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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再任鄭觀應負責招商局業務。

但對李鴻章此信提出的派京城火器營兵弁到江蘇學習炸炮的建議，恭親王卻讚賞有加，並奏准實行。值得一提的是，恭親王在奏摺中特別強調「京營學成後，只可推之各省駐防旗兵學制。緣旗人居有定所，較易防閒，仍禁民間學習，以免別滋流弊」。而慈禧當即下諭說：「該弁兵等到蘇後，該撫務須加意稽查，妥為防閒，俾秘妙之傳不至稍有漏洩，方為妥善。」清政府對民間深抱警懼的心態，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

清政府在對電報電線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使出了慣用的斡旋伎倆——「嚴正拒絕」。時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藉口為朝廷獻計獻策，寫下著名的《局外旁觀論》，極力鼓吹全國應普遍鋪設電線。清政府疑懼交加，密函封疆大吏商計對策，封疆大吏則大多持堅決反對態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認為，鋪設電線「於中國毫無所益，而徒貽害於無窮」；福建巡撫李福泰更視電報為洪水猛獸，稱其「驚民擾眾，變亂風俗」。只有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提出因勢利導的觀點。他認為，洋人如此「積極熱心」，強行堅持不允其架線，其實無法阻擋。銅線花費並不大，與其任由外人控制，不如自行舉辦。

另外，此摺中有一小段又提到天津設立機器製造局之事，他仍是在應付朝廷。曾經在一八六五年五月，京城受到捻軍嚴重威脅，清政府要李鴻章幫助天津設廠但被他找理由拒絕。但隨著捻軍的發展，清政府在津建廠心情更加迫切，於是接連發出幾道上諭，一再索要李鴻章在上海、蘇州等地辦廠的部分機器設備和工程技術人員，甚至要李鴻章和丁日昌一同「赴天津開局」。對此要求，李鴻章還是拖延敷衍，實際決心機器與人員均不外放。在此摺中，他僅承諾將「廠中機器仿造一份以備運津」，同時「一面由外購求添補」，但接著他又聲明：「器物繁重，非窮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須寬以時日，庶免潦草塞責。」仍是行拖延之計。不過隨著職位的變化，後來他對「津局」的態度又大有變化。

命運之神眷顧了他。他被錄用了，並且擁有了一個中文名字「胡華」。之後的工作經歷順暢而又充滿機會，胡華先是被派往澳洲和南非的一些礦區工作，憑藉他的精明、圓滑賺取了墨林的賞識。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四歲的胡華來到中國，在「墨林公司─中國機礦公司」任經理兼煤礦技|師。他公開的身份是直隸、熱河兩省的礦務技術顧問，實際上是墨林公司在中國天津的代理人。

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摺中，首先陳述了辦廠理念和就地購廠的理由，然後就提到陳廷經的奏摺，「雖語焉不詳，未得要領，而大致與總理衙門暨臣所籌議不謀而合。曾國藩平時亦持此論，自應遵旨商酌辦理。」這樣一來，他現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就順勢成為「遵旨商酌辦理」、呼應陳奏的結果。顯然，陳廷經早先在他力勸下給朝廷的那則奏疏猶如一枚早已佈下的棋子，在關鍵時刻發揮如此重要、具體的作用，不能不讓人深嘆李鴻章的老謀深算。緊接著他就簡述購買此廠的具體情況，並強調「此項外國鐵廠機器，覓購甚難，機會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盡快批准。

一八七四年，日本發動侵台戰爭。清政府由於通訊工具落後，消息閉塞，戰前僅從洋人那裡風聞日本將攻打台灣；欽差大臣沈葆楨通過書信與駐直隸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商討調兵事宜，用了一個月才初步確定作戰計劃，到調動士兵、起運輪船等準備妥當，已經整整過了三個月。軍機遲誤，注定了不幸的戰爭結局。這給沈葆楨極大刺|激，使他從最初反對鋪設電線，轉而堅決支持李鴻章的主張，將電報比作萬里長城，提出鋪設由福州經馬尾、廈門至台南一線電線的建議。清政府批准了沈葆楨的建議，卻未予以應有重視。加之當時風氣不開，各級官吏並不瞭解電報的巨大作用，相反大多數人認為鋪設電線發展電報，會讓列強侵略更加便利；甚至有人危言聳聽，指稱鋪設電線會斷絕地脈、打擾祖宗清寧等。最終，沈葆楨東南架線的宏圖未能實現。

沈葆楨務實地說：「在中國開煤礦，應該首先由官方開設一個工廠，僱傭洋人的工匠，購買或者製造挖煤的機器，挖出的煤先按照平價進行交易。如果有利，再大舉開辦，如果沒利也可就此罷手，這樣我們就不致失掉主動權，而外國那些饒舌的人們也自然會閉嘴了。」

一八七四年，李鴻章趁赴京叩謁同治皇帝梓宮之機晉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奕訢，「極陳鐵路利益，請先造清江至北京鐵路，以便南北轉載運輸」。但奕訢卻以「天下無人敢出來主持這件事」及「兩宮太后也不能決定此等大計」為由，拒絕了李鴻章的想法。

自此，近代中國的電報業發展起來。

一八六二年十月，由韓殿甲領導的技工在李鴻章的軍費資助下，開始生產炸藥及雷管。

朝中有人好辦事。開平煤礦的產量迅猛上升，開鑽一年日產量就達五百噸，三年以後長期穩定在九百噸左右，到一八九四年時，日產量據說已經達到了二千噸！

據光緒《南匯縣志》與《上海縣志續志》記載，葉在任期間，多次輸資以解民困，對外國侵略者的罪惡行徑，亦能予以抵制，維護民族權益。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葉廷眷晉陞道員，任淞海同知候補道三品銜花翎，授榮祿大夫贈內閣學士。旋丁憂返鄉，在吉大建榮祿第，創辦學校，修葺古跡，凡有益於鄉者即立捐款項以資所需，鄉人均感其德。

李鴻章給總理衙門寫的這封長信有三千餘字。這封信是近代中國對西方作出「反應」的重要文獻，是洋務思潮最初的表現，自然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之一。

在實踐中，李鴻章的洋務自強思想也在不斷深化。不久，他就認識到，長期依靠購買西方軍火，只能增加對外國的依賴性，要想自立自強，就必須學習外國的生產技術，創辦和發展自己的軍工企業，實現自主生產。從此，他開始與有經驗的外國軍事人員接觸，學習有關知識。經過不斷地瞭解，逐漸堅定了生產西式武器的決心。

李鴻章與黑龍江將軍恭鏜就李金鏞呈交的章程進行了反覆磋商。有了開平煤礦的辦礦經驗，李鴻章明白，初辦之時，商人都不敢輕易投資冒險，何況是黑龍江這樣偏遠的地方。於是他自己先代籌商款十萬兩，恭鏜撥庫銀三萬兩，作為金礦最初的籌辦資金。同時在上海、天津、吉林設立分局招商集股，預計集資二十萬兩，分為二千股。由李金鏞全權負責金礦事宜。

開平建礦時，因為經費有限，煤鐵只能開發一種。李鴻章運用統籌全局、抓大放小的戰略決策，只開發了煤，而放棄了鐵。但煤和鐵是相輔相成之物，李鴻章對金屬礦的開發熱情並沒有減少。從一八八一年到一八九一年，李鴻章奏請並被允准開辦的金屬礦有：熱河平泉銅礦、山東登州鉛礦、山東平度金礦、黑龍江漠河金礦、山東淄川鉛礦、熱河承德鉛礦、吉林樺川縣三姓金礦、熱河建平金礦。只是這些金屬礦有的開發方法不對，沒產出大量的金屬，有的經營方法不對，籌集不到資金和股份，所以只好關門。其中辦得較為成功，也最有影響的莫過於漠河金礦。

在這種情況下，朱其昂被迫辭職。一八七三年七月，李鴻章改輪船招商公司為輪船招商局，並採納孫士達、盛宣懷的建議，任用英國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為總辦，寶順洋行買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為會辦，辦理招商局事務。

李鴻章非常高興，寫信支持和鼓勵了丁日昌。但這次修築台灣鐵路的計劃，雖經清政府批准，終因費絀而中止。此後，李鴻章又多次主張在東南和西北兩個地區修鐵路，以解決海防和邊防問題。由於阻力過大，一直未能實現。一八八〇年，淮軍大將劉銘傳上摺請求修建鐵路。李鴻章見自己授意之事業已提出，立即寫了一篇四千字的奏摺，支持劉銘傳的建議。

李鴻章認識到：中國的發展急需煤鐵，上海、南京幾個製造局製造洋槍洋炮所用煤鐵都是從洋人那裡購買的，輪船也是這樣，每年光在購買煤炭上就花了不少錢。既然洋人都說我們廣東、福建、江蘇等地方有好煤，與其我們購買洋人的煤，不如購買洋人的機器自己開挖呢？到時候讓洋商來購買、販運我們的煤不好嗎！實在不行，也可允許洋人開挖，我們趁機學習他們的技術、收他們的稅，還能用挖出的煤供應軍需，這豈不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三、修築鐵路奪民生計。

工資上的優勢，讓李鴻章徹底解除了顧慮，他派人訂購鑽機、聘請煤鐵專家的節奏也加快了。李鴻章於一八七六年派了唐廷樞前往開平勘察煤鐵礦產資源。經營方式採用官督商辦，具體集資章程由唐廷樞即刻擬訂。李鴻章還特意交代：所請的專家必須有真才實學，如不精通本行，立即開除重聘。

這種先進的製造之器，雖然由船炮引入，並在生產船炮的過程中被複製出來，但它一經出現，就會在數量上積累，而且按照自身規律運動，或遲或早突破其倡發者狹隘的預想。這是李鴻章等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為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所作出的一大貢獻。

鄭觀應原是太古洋行的買辦，在李鴻章手下幹了多年，歷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和上海電報局總辦，洋務經驗豐富。他在接受了李鴻章的任命後，鑒於前任的經驗教訓，正式脫離太古洋行，全身心地投入到輪船招商局的事務中。鄭觀應一上台就向李鴻章提出了十六條整頓方針，在他看來，輪船招商局想要向前發展必須從人才的使用、職責分工、賞罰分明等方面進行徹底改革。鄭觀應對招商局的最大貢獻是他利用自己多年從事商務的經驗和人際關係，為招商局和太古、怡和等公司簽訂了齊價合同。所謂齊價合同就是幾個公司一起商定船運的具體價格標準，並簽訂合同保證各公司都遵守這一價格，未經其他各公司同意，不得擅自更改船運價格。這樣就避免了各公司之間互相競價爭取客戶，避免因此給自己和其他公司帶來損失。有了統一的價格，輪船招商局就不再擔心外國公司聯合起來排擠中國船運業，從而為招商局的順利發展創造了一個較為平穩、寬鬆的環境。

開平礦務局原計劃第一期招商集股八十萬兩，每股一百兩，分八千股，到一八七九年六月之前招齊。生意興旺之後，再招第二期二十萬兩，總計招商一百萬兩，分為一萬股。可官僚與買辦的結合在當時畢竟屬於新生事物，國內中小商人大都持觀望態度，不肯輕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賭在上面。礦務局費盡力氣才集得二十萬兩銀子。這二十萬兩還主要是唐廷樞等人的投資。不管資金夠不夠，開平礦務局以最初的二十萬兩訂購機器、買地造房，熱熱鬧鬧開張了。

在鎮壓了南方起義軍之後，李鴻章到天津出任直隸總督，但他時刻不忘洋務之事。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底，在清政府開展的海防大討論中，他上了著名的《籌議海防摺》。在摺中，李鴻章指出：「目前各國對中國虎視眈眈，隨時準備侵吞中華，我們面臨著幾千年來未有過的變局；外國船堅炮利，武器精良，鐵路運輸一日千里，電報傳訊瞬息萬里，中國目前的軍事裝備和海陸關隘根本不能抵擋洋人的入侵，我們正遭遇著幾千年未有過的強敵。」為此他強烈呼籲，必須加強海防，發展軍事工業，修建鐵路電報，改革科舉考試，興辦新式教育。

電報真正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戰爭結束後，俄、英、美等國為了利用電報這種全新的通訊工具，提高政令軍情傳達的速度和效率，加強對中國進一步的侵略、控制，不約而同地提出在中國鋪設電線的要求，這種無理要求一時成為中外交涉中引人注目的焦點。

事實上也是如此。對洋槍洋炮，曾國藩並不迷信。當時曾國荃屢次要求李鴻章為他代買洋槍洋炮，曾國藩就表示，打勝仗「在人不在器」，關鍵還是訓練好。這種認識當然存在一定的誤區，這是曾國藩受條件限制的原因。但他並不保守，一旦發現洋槍洋炮的威力後，對於李鴻章的行動，他不但同意，而且還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在他的積極扶持和指導下，李鴻章才走上了洋務強國的道路。

同年，奕譞到天津巡視北洋海口，與李鴻章具體商訂修路辦法。奕譞後來說他對修鐵路以前也曾「習聞陳言，嘗持偏論」，反對修路，但經中法之戰，又「親歷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談與局中實際，判然兩途」，於是支持修路的態度更加堅決。但以奕譞此時的權位之重，卻也不敢大張旗鼓地主張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視北洋海口與李鴻章商議時，也不得不想方設法避開強烈的反對意見。他對李鴻章說，如果修鐵路，還必須從已修成的胥各莊一路修起，因為修唐山到胥各莊的鐵路是為了運開平礦的煤，關係不大，反對的意見可能會小一些，這樣此事才有可能辦成。李鴻章也認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更加在唐胥鐵路基礎上逐年修建，相當一段時間內所經之地都在他管轄的直隸境內，更易辦成。

朱其昂代表官方主管漕運，唐廷樞和徐潤代表商人負責招攬生意和商人入股事宜，誰也不代表的盛宣懷則既過問生意，又過問漕運，拉攏協調兩邊的關係，成了李鴻章的代言人。

他指出，西方之所以強大，鐵路的四通八達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欲富，也應抓緊修建鐵路。他們的建議，遭到頑固派的強烈反對，頑固派提出幾十條理由反對修鐵路，他們甚至搬出先輩祖宗及山川之神來威嚇。

必須看到，李鴻章並非重商主義者，他舉辦電報的初衷不是振興商業，而是加強國防，希圖藉官商合力抵拒洋人，以免洋商染指中國利權。李鴻章擔心電報局常年花費太過龐大，單純依賴官方難以生存，且官方經營有與民爭利之嫌，因主要採取了商辦、官督商辦的形式。商人承辦則使官方不耗巨資而盡收其利，減少風險性；官方給予必要保護和扶持，則可鼓舞商情，增強商人入股信心。

洋務運動開始後，各地興辦的軍事工業和後來興起的民用企業，對煤鐵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土法生產的煤鐵不僅價格昂貴，而且質量也較差，所以，只得向外商購買才能維持正常生產。根據當時一些材料統計，中國各通商口岸每年共進口煤炭數十萬噸，以供應本國的軍事工業及其他少數民用企業的需要。於是，在大宗煤鐵從外國購運而來的同時，大筆銀錢源源不斷地流向了外國人的腰包。

最後的結果是太古、怡和坐到了談判桌前，與招商局再一次簽訂齊價合同。齊價合同簽訂後，招商局的贏利猛增了二十多倍，以後更是逐年穩步上升。輪船招商局經過官商的共同維持、李鴻章和盛宣懷的共同努力，終於在自己的國家站穩了腳跟，和外國輪船公司爭利了，這正是李鴻章開辦民用企業的目的。

李鴻章興奮不已。為保證萬無一失，他又委託馬立師礦師帶著從開平採集來的煤鐵標本回英國，請著名的化學師戴爾等人進一步嚴格化驗煤鐵的成分。不久，結果出來了：所驗標本雖稱不上世界最優等，但開採該礦應當沒有任何問題。李鴻章的開礦夢想就要實現了。

鄭觀應離開輪船招商局之時，盛宣懷回來了。盛宣懷回來的直接原因是徐潤在上海金融倒賬風潮中破了產，盛宣懷受李鴻章指派來招商局查處整頓。查處完畢，盛宣懷調任天津海關道，但沒有放手輪船招商局。他堅持「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的新認識，堅持自己的官督商辦。盛宣懷的官督商辦與以前不同的是設了由他自己擔任的官方的督辦，取消了以前商方的總辦，幾個會辦也都帶有官的性質，看起來更像是官督官辦。幸好盛宣懷本人有錢，有強烈的商人傾向，對上述的缺陷起了一定的彌補作用。

總之，鐵路所有權和經營權以及管理權屬於中國，外國人無權插手，這些都反映了李鴻章的愛國民族意識。此外，儘管近代中國鐵路建設的步伐非常緩慢，經濟效益一時未能在較大程度上發揮出來，但其意義卻遠不止於建造鐵路的成效本身。更為深遠的影響在於：鐵路的興辦對中國傳統封建思想文化是一個有力的衝擊，促進了煤礦業和其他工業的發展，為近代中國社會培養和造就了第一代鐵路工人和技術人員。李鴻章所做的這些貢獻，是不可抹殺的，我們必須加以肯定。

隨後，事情的發展完全偏離了張翼的原始初衷。德璀琳在取得了張翼的全權委託之後，並沒有如約去借款或募集外國資本，而是找到了墨林公司的美籍僱員胡華，他們商定將開平礦務局的全部產業移交給英國註冊公司，並委託英國律師伊美斯起草了一份賣約。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日，德璀琳代表開平礦務局，胡華代表英商墨林公司在塘沽簽字，並由伊美斯和德國商人、德璀琳的女婿漢納根見證。由此，一樁倒賣中國資產的惡性事件在中國政府全然不知的情況下發生了。

一八九七年，一紙招聘廣告改變了胡佛的命運，英國礦業巨頭「畢威克─墨林」公司計劃招聘一名經驗豐富的地質學家，並特別要求了應徵者的年齡為三十五歲以上。當年只有二十三歲的胡佛，決定虛報年齡。

李鴻章在辦洋務的過程中，他的發明創造的潛能也得到了極大的展示。官督商辦可以說是他的專利，它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官有官的職責，商有商的任務，官商配合，公私都受益。事實上並非如此。官有官的職責，商有商的追求，出發點不一樣，追求不一樣，讓二者密切配合，這本身就充滿www.hetubook.com.com了矛盾。唐廷樞和徐潤在加入輪船招商局之前就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局中有官難辦事」，官權太重，弄得商人們什麼也幹不成。所以他們在建局的章程中就要求規定：所有管理人員應當盡量精簡，不得機構龐大、人浮於事，也請官府免派委員！李鴻章說：「好！一切都由你們自己做主，盈虧也和官方沒有關係。」所以有人向他推薦某人到輪船招商局管事的時候，他一口回絕，說：「招商局本沒有委員，又沒有薪水，你叫我把他安排在什麼位置上？」李鴻章自己堅決執行章程，招商局內部卻總是私自進人。招商局的大宗業務來自對官方漕糧的運輸，賺了官家的錢，官方推薦一個人來，實是難以拒絕，管理漕務的官員推薦來的人，更不能抗拒，不但不能抗拒，還得安排又輕鬆又高薪的位子。這讓招商局苦不堪言。而唐廷樞和徐潤也有三四個要好的朋友，七八個姑姨叔舅，十來個鄉里鄉親，求到頭上，不能不給個面子。這樣，招商局還是個擴大了的「親友團」。

李鴻章知道，要辦稍大一些的工廠企業必須得到總理衙門的同意和支持，所以多次致函總理衙門，陳說辦廠造船的必要。他曾這樣說道：「各國洋人不但輳集海口，更且深入長江，其藐視中國，非可以口舌爭，稍有釁端，動輒脅制。中國一無足恃，未可輕言抵禦，則須以求洋法、習洋器為自立張本，或俟經費稍裕，酌擇試辦，祈王爺大人加意焉。」由於當時風氣未開，李知道用大機器生產遇到的阻力過大，擔心總理衙門有獨木難支之慮，故致書威望較高的御史陳廷經，闡明中國學習西方技藝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抨擊頑固派抱殘守缺、昧於世界大勢。他感嘆自己略知國家富強的「底蘊」，故「每於總理衙門函中稍稍及之」，但「朝廷即欲變計，亦恐部議有阻之者，時論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從者，天下事終不可為矣。吾丈知愛素深，究心機要，附陳一一，伏希心鑒」。陳為信中的說理透徹和情真意切所動，於一八六五年一月奏陳變兵制、籌海防，在廣東等海邊城市設局製造外洋船炮以「靖內患，禦外侮」。朝廷將此摺發下，要曾國藩、李鴻章會同商酌。

第一是清理賬目。以前招商局賬目不清，無法考核。盛宣懷命令把前後賬目劃清歸類，並且實行賬目公開，不論過多少年之後，每筆賬目多了還是少了，多了因為什麼原因，少了花到哪裡都能一目了然。

本來，輪船招商局在一八八七年收購美國旗昌公司產業之後，擁有輪船三十三隻，總載運量達到約二點四萬噸，成為該局發展規模的頂點。但這期間，它很少進行資本積累，它的總辦和會辦等人只顧眼前的直接利益，而忽略了企業的長遠前途。這使得輪船招商局無法憑藉雄厚的資金擴大再生產，沒有能力長時間與外國航運公司相抗衡，更沒有能力在遠洋航線上和外國資本競爭。所以，經營管理不善和對資本積累的忽視，是導致輪船招商局遠洋航運完全失敗的原因所在。此外，封建頑固勢力的鉗制和掣肘，也是輪船招商局失敗原因所在。

輪船招商局是洋務活動由軍工企業轉向民用企業，由官辦轉向官督商辦的第一個企業。一八七二年八月，李鴻章令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負責籌辦輪船招商局。根據李鴻章的囑咐，朱其昂很快擬定了《招商章程》二十條，主張官商合辦。但李鴻章認為現在沒有官府的輪船在內，不必官商合辦，應當實行官督商辦。一八七二年十月在上海開始籌備。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奏請試辦輪船招商局。這是洋務運動中由軍工企業轉向兼辦民用企業、由官辦轉向官督商辦的第一個企業。也是中國近代早期各類工礦交通企業中規模最大和最早引進西方技術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業。

該局堅持「自立」、「自強」的主旨，從經費的籌措、機器設備的購置、管理人員的委派到洋匠的僱傭、機構的設立等問題，李鴻章和曾國藩都要過問，可謂費盡心機。一八六七年夏天，江南製造總局從虹口一帶遷至高昌廟，規模又有所擴大。經陸續擴充和添置設備，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上半期，已擁有各種工廠十餘座，船塢一座。一八六七年，用原有購置的設備，並自造一部分機器，每天已能生產毛瑟槍十五支，十二磅開花彈一百發；每月平均生產發射十二磅炮彈的開花炮十八門。自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九四年二十七年間，該局共計生產各種槍支五萬多支，大炮五百八十五尊，水雷五百六十三枚，炮彈十二萬發以上。這些武器彈藥除供應淮軍外，還供應南洋系統及各地的炮台、軍艦，各總督所轄地區的軍隊。這些軍工產品統一由清政府調撥，不具有商品性質。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曾國藩從兩江總督任上調赴徐州前線為欽差大臣，全力主持「剿捻」事務，李鴻章也移至南京。這樣，蘇州洋炮局又遷移至南京，改為金陵機器局，又稱金陵製造局。該局局址設在南京中華門外的瓷塔山，規模又有所擴充，設備有所改進，到一八七九年計有三個機器分廠，翻砂、熱鐵、柞廠各二個，還有火箭局、洋藥局、水雷局等；能夠製造炮位門火，車輪盤架，子藥箱具，開花炮彈、洋槍、抬槍、銅帽、大炮、水雷等。

到達上海之後，李鴻章看見外國槍炮性能優越，殺傷力強，而中國自己生產的卻質量低劣。同時他又發現，太平軍專用洋槍，尤其是李秀成所部用洋槍最多。為了在戰場上爭得主動，李鴻章決定用西方新式武器武裝淮軍。

葉氏到任後，發現賬目不清，隨即進行了詳細核查。核查結果是輪船招商局明虧暗耗，已經面臨破產的邊緣。他立即向李鴻章報告。李鴻章只有招商集股擴大資金。精明的商人早看出招商局內部的齷齪，沒人願意投資。商款招不到，或借官款，但官款一向利息很重，招商局本來難以為繼，哪裡來的錢歸還巨額利息。葉廷眷提出不如仿福州船政局，索性將輪船招商局收歸國有，變成國營企業。既是國營，官方出的錢就算投資，不能再要利息，此外，官方再出二百來萬兩幫招商局把債務還清，此後一切船棧碼頭都歸官家所有。葉廷眷的建議使李鴻章老大不高興，幹了不到一年，就被撤了。

第四，這些軍工企業雖在「靖內」方面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但在「禦外」方面的實際效果也極為明顯，我們不能把李鴻章主持興辦的軍事工業看成絕對的壞事。而也應看到其積極作用。如一八七〇年李鴻章接管並擴充的天津機器局，起初雖然是為鎮壓農民起義而製造軍火的，但隨民族矛盾上升，這些軍事工業所製造的槍炮彈藥在加強邊防、抵禦外來侵略戰爭中發揮了作用。又如，在江南製造總局內專設的輪船工廠，為中國近代海防和海軍建設作出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江蘇候補道張翼成為唐廷樞的繼任者。張翼接任開平煤礦後，急功近利，全面擴大生產和銷售。他新開了西山礦井及三號礦井，使開平煤礦的產量猛增，八年間從原來的每年二十五萬二千五百三十八噸增加到七十七萬八千二百四十噸，翻了三倍還多。為了把這些多挖出來的煤全部賣出去，張翼在全國各地特別是沿海沿江的要埠，如天津、塘沽、煙台、牛莊、上海、香港、廣州、漢口、蘇州、秦皇島等地全都設置了辦事處、碼頭和倉庫。以秦皇島為例，秦皇島港口吞吐量大，終年不凍，唐胥鐵路已修到距秦皇島五英里之地，開平煤炭可從鐵路直運秦皇島，再裝船出口，銷往國外，比大沽等地方便得多。張翼派人在當地購買四萬多畝土地，準備建設碼頭，並由總理衙門出面奏請將秦皇島作為中國自開的通商口岸，當天就獲得允准，使秦皇島成為中國因工商業發展需要而自己主動開放的通商口岸。這段時間的開平，在局外人眼裡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比唐廷樞時代的穩步發展熱鬧得多。而實際上張翼的盲目擴充、開採、投資，引發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由於消耗資金過大，沒過多長時間，開平礦務局的老本就掏盡了。張翼只好四處借錢。張翼無法籌集到擴建秦皇島碼頭時所需要的足夠資金，只得將希望寄託於外國洋行。他先是通過曾任海關稅務司的英籍德國人德璀琳，以天津、上海等地的碼頭煤棧作抵押，向德華銀行借款六十萬兩。此後，德璀琳又將一家名為墨林的國際財團引薦給了張翼。

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前夕，機器紡織品在中英雙方貿易中地位並不十分突出。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棉紡織品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對華輸出的商品中日益佔據重要地位。由於外國棉紡織品侵入內地，中國棉紡織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為數眾多的手工業者陷入破產或半破產境地。此外，西方列強還勾結買辦勢力，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勞動力，非法在中國設工廠，以獲更大利潤。針對這種危及中國輕紡織業生產的嚴酷現實，李鴻章越來越認識到與西方列強進行「商戰」的必要性。基於這種認識，李鴻章積極著手籌建上海機器織布局。

為了保護各國在華利益，列強決定武裝干涉。五月三十日，各國炮艦陸續集結於天津的大沽海面，戰爭隨之爆發。

李鴻章當機立斷決定暫停對鐵礦的開採。資金集中在單一的煤礦上，自然寬裕了許多。開平煤的產量迅速提高。按照唐廷樞的設想，應當立即修一條鐵路，將挖出的煤及時運出，以免產品積壓，資金周轉不靈。用鐵路運輸煤炭，不僅運輸量大，運速快，比牛馬運輸節省許多人力，而且開平所生產的煤可以解決火車的燃料問題，二者是相得益彰的事。但在當時，這樣的事情很難得到支持。首先是在資金上，清政府拿不出錢來修路。其次，社會輿論也不支持。開平煤礦剛剛出煤，還沒有進入贏利階段，拿不出修建鐵路所需要的大筆費用，頭腦靈活的唐廷樞建議在離礦井二里遠的地方開挖一條小運河，將蘆台和胥各莊聯繫起來，從水上把煤運出。小運河不需要太深，只要在河上建個閘，水多時把水積蓄起來保證河水不氾濫，水少時開閘放水，保證航運，就可以免去牛背馬拉這些最笨的運煤辦法了。不久，這條全長七十里，每天可行船十二個小時的小運河挖成了，雖然河水比較淺，但也初步解決了煤炭的運出問題。在唐蘆鐵路築成之前，這條小河一直承擔著主要的運輸任務。

唐廷樞和徐潤不光是招商局資本的經營者，更是局內主要資本的所有者。二人傾盡全力，將在商界打拼多年積累的豐富經驗和在社會各界的聲望全用在了對輪船招商局的管理經營上。招商局的股金和業務蒸蒸日上，李鴻章又舒了一口氣。

其時，日本「開國」向西方學習未久，但李鴻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為例鞭策國人：日本前些年也為英法等國侵略，但現在「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此時國人大都仍視日本為微不足道的「蕞爾島國」，而李鴻章卻已看到日本今後將對中國造成嚴重威脅：「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將傚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

當時西方列強，就像獵狗一樣盯上了中國煤炭資源這塊肥肉，他們都想來咬一口。英國駐華大使館一個叫柏卓安的翻譯經過一番勘察後，建議英國政府來中國用西法開採煤炭。美國大使蒲安臣勸說清政府設法開採北京西山煤礦。英國駐北京使館參贊威妥瑪建議清政府開發各省五金煤炭等資源。雖然西方列強急於知道清政府的態度，但清政府卻並沒有正面回應，這讓列強們摸不清頭腦了。直到中英重修《天津條約》，英國方面強烈要求在條約內寫明允許英國人在中國開採煤礦一條，這才引起清政府的重視。上層官員特別是洋務派，紛紛對中國自辦西法採煤發表看法。

高產、低稅、低酬，使開平煤礦的利潤直線上升，一八八七年五到十月僅幾個月間就有盈利一萬三千餘兩。李鴻章得意而快慰地說：「想要贏大利，必須捨得下大本錢。開平煤礦當初花了二百萬兩，現在才經營了十年就開始源源不斷地收取利息。我早就說過，幹一件大事情怎麼能指望早晨開工，晚上就贏利呢？」

隨後，李鴻章開始跟有軍工經驗的英、法軍事人員接觸，目的是要模仿他們的生產。由於李鴻章與外國軍隊的頻繁接觸，使他對外國武器的效力更為推崇。

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結束，戰爭中暴露出海軍調度協調的問題，清政府最終同意成立「海軍衙門」；同時陸軍調兵遣將行動遲緩的嚴重問題也暴露出來，清政府也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重新考慮是否應當修鐵路。在這種情況下，經過奕譞、李鴻章的努力，清政府終於在一八八六年決定將鐵路事宜劃歸由奕譞為總理、李鴻章等人為會辦的海軍衙門辦理。由「海軍衙門」負責修建鐵路，也可說是當時的「中國特色」。

第二是贖回典賣給旗昌洋行的招商局船產。中法戰爭爆發後，為保住招商局，盛宣懷把船產賣給了美國旗昌洋行。賣出去容易，贖回來難。出賣船產時，契約上只寫明了賣出的條款，忘了提買回的事，旗昌洋行趁機想把船產據為己有。盛宣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迫使旗昌洋行同意招商局以原價把船產收回。招商局剛剛復興，萬事都需銀兩，盛宣懷決定向匯豐銀行借款三十萬鎊。匯豐提出了很多苛刻條件，盛宣懷在大的方面據理力爭，不至關緊要的方面都表示接受。他之所以如此，是對招商局的發展充滿信心，後來的結果也證明盛宣懷是正確的，招商局的經營發展良好，匯豐的苛刻條件大都沒有實現。

「唐景星（唐廷樞）在一八九二年去世，他的死標誌著開平煤礦滋生大量貪污和企業逐漸官僚化的開始。」海外學者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一書中以晦暗、低沉的語調勾勒出了「龍旗事件」發生前十年，開平礦務局從輝煌走向沒落的開端。

鄭觀應到輪船招商局兩年，局內的業務平穩上升，原先瀕死的招商局看起來又有了生機和活力。而在這兩年中，鄭觀應並沒有什麼大的實權，李鴻章似乎是要考察他的工作能力，沒有給他什麼實際的官職。兩年後，李鴻章正式任命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的總辦，沒想到鄭觀應卻一口回絕了。

從這一認識出發，李鴻章曾親手破壞外國人在中國鋪設的電線。一八六五年，英國駐華領事巴夏禮向李鴻章提出鋪設淞滬電線的要求，遭到婉拒。英商決定先斬後奏，暗地在浦東自行鋪設電線數十里。消息傳來，李鴻章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密令上海縣令動員鄉民，乘夜拔毀所有英商舖設的電線。天亮後，英商看到昨日還林立路旁的電線桿，一夜之間蹤影全無。因屬私設，無從告官，徒落得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前面已經提到過，按照唐廷樞的設想，開平煤礦應當立即修一條鐵路，將挖出的煤及時運出，但因為當時條件有限，並沒有付諸實施，暫以七十里的小運河代替。

李鴻章和沈葆楨一致支持丁氏的主張。一八七七年，清政府批准了丁日昌的建議，要他「審勢地勢，妥速籌策」。這是清政府首次批准在台灣修建鐵路的命令。

二、修路擾民。鐵路所經之地，要拆毀民間田廬墳墓，必致民怨沸騰。

曾國藩含蓄地表示：「借用外國人的機器來為中國謀一個永遠的利益，似乎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此信雖長，看似鬆散，卻有嚴密的內在邏輯。更重要的是，從中可以看到對一種新知識引進的觀念變化。

一八六二年，李秀成率領大軍攻打上海，上海派人向曾國藩緊急求援，經過仔細考慮，曾國藩決定派李鴻章前往上海，同時編練淮軍，一方面抵抗太平軍，實現戰略包圍，同時也是派得力幹將，搶佔這個重要的軍餉來源地和洋務的橋頭堡。

另外，以李鴻章為首自行舉辦電報事業，在引進外資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方面，面臨更大的困難。一方面需要引進真正的先進技術，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外人藉此干涉中國內政。李鴻章最終選擇了丹麥大北電報公司作為合作對象——大北公司作為在中國最早鋪設電線的外國公司，技術不成問題；丹麥是歐洲小國，比俄、英、法、美諸強似更易駕馭。李鴻章與大北公司合作十分愉快，曾將御賜三等第三寶星頒發給大北公司主辦恆寧生。在李鴻章的運作下，清政府將二十年海線專利讓與大北公司，大北公司則協助興辦中國的電報事業。

一八六四年五月，和太平天國的戰爭已經接近尾聲。按理，洋槍洋炮的製造也該放鬆下來，但是，李鴻章不但沒有放鬆，反而認為更應當加強。在仿製洋槍洋炮的基礎上，他強調，不但要仿造，而且還要逐漸學會製造「製器之器」，刻不容緩。建議朝廷向日本學習，掌握西方的先進技術，加強國家的國防力量，在世界上站起來。

雖然修築鐵路的阻力重重，但是李鴻章並沒有退縮。就在爭論最激烈的一八八〇年，他就悄悄開始試探性地動工修建開平煤礦唐山至胥各莊鐵路，以便運煤。一八八一年，這條約十公里的短短一段鐵路建成後，他才正式奏報清政府，並有意將其說成是「馬路」。李鴻章真不愧是後來「遇到紅燈繞開走」的前輩。李鴻章汲取了在「大爭論」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敗的教訓，所以在修路的同時積極活動，尋求權貴的支持。此時，醇親王奕譞早已取代恭親王奕訢，最為慈禧太后倚重，所以李鴻章全力做他的工作。他多次給奕譞寫信，說明興辦鐵路的種種好處，奕譞有所心動，所以李鴻章才敢將唐胥路修完。但李鴻章一直認為修路應是舉國興辦，所以在給奕譞的信中說，修鐵路在中國「阻於浮議」，一直未能興辦，並且明確表示希望由奕譞直接出面「主持大計」。

最後，他再次借陳廷經摺提出自己的洋務思想：「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於勿壞者，固自有在。」中和-圖-書國傳統政治制度、倫理綱常等均超過「外洋之俗」，只有機器技藝不如西方。而「經國之略，有全體，有偏端，有本有末」，中國文化是「全體」應該為「本」，西方技藝是「偏端」應該為「末」，所以學習機器製造並不會傷害中國之本，不必擔心「中學」之「本」會因此受到傷害。這就是洋務派對反對學習西方機器技藝的頑固派的回答和反駁。

從江南製造總局的成立可以看出，「自立自強」是其主旨，這是曾國藩和李鴻章師徒二人的主要目的，因此事無鉅細，二人都十分關注，從經費籌措、機器設備的購置、管理人員的委派到洋匠的僱傭、機構的設立等題，他們都要過問，這使得江南製造總局從一開始就有了強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最後，李鴻章指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的確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因為世界工業發展史表明，從手工製造機器到用機器製造機器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李鴻章提出「覓製器之器」直接進入用機器製造機器的階段，將大大縮短從手工製造機器到用機器製造機器的歷史過程。「覓製器之器」自然要有「製器之人」，而中國傳統考「八股」文章的科舉制度根本培養不出「製器」之人，他提出只有在科舉考試中把自然科學知識「專設一科」以培養「製器之人」，確屬洞見，但當時卻是驚世駭俗之論，恭親王奕訢在呈皇上的奏摺中對此也隻字不提。然而四十餘年後，科舉終被完全廢除，不知在白白浪費四十年時光後，人們是否想起李鴻章的這番建議。

在奕訢的幫助下，李鴻章的意見終於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允許他在「剿匪」的前提下，學習製造軍火。

「炸彈三局」生產出來的各種炸彈源源不斷地被送到前線，給李鴻章消滅太平軍提供了有力的保證，並為李鴻章日後創辦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積累了經驗。江南製造總局又稱上海機器局，成立於一八六七年九月，以生產槍炮彈藥為主，後來能修船造艦，成為綜合性的新式軍用企業。金陵製造局，是把以前馬格里主持的蘇州洋炮局遷到南京建立的。到南京後，規模擴大了，生產能力也提高了。主要生產各種口徑的大炮、炮彈和子彈，還生產其他軍用品。江南製造局和金陵製造局，都是製造軍用器械的兵工廠。它們用蒸汽機作為動力，以機器為工具，僱傭了一批工人，這表明中國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生產力。這兩個局的資金都來自清政府的財政劃撥，生產的武器彈藥都歸湘軍和淮軍以及其他各省軍隊使用。它們不參與市場競爭，不產生直接利潤。這種先進的生產力結合官僚專制式的管理，實際上是一種官僚資本。有些研究者認為，在社會生產力極為低下的某種特殊環境下，這種官僚資本的介入，對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是有益的。

在地方上倡導這一主張的則有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等人。其中以李鴻章倡導最力，動手最早，經辦最多。

李金鏞是江蘇無錫人，年輕時經過商、參加淮軍打過仗，後曾在琿春屯墾，又曾在璦琿與沙俄打過交道，對黑龍江和沙俄的情況都比較熟悉。李金鏞受到委派後，立即前往黑龍江漠河實地勘查，將樣品送到外國化驗。化驗的結果是：一千分中盡得金八百七十一分，銀七十一分，鉛、硫磺、鐵五十四分，其成分與美國舊金山之金相當。李金鏞隨即向李鴻章呈交了開辦漠河金礦章程，包括招集股本、延請礦師、購置機器、開通道路、開支利潤等十六條。

唐廷樞素有辦事快捷、講究效率之名，他很快便向李鴻章提交了具體的開礦計劃。在這份計劃裡，他著重指出中西勞動力價格差問題。在開平開設煤鐵礦，除了以前所提到的優勢外，中國礦工和英國礦工的工資收入也有很大差距。具體地說，就是在每噸煤的單位構成中，中國礦工工資所佔比例僅為英國礦工工資所佔比例的一半。煉鐵也是一樣。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可能比這個預算還要省。因此，勞動力價格的低廉必然使開礦大獲其利！

至一八七五年，輪船招商局已有自製輪船，加上承領閩廣輪船八艘，又添招股份，向英國購進二艘，分往南北洋各海口及外洋日本、菲律賓、新加坡等處貿易，又承運江浙漕糧。從此中國輪船開始暢行中國海域，成為海防洋務的一大業績。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主持總理衙門的奕訢、文祥等人，鑒於清王朝內憂外患頻紛，就積極提倡以「練兵」、「製器」為主要內容的所謂「自強之道」。

李鴻章通過兄長李瀚章，在廣州購買了大量的西方新式槍炮，不僅用來武裝改編後的淮軍，而且分撥給曾國藩、曾國荃的湘軍使用。從這年的六月開始，李鴻章的淮軍裡面也出現了「洋槍隊」。從此以後，湘淮軍開始了新式武器的裝備，後來曾國藩多次說，湘淮採用洋槍，是李鴻章倡導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通過盛宣懷和李鴻章的共同努力，輪船招商局把洋債和國債全部還清了。但對手並不想讓他們過上好日子，債務危機終結之後，新的危機又來了。以前和太古、怡和兩個老對手所簽的齊價合同到期。本應談判續約，太古、怡和卻毫無誠意，並聯合起來展開了跌價競爭，排擠招商局。盛宣懷制定了「對外表現出姑且與他們應酬的樣子，內部則抓緊招攬客貨生意，準備同他們決鬥到底」的戰略方針。

官和商有矛盾，李鴻章只是和稀泥。盛宣懷在招商局幹得不得志，態度消極，後有人向朝廷投訴他有貪污嫌疑，他乾脆離開了輪船招商局。唐廷樞雖然有種種毛病，但工作能力強，又和商界人士打得火熱，對輪船招商局的發展有很大貢獻。一八八七年，李鴻章欲開發中國的礦業，一時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又讓唐廷樞兼理開平礦務局的事務。輪船招商局已經走上了正軌，而開平煤礦剛開始籌備需要大量的精力去策劃管理，唐廷樞不自覺地把大部分的精力轉到了開平。就在唐廷樞兼理開平煤礦事務的第二年，輪船招商局元老、官方代表和精通漕運業務的會辦朱其昂去世了。四駕馬車只剩下了徐潤一人，他開始琢磨為自己謀利。當時上海房地產正熱，徐潤將招商局的款項提出投了進去，他本以為很快就能賺到大錢，不但還上公款，還能撈上一大筆。可不久，上海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徐潤宣告破產並虧欠輪船招商局白銀十六萬兩千兩。李鴻章只得將其革職。

李鴻章倡辦、支持開辦的中國近代棉紡織業，不僅為二十世紀初中國棉紡織業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而且也表明李鴻章作為封建統治集團的一員，能夠在當時那種守舊氣氛相當濃厚的環境和條件下，比較自覺地引進西方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促使人們進一步擺脫小農經濟、重農抑商觀念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由此，李鴻章在中國棉紡織業發展史上的功績是不可否認的。

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爆發，鄭觀應自薦並經王之春推薦，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調鄭觀應前往廣東，總辦湘軍營務處事宜。彭玉麟與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襲擊法軍糧草儲存地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派鄭觀應潛往越南西貢、柬埔寨金邊等地偵察敵情，並謀聯絡南洋各地人士襲擊法軍。回到廣州後不久，法國艦隊進攻台灣，鄭觀應建議與法軍決戰，並條陳作戰建議七條。旋被委任辦理援台事宜，鄭觀應隨即去香港租船，向台灣運送軍隊和糧草彈藥。

次年二月，胡華按照公司的指示，陪同比利時人吳德斯來到中國，從事開平礦務局的財產接收工作。他們依據賣約的條款，要求張翼將開平礦務局一切權利移交給新公司，並要求其補充簽署一項移交約。

李鴻章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建立了一支用西式武器裝備起來的淮軍。與此同時，他還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以求得中國之「自強」。可以說：中國近代軍事工業的興起，主要是由李鴻章開始的。

他們的合作是愉快而充滿前景的，墨林公司先是慷慨地提供了二十萬英鎊貸款，接下來又提出了一項籌集新股擴大礦山開發的宏偉計劃。對於西洋夥伴的慷慨，張翼感激不已。鑒於開平礦務局所存在的問題，墨林開始幫忙為開平礦務局在全球幫助物色一名工程師。不久後，他們的目光集結到了一個美國年輕人的身上。

一九〇〇年，垂涎漠河金礦已久的沙俄趁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清政府無暇北顧之機搶佔了漠河金礦，直到六年後，經多方交涉才勉強歸還。這時的漠河金礦已遭到無法修復的重創，像折斷了翅膀的鳥兒，再也無法起飛了。

湖北受阻並沒有降低李鴻章的積極性，他又想在別處試試。他聽說開平一帶自古就有許多小煤窯，那裡的人多靠挖煤為生。既然有挖煤傳統，在這裡興辦大型煤礦較有可能成功。他委派經驗豐富的候補道員、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協同一個叫馬立師的英國技術人員，前往開平進行了周密的現場勘查。李鴻章從他的報告中得知，開平周圍有鳳山綿延數十里，其東北的古冶、正北的馬家溝、西南的唐山，都蘊藏著豐富的煤礦資源，煤窯遍佈，煤質、產量、利潤等不遜於西方。當地百姓的挖煤歷史，已經有些年頭兒了，他們自明代始即自行挖煤，技術熟練者一天可以挖四五百斤。照當時通行的煤價計算，除去運輸費用，每十五噸煤即可獲利七萬五千兩。更妙的是此地煤鐵雙全，鳳山一帶有數量可觀的鐵礦。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下，完全可以因地制宜，一舉兩得，先就地採煤，再用採出來的煤煉鐵。不利之處是運輸條件惡劣。開平附近山路崎嶇不平，交通極為不便，煤鐵外運主要依靠牛馬畜力。民間生產數量有限，畜力尚可維持，如開辦大型新式礦業，產品外運則成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修築一條由開平到蘆台的鐵路，以動力代替畜力，增大運載量和流通速度。唐廷樞建議為開平煤礦投資八十萬兩，一半用來採購設備、引進先進技術，另一半作為修築鐵路的開支。

第三，因製造船炮並為其服務的各項專門化技術工業的產生，對促進中國封建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和新的近代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完成了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生產力得到了巨大發展，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可是，中國當時社會生產力相當低下，雖然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已經出現了一些工礦企業，但它們基本上是由買辦資產階級所創立，並且規模很小，為縮小與西方國家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只能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不可否認，李鴻章主持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內生產的槍炮，在最初當然主要是運往前線對付農民起義軍；但這些工廠的主要宗旨卻是製造兵船，目的是防禦海口用以「自強禦夷」。再加上這些工廠由中國人擁有主權，自己建造和管理，所以，這些工廠儘管屬於軍事工業之類，卻具有「禦侮」性質，並且為中國近代工業打下了最初基礎。

為了中國早日自立、自富、自強，他認識到興造鐵路有利於抵抗外國的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即使是遭受到種種人身攻擊，處於極為不利的困境之中，他也沒有灰心和退卻，而是利用他的地位、名聲和諸多關係，頂住逆流，充分捕捉各種有利時機，將近代中國鐵路建設逐步推向前進。尤其是在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的十多年時間裡，李鴻章主要依靠中國自身力量，總計在北方修建了三百多公里長的鐵路線。儘管在修建鐵路的過程中，他曾僱傭少數洋人工程師，可是這些人僅從事技術工作，無權過問招工購料、人事安排等屬於中國主權方面的事務；儘管為修路舉借過洋債，但數額不大，期限不長，利息也不太高，並無折扣和趁此損害中國主權的附加條件。

總之，在十九世紀末年，中國近代工業雖發展緩慢，底子薄，基礎不牢，並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外國資本主義，多少帶有買辦性，但在由李鴻章主持下的江南製造總局等企業的倡導、支持以及影響下，中國近代工業已經誕生並緩慢而艱難地前進，所以李鴻章設廠製器的功績是不可抹殺的。

李鴻章對開採煤礦的發展非常關注，每走一步都離不開他的視野。他聽說開平已經出煤，考慮到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組織管理開平煤礦的各項事務，即決定正式成立開平礦務局，並親自主持了開平礦務局的成立儀式。為了給開平煤礦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他向清政府請求降低煤稅。李鴻章在奏摺中說：過去中國同洋人簽訂條約，總是被他們欺騙，以至於洋人進口的貨物我們只收很低的稅，而中國的貨物想要出口卻被他們徵很高的稅。這就在無意中造成了壓制中國商人而保護外國商人的後果，使我們自己的商人在國外沒有市場，在國內也無法和洋人競爭，生存境況十分艱難。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我們稅收政策中的一個大弊端。現在開平煤將要大批投入市場，如果還按照以前的收稅方法，則很難和進口煤競爭，我們官商合辦的第一個大型煤礦將面臨被洋人聯合起來擠垮的危險。為扶持我們中國自己的企業，應該把國內的煤稅降低，好讓它到國際市場上和外國人爭利，為中國人爭光。這樣，原來每噸六錢七分二厘的煤稅硬生生降為一錢。如此一來，開平煤礦的生產成本再次大大降低。

鄭觀應（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年）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署羅浮偫（ｚｈì）鶴山人等，祖籍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他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也是實業家、教育家、文學家、慈善家和熱忱的愛國者。

終於，李鴻章在一八七九年改變了態度，認為電報事業不僅對「富國」有重大意義，而且是「強兵」的必要手段。他曾說：「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為貴。」他曾未經清政府允准，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間架設了一條長約四十英里的軍用電線，從而為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較大規模地舉辦電信事業積累了一定實踐經驗。

為了得到地方官吏的配合，還增派前天津道丁壽昌和天津海天道黎兆棠會同督辦。

既任督辦，盛宣懷決心「借鑒補救前人的錯誤，逐漸恢復招商局的宏圖」。

葉廷眷（一八二九～一八八六年），字顧之。吉大鄉人。清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任山陽縣丞，清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被派委江北團練，參與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作戰驍勇，得清統治者賞識。清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受李鴻章委派，主持上海會捕局。制訂《中外會捕章程》，加強法紀，使上海治安有所改善。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葉廷眷被委為上海知縣，旋調任南匯知縣。

事件傳出以後，舉國嘩然，輿論諷刺曰：「不特為環球所稀聞，抑且為萬邦所騰笑」。

他指出，「查西士製器，參以算學，殫精覃思，日有增變，故能月異而歲不同」。而中國以往對西洋槍炮的介紹不僅數量極少、極為簡略且「皆不無浮光掠影，附會臆度之談」，若以此作為瞭解「西器」的門徑，結果只會「失之愈遠也」。西方的武器之所以強大精確，「其中皆有至當一定之理，非可淺嘗而得」。他強調「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他進一步指出，這種製器之學在西方發達的原因之一，是「其創製之員匠，則舉國尊崇之，而不以曲藝相待」。而製器之學在中國的知識譜系中從不能列為「正宗」，所以其「創製之員匠」地位低下，「曲藝」同流。這種比較，頗有「知識社會學」的意味，在當時實屬難得。李鴻章不得不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但目的是為了強調「獨火器萬不能及」；而強調「火器萬不能及」的目的是為了指出中西不同的另一原因，即中國傳統「理」與「事」分離：「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並。」能對「儒者」有某種非議，當時至為不易。相反，西學則不僅能「造」而且求「通」，「通」即「理」也。也就是說，其實西方更符合中國傳統理想的「理事相通」，所以「製器」才能發達。「製器」，並非中國傳統鄙視的「形下之器」，而是有深刻的「道理」蘊涵其中。

其實，早在李鴻章要開採開平的煤炭資源之前，已經有人注意到這兒的礦藏了。他就是英國商人庵特生。庵特生前往開平實際勘察了多次，覺得開平是個值得開發的地方。他還把自己的感想寫進日記，說：「此地挖煤的方法比北京西北各煤窯的方法進步得多，如果他們能夠使用蒸汽機和抽水機，再挖得更深一些，這些煤礦就會更有價值。但現在他們只能挖取頭層煤，把最上面的一層挖完了，這個煤窯就放棄了，再開其他的礦井挖掘。他們幾乎每年都在開新井，而且當地的人告訴我，一個新井最長時間也不能挖到十年以上。但凡質量較好的煤層都蘊藏在地下深處，開平人這樣挖煤既浪費，又得不到好質量的煤炭。其原因就是開採方法太落後，如果學習西方的方法，使用機器開採，效果就會截然不同。」

李鴻章對於這些迂腐的說教已經聽得耳朵都生出繭子來了，深感跟這些無知之人沒有必要做無休止的辯論，他感嘆道：「儒家經典之首《易經》都說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我們這些讀死書的腐儒能幹些什麼呢？憑什麼說祖宗之法不可變？你們只說秦朝因為實施了變法，很快就滅亡了，於是千百年來都不敢談變法，以墨守成規為能事。商鞅、王安石都因變法而致身亡，於是自此臣民都害怕談變法，甚至還炮製出什麼祖宗之法不可變的理論來，真是十ｗwｗ.ｈｅｔuｂｏok.com•ｃｏｍ足的荒唐。如今世界各國紛紛變法自強，而我中華卻還在津津樂道於祖宗舊法，這些年被強盜們打得頭破血流了還不知道清醒，這難道是天意嗎？到了亡國亡種的邊緣了還這般糊塗，為了我中華萬世事業，我李鴻章今天就要學一學商鞅、王安石。」看來李鴻章是豁出去了，他要與其他那些頭腦清醒的同僚冒死倣傚古人實行變法圖強。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鴻章對炸炮、炸彈和蒸汽機作了詳細介紹，其繪聲繪色、淺顯直觀，猶如一個對新奇之物初有所知的小學生在向其他「小朋友」耐心講解。現在想來，這些曾是最嚴肅認真的官方文牘，那些王公大臣如何一本正經地認真閱讀這些文字，確使人忍俊不禁。從中可以看出當年那些相對稍稍開明的王公大臣，開始「睜眼看世界」時懵懂初開的幼稚，亦可看出他們想瞭解「奇技」奧秘的迫切心情，而這與當時從上到下大多數人仍將「奇技」視為「淫巧」形成鮮明對照。而李鴻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筆墨描述「洋器」，當有更深的目的。

在清政府還沉迷於自己「天朝上國」的美夢中的時候，西方國家早已經過了工業革命的洗禮，進入了工業時代，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作坊的落後模式。發展的速度早已超過了清政府，而清朝統治者們對此還一無所知。國內的有識之士發現了中西方的差距，便興起了學習西方的熱潮。在朝中，對學習西方有著濃厚興趣的人，便是李鴻章，他為了讓大清國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先進技術，辦起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

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清政府，對錢字是相當敏感的。清政府最怕臣子們提花錢的事。而李鴻章提到的，是一個最有魅力的話題——掙錢，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他說，西方一個小國，面積沒有我們一個省大，財政收入卻動輒以萬萬計，無非靠煤鐵五金的礦藏、鐵路電信的稅收。中華帝國的疆域比他們廣闊得多，礦產資源比他們豐富得多，為什麼老是窮困不堪？就是因為沒有及早開發財路，挖掘地下的寶藏。只要倣傚洋人開辦新式礦業，馬上就可以擺脫財政困境。一方面節省購買洋煤洋鐵的大量開支，一方面還可以把礦產品出口國外，改變貿易入超的不利局面。同時，開礦有利於改善小民生計生活。開了礦山，就得招募工人來挖煤，挖出來的煤，要有人運輸，要有人銷售。這樣的話，礦山附近的很多行業便可以為衣食無著的窮人提供就業機會，如：飯店、旅店、客運等。

總之，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至一八九五年止，經過十多年的修建與擴充，中國的電報（電訊）事業有了長足的進展。初步形成了一個「殊方萬里，呼吸可通」的電報網。電報局不但承接本國業務，而且還兼辦洋人通訊的電訊網，範圍不斷擴大。

李鴻章在介紹完「洋器」之後，便順理成章地開始探觸到「洋器」背後更深的知識和技術背景，雖然淺白，卻是中國官員對「西學」的知識譜系認識進一步深化的標誌。而且，他開始把中西之「學」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較，也是中西文化比較的重要標誌。因此他的這番論述確實格外重要，其實這也是他此信最重要的目的。

隨即，德璀琳向張翼出示了一份手據，上面寫著賦予德璀琳「便宜行事之權，聽憑用其所籌最善之法，以保全礦產股東利益」。事實上，自從張翼簽字那一刻起，德璀琳就已成為了開平礦務局事實上的總辦，無論是借款還是讓洋人入股，都由德璀琳說了算。

一八九〇年十月，李金鏞病逝。總辦由袁大化接任後，立即著手趕製機器、擴充生產、整頓內務、擴大招商，一年之內，各方面都頗見起色，不久就有能力歸還了黑龍江官款三兩和李鴻章代墊的十萬兩。一八九三年春，袁大化在觀音山籌建了一個頗具規模的分廠，金礦的產量大幅度提高，利潤滾滾而來。後來，依克唐阿接任黑龍江將軍一職。依克唐阿見漠河金礦肥得流油，自己身為這一地區的最高長官卻沾不著什麼利益，大為不滿，指稱觀音山礦的開採影響珠河等處牧場放牧，欲關掉此礦。袁大化向李鴻章求援。為了能讓漠河金礦順利地開下去，李鴻章命袁大化把觀音山金礦每年向國家上繳的利潤和它並不妨礙牧場的情況詳細匯報，由自己轉奏朝廷，讓戶部、總理衙門裁定，同時在朝中廣為宣傳觀音山金礦不僅利潤可觀，而且對岸就是俄國城鎮，該礦既保證了中國的財源，又防止了俄人偷挖金子，是一舉兩得之事云云。戶部和總理衙門最終給了袁大化滿意的答覆，漠河金礦得以平穩發展，並在原有基礎上繼續擴大。一八九三年，投資金礦的商人每一股就可分到二十兩銀子的股息，從而產生了不少暴發戶。

其實，在中國最早主張興修鐵路的人並非中國人，而是入侵中國的西方列強。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為便於在華推銷商品，掠奪原材料，擴張侵略勢力到中國內地，他們開展計劃在中國修築鐵路。可見西方列強在中國修建鐵路，並非要幫助中國富強，只不過是為了擴大它們的在華侵略罷了。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李鴻章就堅持應以中國人來修築鐵路，不能讓外國攫奪路權。據肯德在《中國鐵路發展史》一書中記載，李鴻章曾向英法等國領事團表示：「只有中國人自己創辦和管理鐵路，才會對中國人有利；並且中國人堅決反對在內地僱傭許多外國人；而且一旦因築路而剝奪中國人民的土地的時候，將會引起極大的反對。」他認為有反對外國人追求鐵路讓與權的企圖的責任，因為這種讓與權將使他們在中國取得過分的勢力。可見，很早李鴻章就有自辦鐵路的想法了。但因考慮到財力和物力有限，一時鐵路不能由中國人來製造。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隨著洋務運動的進一步深化，李鴻章這個由中國人自辦鐵路的念頭進一步深化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這時的李鴻章信心大增，想趁熱打鐵，再把鐵路從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於是，李鴻章於一八八八年十一月通過奕譞主管的海軍衙門奏請修築津通路，其理由是津通路將沿海與內陸聯結起來，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內備徵兵入衛之用」，有利於軍事、防務。這一奏請得到朝廷批准，沒想到卻捅了馬蜂窩。頑固派本來可能是對醇親王有所顧忌，對李鴻章悄悄修路忍而又忍，並未大張旗鼓表示反對，現在他又要把鐵路修到天子腳下，豈可容忍！反對聲於是像炸開鍋一樣，一時彈章蜂起，紛至沓來，掀起了近代關於鐵路的又一次大爭論。頑固派有的上奏朝廷，有的致函奕譞，想爭取他而拆掉李鴻章的後台。為了聳人聽聞，頑固派與前幾次一樣，首先指責修路是「開闢所未有，祖宗所未創」，還將修路與「災異」聯繫起來，認為清宮太平門失火就是「天象示儆」。大體而言，頑固派的意見集中於以下幾點。

與此同時，鄭觀應被織布局案和太古輪船公司追賠案所纏繞。前一案是由於中法戰爭期間上海市面銀根抽緊、股票大跌，使織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現虧損，經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來清理局務，發現總辦龔壽圖有挪用公款的行為，而龔壽圖卻攀誣鄭觀應經營不善，鄭觀應只得墊出兩萬金了結此案。後一案由於鄭觀應離開太古時所推薦的繼任者楊桂軒經營不善，挪用公司款項，致使太古公司損失十萬餘元，太古援引保人虧欠有償還義務的法律，將鄭觀應扣留於香港追索賠款。經過這兩件案子，鄭觀應已是心力交瘁。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感慨道：「年來命運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責於外，父兄妻子怨於內，進退維谷，申訴無門。唯今身敗名裂，不足取信於人，雖到處乞憐，終難應手。」於是退隱澳門，寄情山水，將全部精力用於修訂重寫《易言》，直至一八九四年，一部體現他成熟而完整維新體系的《盛世危言》終於殺青。

李鴻章創辦及接辦的這幾個製造局，再加上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創辦的福建船政局，成為中國早期軍事工業的主幹。幾年間，製造局規模粗具，奠定了中國軍事近代化的根基。在李鴻章和曾國藩的帶領下，許多省份也先後用「機器局」、「製造局」的名義，不斷設立軍火工廠。儘管其中存在一些缺點，但是畢竟引進了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已經和原來的官營工場手工業有了根本的區別，打上了資本主義企業的烙印。而通過幾年的努力，中國開始有了自己生產新式武器的能力，從根本上改變了清朝軍隊的落後狀況，走上了國防近代化的道路。

一八六四年，淮軍攻佔蘇州，李鴻章把馬格里、劉佐禹主持的洋炮局遷往蘇州，成立了蘇州洋炮局。地址設在太平天國納王府，佔地比上海大得多。這期間，馬格里通過李鴻章的允准又從外國購買了一批機器，規模擴大，生產也頗有成效，每一星期就可以生產一千五百到二千枚槍彈和炮彈，還製造了規模不同的開花炸炮。對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奕訢在一八六四年五月奏請朝廷允准，從保衛宮廷的火器營中選出了八名武弁、四十名兵丁前往蘇州洋炮局學習。於是李鴻章成了讓人們刮目相看的洋務派首領之一。

在製造槍炮之外，江南製造總局同時還生產「製器之器」也就是生產造機械。同時，還專門設立了一個製造輪船的分廠。李、曾二人都清醒地認識到，要對付西方列強，實現自強，對海域的爭奪是關鍵，因此就要多造船，防禦好沿海各個重要港口。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曾國藩又奏請另外劃撥兩江海關的兩成洋稅，其中一成作為江南製造總局專造輪船的費用。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江南製造總局終於造出了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輪。中國近代的船舶製造業也從此開始發軔起錨。

李提出的建廠造船的建議，得到總理衙門的贊同。對於開辦方案，李鴻章也有具體的考慮。以往的經驗使他認為，如果委託洋商從國外購買機器不僅價高而且難於把握控制，而派人到外國機器廠學習，他也認為「其功效遲速與利弊輕重」也難以判斷。由於上海已有一些外國人開辦的機器廠，他認為最穩妥的辦法是以適當價格就地收購一家，因此囑咐下屬丁日昌著手經辦此事。一八六五年夏，丁日昌得知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準備出售，而且該廠能夠修理製造輪船槍炮，在徵得李鴻章的同意後，丁以銀六萬兩買下該廠及其所存儲的全部原材料，合併原來建立的兩個洋炮局後，終於奏准成立。

問題出在總辦朱其昂身上。

一八八〇年九月，李鴻章以電報有利於防務、便利通訊為由，奏報天津至上海架設電線，以使南北信息靈通。由於李鴻章把架設津滬電線的道理說得具體明確，也由於電報在防務和洋務交涉中的重要性日益顯示出來，清政府很快批准了這一請求，即命「妥速籌辦」。於是，李鴻章於一八八〇年設立了天津電報總局，任命盛宣懷為總辦，並設立了七個分局。經過幾年努力，初步形成了能達半個中國的電報網。一八八一年李鴻章接受盛宣懷的建議，仿照輪船招商局的辦法，募集商股，決定自建津滬陸線。同年，津滬陸線建成，使南北信息相通，「調兵饋餉」，大為便捷。此外，李鴻章以加強防務為由，又先後奏設了許多軍用線。如天津至旅順口線、營口至盛京線、奉天到吉林線、福州到台灣線、新疆南北兩線等。

和老師曾國藩一樣，李鴻章的洋務活動也是從軍事開始的，而他在中國軍事近代化方面的貢獻，要遠遠超過他的老師，也超過了他同時代的其他洋務大臣。這一方面和他不拘成法的辦事風格有關，同時也是和他剛一出山就被派往列強盤踞的上海，推行「華洋會剿」政策的特殊情況有關。這一點，又是曾國藩有意為之的了。

事實表明，丁日昌辦的炮局最有成效，它能製造「田雞炮」（迫擊炮），還有能發射八十磅炮彈的「開花炮」。後來，丁日昌一直在李鴻章身邊做他的得力助手，成為「洋務運動」的積極實行者。

一八七七年，唐廷樞提出的開採開平煤鐵的計劃被李鴻章批准了，李鴻章委派他負責該項工作。

一八七六年有輪船十一艘，一八七七年又以二百二十二萬兩銀子買進美商旗昌洋行的舊船十六艘，及其碼頭、倉庫等財產，招商局初具規模。招商局總局設在上海，分局設在天津、牛莊、煙台、漢口、福州、廣州、香港以及國外的橫濱、神戶、呂宋、新加坡等處，資本共計四百二十餘萬兩，是民用企業中最有成績的企業之一。

招商局的開辦，目的在於擴大財源，但卻突破了外國侵略勢力對中國航運業的壟斷。它自創辦之日起，得到了李鴻章的多方關注，該局成立之初，只有輪船三隻，到一八八七年達三十三隻。此後始終徘徊在這個水平上，至一八九三年擁有輪船二十六隻。這個時期，它主要經營沿海與內河航運，水腳收入每年平均為二百萬兩左右，除去輪船費用、折舊提成等開支外，每年淨利達三十萬兩左右。輪船招商局開業後三年，從外國輪船公司手中擠掉一千三百萬兩的利潤，迫使美國旗昌洋行退出競爭。輪船招商局為爭回中國的航運權、發展民族經濟和保衛國防方面產生了積極作用。但輪船招商局也存在不足並最終導致了它的失敗。在輪船招商局存在的二十多年間，從整體上說它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但其經營管理技術卻存在嚴重的缺陷，從而使企業失去生命力，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導致最終失敗。

招商局在盛宣懷接管以前就僱有一些洋技|師，他自己在辦理其他洋務的經歷中也認識到聘請洋技|師是十分必要的，可問題在於局裡原來的洋技|師多而且濫，分工不明，約束不嚴，極難管理。盛宣懷當上督辦後，拿這些人開刀整頓局裡的風氣。比方說他查出總大車羅貝一點本事也沒有，就派尉霞當總大車，而且還兼任船主，一人負責兩份工作。盛宣懷沒有因為尉霞是老外給他面子，規定他同樣有幾個月的考察期，考察期間只給工錢，不簽合同，如果考察不合格，立即開除出局！一旦通過考察，盛宣懷就給予外員同樣的信任。有人說許多人對尉霞有微詞，盛宣懷不以為然：「好多事務都由尉霞一人調動，沒有流言倒奇怪了！」盛宣懷還規定洋人不准飲酒，如果發現醉鬼立即開除。經過他的調|教，招商局的洋員數量少了，工作效率提高了，每年節省下來的洋工資就近萬兩！

次日，張翼被釋放。在驚魂未定之時，德璀琳再次到訪。他聲稱目前局勢混亂，僅憑空洞的一紙手據很難達到保護礦權的目的，如果想徹底保住礦權，必須得到更大的權力空間，隨即兩個札委和一份備用合同被簽訂了。兩個札委分別從企業性質和運作手段上對於開平礦務局的原有形態徹底作出了否定，一則聲稱「或借洋款，或集外國股本，將唐山開平礦局作為中外礦務公司」；另一份札委寫的則更加直白「廣招洋股，大加整頓」；然而，弔詭的卻是備用合同中，最為重要的一則條款的賓語處竟留下了明顯的空白「將該礦務局的一切土地、房屋、礦山、輪船以及其他一切財產之所有權與管理權全行交給——。他將有權按其意願出售，抵押、租賃、管理、經營及管轄該項產業」。顯然，這是德璀琳有意而為之。何人具有如此之權利？待定！

李鴻章對漠河金礦取得的成就很滿意，他上奏朝廷，要求對前後兩個總辦，也是金礦的功臣李金鏞和袁大化給予追恤和獎勵。他把漠河金礦贏利以外的好處歸結為：自開辦以來，招回了流落到俄國的流民數千人，穩定了邊疆的生產生活秩序；開礦以前，由於漠河地處邊遠，人口稀少，俄國人經常覬覦這塊寶地，自開礦以後，從奇乾河到璦琿，黑龍江沿江二千餘里，員工、兵丁往來不絕，使得偏僻的地方驟然繁華起來，斷絕了俄國的覬覦。

一八八一年初，開平煤礦正式開鑽出煤。當時的權威媒體《申報》對此進行了報導：

據此，李鴻章採取一點點來、穩步前進的策略。開平礦務局在李鴻章的授意下就在這一年便以要運煤以方便商業為理由，將唐胥鐵路延長到蘆台附近的閻莊，總長從十公里延長到約四十多公里，改稱唐蘆鐵路。同時，李鴻章趁熱打鐵，成立了開平鐵路公司，招集商股二十五萬兩。就在一八八六年底，李鴻章又與奕譞相商，提出將唐蘆鐵路延長修建到大沽、天津。一八八七年春，由奕譞出面奏准動工修建，強調這段路是「為調兵運軍火之用」，並將開平鐵路公司改名為中國鐵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這條從唐山到天津的鐵路全長終於達到一百三十公里左右。可以看到，從一八八〇年修唐胥路到一八八八年延長到天津，幾年間李鴻章一直緊鑼密鼓，不放過任何「可乘之機」，硬是一點點修成了鐵路。其間當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剛修成時，一位英國工程師用礦上的廢舊鍋爐改造成一台蒸汽機車拉煤時，卻遭到頑固派的反對，曾不得不改用騾拉運煤車皮，幾經周折，方許蒸汽機車運行。唐山天津線修通後，李鴻章視察了這條鐵路。他在校閱北洋海軍之後，從山海關乘坐火車回天津，他懷著異常興奮的心情說：「自山海關至天津六百餘里，半天就可以通達，極為便速。沿途閱視所作橋軌工程，均極堅穩，每里工價，較之西方國家更為節省」。

李鴻章立志於經辦「洋務」。後來被史家稱為「洋務運動」中許多轟轟烈烈的事件，都與他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他的很多活動和功績，成為「洋務運動」中最重要的部分。「洋務運動」興起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由於太平天國的崛起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一些有遠見卓識之人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事務的主張。他們雖然出身、地位不同，但是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不摒棄中國的固有傳統。在朝廷內部，也有一些大臣投入了「洋務運動」。其中，較有名氣的有奕訢、文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等。這些倡導「洋務運動」的人，在近代史上被稱為「洋務派」。李鴻章自和圖書從知道「利器」的妙用之後，就開始購買洋人的武器，可是買來的武器又貴又不會使用。於是，李鴻章產生了建立中國自己的軍工企業的強烈願望。而且他認為，更重要的是要培養一大批相應的軍工人才。「才大心細」的李鴻章曾算過一筆賬：一發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三十兩銀子，一萬發銅帽子彈要賣到十九兩銀子。大清國憑什麼要把白花花的銀子給洋人？

對於那些保守的傳統儒家官員來說，李鴻章的言論無異於癡人說夢，杞人憂天，荒誕離奇，驚世駭俗。因為他們還沉浸在幾千年以來的天朝大國之夢中，從沒睜眼看過世界的萬千變化。在他們眼裡，華夏文明幾千年，中國地大物博，古有漢唐氣象，今有康乾盛世，難道還比不上那些蠻荒之地？有什麼需要向他們學習的？甚至那些愚昧無知的頑固派叫囂道：「我們儒學以理服人，以德化人，以文教行天下。道為本體，器為末用。難道西方那些奇技淫巧學來餓了能當飯吃？冷了能當衣服穿？」

開平礦務局開辦的直接目的就李鴻章等人的初衷來說，一是為了解決國內輪船、機器的燃料問題；二是同洋人「爭利」。從實際情況看，第一個目的完全達到，第二個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各通商口岸所需煤炭差不多全為洋煤所壟斷，整個天津市場都是日本煤炭的暢銷場所。開平低價優質的煤炭迅速佔領了市場後，不但國內中小商人無法與之競爭，在華洋商也受到了衝擊。

那麼，西方的先進方法究竟是怎樣的呢？

總之，李鴻章在興辦中國近代礦業問題上，主張向西方學習，在晚清官僚士大夫中是不多見的。他為近代中國礦業的興辦所進行的反覆宣傳，所付出的巨大心血，所產生和形成的理論和實踐經驗，為二十世紀中國礦業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李鴻章的功績是磨滅不掉的。

原來，十八世紀中葉，英國人瓦特改良蒸汽機之後，引發了一系列的技術革命。機器生產逐步取代手工勞動，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了個體工場手工生產，並迅速由英國波及整個歐洲大陸，十九世紀又傳播到北美地區。這就是世界上著名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引發了煤炭開採、鋼鐵冶煉、船舶製造、鐵路運輸、武器軍火等各方面的飛速進步，歐美國家因此在短短幾十年裡一個個都強大起來，把閉關自守的清王朝遠遠地拋在了後面。

表面上看來，鄭觀應拒絕接受任命，是因為他管理經營的上海機器織布局破產，已無心氣再接受大的委任。而實際原因並非如此。他在招商局待了兩年，將招商局內部的各種關係看得很透，官督商辦說起來好聽，商方負責贏利，官方負責監督，可實際上官方控制很嚴，商人發展很難。他在一封給唐廷樞的信裡道出了自己的心聲：招商局雖說是官督商辦，可各個總辦、會辦、幫辦都是由北洋大臣任命的。雖然如今李公任北洋大臣，器重我，支持我的工作，可李公總不會永遠擔任北洋大臣，掌握實權。我恐怕將來招商局有了起色的時候，北洋大臣已經是張公、王公、趙公了，他們可不會像李公那樣信任我們，聽了別人的讒言，很容易不問是非就輕易把我們扒拉到一邊了，那我們這麼多年不是白幹了嗎？再說像我們這種人，每天只知道幹活，說話辦事也不懂避嫌，又不會幹溜鬚拍馬的行當，一旦有個好歹，連個援助的人都沒有啊！

漠河金礦的蓬勃發展，讓清政府感到，自己終於找到了聚寶盆，搖錢樹，於是他們反覆向漠河金礦勒索敲詐，一會兒要求捐助軍餉，一會兒又要錢賑濟災民，光是報銷費一項就累計達八十五萬兩之多。沒有一個企業能夠經得起這樣的折騰，漠河金礦開始走向衰落。

李鴻章對盛宣懷的工作很滿意，然而他更滿意的還是自己首創的「官督商辦」企業形式的成功。

沈葆楨反對這種消極政策，認為既然抵擋不住洋人鋪設電線，不如立足現實，自行舉辦電報事業。他積極呼籲李鴻章倡辦此事，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寫道：從天津到上海、再到廣州，洋人均設電報。國外信息盡在洋人掌握而我未知，尚可交代；然而，國內信息洋人盡悉而我不明，如何說得過去？

李鴻章在「講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訢讚賞，在奕訢給皇上的奏摺中，他對李的「雇覓英、法洋弁教練兵勇」、「不惜重貲，購求洋匠，設局派人學制」誇讚不已，認為「得此利器，足以摧堅破壘，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無有過於事也」。因此，他對「洋器」也饒有趣味，「臣等聞其製造此器業有成效，隨即專函往詢。」李鴻章的這封長信就是對恭親王「專函往詢」的回覆。

在近代中國，向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學習，創辦近代化的電話、電報等通訊服務事業，亦是洋務運動中一項重要內容。它的最初提倡者是沈葆楨、丁日昌等人，而首先實辦的，卻是李鴻章。

李鴻章除了經營以「求強」為目的的軍工企業外，還開始興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企業。他從所謂「求強」出發，把西方軍事工業移植過來，力圖加強清王朝的武裝力量。然而，軍工企業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是整個政治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環節，把這個環節孤零零地摘取下來，移植到中國，由於缺乏社會經濟發展的穩固基礎，結果發生了許多畸形現象和一連串的困難。

接著，李鴻章又趁熱打鐵，上奏朝廷在開平附近再增開林西煤礦作為附屬礦區，不久便被批准。開平煤礦逐步走向系統化、規模化，人氣也不斷上升，原每股一百兩轉眼間升到了一百四十兩、一百五十兩，還有人願意以每股二百三十七兩的高價大批買進。當初猶豫觀望、未敢入股的商人紛紛後悔不迭，大嘆自己目光短淺沒有遠見，沒能把握住商機。

從以上所述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李鴻章在中國近代礦業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首先，他開辦的眾多礦業，有成功的、失敗的。但都促使人們擴大了政治視野，從關心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出發，認識到只有以開礦為契機，建立起龐大的重工業體系，中國才有希望走上民富國強的道路。其次，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在興辦礦業過程中，不僅為中國社會帶來了西方國家新機器、新知識、新技術，造就了一批近代化礦業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而且開始改變了人們頭腦中那種手工採挖的落後經營方法和滿足自給自足的思維方式。第三，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所辦的新式礦業，不但保護了中國工礦權益，而且因在國際市場上獲取利益為中國爭得了榮譽。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使中國和李鴻章一蹶不振，洋務事業也隨之走入低谷。一八九八年之後，漠河金礦沒有了李鴻章的庇護後，更加事事不順，迅速衰敗，每年的黃金產量只有幾千兩，這個數字連應付清政府的勒索都不夠，更不要說維持自身的發展了。

一、修鐵路有利於外敵入侵。認為如修築津通路，一旦外敵入侵即可經由鐵路直達京師。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開平煤礦發生劇變。

最先提議開辦漠河金礦的人是黑龍江將軍恭鏜，而非李鴻章。所謂黑龍江將軍，是清朝設在東北邊疆的一種行政建制，將軍並不只管理軍隊，而是統管當地的行政、軍政大權，與督撫職能大致相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人偷偷越過國境線，跑到中國漠河一帶挖金子，被黑龍江將軍恭鏜派兵驅逐。恭鏜上奏清帝：漠河所蘊黃金，與其由外國人偷挖，不如我們自己光明正大地挖；與其任民間私挖，不如由國家出面開設金礦，有組織地挖。如此，於國於民都有利。此時，清駐俄公使劉瑞芬得到情報，被趕回去的沙俄人為了得到漠河金礦，他們已大規模組織官紳集股，不奪得漠河金礦誓不罷休。清政府從鞏固防邊、充實國庫的角度出發，命熱衷於開發礦業、又有開辦開平煤礦和輪船招商局等企業經驗的李鴻章全權負責籌辦此事。李鴻章則派道員李金鏞負責此事。

李鴻章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確有其事。清政府當時有這樣的規定：空船過各關口的時候和滿載的船收稅是一樣的。輪船招商局的主要任務是為國家運輸漕糧。但每次運輸米糧到湖北，回來的時候總是空船而歸，故此，李鴻章下令，在他所管轄的北洋範圍內的三個關口，招商局的空船免去二成的關稅。儘管免去二成，空船而歸還是不合算，李鴻章又網開一面，規定湖北運往外地的茶葉，如果是搭載招商局的輪船，每百斤茶葉只交六錢銀子的出口稅就行了，如果再進口則不必交稅。這項優惠只適用於輪船招商局的船隻，其他船隻不可享受。在中法戰爭期間，外國公司為了擠垮輪船招商局，一起壓低船運費用，他們所開的低價實際上是賠本的。李鴻章允許招商局在為國家運輸漕糧的時候，可以把價格略微抬高，比外國公司高一點，以保證不虧本。輪船招商局從建立至此時，虧欠官債和洋債加起來將近二百萬兩。如今雖然經濟好轉，但官債洋債一起歸還還是有困難的。於是，官債可以先不還，先還洋債，以免多交利息。至於官債嘛，都是一家人就把利息免了吧，等洋債還完了再說……所有這些優惠在輪船招商局的發展和恢復中都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盛宣懷一定要堅持官督商辦、堅持跟著李鴻章走的好處。他把這種關係叫做「宣懷在下面堅持，老師（李鴻章）在上面批准」。

到一八九〇年十月，李鴻章改派輪船招商局會辦之一的馬建忠接辦局務，允許他挪用仁濟和保險公司公積金三十萬兩作為周轉基金。馬建忠接任後，墊付舊款，添買新機，修造廠房，終於使上海機器織布局在經過十餘年的籌備之後開機生產。所用機器包括由英、美購置的軋花、紡紗、織布各機全套，紡錠三點六三五萬枚，布機五百三十台，僱傭工人約四千名。投產後，營業興盛，利潤豐厚。一八九三年十月，由於經營管理混亂，工廠失火，全廠被毀，在艱難中發展起來的中國近代第一座大型紡織廠毀於一炬。

一八七六年，丁日昌受命為福建巡撫後，秉承李鴻章的旨意，上疏建議在台灣修築鐵路以防外安內。

一八六五年，李鴻章接替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他看到，原來所設立的三個洋炮局設備不全，就在曾國藩的支持下，購買了上海虹口美國人的一座旗記鐵廠，將它和原來設在上海的兩個洋炮局合併，擴建為江南製造總局。江南製造總局規模極大，該局用兩江海關二成的洋稅作常年經費，主要製造軍械。此外，江南製造總局還附設譯書局，專門翻譯外文科技書籍。

十月，回到倫敦總部的胡華將賣約交給了墨林，老謀深算的墨林考慮到中國政府肯定不會輕易放手這家企業，而俄、法等國際勢力也勢必將阻撓侵吞開平。於是，他將礦權轉移到了國際財團「東方辛迪加」的名下。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依照英國公司條例，一家名為「開平礦務有限公司」的跨國企業在倫敦誕生了，而註冊者正是大財團——東方辛迪加。

漠河金礦在李鴻章的關愛下迅速發展，礦工人數兩年之內由五百多名增加到二千多名，產金量在第一年就達到一萬八千餘兩。此時洋務興辦在國內已初具規模，礦中所用機器不用從國外購買，均由吉林機器局製造，節省了不少資金。吉林機器局還為漠河金礦製造了兩艘小輪船，以便於水上運輸。

唐廷樞草擬的《開平礦務招商章程》，盡量體現「官督」和「商辦」兩個特色，兼顧官商雙方的利益。李鴻章對這一章程表示滿意，但還是從官方立場對商人做了一些限制。如規定商人所投資金，只能用於辦礦，不准移作他用等。

胡華到中國後，奔走於華北各地，廣泛搜集有關開平礦藏的情報，僅用短短五個月就向墨林先後呈報改組開平礦務局的兩個方案。「開平煤礦實際資產按大大壓低了的估計也有七百一十五點九六萬兩，折合一百零四萬鎊。」並由此得出結論：「這項產業肯定值得投資一百萬英鎊；這個企業絕不是一項投機事業，而是一個會產生非常高的盈利的實業企業。」就在這份報告完成的同時，一件足以影響近代中國命運的變亂發生了。

雖然李鴻章一開始辦工廠是為了鎮壓太平軍、捻軍等農民起義，但他的洋務思想在不斷深化。他後來的活動表明，他辦工廠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對抗外國侵略，用以「自強禦夷」，維護清朝的統治和國家的安全，也就是實現曾國藩所說的「自強」。這一點上，李鴻章不但沒有背叛曾國藩，而且比曾國藩走得更遠，貢獻也更大。

一八六四年五月，同太平軍作戰即將結束，李鴻章再次強調製器之不可緩。他在致總署函中說：「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日本製造，現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虛聲恫嚇，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由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日本以每噸七到八兩紋銀的高價將廣島、三池的煤運到天津傾銷，幾乎壟斷了天津市場。開平煤在天津上市後，以每噸四兩五錢到五兩的價格出售，使日本煤兩年之內削減了三分之二，不到十年就基本沒什麼市場了。不僅是在天津和其他內地省市，開平煤還不斷地運往香港和國外，每年銷往國外五百多噸，而香港則達到數千噸。李鴻章所期望的，也就是開平煤到國際市場上與洋商爭利的這個願望，真正地實現了。

當月，依照開平礦務有限公司董事部委任，胡華和吳德斯分別出任了礦務局的正副總辦，並以新股票兌換舊股票的模式完成了資產的轉移。就這樣，開平煤礦淪為了西方人的企業。

丁日昌，字雨生。廣東豐順人。他曾任江西萬安知縣，當時李瀚章是丁日昌手下的贛南道。丁日昌因為萬安失守被革職，投奔到曾國藩處當幕僚。曾國藩很欣賞丁日昌的才幹。李鴻章組建淮軍的時候，就想要丁日昌跟自己去上海，曾國荃則提出要丁日昌跟自己去攻打天京。曾國藩誰也沒有給，把丁日昌和李瀚章一起派到廣東去辦理釐金了。當時還在到處尋找人才的李鴻章聽說丁日昌在廣東軍營，已經督製出了大小炮硼三十六尊，子彈二千多顆，十分羨慕。心想如果能讓他來主持炮局就好了。李鴻章於是使勁追著曾國藩要人，終於奏請朝廷批准把丁日昌調到上海主持炮局。

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發展得轟轟烈烈。一九〇〇年一月，慈禧不顧西方外交人員的抗議，發佈維護義和團的詔令。直隸總督裕祿於是由本來剿滅義和團，轉變成扶助義和團。除了向團民發放餉銀外，裕祿還邀請義和團的首領大師兄到天津開壇聚眾。於是山東的拳民湧入直隸。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壇請神、燒教堂、殺洋人、殺清軍，並到處毀壞鐵路及電線桿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萬名拳民佔據。慈禧派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和順天府尹趙舒翹到涿州調查。結果剛毅回京後，向慈禧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朝中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

經費來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應求，轉運維艱，技術落後，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亂等等，堵塞了軍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通道。為了解決這一些問題，就必須為軍事工業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體系。因為「武器的生產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的」。於是圍繞軍事工業而興辦民用企業的問題就被提到日程上來。

幾天之後，八國聯軍侵佔了開平礦山、秦皇島港以及天津城。駐守天津的英軍巡邏隊在租界內的一處民房裡逮捕了張翼，罪名是「疑與拳匪相通，飼鴿傳遞消息」。張翼被關進了怡和洋行地下室的一間屋子裡，這位平日裡驕奢淫逸的督辦大人陷入恐慌之中。

第二，李鴻章等人從購買船炮到自行製造的舉動，為中國近代社會帶來了一種實實在在的新生產力，並且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產生開了新風氣。

鐵路修通後，將導致成千上萬原來的水手、船夫、客店主貧困失業，斷了他們的生計。面對眾多位高權重的大臣的強烈反對，李鴻章這次因有醇親王支持，所以與頑固派針鋒相對，反覆辯駁，毫不示弱。對於鐵路「資敵」的責難，他反駁說敵人前來也必須用機車、車廂運兵，我方可先將機車、車廂撤回，使敵無車可乘；另外，到時還可以拆毀鐵軌或埋下地雷，使敵人不可能利用鐵路長驅直入。相反，鐵路將使中國運兵更加快捷。針對「擾民」觀點，他以修築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鐵路為例，認為修路應當盡量避免拆毀民間房屋墳墓，萬一無法避免時，只要給居民以「重價」，民眾就不反對修路。

在丁日昌把美商旗記鐵廠買過來之後，李鴻章把它原來的名字改為「江南製造總局」，稱此係「正名辨物，以絕洋人覬覦」。其實，如果深究一下，李鴻章把原來的廠名改成江南製造總局可能還有其他的意義。這明明是座兵工廠，它的英文名稱即「Ｋｉａｎｇｎａｎ　Ａｒｓｅｎａｌ」（江南兵工廠），但他卻不像此前辦的「洋炮局」、「軍械所」那樣，名正言順地給工廠冠以軍工之名，其原因就在於他認識到「洋務」遲早要突破「求強」的「軍工」範圍，進入「求富」的「民用」領域，這種認識極為超前。他明確寫到軍工只是目前的救急之用，因「機器製造一事，為今日禦侮之資，自強之本」，而更根本的目的還在於民用以「求富」：「臣查此項鐵廠所有，係製器之器，無論何種機器，逐漸依法仿製，即用以製造何種之物，生生不窮，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鑄造槍炮藉充軍用為主。」「臣尤有所陳者，洋機器於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製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臣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無從為之區處。」

這一年的九月，李鴻章調丁日昌到上海，又建了一局，仿造短炸炮以及各種新式炮彈。三個洋炮局先後wｗｗ.ｈetｕbook.cｏｍ.ｃｏｍ成立，李鴻章將其合稱為上海「炸彈三局」，當時又稱之為上海洋炮局。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國近代鐵路建設是在李鴻章的倡導和努力之下揭開序幕的。換言之，近代中國第一條鐵路和第一個鐵路的公司與李鴻章的關係密不可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社會，封建勢力空前強大，反對鐵路的呼聲甚囂塵上。在這種背景之下倡導和主持修建鐵路，體現了李鴻章的遠見卓識和追求新事物的百倍勇氣。李鴻章作為洋務運動的主持者之一，敢於承認中國不如西方的地方，勇於學習西方長技。

一八七九年初，中國近代第一家棉紡織企業——上海機器織布局，購買了虹口一家銀行的貨棧作為基地，著手興辦。李鴻章任命鄭觀應為會辦，唐汝霖、卓培芳、長康為幫辦。在籌辦過程中，因會辦鄭觀應挪用股本進行投機暴露，曾一度停頓。一八七九年秋天，李鴻章又委派浙江候補道戴景馮「就近兼理」上海機器織布局事務，委派吳仲春、龔壽圖兩個道員會同辦理。但由於這些人缺乏管理新式企業的經驗，在主持局務的一年時間裡，招股集資的工作毫無進展。

李鴻章倡導修建鐵路也經歷了坎坷道路。由於遭到極端守舊勢力的強烈反對，進展十分緩慢。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國際上，自由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加劇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邊疆危急局勢到了空前的程度。為了加強國防建設和解決洋務軍事工業原材料的供應問題，李鴻章決定倡導建造中國鐵路。

一八六三年，李鴻章僱用英國人馬格里，會同直隸州知州劉佐禹，首先在松江設立了一個洋炮局，主要製造炮彈銅帽等軍用品，這是上海最早成立的洋炮局。

在興辦洋務的過程中，李鴻章為了挽回沿江沿海的航運業，抵制外輪的侵奪，委派沙船富商、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朱其韶兄弟在上海洋涇浜永安街設局招集商股，定名為「輪船招商公司」，這個公司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與閉關鎖國的清政府相比，十九世紀的西方人的採煤方法已經很先進了。他們尋找煤礦時，先觀察地勢，等確定煤礦的位置後就鑽探一個洞來測定煤礦的虛實，如果確實有煤，而且煤質合乎開採標準，就同時開兩個井口。兩個井都深入到煤礦的最底層，再在兩個井之間開一個橫道，使兩井相通，這樣氧氣就可以進入礦井，供礦工呼吸和點燈用，但燈必須是用玻璃密封起來的。整個礦井內用粗大的木頭支撐起來，在井底還開出一條小路，路的旁邊挖一道小溝，使水匯聚到小溝裡，而不至於滿坑亂流。從小井裡放入抽水機，有水就立即抽乾，既可以通風又沒有發大水的危險。這是對礦井的技術處理。至於挖煤的方法，是先挖煤底和兩邊，用大鐵錘敲擊煤層，煤塊自然震落下來，然後用手推車或者肩挑擔運到大井底下，再用機器運出礦井。此法每天可採煤四到五噸，且採到的都是深層的好煤。而同時期中國開採方法最先進的開平人，每天拼了命地挖，也只能採到四五百斤淺層的次煤而已。

第一，不論是金陵製造總局、江南製造總局還是天津機器局的興建和擴大，都是在太平天國、捻軍等農民起義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所以，如果李鴻章為對付農民起義而製造槍炮，是沒有多大必要的。相反的，從前述促使李鴻章設廠製器的原因來看，「自強禦夷」的目的是主流。

他的名字叫做赫伯特．胡佛，出生於美國愛荷華州。父親是一名鐵匠，在胡佛六歲時去世，又過了三年，母親也去世了。成為孤兒的胡佛先是寄居在叔叔家，兩年後遷居舅舅家。胡佛白天在伯父開辦的俄勒岡土地公司裡當辦公室雜役，記賬、打字，晚上讀商業夜校。畢業後他在加利福尼亞州當了兩年礦工，每班工作十個小時，卻只能掙到可憐的兩美元。也許連他自己也不會想到，正是這樣一個孤兒會在一九二九年那個全球經濟最晦暗的春天走上美國權力的頂端，成為白宮的主人。儘管他的傳奇經歷在那場經濟風暴的遮掩下已經顯得涓埃之微，但是他的發跡史又與開平礦務局的倒賣是如此密切相關。

李鴻章委派洋務派得力幹將盛宣懷為興國煤礦礦務督辦，總管湖北礦業開發之事，並從直隸練餉直接撥給二十萬串錢以為資金。盛宣懷翌年即在興國開挖煤窯四十多座，但他沒有像李鴻章期望的那樣購買新式機器、以西法採煤，而仍用土法，只採表層，採光了就換一個礦重新開掘，不但生產能力低——四十多座煤窯半年產煤不過二十噸，不如西方國家一口礦井一星期的產煤量多，而且是對資源的極大浪費。如此陳舊落後的生產方式根本不是李鴻章所提倡的新式礦業。沒過多久，李鴻章就忍痛關掉了湖北興國煤礦。沒有錢就無法購進先進的採煤機器，無法聘請經驗豐富的外國礦師，無法採用建礦井時即消耗巨大的西式開採方法。如果全部採用西法，當年大約需要經費六萬兩。從正式開掘到贏利這段時間，所有資金都得墊付。清政府允准李鴻章開辦新式煤礦時只想到會增加收入，沒想到也根本無法承擔這些賠墊。國家、地方都拿不出錢，更不用說李鴻章個人了。李鴻章認為，開礦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經費問題。

中國近代棉紡企業，與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局等新式企業一樣，也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棉紡織業的欺凌刺|激下產生的。

因此，不論是從抵制外商侵略還是從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的角度來考慮，採用近代化手段來開採中國的煤鐵礦藏都是一個刻不容緩的急需解決的問題。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電報局成為規模僅次於輪船招商局的新式企業，業務遍及南北各省。李鴻章興奮地說：「五年來，中國創設沿江沿海各省電線，總計一萬多里，國家所費無多，巨款來自民間。當時正值法人挑釁，將帥報告軍情，朝廷傳達指示，均相機而動，無絲毫阻礙。中國自古用兵，從未如此神速。出使大臣往來問答，朝發夕至，相隔萬里好似同居庭院。舉設電報一舉三得，既防止外敵侵略，又加強國防，亦有利於商務。」

江南製造總局開局之初，就有過「各委員抨考圖說，以點線面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就廠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觸類旁通」，造成大小機器三十餘座的事實。

韓殿甲和丁日昌分別主持的炸彈局，「都不僱傭洋匠，只選中國工匠，仿照外洋做法」，分別用手工鑄造炸炮。這三個炸炮局所造的炮，大多限於輕便的短炸炮，炮重不滿五十斤，每月只造六至七尊。炸彈則每月可出產萬餘顆。

李鴻章感慨萬千，發誓「從此就絕口不談修鐵路」這件事了。然而，他感到中國交通阻滯，調兵運餉，緩不濟急，同時他考慮到軍事工業尤其是煤礦之類民用企業，產品產量激增，急需解決運輸問題，並且此時的他逐漸意識到「求富」與「求強」的內在聯繫，意識到經濟力量是國防力量的基礎，只有發展經濟，才是中國由弱變強的主要途徑之一，因此，儘管他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一再碰壁，但仍在等待時機興建鐵路。

一八七八年正式成立開平礦務局，官督商辦。一八七九年，也就是開平煤礦開張的第二年，原定八千股資金才招到七千股，煤鐵的挖掘工作很難全面展開。針對這種情況，李鴻章經過認真分析，認為煤礦與鐵礦兼開會導致兩者不成，只有放棄成本較高、需求又較緩的鐵礦，集中精力專開煤礦，才能取得初步勝利。只要成功邁出第一步，將新式礦業在中國推廣，以後再開發開平鐵礦也為時不晚。

另外，盛宣懷高喊「官督商辦」的口號，也並非只是為了強調自己這個督辦的權利。在當時的條件下，官方確切地說就是李鴻章的參與，給輪船招商局帶來了許多實惠和優惠，沒有這些關照，招商局根本就不能存在這麼久，並且斷斷續續一直在發展。李鴻章也說：「每當此局危急的時刻，都是官方出面維持，或是投入資金，或是減免關稅，才使得招商局日見起色。」

李鴻章這種美好的願望，立即遭到了來自方方面面的反對。李鴻章寫信給奕訢為首的總理衙門說：中國的士大夫每天沉醉於文章的詞句和練習寫小楷字中，而武將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對於外國的武器，有人認為沒有必要學習，有人認為學不會。在奏摺中，李鴻章力陳己見，還這樣描繪蒸汽動力運轉的神妙：鏇木、打眼、絞螺旋、鑄彈諸機器，皆綰於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撥動鐵輪，輪綰皮帶，繫繞軸心，彼此連綴，輪轉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以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帝國裡，李鴻章能夠如此細緻地觀察蒸汽機的運轉原理，這著實令人驚嘆。

因為有這樣出色的表現，所以李鴻章把他調過來主持輪船招商局的工作。

經過初步的洋務實踐，李鴻章漸漸瞭解了西方。他驚奇地發現，西方不僅軍事強大，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是國人想像的那種蠻荒之地，而是驚人的富庶之地。

後來，由於清政府隨意挪用經費籌辦慈禧太后六十壽辰慶典，所以關東鐵路無法進一步延伸下去，加之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全路接續工程被迫停止。

一八七五年，李鴻章的請求被清政府批准了，李鴻章開始在直隸磁州試辦礦業。李鴻章派自己的親信、江南製造總局馮焌（ｑū）光和天津機器局吳毓蘭負責籌建；資金則由江南、天津兩局墊銀十萬兩，招商集股十萬兩；設備委託英國商人海德遜到英國訂購，並在英國聘請工程師。李鴻章的願望是美好的，但試辦礦業卻以失敗告終。因為當時的守舊勢力處處從中作梗，奸商謀利欺哄，加上交通不便，磁州煤鐵礦沒能開辦起來。直隸礦業未成，李鴻章又聯合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李瀚章奏請在湖北興國開辦煤礦，再獲清政府允准。

一八七三年一月，輪船招商局正式獲准設立，朱其昂任總辦，官督商辦，經營江浙漕糧運輸及各種客貨生意，既辦公又辦私，既運貨又載人。眼看著輪船招商局一步步走上了正軌，李鴻章心裡又欣慰又擔心，欣慰的是自己又一個傑作問世了，擔心的是它會不會像其他洋務企業那樣多災多難。果然，開張不到半年，問題出現了。

李鴻章在實踐中感到：「天地之間，大自然賦予的寶藏，才是老百姓日用的來源。」他認為每年都要拿出大筆銀錢來向外國購買煤鐵，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於是，李鴻章從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角度，給朝廷上了一個摺子，要求興辦新式礦業。

老朋友德璀琳的出現使張翼緊繃的神經多少感覺到了輕鬆。德璀琳設法解救其脫離險境的保證，使得張翼對於這位異邦朋友的品德更加深信不疑。當德璀琳提及天津煤棧被焚而唐山、林西又不通消息時，神色莊重、表情憂鬱。他說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條件下，俄軍正在伺機南下侵佔礦區，如要保住煤礦只能依賴英國。至於如何保全，他提出——「中英合辦」。雖然張翼對於中英合辦煤礦的提議有些遲疑，但考慮到自己當下的處境，還是勉強答應了下來。

太古首先在漢口展開攻勢，運費從七八折降到五六折，接著是三四折，最後竟跌到一折、五厘的低度！怡和也不甘示弱，跟著跌到了一折。鷸蚌之爭，漁翁得利。運輸商搞價格戰，最終得實惠的自然是它的下家了。他們看到太古、怡和的價格如此低廉，便一窩蜂地到他們那裡去運輸貨物。這樣，招商局的生意幾乎被搶光。盛宣懷面對壓力鎮靜分析了各方面的情況，認為不可能所有的業務都跑到太古、怡和，總會有因航線不合適等原因的客戶到我們這裡來，招商局的折扣只打到三點五到四折，只要有生意來，我們就坐看太古的一折、半折能堅持到什麼時候。他還注意到太古和怡和之間不是鐵板一塊，太古一直就看不起怡和，而怡和負氣對太古不能相讓。盛宣懷決定利用二者之間的矛盾，聯合怡和對付太古。他始終堅信，做生意以贏利為主，沒有哪一家公司會離開「利」空談「義」。太古的折扣以排擠招商局為主，談不上贏利，絕對堅持不了多長時間。他總結商戰的經驗說：「能戰然後能守，能守然後能和，沒有不能戰不能守就和的道理。古人說得好，只有勢均力敵才有和談的基礎，如果我們事事遷就，委曲求全以求和好，他們見我們底虛了，必定要提出許多非分要求，那樣我們就勢必吃虧才能求得和議。」

讀史至此，不能不使人備感遺憾，近代中國的歷史被李鴻章的後一種預言不幸而言中，近代中國「無以自強」，迅速強大的日本豈止是「傚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而是成為中國最瘋狂的侵略者。不過，幾年後當他初掌全國「外交權」時，卻一度忘記此言，居然主張「聯合日本」對抗西方！這說明，當時他提出日本對中國的潛在威脅主要是為了激勵國人。

朱其昂去世後，李鴻章命江蘇候補道員葉廷眷接任。

上海機器織布局雖被大火焚燬，但它的豐厚利潤及與洋人爭利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吸引和促使著李鴻章重整旗鼓、繼續開辦的決心。經過一年時間的緊張籌備工作，一八九四年九月，華盛機器紡織總廠成立並部分投入生產，有紗錠六百一十五萬枚，布機七百五十架，工人四千餘人，規模比上海機器織布局更大。但由於商人不敢貿然入股，李鴻章只得動用官款加以扶持。從而使原來上海機器織布局那種官督商辦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逐漸轉變成官辦為絕對優勢的企業。一九〇一年李鴻章去世之後，盛宣懷藉口華盛機器紡織廠虧本太多，要實行招商頂替，改名為「集成紡織總廠」，不久又改名為「又新紡織總廠」。所謂招商頂替，實際上是盛宣懷個人資本居多。至此，華盛機器紡織總廠由官辦又轉化為買辦資本性質的企業。

一八七〇年，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對崇厚所辦天津機器局進行了接管並加以擴充。天津機器局在李鴻章的經營之下，分設東西兩局，規模比以前大得多，主要生產火藥、槍彈、炮彈、水雷等，輔之以修造船艦等。產品主要供應淮軍以及北洋水師之武器裝備。

李鴻章初次來到上海租界時，被租界那種不同於京城的繁華所吸引。那異域風格的場所，那高大雄偉的建築，又讓李鴻章隱隱約約感受到了一種壓力。洋人在領事館內還養了很多動物，有牛、馬、羊、鹿，還有很多鳥。這些體形高大的動物悠閒地在館內散步，神情舉止也好似那些高傲的洋人。街上不時有身穿西式長裙的女士走過，她們舉止優雅的神態和外國小孩燦爛的笑容，都使李鴻章強烈感覺到西方人生活的富足悠閒。此後，李鴻章多次考察比較中國和外國的情況，終於得出了中國如果想自立於世界列強之間，必須先「富」而後才能「強」的結論。

張翼因事關重大，未敢應允。胡華對張翼反覆施壓，一方面聲稱要將他倒賣國家資產的行為公之於眾，另一方面通過外交手段相威脅，甚至以外國軍隊重新佔領礦山逼迫其就範。最後，雙方妥協，商議擬訂了一個副約作為備忘錄，與移交約一起，同時簽押。在張翼的要求之下，合同中訂立了如下條款：「張翼仍為開平駐礦督辦，並有權委派一中國總辦，管理開平事務；華洋股東議事之權無異；華洋各股平沾利益等。」

此時的李鴻章，儼然成了一個具有超前意識的預言家。他預言，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即將來臨。當時連恭親王和曾、左、李等實權人物為直接挽救清政府而創辦這類官營軍工企業都如此阻力重重，連他們此刻尚且無權創辦生產民品以求富的企業，根本無法想像民間可以用大機器生產日用品謀利。而李鴻章卻認識到大機器是「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而且民間必然要用機器生產以「自求利益」且官方無法阻攔這一歷史趨勢，確實識見深遠。他之所以能有此認識，因為他認為機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勞費」，「其理與法亦確然可解」，其中的道理應是中外共通的，只是以前「華洋隔絕，雖中土機巧之士，莫由鑿空而談。逮其久，風氣漸開，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將自發其復」。而「天下至奇至異之事，究必於本於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則推之必不能遠，行之亦不能久」。

朱其昂，字雲甫，居高橋。世業沙船，為淞滬巨商，捐資為通判，累至道員。清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起同美國商人在山東煙台合夥開設清美洋行，往來上海、煙台、天津各口岸經營貿易，又在北京、天津、上海、廣東各地設有華裕、豐匯銀號，承辦海運多年，任浙江港運局總辦、海運委員。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由李鴻章授意，與朱其韶共同擬定輪船招商局章程。從天津回上海，會集李振玉、胡光墉等人，以身家作抵，任招商局總辦。朱其昂熟悉漕運業務，卻對兜攬生意、運貨載客一竅不通，加上他用人不當，濫用權力，商股沒有招足，輪船招商局隨時都有陷入困境的可能。

他痛心國人對世界大勢蒙昧無知，拒不變改，語重心長地引用蘇東坡的話說：變革「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為，而恆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也就是說，當形勢從容足可以變革時，人們總不相信危機在即，因此拒不改革；直到危機來臨時，人們才相信應當變革，只是這時往往已沒有時間了。縱觀晚清歷史，清政府就是這樣被形勢步步緊逼，一誤再誤，最終喪失變革圖存機會的。

至於說到鐵路「奪民生計」，他認為更沒有道理，從國外和國內已修通的鐵路沿線來看，鐵路沿線生意發達，修鐵路、通火車只會增加各種職業。

綜觀李鴻章為實現「自強」而興辦近代軍用工業的過程，從他購買船炮到仿而製造，其性質究竟是為了鎮壓國內人民反抗還是為了「自強」而抵禦外侮呢？從以下幾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後者是主要方面。

正當清政府上下對電線鋪設與否爭論得不可開交之時，列強加緊了使電報進入中國的行動。一八七〇年，英國人在香港和上海之間鋪設了電線。專事洋務之總理衙門消極應對，允許洋人鋪設水線，卻仍反對鋪設陸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