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末，《人民文學》發表了陳翔鶴的《陶淵明寫〈輓歌〉》，使沉寂蕭條的歷史小說創作熱鬧起來，僅一年多時間便有近四十篇歷史小說冒出文壇。因此陳翔鶴寫的《陶淵明寫〈輓歌〉》被視爲當時歷史小說的「先驅」，大部分研究者都認同將這批歷史小說稱為「象徵性」的、「影射性」的敘述，是「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胸中的塊壘」。當然這種「象徵」與「影射」並不是將歷史事件直接對應到現實政治鬥爭，它更多的是一種文化象徵；因此始終和現實「隔」著一層，保持了對於政治的疏離。和此前廣受議論的歷史劇創作不同，這些歷史小說的創作沒有明顯的政治目的，也不純然為了「大躍進」口號下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兩結合」，更多的是知識者精神內面的一種探索，這尤其表現在《陶淵明寫〈輓歌〉》中。

陳翔鶴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一些憂鬱、悲觀而又苦苦掙扎的青年知識分子，帶有作者自身的投影，在題材處理和性格塑造上很有特色。

這本書的主人翁有兩位，陶淵明有《歸園田居》《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傳世；嵇康被司馬昭下令處斬，臨刑前奏出《廣陵散》，可惜已失傳了。