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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想下去時，我們的心情或許會輕鬆幾分。我們皮膚內側（自己）和外側（社會）或許能順利開始通信。我們所擁有的個人性物語，或許會開始擁有成爲結合兩者間的裝置的必然性。在這裡會產生有效的進出流通，我們的觀點會複合化，我們所採取的行爲可能會逐漸有幾分多層重疊。

森達也先生所導演的《Ａ２》，是把「後麻原」體制下的奧姆眞理教的模樣花時間綿密採訪，製作成的紀錄影片，名副其實是前一部片《Ａ》的續集。比起《Ａ》，那幾乎是碰到什麼拍什麼，隨處瞎拍亂攝的情況淡化了〔令人想起從前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o，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義大利電影、文學領域出現的流派）那雜亂模樣，不用說是《Ａ》的一大魅力〕，手法更熟練，畫面更銳利，以作品來說方向性也比較明確。

這社會無論原本多麼惡劣，就算改良的餘地不多，我們還是不得不逐漸一點一點地把它補強。只有這樣的意志，一面忍受痛，一面維持社會開放性的堅強意志，才能讓我們內在的閉鎖性正確地活性化。我基本上這樣認爲。無論對方是否這樣希望。

電影《Ａ２》中當然並沒有包含那樣具體的訊息。其中包含的是公正而率直的影像性情報。所有判斷都留給每一位觀眾。我也只以其中的一個人，邊看電影邊達到我的結論而已。

《Ａ２》所描寫的，是一九九五年地下鐵沙林事件後經過四年到六年的世界。奧姆眞理教名字雖然改了卻還繼續存在，並進行宗教活動。後期麻原所追求的那種反社會的、暴力性組織行動當然封印了（可能現實上也沒有進行那個的餘裕），以出家制度爲主的嚴格積極的修行體制這根幹則沒有改變。對麻原的個人崇拜，雖然hetubook.com.com口頭上不對外公開，但現在卻依然繼續。麻原的照片在他們的修行設施中很容易看到。問個人對麻原有什麼想法，大多只能聽到不得要領的回答。實際上《Ａ２》也有信徒透露「如果那時師父命令我去撒沙林，我也會去。」這種意思的發言。

於是人們會做出「殺人集團奧姆滾出去！」的看板，不斷歇斯底里地示威遊行，做各種惹人厭的事無論如何都要把信徒們趕走。鄉鎮區公所不受理戶口遷入手續，學校拒絕他們的孩子就學（當然違反憲法）。最後他們終於把信徒們驅逐出去。那麼被驅逐的奧姆真理教信徒們又到哪裡去了呢？當然不得不到別的地方去隱藏身分悄悄地租房子，當集會所。然後同樣的事情又再反覆發生。就像追趕鼴鼠那樣。

然而這些排斥方的運動中也出現了「這種事情反覆重演也沒發展吧」的心情。《Ａ２》相當細膩地描寫這種人的模樣。在建起監視小屋在那裡監視信徒之間，和該監視的對象逐漸建立起友情，那些叔叔伯伯開始思考「每個人看起來，好像也不是那麼壞的人」。他們送信徒書和食品，希望他們能「回心轉意」。想把他們拉回自己的「正常」社會裡（當然沒回來）。

老實說，我就無法斷言社會正在惡化。我的基本觀點是，社會並沒有特別變好，也沒有變得多壞，只是混亂的模樣每天在改變而已。以粗魯的說法就是，社會本來就很惡劣。但不管多惡劣，我們——至少我們中的壓倒性多數——都不得不盡可能誠實、正直地在裡面想辦法活下去。重要的眞實反而在這裡。

那樣的人未必盡然從頭開始就一味排除奧姆信徒，由於發現可以和他們共生的新路，反而看來似乎在想或許可以讓自己www.hetubook.com.com——或自己所屬的社會——順利適應。基本上那是極正常的想法。而且教團方面表面看來，也對那些對象所伸出的手微笑接受的樣子。但是否真的這樣？信徒們這邊，眞的有和包圍著自己的社會共生下去的意願嗎？

但從長期看來，這種記號化確實會降低個人的物語（narrative）＝歷史（history）的潛能，損壞那自立性。這是身爲小說家的我透過和他們的對話，相當確實感覺到的。

在那樣的意義下，無論喜不喜歡，或許我們都不得不把這個社會所存在的若干「閉鎖系」以自己的一部分來接收。當然犯罪應該受到法律制裁。教團必須爲自己的行爲負責。但只把幾個犯罪實行犯處以絞刑，我們的社會從內部所受的傷是否就能痊癒？恐怕不能，而且可能也不宜那麼簡單地被治癒。我們今後還不得不一直繼續把那痛，當成自己的痛來接受、來感受。

在封閉的集團中，「意識的語言化」有和「意識的記號化」結合的傾向。他們當然對意識的語言化極爲熱心。但他們在那裡以言語所思m.hetubook.com.com考的，其實多半只是採取言語形式的記號而已。在狹小而緊密的社區裡，資訊的記號化很簡單，而且因爲那樣傳達效率要好得多。藉著與夥伴同時共有那記號化的資訊，也可以加強連帶感。在辯論的場合，這種記號化語言可以發揮無比強大的力量。

我在《地下鐵事件》這本書中，採訪了超過六十位地下鐵沙林事件的被害者。並在那之後爲了《約束的場所》這本書，採訪了幾位奧姆眞理教的信徒（及過去的信徒）。在聽取他們的談話中，與其跟事件本身的關係，我對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更感興趣。首先我想知道他們生在哪裡，之前怎麼活過來，經過什麼樣的過程和原因會在那裡。換種說法，我是在收集他們的個人歷史。

說得更深入的話，我想，這裡所有的外在混沌，並不是應該被當成他者、當成障礙來排除的東西，反而應該當成我們內在混沌的反映來接受的。其中的矛盾、庸俗、偽善和軟弱，其實不就和我們自己內心所擁有的矛盾、庸俗、偽善和軟弱一樣嗎？走進海裡時，包圍在身體周圍的海水和我們體內的體液，成分似乎互相呼應……。

那麼基本上需要共生的人，和並不需要共生的人，在同一個社會裡共生下去到底可能嗎？《Ａ２》這部電影把這種本質性的疑問丟給我們。

把他們當成痛來接納，或有時是容許——我想，這豈不就是和他們「共生」的意思嗎？或許透過這樣的接納和容許，我們的物語才能增加厚度，而且或許以那集合體的社會組成，同樣地也才能逐漸增加厚度。

但兩者中哪一邊的歷史比較感動我呢？壓倒性的是「普通人」所說的那邊。爲什麼？因爲在那些人所說的歷史中，有和*圖*書除非深深扎根到現實裡否則無法獲得的深度和厚度，而且是那種確實涉入我身爲小說家的意識的那種東西。

這方面認識的——有時是沒道理的——分歧模樣，可能才是這所謂《Ａ２》的影像作品對我們所提示的重大命題，坐在電影院的觀眾席我忽然想到。那樣的意識分歧，其實是否正製造出我們社會的巨大扭曲般的東西。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進入奧姆真理教追尋自我的年輕人很「純粹」。但所謂純粹到底是怎麼回事？如果那只是單純排除外在的混沌或矛盾，豈不同時也排除了自己的體液＝物語？

但以作品來說，哪一部比較優越？比較有衝擊性？這種比較沒有意義。藉著把這兩部作品當成一對東西來對照看看，我們才能更正確、更立體地觀察和掌握，反倒是從這兩部作品彼此的不同中，應該更能找到繼續性的意義。

奧姆真理教也是那種，我們體內「封閉的迴路」之一。那是擁有獨立教義，在那理論之下追求大義，結果犯下無差別殺人事件這樣的犯罪行爲的。然而我們對他們迴避適用破防法（破壞活動防止法），容許他們以宗教團體繼續存在。換句話說，我們的社會一面從內部接受那深深的傷，也要刻意選擇維持那開放性。而且我想那應該是正確的選擇。

在這同時，他們現實上也需要自己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也就是修行的場所，和獲得生活資源的經濟活動基礎。因爲如果沒有這些活動很難繼續下去。但他們是否在追求和外部現實產生有結果的「共生」呢？這點非常可疑。因爲他們的體制，本來並不需要那種相互交換的「共生」。

我們所居住的一般社會，就是所謂「開放的迴路」，社會中並列存在著好幾個「封閉的迴路」。以逆說式說法，也可以說我們是以吞進和容許那樣htｔps://m.hｅtuｂｏｏk•com•coｍ的封閉性，來維持那開放性原理的。

換句話說，那是非常危險的事。

如果奧姆眞理教信徒在附近設立團體住處和修行場所時，住在鄰近健康正常的一般市民就會感到害怕、混亂、憤怒。試想起來這或許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心想過去引起集團恐怖事件的莫名其妙的傢伙們，聚在一起不知道正在做什麼莫名其妙的事。

森達也導演在《Ａ２》電影中表達了「社會確實在惡化」（雖然發言相當抑制，但這應該是製作者方面所留下的重要訊息。）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但只要沒有發生太大的事情，教團的封閉性今後大概也不會改變。因爲他們所追求的，是在離開現世的地方建立修行空間，在和現實社會不同價值觀之下追求自己的內在。不管麻原在或不在，那裡已經完成了確實穩固的修行營運體制。周圍現世的人可能會迫害他們。但那迫害可能反而加強他們的團結。

相較之下信徒（原信徒）所述說的個人歷史，多數雖然含有不平常的經驗，但開始的方式平板而缺乏深度，因此打動人心的東西很稀薄。爲了更一般性地鋪陳敘述，不妨把「歷史」（history）換成「物語」（narrative，說話體文學）的用語。

或透過反權力（反警察）這種心情上的共通點，雖然立場完全不同，但也試圖和奧姆信徒們對話的右翼民族派的部分人。或總算試著接受理教幹部的謝罪，松本事件被害者中有一位河野義行先生。其實奧姆真理教的幹部這邊在這個時間點，對河野先生謝罪的明確意志還沒確定，因此事情幾乎是在不巧的情況下錯過了……。

相較之下我們則活在效率非常差的、混沌的社會中。看看每天的報紙就可以一目了然。不難了解想從那種地方趕快逃出去，到一個舒服的同質性社區裡去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