指責為「仇視西方」；蔣講到中華民族過去偉大的事蹟，白不諒解其為鼓舞國人的自信，又斥其為提倡人種優秀說（racial superiority）。大概第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人士已不耐煩中國戰時成為西方民主國家之贅疣，而且杜魯門反蘇反共，卻又不願捲入中國內戰之漩渦，正不能保持其政策邏輯上之前後一致，白修德及艾薩克（Harold Isaacs）一為《時代》雜誌的中國特派員，一代表《新聞周刊》，同時鼓吹蔣委員長及國民政府為一種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權，正符合白宮及國務院「不預聞政策」（hands off）理論上之憑藉，於是兩人都名聞一時。而白修德的觀察細腻，他的新聞採訪，進入很多人視而不見的角度，言之有物，更引起讀者的興趣。他生平著書十多種，幾乎無一種不為高度的暢銷書，他的一生也受過美國新聞界和出版界無數的榮獎。

我還記得當《雷霆後之中國》暢銷之日，我正在美國陸軍參謀大學上學。此書關於中國軍隊一章，開始即提及歐洲第一次大戰時德國的魯登道夫將軍觀察和-圖-書奧軍後提出的報告稱，「我們與僵屍結盟」。再又說到「被抓入中國軍隊，即等於被判死刑」。我們年輕的軍人，當日正撑挨過八年的抗戰，只指望戰後得到美國援助，在一、二十年內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中國。可是抗戰勝利之日亦即是內戰展開之時，蘇聯進出東北即將軍械交付與共軍，而美國對我們則責罵多於援助。白修德的書籍，更是臨頭一盆冷水，我們的反感可想而知。然則白所作實地的報導則又在耳聞之餘，加著目見。美國同學問及書中內容是否可靠時，我只好說有時事實上全部存真的報導，可能得到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雷霆後之中國》說及中國軍隊沒有傳統，連軍階領章也模倣日本。殊不知中國目前最大的困難則為傳統的力量過多過強過深，無法擺脫。可見得局部之正確，並非全書的正確。

我們在一九四〇年代對白氏生氣，不僅因他使我們的幻夢無法實現，而且我們已經難於維持的士氣，至此更一落千丈。一九四九年後我在東京駐日代表團任團長之隨從副官，團長朱世明將軍就常向美國新聞記者發牢騷：「要是希特勒取得鄧魁克之日，有了你們諸位先生高唱英國完了，英國也可能真的完了。」有時白修德的上司前國際新聞處處長董顯光也在座。

當日國民政府希望美國援助確係實情。可是尙沒有料到竟有珍珠港事變之發生，而使美國直接參加戰事，而使遠東之戰事及歐洲戰事結成一體而構成歷史上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凡是交戰國一般的情態：對敵方仇恨，可是暗中佩服；對同盟國表面上共生死，實際傾軋。中國抗戰後期，表現得無一是處，已經使很多美國人極不耐煩，而以後又有史迪威事件，而戰後又有馬歇爾調停國共衝突之失敗。杜魯門也在他的回憶錄《考驗與希望的年份》（Years of Trial and Hope）裏寫出如果要美國再進一步的干預中國情事，則「這種意見還未提出已為美國人所否決」。所以白修德第一部傑作出世，被選為每月書社之首選，銷行四十五萬册不為無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